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如此，古人依然视过江为畏途，覆舟依然时有发生。因此唐宋时期，除了加强渡口安全管理、实施限载限渡，尽量减少因超载或因风浪之险形成的覆舟事件之外，创设救生船提上了议事日程。

      北宋天圣四年（1026 年），宋仁宗设置长江救生船，开创中国乃至世界水上救生活动之先河 ：

      （仁宗）天圣四年四月，翰林学士夏竦言 ：金山、羊栏、左里、大孤、小孤、马当、长芦口等处，皆津济艰险，风浪卒起，舟船立至倾覆，逐年沉溺人命不少。乞于津渡险恶处官置小船十数只，差水手乘驾，专切救应。其诸路江河险恶处，亦乞勘会施行。从之。

      此处的金山、长芦口，即是指镇江金山、六合长芦口。翰林学士夏竦（985—1051），江西德安人。少年时随父亲夏承皓在通州狼山客居，年轻时曾任丹阳主簿，因此十分熟悉自鄱阳湖至通州的长江水路行舟的险恶。这七处需要设置救生船的地方，都是夏竦熟悉的地方。夏竦认为， 以上七处江险地段，需要设置十多只小船予以救济，才能使渡江行舟及遇险之人获得救助。

图二 宋仁宗天圣四年金山、长芦口设救生船示意图

      而《隆庆仪征县志》卷五载 ：宋天圣中（1023—1032），武进人胡宿任扬州的扬子尉时，突遇大洪水，“ 大水漂溺，居民令不能救”，胡宿认为拯溺是职责所在，“ 乃率公私舟以济，活数千人，人以清谨忠实称之，今祀名宦”。这里的“ 公舟”，可能就是当时设置在金山的救生船。至今流传有《拯溺谣》一首，记颂他的事迹 ：

      “可怜洪水正滔滔，民被漂流潜莫逃，不是当时扬子尉，几人鱼鳖逐波涛。”

      此后历朝历代，朝廷都十分重视江河交汇处的镇江和扬州瓜洲之间的济渡救生。其间载誉史册的有 ：南宋乾道年间镇江知府蔡洸造大船五只，利济行旅 ；元代镇江路副总管段廷珪亦在镇江增设渡船、整治渡江秩序 ；明代镇江知府周忱造巨舰两艘济渡救生，等等，生生不息， 前赴后继。

图三 康熙三十八年红船免税圣旨碑 现镶嵌于金山寺方丈室外内院墙壁

      清康熙四十一年，即公元1702 年，京口蒋元鼐、朱用载、蒋尚忠等15 位善士, 接手避风馆救生船，在西津渡观音阁成立京口救生会，并力“ 劝邑中输钱，以救涉江覆舟者”。“ 值江上大风，舟覆，令小船咸出江争救，救活一人，给白金一两，资其行李而送之 ；死者，置棺殓焉，葬之于簰湾义冢，人莫不义其举。” 五年后，捐款救生会的义士越来越多，于是购买昭关北侧临江晏公庙旧址，建造了京口救生会馆。

图四 位于镇江市西津渡小码头街的京口救生会旧址

      这显示京口救生民间救生组织自避风馆发萌，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到康熙四十一年创立京口救生会，其组织形态、运行机制已经臻于成熟。乾隆初年，蒋豫父子接过救生会的传承，蒋氏一族先后七代十人一直坚持大江救生163 年，成为中国也是世界上从事水上救生历史最长的家族。道光年间，京口救生会接受扬州盐院10 只救生船，创立瓜洲分会 ；而在武汉敦本堂、金陵救生局、江靖救生局的创设和发展中，都可以看到京口救生会的影响。同治年间，镇江状元李承霖受曾国藩、李鸿章委托，主持战后复建救生会，其孙李寿源担任救生会董直到1925 年。1920—1930 年代，镇江商界精英人士主管京口救生会事务，直到抗战初期救生船只被征用，大江救生活动被迫中断，但是救生会善产管理非常完善，新中国初期移交给人民政府接管。

      清康乾年间的官办救生体系，是世界上最早也是最完整的举国救生体系。历代江苏主官对大江救生都十分重视，更是清康乾时期官办救生的倡导者和先驱。

      康熙二十六年（1687 年），漕运总督慕天颜设置10 只护漕救生船，分泊于长江瓜洲、金山、西津渡，护漕救生。康熙四十六年（1707 年），江苏巡抚于准、丹阳县令冯庭棠筹划不用国帑， 而由官绅捐银3000 两，置地500 亩设普生庄于丹阳，以其租谷收入租赁60 只渔船每月6 只轮值江面，护漕救生。

      乾隆三年（1738 年）二月，两江总督那苏图上书朝廷，要求沿江各省应一体设立救生船， 这是长江流域水上救生事业全面启动的标志性事件。那苏图上书开宗明义指出，两江行政范围水上交通安全形势十分严峻 ：

      “窃照臣属上下江之镇江、江宁、池州、太平、安庆、和州等府州县俱滨大江，渡载往来舟楫络绎。其间水势有溜急涛涌之处，江岸又有矶石冲激之险，且风信靡常，预防不及， 时有覆溺之患。民命攸关，实堪悯恻。”

      那苏图乾隆二年（1737 年）闰九月任两江总督。经过半年的实地调查，那苏图总结并向皇帝汇报了以镇江、瓜洲等地救生活动为代表的“ 江南经验” 有三方面 ：一是各官及商人等有捐设救生船只 ；二是盐匣杂费等项内拨定岁修、水手工食银两 ；三是救生船在沿江游巡照看， 凡遇风险即上前保护。这三项措施是综合施策，构成江南救生制度的基本框架。但是发展不平衡，安徽沿江“ 绵长六七百里，俱临大江，并无救生船只，行舟来往，一遭覆溺，难以救援，屡伤人命”。他请求在上述地段“ 委员查勘，增设救生船二十只，召募熟谙水性之人驾驶，多备救人抄网等项器具，分拨各县紧要渡口，令于江中来往游巡，随时救济”。江西是两江总督管辖的范围，那苏图奏请由他自己与江西巡抚商办再奏，并进一步提请皇帝命令湖广督抚沿江一体设立救生船，则“ 皇恩浩荡，商民永戴，遍地欢呼矣”。

      乾隆皇帝对那苏图报告的江南救生经验是高度肯定和赞赏的，立即批准“ 照卿所奏行”。同年, 皇帝“ 谕湖广地方三湘七泽，水势汪洋, 自有应设救生船之处。着该督委官确勘, 照江南一例办理”。于是，长江中下游地区全面开始建设官办救生体系。

      乾隆四年四月初九日乾隆皇帝第三次下旨推广江南经验 ：“ 南方号称水乡，长江大湖，洪涛巨浸，每遇风浪骤发，人力难施，向有设立救生船之处，每年颇多救济。但恐经费不足，则为数无多 ；而稽查未周，则为善不力。著各省督抚确查所属地方有险厄之处应设救生船只者，酌动存公银两，估计修造。每年给与水手工食若干，并交与地方官载入交盘册内，永远遵行，毋许始勤终怠。” 至此，乾隆皇帝三道圣旨，通过推广江南救生模式，最终建成国家救生体系，为大江大湖安全行舟提供了必要的保障。

      乾隆十四年，江苏巡抚雅尔哈善根据江苏救生船运行管理中存在的虚设无用等不合理问题，提出裁撤虚设、调整布局的建议，得到乾隆皇帝的赞赏和肯定。此次调整后，全国官办救生船最终额设271 只 ；长江流域额设225 只。其中江苏额设28 只，包括丹徒县渔船6 只, 大港、圌山船各1 只, 京口驿、瓜洲渡江码头、查子港、新港口、深港、三江营、仪征县沙漫洲、旧江口船等8 处红船10 只, 江宁府三山、西江船、爬斗山、江阴县黄田港、靖江县澜港口船5 处5 只，黄浦江口船2 只、老坝口船1 只等。至乾隆四十五年，江苏巡抚吴坛再次奏镇江增设租船四只。因此江苏省官设救生船最终实际留存32 只，其中22 只官费，租赁民（渔）船10 只，由普生庄供给经费。

      由于雅尔哈善的务实精神，江苏在这次裁汰调整中亦起到了示范带头作用，发起并促进了大江大湖水上救生事业健康稳定、合理有序、务实高效发展，奠定了江苏在全国水上救生事业中的领军地位，为保障水上交通安全做出了重大贡献。

      清代江苏，除官设救生船外，还拥有全国最早、最多、最密集的民间救生组织和救生船。嘉庆年间江宁叶钊培、甘福等人创设金陵生生堂救生局，并合并了忠信堂、顺安堂救生局。另设有浦（口）六（合）救生局。道光年间应对盐商救生改革，京口救生会增设瓜洲分会，镇江府创设焦山救生局，此后其他地区救生局纷纷始创，如高淳救生局，荆溪救生局 ；咸丰年间太湖救生局 ；江阴先是设培心堂救生局，光绪年间与靖江合并成立江靖救生局 ；泰兴救生局、盐城救生局等等。从苏皖交界到江阴靖江，江苏救生组织有十多家，拥有各类救生船近百艘，各个历史时期数量稍有差异。

      其中救生组织和救生船最密集区域，当属镇江西津渡、金山、焦山、瓜洲两岸四地。清康熙年间，官民共设救生船估计在30 只左右，雍正朝达到40 只左右，乾隆朝最多时达到50 多只。嘉道之后，朝廷官办救生出现衰退态势。道光初丹徒举人徐元佐等在瓜洲南门外自创救生局 ； 京口救生会第六代会董蒋磏造大艑、修会馆，重振祖业，并支持陈宗联创设瓜洲分会，接手扬州盐商10 只救生船，管辖西津渡、金山、瓜洲救生活动 ；镇江府创设焦山救生局接手12 只救生船，分别驻守自仪征到江都三江营、丹徒圌山百里江面的救生活动。由此，镇江四家救生组织全面管辖镇扬江段两岸救生活动。

      同治三年（1864 年），镇江状元、上书房行走李承霖咸丰年间避乱在镇，战后不愿回京复职，而受曾国藩、李鸿章委托，“ 筹办镇城善后抚恤各事”，“ 廉正谨饬，乡望素孚”。李承霖协同官府厘清救生会善产、募集资金、新造救生红船9 只，帮助京口救生会选贤用能，坚持京口救生会民办民管体制，认为“ 民办民选” 是京口救生会二百余年不坏之根本。其孙李寿源自光绪二十年（1894 年）开始担任京口救生会会董直到民国十四年（1925 年），凡32 年，祖孙两人从事京口救生会事务共62 年。焦山救生局，曾国藩先于同治三年委派甘泉（今江都）训导徐国桢主持 ；同治九年前后，委派陈任暘任局董。陈任暘接管后，救生船从原先的12 只增加到16 只。京口焦山两会局共有救生船25 只，巡防救生范围自世业洲一直向下游至丹徒圌山及江都三江营以东一百多里江面的23 处滩险湍流之处，形成了一个覆盖全程、组织严密、活跃度很高的水上救生网络，为清末民初数十年间的行舟安全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根据当时镇江海关的统计，仅仅光绪十五年至十七年（1889—1891）3 年，京口救生会和焦山救生局共救捞活人2281人，打捞尸体148 具，其中焦山救生局救捞生人1561 人，打捞尸体76 具 ；京口救生会救捞生人720 人，打捞尸体72 具。

      京口救生会馆至今有315 年历史，其间兴废毁损，历经七圮七修而屹立不倒。这一世界上最古老的救生建筑，已经开辟为中国镇江救生博物馆，成为中国救捞教育基地，受到国际人命救助机构代表的高度赞赏。这给我们一个启示，屡毁屡修的这座救生建筑，支撑它永恒不朽的是救生文化。

      长江救生船、救生组织和救生制度体系，是中国古代人民的重大发明创造。与之相伴生的长江救生文化，以“ 仁、善、义、勇” 为核心价值，以救生红船为形象标志，以官府良吏的仁政善政、士子商绅的慈行义举、船工水手的舍生取义等一系列实践活动为载体，彰显中华民族尊重生命、人文关怀、济危拯溺、见义勇为的大智大爱大勇精神传承。

      近千年来，特别是明末以来的四百年，为什么长江救生前赴后继、薪火相传？这是中华民族对人的生命及其价值的融入血脉的尊重和珍爱，是中华民族与生俱来的善良、勇敢和智慧使然。中国特别是江苏长江救生，是世界救生史上一幅宏大的历史画面 ：千百年来，年年月月、每时每刻，万里长江都在发生着惊心动魄的覆舟溺亡惨剧、救生捞死的善业。从北宋的夏竦、南宋的蔡洸、元代的段廷珪、明代的周忱、清代的慕天颜、于准、那苏图、曾国藩、涂宗瀛等一批旧时代官员的从政实践看，长江救生始终是官府良吏坚持民生民本、实施仁政善政的重要举措 ；从清代李长科、闵世璋、吴自亮、蒋元鼐、蒋宗海、蒋磏、陈宗联、李承霖、陈任暘等无数善士的救生义举来看，长江救生始终是士绅富商积善养德、见义勇为、实现人生价值的重要内容 ； 而珍爱生命、拯溺救生，作为公序良俗，正是救生水手的责任义务以及不畏生死的英雄主义境界。

      因此，良吏意识、士绅精神、英雄主义，构成古代救生文化的三大特征，其核心价值就是“ 仁善义勇”，就是对“ 当仁不让、见义勇为” 的高度自愿、自觉、自律。人的生命高于一切，对于人的生命的尊重、珍爱，是拯溺救生这种大仁大义责任的本源，良吏明绅、水手舵工，因此不计得失、不计安危、勇于担当、奋不顾身、敢为勇为、甚至舍身取义，采取一切积极有效的措施去拯救，使其脱离险境，获救重生 ；即使遇难不测，也要捞浮瘗埋，入土为安，以告慰死者、家人。一部中华民族尊重生命、扶危济溺的救生史，就是“ 仁善义勇” 的优秀救生文化的养成史。江苏在千古长江救生文化的凝聚升华中有着最显要的地位和贡献。这是江苏的骄傲，更是中国的骄傲、中华民族的骄傲。江苏作为中国长江救生文化传统的发源地和引领者，是古代长江杰出救生人物、救生遗址研究和保护最好最多的地区，理应有崇高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但却长期被忽视，这一重大主题没能得到社会更多的关注。因此发掘、研究、传承和弘扬这一优秀文化传统，有利于我们把握长江文化的精髓，有利于增强历史自信、文化自信，有利于使长江救生这一优秀文化传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江苏有条件、有能力、有资源、有必要在江河交汇之地规划建设一个独具特色、有国际影响力的长江救生文化主题公园 ；还要根据大江航行应急安全的现实需要，力争复兴京口救生会，延续救生传统文脉，才能不辜负江苏作为中国和世界救生发源地、救生文化最发达地区这一历史地位，又可以为中国、也为世界提供一个救生文化的学习、教育和传承的综合性基地。

（作者为镇江市建设局原副局长，原镇江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董事长、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