润东是一个地理概念上的说法，泛指镇江历史上的东部地区，狭义上多指向镇江的扬中和东乡一带。而江苏省镇江市新区的大路镇、姚桥镇以及大港一带地处镇江市的东部，特指“东乡”。镇江市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首任会长钱永波曾在《记镇江东乡的崛起》的文章中指出：东乡“历史人文资源悠久而丰富多彩”。如“大港有国家、省、市文物保护单位15 处，其中国家文保单位是宜侯夨簋出土地——烟墩山墓地，江苏省文保单位有圌山炮台、断山墩遗址、赵伯先故居等6 处，赵声、李竟成、解朝东都是辛亥革命的先驱，还有华山畿等神话传说。”（《金山》2020 年第10 期）近些年来，润东地区的历史文化研究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尤其是东乡的红色文化，对以赵声为代表的辛亥革命将领生平研究，取得了重大的成果；而对这一地区其他类别历史人物的研究，由于资料的缺失，还处于垦荒阶段，少有问津。鉴于此，镇江市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决定组织润东（扬中与东乡）历史人物调研活动，成立课题组，对该地区重点历史人物王树勋的资料进行挖掘研究，现形成调研报告如下：

王树勋，字福康，号厚庵，镇江东乡大路镇五峰寨人。诸生。光绪十四年(1888 年) 考中举人。宣统元年(1909 年) 被荐举孝廉方正。博学能文，德才兼备。一生以塾师为业，廉洁自律，足不涉官署。育人注重品行，门徒多正直之士。热心公益事业，在维持地方风习，救助孤寡贫弱方面出力尤多，在地方上广泛受人尊敬，被当地民众认同为乡里社会德行高尚，且于地方公共事务有所贡献的学者。晚年潜心于《易学》研究，撰有《勤补斋读易集》，今失传。

勤奋读书 儒商传家

      王树勋是扬中与东乡一带著名的“乡贤”，有德行、有才能、有声望。清道光庚戌年（1850 年） 十二月，王树勋生于耕读之家。始祖王淳，字子厚，宋宣和六年（1124 年）科进士。授黄岩知县。祖父王荫昆和父亲王显谟均为太学生。其祖父“幼从先高祖受书于家塾。年十三从先高祖贾于 泰州之某镇”。其父“幼时，随大父贾于睢邑之陵城集，尝念已不获从事诗书，于是昼习贸易事， 夜分读书习书法，每至鸡之号乃寝。“”在家时，无寒暑、无风雨手一编不缀。”以勤奋读书、勤俭持家闻名乡里。他们所在的五峰王家氏族为东乡望族，始迁族后人皆立有祠堂，修家谱，种田、经商、习文各尽其能。他们和润东其他支派的王氏族人加起来，多达四万人，成为丹徒最大的氏族。五峰王家氏族中多读书人。如清道光间太学生王焕然，族人王宝山等。他们与当地的学者名人都有交往。同治间丹徒学者解为干与王宝山结交“十余年，或作客海上，或寻幽五峰，尝主其 所，所言多互相切磋之论”。当地学者周伯义、张潮普、杨元盛等曾应邀为王氏族人作传。

      王树勋继承了祖、父辈勤奋读书、儒商传家的传统。他幼年就进了私塾读书，先后从学于吉润湖、殷黼卿、田琢如、朱握瑜、蒋藻初、戴觐廷诸塾师门下，又得到当地学者田菊轩和王兰人的指导，持之以恒，精研举子业，成为一位取得功名，享有文化知识的学者。他“敦孝友，尚气节”，在东乡承担了一个农耕时代文明得以延续发展、社会秩序得以稳定的重要角色。他以“重人伦”“重农桑”“端士习”“厚风俗”为主旨，维持风化，感劝闾阎，成为农耕时代伦理道德行为规范的助推者。

      在其应邀撰写的多篇谱序中，王树勋反复论述伦理道德的重要性，通过强调乡民敦孝悌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尚节俭以惜财用，兴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儆愚顽，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良善等道理，来阐述农耕文化在那个生存方式中的基本需求。如他在《随架山吴氏重修族谱序》中提出：“因修谱之举，益敦尊祖敬宗睦族之谊，将见一族之中父兄以礼让，教其子弟卑幼礼以让事其尊长。耕则为良农，读则为良士。吴氏之族不益见光大哉。”他在《当江沙张氏重修族谱序》中又说：修谱“所系尤大也。由是而敦礼让，崇节俭，士农工商各勤其业， 则所以绍家风，而迪前人光者，更得其道也。”在教化社会中发挥了乡贤和学者的积极作用。王树勋对自己子孙的教育中，也很重视道德规范和勤奋读书的家训。他在自己病中示长孙金绶的赠言里劝诫说：“孝悌为立本，恭勤以立身。”“玉以有瑕类，人多指摘加。士人重立品，当若玉无瑕。”“士能勤诵读，斯腹有诗书。实子观义理，虚字审精神。古人读书法，斯在汝遵循。”

      王树勋精通理学研究，他幼年时就对程朱理学发生了兴趣，“至老弥笃，尤服膺陆清献公（陇其），专心经史”。对学术问题有自己的见解。如他在回答“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之间的辩证关系时说：“学道以权为难，亦在善思而已。盖由学而适道而立，犹以常言，至权以处变愈难矣。然道非远也，亦在善思耳。”得出了“权必由于思”的结论。对清末时局和社会的变化，王树勋也有自己的“善思”过程，他教馆时的沪上经历，让他对清末社会的发展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他对东乡出现辛亥革命志士的壮举，亦持欣赏的态度，其子王继芳参加东乡辛亥将领赵声的追思活动并送挽联，挽联中表达了他同情和支持革命的思想。他还与积极支持赵声革命活动的大港赵氏族人赵小云、赵松茂等来往密切， 为他们撰写家传。其孙王承祖后来走上革命道路，与共产党人王洞若等建立密切关系，积极参与建国大业，或多或少也与其开明的态度有关。

      王树勋的博学和对理学研究的精深，也得益于其丰富的藏书支撑。他继承了其祖、父辈注重藏书的优良传统，不断丰富自己的收藏，成为当地知名的藏书家。尤其是他的父亲“没有别的嗜好，偏嗜读书。日常读经书，又喜欢看邸报，亲手抄录积了一寸多厚，并用心于天文卜算星命之学。庚申年间，太平军攻破丹阳扰乱我乡，存在家中的书籍全遭火毁”，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了以后再收集的藏书不受毁坏，其父曾到乐生洲中建屋，举家到那里避乱，将收藏的书籍也随之转移到那里保管。王树勋接手其父亲的藏书后，又不断补充新书，进一步充实书库，为自己读书和开展学术研究提供了便利。解放初期，他的后人也继承了其先辈热心公益事业的做法，将王树勋的藏书捐给了镇江市图书馆。经查证，该馆现存清金陵书局据汲古阁刻翻刻的《汉书》，封面题“丹徒王树勋朱墨圈校”，可以明确系王氏旧藏。

为谱作序 为人作传

      从王树勋保存下来的资料发现，他曾应邀为多家宗谱作序，并为多家谱主或乡人作传，还为乡人代笔起草过各种各样的文稿，说明了他在东乡一带受到乡民的欢迎和敬重，尤其是他对多家的谱录寻根溯源，追述各谱录中名人的特点和风范，记录各分支的繁衍过程和各自去向，见证了其深厚的考辨功力。

      在丹徒圌山脚下有一处萧家湾，群居着一支萧氏族人。他们在修谱时，慕王树勋的贤声， 邀请他为《润东萧氏族谱》作序，并为一些居住在萧家湾中的族人长者作传。王树勋接受邀请后，考辨了许多萧氏史料，理清了这支丹徒萧氏的源流。萧氏的来历源于商汤年代。他们的远 祖“因周受封于宋，其后裔食邑于萧，至春秋，宋襄公始霸，传三十二世后为齐所灭，子孙遂以邑为姓焉”。在萧氏宗族的繁衍生息中，出过许多著名人物。汉代有萧何，辅助刘邦起义。楚汉争斗中，他荐韩信为大将，以丞相身份留守关中，输送士卒粮饷，支援作战，对刘邦战胜项羽，因功封候。有萧望之，助汉宣帝，议论朝政。南朝宋有萧道成，掌握军政大权，封齐国公，进爵齐王。南朝梁朝有萧衍，曾任齐雍州刺史，镇守襄阳。后利用齐内乱，起兵夺取帝位，世称梁武帝。梁武帝的长子萧统也有名气，《梁书》传记中称他：“性宽和容众喜愠不形于色引纳才学之士，赏爱无倦。恒自讨论篇籍，或与学士商榷古今，闲则继以文章著述，率以为常。于时东宫有书三万卷，名才并集，文学之盛，晋宋以来未之有也。”编辑有《文选》等。世称“昭明太子”。

      到了唐代有萧瑀，封宋国公，官拜左仆射，后任御史大夫。参与朝政，议论明辨，又拜同中书下三品，被唐太宗选入凌烟阁二十四名功臣之列。据王树勋的考证，丹徒萧氏族与唐宰相萧瑀有传承关系。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说明，萧氏有皇舅齐梁二房，为梁昭明太子之裔。“则萧家港萧氏盖出自齐梁房，当齐梁之世。萧氏之以文学著称者甚众，而吾郡城南招隐寺有昭明太子读书台，寺中增华阁昭明太子尝选文其中，游其地者尤想见当时文坛之盛。今萧氏光前裕后蜚声庠序者代不乏人。”萧汉杰，为丹徒萧氏支始祖。萧汉杰，字鹏举，“幼性敏笃学，颖悟过人，勇力震世”，“精通韬略，兼全文武，”宋理宗宝祐四年（1256 年）登进士第，官至建康路同知，后因看不惯官场的险恶，决定辞官归里。他在归乡的途中，船到了丹徒圌山的北面遇到了大风， 于是停泊上岸避风。一上岸后，萧汉杰就被当地的景色吸引。“见其土沃民淳，林木蓊郁，连山带水，遂立隐居之计”。入籍丹徒后，他从个人的俸禄中，拿出一大笔钱来购田筑屋，开始为子孙谋，在丹徒圌山脚下安营扎寨。萧氏族在丹徒圌山创业后，不久就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在当地形成了萧氏一族自己的村落，名曰“萧家湾”，又因其地有河通江的缘故，又名“萧家港”。

      王树勋与清代萧氏族人的关系很好，他与族人萧庾生曾一起就读于丹阳蒋藻初先生门下，同时就读的还有滕梦岩、赵仁庵等人，“皆研精举业”。蒋藻初先生去世后，萧庾生“复从吾宗叶塘先生问业，先生为吾乡耆宿，诗赋得唐贤三昧，君从之游，所学益进，树勋每相见未尝不共讨论文艺也。”两人在学术上相互探讨，后来，王树勋写了《文学萧君庾生家传》记录他们的友谊。此外，王树勋还写过《萧君云程家传》，称赞萧云程“为人精勤敏达。幼入塾读书，即为师长所器。”王树勋还写过《萧鼎全家传》。

      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春，东乡吴沙的陈氏宗族重修族谱即将完成，族人陈庆文与王树勋有亲戚关系，于是修谱者请他约请王树勋为其重修族谱作序。王树勋研读其谱后，对其族人的演变过程进行了溯源。“按谱吴沙陈氏始迁祖为象理公，当宋嘉定时以进士官侍郎，与其兄象壁由江西弋阳来京口，遂卜居于吴沙。象理为陈文正公康伯曾孙——史载文正公康伯在太学时，与秦桧有旧，桧当国，文正公在郎省五年，泊然无求，此其严正之操，足以垂范百世。象理公正气立朝，不阿权贵，能直言极谏，实属文正公之风”。为此，王树勋在序中规劝陈氏子孙观看此谱后，“要仰世德之纯厚，念先泽之孔长，不营营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以孝悌为慈，以礼让为先，以俭勤为务，用自己自立自强的实际行动，以绍先猷，而迪前人光矣。”

      王树勋还为许多东乡的人士写过家传和家谱，如《太学生徐君衡之家传》《王君植槐家传》《陶铁舫先生家传》《徐氏重修宗谱序》等，颂扬乡间人物耕读持家，友爱乡里的事迹。更值得重视的是：这些家传中分别记录了许多东乡的历史文化资料，非常珍贵。如“吾乡光绪丙午（1906 年）荒欠逾三载矣。里人延沪上广仁堂诸善士于大路镇设局以惠穷民”，“前岁王邑尊于大路镇设培风分馆，以课士造就人才之意。”“随架山吴氏，盖先贤季子之后，吴氏世居山之南山之巅，余先人之墓在焉。每岁清明节，余以祭先人之墓，尝至其地，见其风尚古朴，人励俭勤，余为之徘徊者久之。”“宗人绍周茂才葺其东偏之室而榜之曰还读轩，盖取渊明先生‘既耕亦以种，时还读我书’诗句意也。”他还记录了东乡是个多家族混居的地区，民风非常淳朴的事实。“吾乡多聚族而居之，近则相亲，朝夕过从，有吉凶缓急，族之人往来庆慰。”他对咸丰年间发生在丹阳的战乱，东乡赵氏分支族人赵文波等人英勇的护乡之举给予了高评，曾作赋赞曰：“浩劫流江左，长城陨曲阿。人惊狂寇至，公结健儿多。父子身同殉，君臣义不磨。小桥流水处，凭吊发高歌。”这些资料多为地方志书中缺失，为研究东乡的地方文化补充了一手资料。

      除了家传和家谱，王树勋为东乡人士代撰写的祭父祝文也不少，其中亦有关于东乡人文的内容。如《孙佐廷祭父祝文》中说：“吾父一生励志诗书，大父命从名师游，寒窗攻苦，昕夕不懈。尝与诸前辈文坛角枝，兴致勃然。”是东乡的一个文人，也是一个有名的藏书家，其父曾“措金购二十四史，全部藏于家”，“吾父平生喜藏书及前代名人法帖书画，往年曾购歙县鲍氏所摹刻法帖数十册于盐城上岗米氏，不惜多金，时时披览，乐而忘疲。”

终身施教 培养人才

      王树勋在《赠树滋朱君序》中说：“士君子苟有田可耕，有书可读以终。吾身以教其子孙，此亦极人生之乐矣”。在《赠赵晓轩先生序》中又说：“君子之学在养其性情。”他虽为举人，却没有谋求官职，而是一生担任塾师，为人师表、呕心沥血，以兴教育才自勉。他不仅为东乡一带的书童设馆开课，还接收来自武进孟河等地的学生。其《孟河黄氏重修宗谱序》中说：“孟河黄生旧从余游。”1902 年，他应聘沪上（上海），为著名中医丁甘仁家教馆，给丁氏的儿女们传授古文和书法知识。

      丁甘仁（1865-1926 年），名泽周。江苏省武进县孟河镇人。少熟读经史，通晓诸子，然不屑举子业，而立志行医。勤奋好学，医术日精。兼收并蓄内科、外科（包括喉科）之长。行医无锡、苏州，后到沪上，医道大行。因首创中医专门学校，有“医誉满海上，桃李遍天下”之称颂。孙中山先生曾以大总统的名义赠以“博施济众”金字匾额，悬于上海旧白克路人和里诊所大厅，以示表扬。1927 年丁甘仁次子丁仲英在丁甘仁《喉痧症治概要》跋中说：“吾乡多医家，利济之功，亘大江南北，世称孟河医派。”丁甘仁是中医学教育家，是中国中医（药）学界的一代宗师。他立足京沪蜚声几十年，鼎盛中医学坛数十年，将孟河医派文化创至民国时期的顶峰。他的子孙辈， 如次子丁仲英，孙丁济万、丁济民、丁济华、丁济南等均秉承世家医业，并传代后裔。其女丁懋英、丁德英等都从医。

      孟河医家绝大多数是典型的儒医。其中，“以儒通医”者占有很高的比例，他们或先儒后医、医而好儒，或儒而兼医、亦儒亦医。其中丁甘仁是儒医的杰出代表。他6 岁入私塾学习，10岁就写得一手好文章，但在12 岁那年家里已无力继续供他读书。父亲想让丁甘仁弃学经商，少年丁甘仁却另有志向，他向父亲提出了学医的请求，父亲同意了，由此走上拜师学医之路。他先是求学于马绍成，又跟费伯雄的弟子丁松溪学习，后来又成为马培之的学生。他成名后，也很注重自己子孙的教育，曾邀请丹徒举人王树勋到上海为其子孙教馆。

      古人有云，学习中医，要有“十年读书，十年临证”的功夫。过往医者入门学医时，几乎都经历了被老师拿着戒尺教导“打好基础才能学好中医。欲学医，先习字与背诵经典，二者缺一不可”。因为过去的处方，皆以毛笔书写，字体多行书、行楷，字迹清晰、笔锋有力，如同书法大家的作品。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医的紧密联系，书法好的医师会大受病家青睐。比如，行医开业脉案便要写得漂亮，“字好文佳，才容易取得病家信仰”。在医人眼中，“书法向来与人的心性相同，字迹也近乎是一张方子的门面。心性平稳，行医水平自然高，体现在处方字迹上便是下笔沉稳、行云流水”。作为“丁氏学派”者，丁甘仁之子丁仲英，孙丁济万、丁济华、丁济民、丁济南等，皆克绍家业，成为儒医。他们的处方和医案被后世整理和收藏，这里面也有王树勋和他的儿子王继芳长年为丁氏子孙传授古文知识和书法的一份功劳。他们为丁氏后辈奠定了厚实的古文功底，也为他们练习书法提供了指导。所施教的丁甘仁长子丁元钧（字孟淦）、次子丁元彦（仲英）、长孙丁济万等，除丁元钧早亡外，后来都成了国内最知名的中医。

      丁仲英，近代医家（1886-1978 年），字符彦。江苏武进人。系近代名医丁甘仁之子。他生于丹徒姚家桥仲家村，自幼随父行医，颇得其传。曾致力于中医教育事业，创办《光华医药杂志》， 主持上海国医学院、中医学院。并任中央国医馆理事、上海市国医分馆馆长、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理事。与陈存仁合着《康健论》，颇有影响。

      丁懋英（1891-1969 年），中国著名妇产科医生，丁甘仁之女。生于丹徒姚家桥仲家村外婆家。11 岁时到上海，进入私塾读书。民国初年到天津，入严氏女学读书，为严修所爱重，得严氏之助，赴英国留学习医。学成归国，1923 年入严氏任董事长的天津公立女医院（水阁医院）担任院长。1935 年在英租界伦敦路（今成都道）创立天津女医院，自行开业行医。1945 年日      本投降后，在联合国救济总署、国民政府行政院救济总署华北国际救济会工作。曾担任天津女青年会董事。

      除了教馆外，王树勋还推荐自己的学生跟从丁甘仁学医。据其《老友朱君立生六十寿序》中说：“余与朱君立生之订交也，在壬寅岁（1902 年）时，余方假馆于孟河丁君甘仁沪上之富庐，而余门人马生寿民亦从丁君习岐黄术”。马寿民是丁济万的舅父。（陈存仁《抗战时代生活史》） 在丁甘仁的培养下，马寿民也成了上海著名的中医。其学生陈树森是治肺圣手，新中国成立后，任解放军总医院中医科主任、教授，全军中医学会学术顾问，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常务理事， 长期从事国家领导人和重要外宾的医疗保健。

      王树勋的儿子王继芳（1875-1950 年），也是东乡有名的读书人。禀贡生。他在父亲的影响下，继承了塾师的职业，来到沪上继续为丁甘仁父子教馆，为其孙辈传授古文知识和书法，长达十年时间，给他们习医打好基础，在培养人才方面做出贡献。他教授下的学生成为中医界名人的有：

      丁济万（1904-1963 年），原名秉臣，字济万，以字行，丁甘仁长孙，丁元钧之子。武进人。早年随王树勋研读经史之学。17 岁考入祖父丁甘仁创办的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毕业后，初在诊所，后到广益中医院行医。因其父早亡，丁甘仁怜爱长孙，让他在身边侍诊，亲自教他，耳提面命，精心栽培，并编有《丁氏套方一百一十三法》，仅传于济万，可谓深得乃祖真传。      1926 年祖父去世，由他接办诊所及其他医疗事业，将中医专门学校改为上海中医学院，任院长，先后培养了20 余届学生。曾任上海国医学会理事长，并主持上海华隆中医院，南北广益善堂等机构。他的临证经验极为丰富，尤精内、外、妇、儿诸科。

      丁济民(1912-1979 年)，丁仲英之子，近代中医内科名医。名彬刚，名医丁甘仁之孙。江苏武进孟河人。自幼家学熏陶，谙熟岐黄之术，17 岁后跟随父亲于上海福州路中和里学医。稍长，即设座邻室独立应诊。又刻意攻读历代名家医籍，在临床实践中，治愈不少疑难病症。兼通内、外、妇各科，擅长治疗肝胆疾病，处方用药轻灵简练。曾任龙华医院副院长，中华医学会、上海中医学会理事等。

      国医大师章次公就学孟河学派名医丁甘仁门下也与王树勋、王继芳有关系。章次公，名成之，镇江人。其父为清末秀才，同盟会会员，曾留学日本，归国后参军，成为辛亥将领赵伯先的部下。辛亥革命失败后，其父郁郁寡欢，归隐家乡，因病早逝。其父去世前，嘱咐章次公：万不可从政，学好古文，将来从医，练习武术，强健体魄。其父的忠告影响了他的一生，他12 岁时便研习武术，立志以医救国。

      章次公少年时曾就读于东乡的赵家私塾，与王树勋的孙子王承祖成为要好的朋友。因为王树勋、王继芳父子在丁甘仁家塾教馆，章次公得以就学丁甘仁创办的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师事孟河名医丁甘仁大师。他学医的基本功就是从丁甘仁的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打下的，其后接触谢利恒、陆渊雷、曹颖甫、章太炎诸家，思想比较革新和独立，不囿于门户，故能开风气之先。他的学术思想是“发皇古义，融会新知”。认为中医理论中，有科学的成分，如应用归纳、演绎等科学方法对人体的生理和病理进行分析。但是，中医理论只是形式上有科学的成分，内容上却是哲学的，而缺少科学的内容。他从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毕业后，曾执教于上海中医专门学校、中国医学院、新中国医学院、苏州国医专科学校，与陆渊雷、徐衡之合力创办上海国医学院。

      1955 年他应邀赴京任卫生部中医顾问、中国医学科学院院务委员，兼北京医院中医科主任。好友王承祖从上海奉调商业部工作，章、王两家在京成为通家之好，来往频繁。

      王树勋从上海归里后，丁氏家族仍记得这位东乡的大儒，书信往还不断。丁甘仁曾来信请他作《诊余集序》。丁济万也托朱立生带信到扬中，请他为丁甘仁六十寿辰撰写的传记作序。

      1926 年丁甘仁去世后，王继芳还送了像赞。

结交文士 提倡理学

      王树勋为人正直，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崇尚学者气节。他专攻程朱之学，终老不倦，喜欢结交与自己志同道合的文士，积极倡导朴素的文风。他对自己的恩师戴觐廷非常敬重，称赞“吾师戴觐廷先生，性和而介，不苟随世俗，其于人世之荣枯得失淡如也。萧然一室，日课诸孙， 今岁丙辰寿八十有二矣，犹时时讽诵四书五经。”“先生为学以程朱为宗，居恒于程子遗书及小学，近思录，朱子全书，展玩不衰，而尤遂于易。数十年来，于程传本义致力尤深。”（《业师戴觐廷八十二寿序》）以其人品和学问作为自己的榜样。

      王树勋与居住圌山脚下蒋家湾的文人氏族来往频繁。如陶氏是东乡的望族，族人陶铁舫世居东乡蒋家湾，是郡学中的尖子，科试补增广生，在乡中有威望。“同治丁卯戊辰间，吾乡诸前辈联文社于宝莲庵，文采风流，一时称盛，而先生实为之倡。”王树勋和陶氏宗族有数十年的交往，他说：“树勋幼时，曾从戴觐廷师读书于陶氏分祠，后又假馆于其宗祠及其村西家塾，先后与陶氏诸君子游处者几十载，每一会合则氛谊益亲。窃见陶氏诸长老辈豪爽好义，平居胥以敬宗收族为务。”

      王树勋和东乡赵氏家族的文人也多有交往。他在《训导赵君紫庵家传》中说：“吾平生有故人曰赵炳垣，字紫庵，盖和厚君子也。”赵紫庵14 岁开始跟着张少白先生习举子业，17 岁时和从兄赵星阶一起赴金沙参加院试，从兄取得了成功，他落选，然并不放弃，而是更加刻苦地学习，最终在光绪甲申年（1884 年）再次参加院试中被学使瑞安黄公拔为高等，又过了数年获得岁贡生，捐职训导。

      王树勋和绍隆寺的僧人晴上人是方外交。僧人光绪戊子岁（1888 年）由金山来此，其先世本儒家，兄读书教授乡里。晴上人为人真诚，与人交无繁文缛节，于是王树勋与之成为好友。

      “余家居山之北，去寺三里许，每由书塾归来，辄偕吾师戴觐文先生及家质民往游上人，而上人逢春秋佳节亦邀余辈往游无数。”（《赠方外老友晴上人序》）后来，晴上人年迈打算辞去寺中职务，王树勋很伤感，失去了一位共同语言多的朋友，“吾辈将谁与过从，谁与晤语耶！”

      王树勋对塾师中前辈也很尊重，不断地向他们求教，以充实自己的才能。同治甲戌年（1874 年），他在北族的一人家教馆，正逢东乡的塾师前辈王兰人和张少白也同在此地教馆， 他经常去拜访两位先生，向他们请教一些学术疑难问题。以后，还和张少白的塾师侄孙成了好友。

      王树勋与东乡的赵晓轩塾师在学术上也多交往，“同治戊辰，岁时吾乡诸前辈在宝莲庵为文字之会，一时称盛。余见先生蔼然可亲，心窃爱慕之。然先生是时馆常熟之常阴沙，未能数之见也。厥后，先生返里，可以时相过从矣。”两人成了密友。另据其《题爱吾庐跋》考，他和古盐地区的文人程子良也是好朋友。其跋称：“古盐程子子良从里某某先生游时，时过余斋谈论，遂与订交。（子良）家有茅屋三楹，尝请名于余，余诺之。”后两人商定，用“爱吾庐”题名。王树勋还专门写了《题爱吾庐跋》以记其事。

      作为乡贤，王树勋受到了东乡百姓的爱戴，许多乡里的公益事情，都邀请他参与，他也不辜负乡亲们的托付，利用自己手中的笔，起草过许多文稿，记录了大量的乡间见闻，为后人研究东乡的风土人情、历史文献和地方掌故提供了原始资料。

      王树勋应邀撰写了《重修葛村文武阁复建魁星楼记》，如实地记载了重修和复建的背景、过程，发挥的作用，募集资金的情况和竣工的时间。他写到：“葛村之东南有一丘地，高敞，前人建文武阁于其上。阁之前为魁星楼，吾乡者前辈，每当春秋佳日，往往呼朋觞咏于其间。”说明这里是葛村的一处重要的文化活动场所，其间的文事曾在邑志中提及，并在丹徒文人解为 干《润州事迹诗抄》中有记。咸丰年间该处建筑受损后，于光绪年间有葛氏族人出资，重修和复建。

      扬中的竹器一直是比较有名的。王树勋也注意了这一情况，他记录了历史上的传承过程，早在同治年间，东乡的艺人赵克政就在其外祖母的叮嘱下，“从竹工学，学三年而艺成”。他“家居力农之外，籍竹器之自给，居数年乃往仪征之十二圩，凭屋一间，益储竹材，市竹器，早夜工作不少休，”在仪征打响了扬中竹器的招牌。

      清末民初时期，王树勋注意到贫苦乡民缺医少药的情况，指出：“从来极人生之苦者惟贫，贫而抱病苦弥甚焉。”为此，他联络乡贤向社会各界发出倡议，在《募施药捐启》中提出：在之前设神州施诊局的基础上，与同人计划再建施药会与施诊相辅而行。做到“既已因病写方，就验方给药，使两难全除。从改变效果，期求事情达到十全，贫病之人无憾”，让许多因病致贫的患者得到了治疗。据《续丹徒县志》卷14 中记载，光绪三十二年，当地“瘟疫流行，死亡甚众，王仰贤、王树勋遂创施材局以施予之”。说明在1906 年东乡疫情流行时，王仰贤、王树勋等人曾发起创建施材局，有把棺材送给无力掩埋亲属的贫苦民众的善举。他在看到对江的孟河孤寡老人生活极为贫困时，还发起过《孟河设立养老院募捐启》，为解决孤寡老人的困境大声疾呼。

      在东乡的修路、修桥、修闸等善举中，王树勋也发挥了积极的倡导作用。他的《建德生石桥记》为扬中建桥史提供了原始的历史资料。他的《有募修石路启》，针对大路武家桥一带东西街外道路面不平，下雨天泥泞不堪的问题，发出了募捐启示，劝说乡中绅士踊跃捐款，为外道修一条石路，改善当地人的通行条件。他的《王巷汇潮闸记》中，记录了建闸的目的，是“为王巷之河秋冬束水计也”。他的《重修姜家桥募捐启》，记录了此桥的方位和桥损的原因，“姜家桥者，敞地沙腰河北口近江处第一桥也。桥跨河东西两岸，为孔三，架以石，其创建之始不可考。” 后因大雨山水暴发，冲刷岸土致崩塌，桥孔受损，给通行者带来不便，为了重修此桥，特地在扬中发起了募捐活动。当他看到扬中人在渡江的过程中遭到磨难时，于是发起了《募义渡启》的倡议。他呼吁到：“观近来津渡之区，多苦舟人之苦，以钱数之多寡为船行之速迟，倘或日暮雨阴，则倍加需索，而且舟漏不虞其险，满载不虑其危，种种弊端，不能殚述。”发生过多次沉船的事故。为了避免此类事情的发生，“惟设立义渡，才能以除积习，以利行人。”在他的倡议下，扬中的义渡开始发展起来。据《扬中县志》载：清光绪十年（1884 年），省沙漫洲义渡总局在三㴭、育婴洲港口设义渡总局，有救生红船1 艘、义渡船10 余艘，此后，头墩子、思议港、丰乐桥三处乡民，各造义渡船1 艘，三处港口又分别建义渡亭，为当地百姓的生活和生产提供了便利。

      作为传统儒家知识分子，王树勋对于农业种植具有天然的亲近感，甚至认为庄稼中别有一种诗情画意。他在《舟行夷陵道中》吟道：“江乡秋至晓风凉，渺渺扁舟一水长。两岸平畴新绿接，拮槔声里稻花香。”又《病中示长孙金绶》有云：“农克勤南亩，仓箱积有余。”但从清代中期起，鸦片逐渐在中国各阶层中流传开来，西方列强甚至不惜发动战争来拓展在中国的市场。此后中国农民也陆续开始种植，著名的小说《白鹿原》《尘埃落定》，描述的就是从黄土高原到青藏高原，鸦片在中国土地上到处泛滥，以至于损害粮食种植，影响到社会稳定。

      镇江农民好种鸦片的行为也曾引起人们的忧虑。清代镇江状元李承霖写过一首新乐府《非种丛》，对当时民间喜种罂粟的现象作了批判：“非种丛，花开陇亩无西东。千枝万枝纷烂漫，村村都着胭脂红。水耕火耨嫌太苦，惰农今日学为圃。春秋布种一事无，厚利居然成沃土。采花取汁浓如膏，和土入火同煎熬。利徒争买设烟馆，鬼域聚投来不断。奸慝多从此处生，此花遍种日纵横。有田种花不种谷，吸食将看尽枵腹。”说明当时鸦片已经在大片种植，连一些懒惰的人也尝试种鸦片，熬成大烟膏，卖到烟馆牟利，而吸食鸦片的人花光了钱，只能饿肚子。

      王树勋对于鸦片种植也极为反对。他的诗作很少，但其中就有一首《罂粟花》：“烟树迷离百万家，竞将罂粟当桑麻。可怜一例都征税，反羡开成五色花。”感叹人们竟然拿罂粟当作桑麻来种，而且蔚然成风，需要用“百万家”这样的数字来形容。

      王树勋对于从事烟业的商人的态度也值得玩味。如在其《王君植槐家传》中说：“同光间，吾乡烟业称盛，前人朴实简约之风为之一变。一时英俊少年，携资采办烟叶于鄂、浙、赣诸省大都，竞智巧、逞才辨以取誉，而君亦有也。”这里表面上夸奖王植槐善于经营烟业，但同时又说这些商人仗着聪明、口辩取利，使过去“朴实简约”的风气全都没有了，实际上也是持反对态度的。此外他还有一篇文章《提烟捐接办平粜启》，是说光绪二十七至二十八年，连遭荒歉、水灾，“积困之下，十室九空”，因此乡绅们共同商议，要求“诸君子于所采办之烟，每件提洋壹角”，“俾作转运之资，庶几粟米无缺”。这实际上是通过限制烟业的利润来救灾，同反对鸦片的逻辑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