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民国前期（1911-1937）：京口救生名扬沪上

      清末，京口救生会拥有救生红船9 只，焦山救生局拥有救生红船16 只，两会（局）共有救生船25 只。《中国救生船》记载这些救生船大船叫做红船，大概载重20 吨，造价1200 美元 ；小船10 吨，造价600 美元。两会（局）协商初步划定以龙窝（今长江路中华路口外老自来水厂江边附近位置）为界，分别负责巡江救生事宜。京口救生会负责龙窝以西，其巡江区域，起自三江口至龙窝为止，舡船各守一段 ：三江口（世业洲）、瓜洲、龙窝、太古码头、蒜山、海关前、怡和码头；焦山救生局自镇江运河大口门外龙窝以东，根据《中国救生船》一书的记载，包括东滩（招商局汽运轮船公司附近）、北固山、东码头、焦山总部前、焦山（岛的后方）、沙头、千棵柳、丹徒口( 运河口)、谏壁口、孩溪、马腰山、王家山嘴、龟山头（圌山）、平半桥、三江营、双江口，两会（局）总共23 个巡守救生点。这一救生基本格局一直延续到民国初期，其救生事迹亦名扬沪上。上海《申报》当年关于京口救生的事迹做了大量报道，例如 ：

      民国12 年（1923）七月三日报道 ：本埠京口救生会第三、四号救生红船，于前（一日）晨六时，在瓜洲大口适遇有板船一只，装美孚油桶，由宝应运镇，遭风掀覆，该红船赶急赴援，将船户许德康并子媳等共男女四人全行救活，至所翻之船亦一并捞起，交许领去云云。

      民国12 年（1923）九月二十四日报道 ：京口救生会一、二号救生红船，日前在鸿安码头救活被浪打沉藕船张松高、张海科及女孩。同日十时该会六、七号救生红船，在瓜洲口地方救活色布船顾家顺、张万才，计一日先后救活五人。各界闻讯，极赞该会红船能尽责任云。

      民国12 年（1923）十月二日报道 ：京口救生会八号救生船今（一日）晨六时，在瓜洲大口见湖北小鸦船被风掀翻，当将船主六合人林天兰、船伙孙小三子共二人，均经救活，援救时并有一号救生船帮救。

      民国14 年（1925）十月六日报道: 镇江救生会六号红船，昨日午前在三江口江心捕获女浮尸一具，起水验视，面貌腐烂、形容改变，未便照相，祇将服式检查登记。当由该会编号之碑， 殓埋义冢，俾该尸家属认领。

      民国15 年（1926）七月四日报道 ：镇江救生会八号红船，昨日上午八时在招商局船外江捞获男浮尸一具，年约二十余岁、陆军式头、身穿元色布褂裤、内衬白洋布小褂、腰系红头绳裤带、白洋袜、花缎皮底鞋。当即摄影编号，代为殓埋于该会义冢，一面并招该尸家属认领。

      民国18 年（1929）二月二十三日报道 ：民国18 年二月二十日晚上大雾弥漫。行驶在镇江——六合之间的协和小轮公司恒河轮船不意被江庆轮拦腰冲撞，至损失甚钜。闻溺毙搭客船伙等约二十余人。肇事后，水上公安第五区巡官高德福立即派舰督率救生红船（义渡红船一二三号）彻夜捞救，结果捞起船员六名，乘客八名内女尸一名……

      《申报》的上述报道不仅记录了京口救生会的救生事迹及其收到社会各界广泛赞誉，而且还有善士捐款给京口救生会、红船济渡的情形。这些报道充分说明了京口救生会对于社会的巨大贡献和社会各界及民众舆论对其的认可和支持。

      抗战前，焦山救生局的救生活动也是正常开展的。《续丹徒县志》记载，焦山救生局在清末时有救生红船16 只，并与京口救生会在龙窝地方设立联合公所，互相稽查。其红船救生范围自龙窝向西直至三江营、圌山。后来因经费不足，减少3 船，额设13 船。《江苏省会辑要·社会·关于救灾者》记载与《续丹徒县志》一致，救生范围西端表述为“自镇江运河大口门外龙窝以东”，这个运河大口门就是指今天的长江路与中华路交汇点至江边，原有运河河道及入江口门，今已填塞为中华路。直到1935 年，焦山救生局救生事迹还经常见诸报端，有着良好的社会形象。据《申报》报道，民国24 年1 月30 日下午，江都口岸开往谏壁的货船行经三江营江面时逆风逆流，致船沉没。幸遇焦山救生局八号红船所见，急忙驶向沉船位置捞救。船户周九如、周永贵二人幸免于难。（图一左）这一年8 月1 日，《申报》又报道，朱胜康戏班雇请两船搭载50 多演职人员前往朴树湾演出。下午船行至焦山附近，后边一船因风浪倾覆，船上15 人全部落水。恰好焦山救生局八号红船发现，立即招呼焦山救生局三号、十号两只救生红船，同往营救，救起10 人， 内有2 人因溺水时间过长，未能救活，另有2 人失踪。（图一右）

      当时救捞奖励以及有关规定主要是三条 ：

      （甲）各船工友救有生人在水起者加赏三元，船上呼救因而驰往不致落水毙命者加赏二元，捞获已毙者无人认领，照料棺殓掩埋加赏一元。查有船首舵工救护不力分别记过、开除。

      （乙）捞获尸身当开明男性、女性，约略年岁面目，以及身穿衣服，照相悬牌登报，以便认领。

      （丙）捞获漂流物件当时存记出帖登报招领，领时听给酬资不许勒索分文。

      稳定的救捞活动有着稳定的经费来源支持。京口救生会备案资料中有一份正式刊印的《京口救生会民国二十四年份收支各款征信录》（图二），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一本正式的京口救生会征信录，完整地记录了这个正常年度京口救生会的财务收支状况和开展救生活动的资金使用状况。由于京口救生会的善产规模和救生船活动体制在清末基本定型，直至民国前期并无重大变化，因此民国24 年（1935）的财务状况大体上可以反映这一阶段的经常情况，可以作为研究和判断民国前期京口救生会财务收支及其活动状况的范本，因此极为珍贵。

图二《京口救生会民国二十四年份收支各款征信录》封面及首页影印件

（原件藏于镇江市档案局）

      《京口救生会民国二十四年份收支各款征信录》共有17 页，起讫时间为民国24 年（1935） 三月至民国25 年（1936）二月。该征信录详细记录了报告期内收入支出及其结存情况，现简要摘录并分析如下 ：

      一、收入部分 ：

      1.上年结存 ：大洋五十三元七角六分三厘。铜元十二千一百五十文。透支小洋六角。

      2.新收缘款 ：盐引附捐管理处、交通银行、江帮木商保安堂、陈忠恕堂、贻成公司、盛源号、江汉公所、陈恒善堂、京广货业、兴泰号、金保之等12 户大洋一千五百零九元一角三分七厘。其中大项缘款两项 ：盐引附捐管理处大洋六百元，金保之特别缘五百元。

      3.月缘款 ：收南洋烟草公司、自来水公司大照公司等11 户大洋一百八十九元六角。月缘款是按月捐款，自愿认捐。一般捐款户每月户均三角至一元不等，多数户每月一元至一元五角。

      4.田房地租:37 户大洋五千五百六十三元一角，铜元二百六十六千五百四十文。其中有一项是怡和洋行租用红船的津贴，为大洋六百四十八元，该款项下注明“怡和洋行借用本会红船津贴除已提一半贴给船员外净收。”这说明民国期间延续了光绪年间红船可以租借的做法，并且为救生会增加了一大笔收入。

      5.房客榷租: 四项大洋八百二十元（相当于预收房租定金）。

      6.玉山滩田项: 大洋三百九十二元。玉山地块收益与教育局共享，王敬亭购买玉山滩地八亩，共计一千一百二十元，可知当时玉山地价每亩一百四十元，京口救生会占其中三成半。另外款项应该为教育局所有。

      7.前六项合计: 收入大洋八千五百二十七元六角，铜元二百七十八千六百九十文。

      二、支出摘要 ：

      1.救生会职员及工役薪酬六项 ：

      支吴主任车马费 ：大洋一百八十元，支孙主任车马费 ：大洋一百八十元，支蒋司事月薪 ： 大洋一百六十八元，支陶司事月薪 ：大洋一百四十四元，支杨启寿月薪 ：大洋七十元，支本会公役三名辛工 ：大洋一百九十二元（合每人六十四元）。

      上述六项合计九百三十四元。救生会主任吴季衡、孙寅谷的报酬以车马费名义发放，并不算真正的薪酬。

      2.救生红船维护及救生活动开支五项 ：

      支七船春修（桐油、木验工、杂树杉木、绳索、篷布、铁器等）大洋九百六十一元五角九分。支七船春修铜元二十二千七百五十文。支七船辛工（计十二月）：大洋一千九百八十六元（合每船二百八十三元七角一分四毫）。支捞救费 ：大洋一百十元零三角，铜元二十一千八百文。支薄材石碑 ：大洋四十七元六角。

      以上五项合计支出三千一百零五元四角九分，外加铜元二十二千七百五十文。救生红船水手每船5 ～6 人，七船按40 人计算，平均每人每年工食五十元左右，按正舵、副舵、水手各有不同。

      3.（可能是）对救生会船员遗孀的抚恤 ：

      支津贴潘炳辉妻张氏 ：（每月四元）大洋四十八元。支津贴赵达仁妻沈氏 ：铜元五十四千文。支津贴赵绍林妻钱氏 ：铜元三十千文。支津贴赵寿山妻曹氏 ：铜元二十四千文。

      4.其他（略）

      5. 前四项合计 ：民国24 年（1935），京口救生会各项支出合计大洋七千九百六十六元九角一分七厘。

      三、结存 ：铜元二十六千五百三十文 ；大洋五百六十元零六角八分三厘。小洋四十一角。可以看出，民国24 年（1935）京口救生会总的收支基本平衡，略有盈余。其救生费用五项合计支出3105.49 元，外加铜元22750 文。这说明京口救生会七只救生船按照既往确定的救生地点依然正常守溜，保护着行旅安全。

      民国前期焦山救生局的善产及其救生经费来源，其备案资料因前任主任病逝散佚，记载不明。但在清末民初的时候，其经费状况由于官府的支持好于京口救生会。因此在此期间的救生活动亦是正常进行的。

      三、抗战时期 ：救生船被征毁佚、京口救生被迫中断

      抗战爆发后，救生红船被强迫征用一去不回，京口救生善举基本瘫痪。京口救生会第二、六号两船分别在民国26 年（1937）、民国27 年（1938）被敌军封用未回或无下落 ；第三、五号船民国26 年（1937）（被国军）装差去湖北汉口未回 ；其余三船，第四号船民国24 年（1935）损坏，第一号船民国32 年（1943）被领船舵工盗卖，只追回船款中储劵一百万元。唯有第七号船在会，但到报告期也已停开在厂等待维修。原有怡和洋行租借的两只大船（红船）未见资料有交代，不知去向。

      焦山救生局备案资料记载，焦山救生局在抗战前尚有救生有红船12 只（《续丹徒县志》记载为13 只），分设圌山、三江营、丹徒、谏壁、沙头、焦山前、焦山后、焦山与象山夹江、北固、龙窝、焦山总局出巡1 只、镇江办事处出巡1 只。1937 年日寇侵华战争爆发后，焦山总局、镇江办事处及各分局均被焚毁。日寇侵占时期，焦山救生局救生红船陆续损失9 只，但是具体损失情形不详，没有类似京口救生会的全部船只登记表说明每一只船的去向。究其原因，主要是原来的办公室主任吴仲芝在战后病故，资料散佚，无法提供。

      从财务状况来看，受战争的影响，京口救生会财务状况开始恶化并凸显 ：1937 年，怡和洋行依旧租借红船，但红船津贴从大洋648 元下降到大洋480 元 ；与民国24 年（1935）相比，新收缘款和田房地租有较大幅度下降，导致总收入减少四成多。支出项目中，与救捞相关直接支出中，救捞总支出1773.6 元，比民国24 年（1935）下降了四成多。

      从民国26 年至民国30 年（1937-1941），京口救生会的财务清册依然使用洋元作为基本币制单位。民国31 年（1942）开始使用法币和中储币，之后物价飞涨、币种混乱，民不聊生。以房租为例，郑冯氏租用京口救生会小码头街187 号五间两厢一方天井开设祥兴隆客栈，民国26 年至民国30 年共缴租金278.5 元，平均每年租金55.7 元。民国31 年使用法币和中储币，租金开始上涨为法币75 元加储币105 元，此后一路飞涨，到民国37 年（1948），涨到法币1720 万！京口救生会在西门街有良田43.475 亩，民国30 年（1949）租金230.35 元，民国31 年即涨到储币1350 元，民国35 年（1946）为法币667000 元，民国36 年（1947）为7207100 元，民国37 年（1948）涨到201872000 元。民国37 年，京口救生会为维修红船，添置红油两桶、清油70 斤、船钉两担， 共花费164320000 元。这些账册记录的数据，不仅是京口救生会的收支账，更是从另一个侧面记录了日本帝国主义掠夺史、罪恶史，以及国民党政府经济崩溃、腐朽没落的历史。

      这一时期财报表明，救生红船舵工水手工食也只支付到民国26 年（1937）。自民国27 年（1938）起，仅对个别船只水手有少量补贴。这说明抗战期间京口救生会的救生活动完全停止。抗战中京口救生会董事吴季衡、孙寅谷等人竭力维护善产，期图日后重振救生会。为防止货币贬值导致资产缩水，他们将有限的收益用于维修保全和增设房产，力争善产收益以实物形态的保存下来，做出了不懈努力。民国27 年（1938），京口救生会投资大洋390 元重修了山巷口市房德隆衣庄 ；民国28 年（1939）投资1900 多元修建了银山门义成五洋号、五条街市房药店、香店 ；民国29 年（1940）投资近4000 元维修了市房三善巷16 号马桂记肥皂公司 ；民国35 年（1946）投资法币650 多万元，利用观音洞北圈门外魏善士捐赠的地皮及其旧料修建了两层共8 间市房。京口救生会田产只有8 宗计618 亩零，其中良田100 多亩，滩地447.6 亩，抗战期间租谷收益也受到很大影响。经过吴、孙二人的艰苦努力，京口救生会的善产大部分得到抢救性维护。

      四、抗战胜利至镇江解放（1945-1949 年6 月）：京口救生两会（局）衰落

      抗战胜利后，尽管京口救生会于1946 年改组了董事会，但是由于抗战中救生红船损失殆尽，京口救生会的善产收益也不足以支付添置救生船的费用 ；紧接而来内战爆发，及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对长江江面的管控，恢复红船救生并不具备现实可能性，因此救生活动根本无法恢复，京口救生会主管事务的两位正副主任吴季衡、孙寅谷的主要工作只能是维持善产不致于被毁佚。此外吴季衡年老多病，实际上也不能视事，所幸不辱使命，到1949 年6 月，包括救生会馆在内的各类房屋25 处129 间，其中正房92 间（楼上下算2 间），厢房27 间，披屋10 间，天井19 方。除救生会馆21 间为救生会办公和后勤使用外，其余均出租经营。京口救生会田产有8 宗，计618 亩零，其中良田100 多亩、滩地447.6 亩多。京口救生会的管理人员吴、孙二人在战争中为维护善业，呕心沥血、历尽艰辛 ；收支账目清楚明晰，更彰显了他们的善行善举是真诚无私、立会为公、无怨无悔的大仁大德。

      焦山救生局于1948 年改组董事会，并暂借瓜镇义渡局办公，推举董事陈述初、何宇池二人兼正副主任负责局务。此时仅存3 只救生红船，其中一号、三号船于民国30 年（1941）拆造大修，载重分别为15 吨、12 吨 ；二号船于民国34 年（1945）大修，载重为15 吨。但此3 条船实际上已经成为渡船兼司救生。其中一号船领船正舵毛元龙，副舵篙夫伙夫共5 人，自谏壁至五墩子守溜救生并往返对渡，济渡民众 ；二号船领船正舵朱德礼，副舵篙夫伙夫共6 人，自镇江至公四圩守溜救生并往返对渡，济渡民众 ；三号红船领船正舵凌正贵，副舵篙夫伙夫共6 人，共17 名船夫。这三只救生红船实际上自抗战以后就参与义渡。抗战期间，瓜镇义渡局经费不足，何宇池为维持义渡，便于贫苦民众渡江，又减少开销，将免费义渡改为酌收5 分至1 角的较低船资，作为船工的伙食费，以弥补船工工食。当然渡江行旅特别困难的也可以免费。救生船或义渡船的维护修缮，依然是船局负责，以千方百计保证救生船和义渡船基本性质不变，坚持开展义渡救生活动。

      焦山救生局备案资料记载，民国时期焦山救生局的善产，也是有乐善家陆续捐置。在抗战中被日寇焚毁九如巷口、大鱼巷、民国春街三处房产，战后修复九如巷口以及宝塔路两处。同样由于焦山救生局办公室主任吴仲芝在战后病故，无法提供相关的财务收支报告。至1949 年其拥有本市住房共64 间，这些房屋月收租金米6.7 石，全年合计收租米80.4 石。除房产外，尚有各类田产7 宗计572.078 亩，主要分布在仪征三乙乡、朴树乡，只有一块在高资镇。这些田产可以收租米153.6 石。这些收益加上救生红船开展义渡的微薄收益，大体能够维持三只救生红船的义渡救生活动。

      总之，连绵不绝的内战，伤及根本。随着新时代的来临，京口救生会和焦山救生局水上救助事业，似乎都走到了历史的尽头。

( 作者为镇江市建设局原副局长、原镇江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董事长、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