沈伯素

      本文概要：《史记》记载泰伯、仲雍“奔荆蛮”，建立吴国，故事广为人知。但是，吴国究竟建在何处，其都城又在哪里，却因一些史家注释的误导，错失了真正的吴国故都朱方。本文以确凿的古籍记载和出土考古为依据，纠正千年重大差错，还吴国故都朱方（镇江古称）的真实情况，并藉此激扬镇江的骄人历史。

      一、史志注释之误导

      过去说起春秋吴国的起源，无论历史学家还是教科书，甚至一些诗词，多指苏南南方的一两个城市。可是，最具权威，也是最早记载吴国起源的《史记》，以及东汉时期主要记载吴越兴衰史的《吴越春秋》，均无这个意思。司马迁在他的巨著中，以《吴太伯世家第一》记载吴国起源，这样写道：“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於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自号勾吴。荆蛮义之，立为吴泰伯。”稍后东汉的赵晔，在《吴越春秋》里这样写太伯南奔以后的事：“殷之末世衰，中国侯王数用兵，恐及于荆蛮，故太伯起城，周三里二百步，外郭三百余里”；“太伯祖卒葬于梅里平墟”。以上两部权威性著作，均未说到江南南部的城市。

      讲历史离不开地理，一些史家研究吴国历史，对《史记》加以注释，在太伯葬地梅里的地望上做起了文章。最早，三国时期魏国的刘劭、王象等在《皇览》中这样写：“太伯冢在吴县北梅里聚，去城十里”。他们奉文帝敕撰《皇览》，当年魏吴严重对立，刘、王等魏人过江实地考察并无可能，又无从引证，如此具体写梅里的地望，可知只能凭臆想。但尽管如此，再往后，一些史家注释《史记》时却纷纷不烦转引。唐代张守节在《史记·正义》的注释里，说得更具体：“太伯奔吴，所居城在苏州北五十里，常州无锡县界梅里村，其城及冢见存”；“太伯居梅里，常州无锡县东南六十里。至十九世寿梦居之，号勾吴。”似此再往后，越说越详细、越具体，就把吴都和吴县扯到一起了，把太伯、梅里全和江南南部的两座城市联系上了。又是“名家”，又是“名著”，历史也就被误导了！于是，南部那两座城市，仅在太湖一侧就建有泰伯墓、泰伯庙多座，还有什么“太伯井”“伯渎河”（夫差挖）等。“解说词”说：泰伯庙初建于东汉永兴二年( 公元154 年)，位于某市的梅村（注意：是“梅村”，而不是梅里），又名“让王庙”。太伯奔吴约为公元前1123 年，建于千年以后的庙宇，说是原泰伯故居（后改建为庙宇）；尤其是，现存规模宏大的泰伯庙，为明清建筑。解说词也说不出这些建筑具体是根据了什么，全都说是“传说”，能有几分可信度？但是，言之凿凿，“定案”一般，竟然就成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二、宜侯夨簋的出土

      研究历史，有一则特别重要的原理：考古发掘的文物，是了解、认识历史和社会发展的主要依据。后人研究历史，既要从权威的古籍原著中找依据，更要重视考古新发现，从出土文物中找依据。对后人在经典古书上的一些注释，应有必要的辨析和思考，有的仅可作参考。

      1954 年，镇江市丹徒大港烟墩山出土了一件“国之重器”——青铜器“宜侯夨簋”。商周时期，青铜器是显示王侯威严的重器，“九鼎八簋”是诸侯王室的顶级配置。此文物出土，对史学研究起到了震撼作用。现在，此簋常年陈列在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古代中国基本陈列” 厅。经郭沫若等诸多名家们考证：宜侯夨簋上刻铸的120 余字，记载了西周康王封夨为宜侯之 事。“夨”是吴国第五代国主周章的“字”。古文字学者唐兰考证，给周章封的“宜”，就在朱方。

      商周人去世，其墓葬都不会距离其生活地太远。泰伯奔吴（“奔荆蛮”）的时间约公元前1123 年，死后葬梅里，说明太伯在梅里建国，生前生活在梅里；其第五代国主周章公元前1050 年前后在位，宜侯夨簋的出土，就是公元前千余年吴都在朱方的铁证！

      宜侯夨簋的出土，大大改变了人们一个重大的历史认知：早期吴都在朱方，绝不是另外的任何城市。

      但是有人对此设疑，说“常熟虞山出现砖砌的‘周章陵墓’，且墓碑上还刻有字。”此说极易否定。因为烟墩山的出土，是周章墓在朱方无可辩驳的依据；常熟的仲雍、周章墓，都建于明朝成化年间，是其子孙出资所建；以后数十代的孙辈，如何知道两千多年前的祖墓在哪里？再说，春秋早期一般都是土墩墓，说“砖砌”墓又有墓碑，则尤其可疑。

      历史学家李学勤在1985 年发表的《宜侯夨簋与吴国》一文指出：“朱方”是商代地名在春秋时期的遗留。《汉书• 地理志》颜师古注：“会稽郡丹徒，即春秋朱方。”研究宜侯夨簋，弄清了以下历史事实：泰伯“奔荆蛮”，建吴国于梅里，稍后迁徙到朱方建都。从近年网络展示的“商朝末年形势图”看，吴国早期的位置在距离太湖较远的沿江一带。

      三、吴都的两次大迁徙

      汉以前有史籍《世本八种》，虽已部分散失，却仍不失为重要历史依据。世人多认为：越早点的史籍内容越可靠，值得人们更加重视。

      《世本·居篇》云：“吴孰居藩篱。”东汉宋衷注：“孰，仲雍字也。”藩篱，亦称番丽。唐人陆广  微《吴地记》注：“梅里又名番丽，今横山”。清人钱大昕经考证，在其《廿二史考异》卷四中云：

      “横山历史上前后曾有梅里、番丽、皋乡等名。”

      关于“孰移丹徒”：太伯和仲雍“奔荆蛮”后，朱方这个美好的地方也被逐渐发现。太伯卒， 葬梅里，仲雍当政（公元前1120 年左右），便从梅里迁到朱方建都。

      梅里迁朱方，由西而东，沿江移动，十分自然。梅里的确切地理位置，是在距句容和江宁都不太远的小丹阳附近。为证明其地理位置，有必要提到历史上的一场“衡山之战”。《左传》载：襄公三年，“楚子重伐吴，为简之师。克鸠兹，至于衡山。”鸠兹在今安徽省芜湖东北。南朝梁代的刘昭注《后汉书·郡国志》称：“丹阳县之横山，去鸠兹不远。”（此丹阳俗称“小丹阳”，今苏、皖两省交界东侧。）《太平御览》卷四六引山谦之《丹阳记》云：“丹阳县东十八里有横山……楚子重至于横山是也。”古横、衡兼用，横山即衡山。清人钱大昕在其《廿二史考异》卷四中亦认为，安徽当涂县东北之横山即太伯奔吴所奔之衡山。横山在历史上前后曾有梅里、番丽、皋乡等名。唐陆广微《吴地记》注“梅里”云：“又名番丽，今横山。”以上诸多注释都十分明确：文献中的“太伯葬梅里”，并非葬在无锡梅村，而是葬在小丹阳附近的梅里。

      梅里东南方向的茅山、北面的宁镇山脉和西面的老山、马宁山等诸山环抱，用自然山体作屏障，成为“太伯城”的“外廓”，正好符合《吴越春秋》所说的“外郭三百余里”（郭即廓）。一些注释把梅里的位置说在太湖一侧，这个“三百里”的外廓就无法解释。

      关于“诸樊徙吴”：此事也与前面提到的“吴楚之战”有关。寿梦十六年（公元前570 年），楚军攻吴，其目标正是朱方城，攻至衡山被吴击退。衡山之战后，楚军又曾一度推进到句容一带，离朱方只有几十里，吴国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寿梦去世后，诸樊即位为第二十代吴王（吴自寿梦开始称“王”），《史记集解》引《世本》曰“诸樊徙吴”，记的是约公元前559 年，诸樊向南迁都，离开了朱方。

      在后来的余祭三年（公元前545 年），齐相庆封来奔，因为都城已从朱方迁出，吴王才有可能将其作庆封的奉邑，想利用庆封“为吴伺察”（伺察，侦察、警戒的意思）。也正因庆封“为吴伺察”，公元前537 年，楚国合诸侯“伐朱方，诛庆封”。

      近年研究吴国故都者还认为：诸樊南迁后，葛城（今丹阳珥陵）、淹城（今属常州）和木渎（属苏州），都曾经在那以后作过吴国的过渡性都城。

      再后来，到吴王阖闾元年（公元前514 年），吴都进一步南迁。此事张澍稡集《世本》这样补注：“诸樊南徙吴。至光（阖闾），使子胥筑闔闾城，都之，今苏州也。”这也就是说，苏州成为吴都，相对较晚，且这段时间仅40 多年。

      四、镇江古史之辉煌

      近年，史家对吴文化起源地进行了大量研究，对镇江大量出土文物进行考古研究确认： 西周前期的吴国青铜器主要在宁镇地区发现，而不是太湖地区。上世纪90 年代初便发现古朱方一带湖熟文化密布：在丹徒范围里，发掘出了大量春秋时期的吴国文物：癞鼋墩遗址、断山墩遗址、烟袋山遗址等已成为今人旅游点。

      近年的考古发掘还有两件重要的新发现：

      一是1982 年9 月，丹徒县大港公社赵庄大队母子墩出土了500 多件西周早期的硬陶和原始青铜礼器及兵器，其中又有一件特别珍贵的文物——双鸟耳方座簋，簋座上有五个古字“伯乍宝尊彝”。

      有专家明确指出，此簋是周章之子吴侯熊遂（吴国第六代主）的墓葬品。这就更进一步说明早期吴都在朱方的事实。

      二是最近这几年，对孙家村进行了吴国青铜器铸造遗址的考古发掘，去孙家村考古工地现场参观的专家学者络绎不绝。现场具体地点就在大港南，埤城附近。考古人员介绍，通过孙家村这些年的考古发掘，发现了大量的铜质兵器制造的遗迹。这进一步证明，国家的“兵工厂”一直设在朱方。如果没有“诸樊南迁”，吴都轮不到别的任何城市。

      从泰伯奔吴（“奔荆蛮”），约公元前1123 年起建立吴国，到吴王夫差败国的公元前473 年为止，吴国前后历经了650 年，有二十代国主的都城都在朱方，多代国主墓葬也都在朱方，一直到吴都南迁以后，“兵工厂”仍在朱方。朱方作为吴都的历史有500 余年。作为古城，则至少繁荣了600 余年。可见，朱方城在中国古代史上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的地位何其显赫！

      至于说到朱方城的地望：早期的《汉书• 地理志》颜师古注：“会稽郡丹徒，即春秋朱方，”唐代《吴地记》云：“朱方，秦改曰丹徒。”此二言实意丹徒就是朱方。《至顺镇江志》云：“齐庆封宅在城南一里，即今朱方门之外。”唐诗人陆龟蒙在《庆封古井行并序》的序中道：“润之城南一里，则封所居之地，井尚存。”《光绪丹徒县志》云：“今乌风岭上有朱方门旧迹。”在唐宋年代，乌风岭一线为东夹城南垣遗址；镇江市民人所共知，乌风岭旧址就在五条街一侧。依据诸多志书记载综合分析，可以明确得出结论：朱方、丹徒和镇江不仅是同一地的地名，地望也不能分开，朱方即镇江最早的地名。史事证实：镇江作为城池，在仲雍迁朱方（约公元前1120 年）时即已存在，其古老、悠久和辉煌，是苏南之最，也是惟一，非其他任何城市可比！正是镇江的骄傲！

（作者为市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委员会原主任，社科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