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嘉定镇江志》的几个问题

                                        乔长富
 
　　2012年，笔者受镇江市史志办公室委托,参与点校《嘉定镇江志》（下称《嘉定志》），历时两年，点校稿杀青付梓。点校之余，笔者又通读全书，探讨了该书的几个有关问题。在此，说点个人的浅见。
 
　　一、《嘉定志》的修撰者
　　《嘉定志》的修撰者，有三种说法。其一，《直斋书录解题》称：“《镇江志》三十卷，教授天台卢宪子章。”据清阮元《嘉定镇江志序》称，此处之《镇江志》即《嘉定志》，《嘉定志》“为卢宪所作”。其二，《宋元方志丛刊》本署史弥坚修、卢宪撰。此说虽称“史弥坚修”，但它还是说“卢宪撰”，认为卢宪是真正的撰者，史弥坚不过是主持其事而已。其三，《宋代州郡长官通考》“参考书目”称史弥坚等撰。这种说法，把主持其事者也说成实际撰写者，并抹杀了实际撰写者卢宪，显然不妥。比较而言，三种说法中，如果从全面反映该书的修撰实际说，当以史弥坚修、卢宪撰比较全面。如果单就实际撰写者而言，则当以卢宪撰为是。
　　《嘉定志》撰写过程中，镇江知府史弥坚曾要求所属金坛人刘宰提供宋代“京口耆旧”的材料。对此，刘宰在《回知镇江史侍郎弥坚书（二）》的书信中曾述及其事：“昨荷蒙郡博士不鄙惠书，道使君将修方志，以重此邦，令某搜访前辈行治，以裨荟萃。继邑大夫过访，出所得台翰亦谓如此。顾惟晚末，岂足以知前言往行，第以奉命为宠，不敢引辞。黾勉期年，幸已就绪，名曰《京口耆旧传》。以私居之纸札俱缪，缮写不虔，不敢径达，谨纳郡博士处。”由此可见刘宰曾向“郡博士”(当指卢宪）提供了不少京口人物的资料，以助修撰《嘉定志》。不过，从今存《嘉定志》卷十八、十九之“人物”部分看，所收录写入《京口耆旧传》之人物缺佚甚多，因而难以确知《嘉定志》是如何采纳《京口耆旧传》的有关材料。之所以如此，当如清代刘文淇《嘉定镇江志校勘记》所说，是由于“有缺文”所致。不过，《京口耆旧传》卷数有9卷，字数也有好几万字，《嘉定志》也势必不可能照本全录，至多也只会是摘录《京口耆旧传》的部分内容而已。
 
　　二、《嘉定志》的成书时间
　　 《嘉定志》的成书时间，清代阮元在《嘉定镇江志二十二卷提要》中说：“书中所载事迹，惟史弥坚最详。……考弥坚以嘉定六年九月守镇江，八年九月请祠。……按元《至顺镇江志》‘学校’门（引者按：实际是‘风俗’门。阮元误记）载教官卢宪嘉定癸酉谒庙事，癸酉为嘉定六年（1213），正弥坚守郡之日，书当成于此时也。”这里的“此时”，按其文义，应当是指嘉定六年；如果“此时”是泛指“弥坚守郡之日”，那就是指嘉定六年九月至八年九月之间。今人或以为“在嘉定八年左右刊成”。笔者以为，此书当撰成于嘉定九年七月间。理由如次：
　　其一，从书中所记人物到任或罢职时间看，卷十六“通判”载魏珪“嘉定八年八月至，九年三月转朝散，七月判太平州”。卷十七“丹徒县令”载莫焕“嘉定八年十一月十九日到”；“金坛县令”载王概“嘉定八年十二月到任”；“总领所”载宋均“嘉定八年八月到”；“粮料院”载赵崇焕“嘉定八年六月至”。以上情况表明，《嘉定志》所载止于嘉定九年七月，其成书时间当不会早于此时。
　　其二，从卢宪本人任镇江府学教授的时间看，《嘉定志》卷十六“学职”载卢宪“嘉定六年闰三月至”，不载其罢职时间；而《至顺镇江志》“教授”首载徐侔德“嘉定九年七月至”。《至顺镇江志》所载官员任职时间是承接《嘉定志》。由此可知，卢宪当是在嘉定九年七月罢镇江府学教授。据此，《嘉定志》的成书时间当不会晚于其时。
　　其三，从《京口耆旧传》成书时间看，据邓广铭《〈京口耆旧传〉的作者和成书年份》考证，“刘氏之作《耆旧传》是开始于嘉定七年的春夏间，至嘉定八年的夏季，才完成了的”。而《耆旧传》既是为《嘉定志》所作，则《耆旧传》的成书时间从侧面表明，《嘉定志》到嘉定八年夏尚未撰成，其撰成时间当在此之后。
　　以上三方面的情况表明，《嘉定志》所记载的镇江府官员任免时间最晚的是在嘉定九年七月，而卢宪罢镇江府学教授也是在此时，由此可以断定，《嘉定志》的成书时间当是在嘉定九年七月。阮元说《嘉定志》成书于嘉定六年固然错误，今人或说成书时间在嘉定八年左右，也是不正确的。
 
　　三、《嘉定志》的文献价值
　　在镇江历史上，《嘉定志》之前曾有过南朝人写的《南徐州记》《京口记》，唐朝人写的《润州图经》，宋朝人写的《祥符图经》《乾道镇江志》等地方志，但都已散佚不传，只留下片言只语。《嘉定志》则是现存最早的基本完整的镇江地方志。
　　从《嘉定志》本身看，它内容全面而丰富，记录严谨而翔实，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嘉定志》全面系统地辑录和记载了从先秦至南宋嘉定时期，镇江各个方面的史料和事迹，其中包括镇江的州县沿革、山川地理、风俗民情、交通运输、农田水利、赋税收入、攻守形势、城池乡邑、宫室寺观、古迹名胜、驿站交通、驻军兵防、官吏任免、文化教育、名人雅士、异闻杂说等。其中重点记录的是东晋到嘉定时期的情况。而这一时期正是古代镇江繁荣发展的辉煌时期，对于今天的镇江有着不可忽视的深刻影响。今天镇江的城市格局、古迹名胜、文化底蕴等，大多是形成于这一时期。因此，此书对于了解和研究镇江的历史，传承古代镇江丰富深厚的优秀历史文化，以建设和丰富镇江的当代文化，具有重要价值。
　　其二，《嘉定志》写人记事，征引浩博，注意“稽考”，条分缕析，具体详明。撰者广泛采集有关史书、方志、总集、别集、笔记、小说、碑铭、题名、壁记等，以及官方的文书档案等的记载，将纷繁复杂的史事辑录成文，钩稽事实，考订是非，条分缕析，具体详明，正如阮元在《嘉定志》序中所说：“京口自东晋以来屹为重镇，流民侨郡，分并改隶，都督开府，参佐从事，寄治版授，建置纷烦，以及宋之差遣，……读史者惮于钩稽，往往沿讹袭谬。今详观宋志，于六朝侨寄郡县，缕析条分；于节度、观察等官罢复，纪之甚详。其刺史历任年月，于纪传所不载者，皆稽考其次序。是故一人之传，必参酌群书而后定。如刺史韦损传，以《唐•地理志》、《练塘碑》，及李华《复练塘颂序》、《招隐大师碑》参定；都知兵马史张子良等传，以新旧《唐书•李錡传》、《旧唐书•宪宗纪》、《通鉴》、《太平广记》参定。此例为前此作郡志者所未有。……于晋宋以来士大夫居宅、坆墓皆详其坊巷、乡都所在。其作铭作记之人，亦莫不罗列。虽遗迹久湮，而按籍考之，犹可得其仿佛。后人性好简略，鲜有及此之详明者。”
　　正是由于《嘉定志》在写人记事方面具有这一特点，所以它的记载多翔实可靠，可以信从。这不但对今人了解和研究当时镇江的历史具有很高价值，而且对今人考定镇江一些出土的文物和文化遗存，也有重要作用。例如，当两年前中山东路与第一楼街交会处出土一处古代建筑遗址时，考古工作者之所以很快确定它是宋代嘉定桥的遗址，其重要依据就是《嘉定志》的有关记载。
　　其三，《嘉定志》还保存了今已失传的《南徐州记》《京口记》《润州图经》《祥符图经》和《润州类集》等书的佚文，以及有关“题名”“壁记”等的佚文，还记载了今已不存的一些古迹的情况。这些佚文和记载，正如阮元所撰该书提要所说，是“零圭碎璧，尤可宝惜”，它们对于今人了解和研究镇江的历史，以及考订有关的历史遗存和出土文物，也具有重要价值。
 
　　四、《嘉定志》对于精神文明建设的意义
　　《嘉定志》一书，撰成于南宋后期，当时，民族矛盾尖锐，南宋王朝国势衰落。而当时镇江是具有抗敌御侮传统并承担抗敌御侮重任的江防要地。在这种情况下，撰者作为任职于镇江的府学教授，深深感受到了国势的艰危和自己责任的重大。他在《嘉定志》卷十六“宋参佐”中说：“若教授，职司训导，似专文事；钤辖兵巡以下诸职，似专武事。然朝廷兴崇乡校，课试之外，其事甚钜。异时孝悌修明，忠信培植，执干戈以卫社稷，亦有渐摩之效，则脉络所系，实相贯通。”由此出发，他在撰写《嘉定志》时很注意写人记事的“教化”作用，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深厚的爱国情怀和“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司马迁《太史公自序》）的爱憎立场。书中对于忠勇报国、廉洁爱民、贤明干练的人物及事迹，多加褒彰；对于具有忧国忧时精神的文章和言论，多加征引；对于骄横不法、贪污腐败、苟且偷安、昏庸无能的人和事，则给以尖锐的揭露和指斥。这些记载，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对于今天培养和弘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也有积极意义。
　　而且，《嘉定志》所记载的东吴至南宋时期，正是镇江历史文化蓬勃发展的时期。它曾是东吴的政治中心，南朝的重要“都会”，齐梁帝王的故乡，又曾是唐代浙西节度使的治所，北宋时的东南门户，南宋时更成为抗敌御侮的政治和军事重镇。历史上许多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科学家等，都曾在镇江留下他们的足迹，以及他们的诗文和著作。这是当时人留下的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足以使镇江人感到自豪。同时，这一时期还形成了不少名胜古迹，其中有些已成为今天镇江的著名景点。对于上述情况，《嘉定志》都有具体记载。这对于今天镇江人了解和研究镇江历史，培养热爱镇江以至热爱祖国的感情，也有重要意义。
　　总之，《嘉定志》是先秦至南宋嘉定时期古代镇江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的实录和结晶，是前人留存的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此书成书至今已有800年的历史，但它对今天传承和弘扬古代镇江的优秀历史文化，以建设和丰富镇江的当代文化，仍然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
 
                                   （作者为镇江高专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