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苏

      提到丁传科，镇江人并不陌生，民国期间，他曾在镇江的商界开过号，有过自己的商号。至今在宝塔路99 号（曾用地名宝塔巷同安里，1936 年改为宝塔路平安巷8 号）还有他居住过的老宅子。

老宅子建于民国初期，座西朝东，建筑结构以砖木混合结构为主，为面阔三间两层小楼一幢，占地面积361.83 平方米，建筑面积280.28 平方米。原西侧有小花园，内有平房，占地面积约800 平方米。后保留建筑，花园不存。

      由于丁传科后来到外地发展，把生意做到了上海滩上，并成就了一番事业后，回镇江的机会就少了，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后来镇江知道他的人不多，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一

丁传科（？-1941），字子盈，江苏镇江人。寓居上海。为人聪颖，肯吃苦。年纪不大就开始在上海滩创业。他有经商头脑，善抓机遇，受南通张謇实业救国的影响，先从北货业入手，渐成气候，在商业界创出了一番天地，以后又在糖行大发展，积累了雄厚的资产，成为有名的商人。丁传科和实业家吴寄尘是好朋友。吴寄尘，原名兆曾，字缙云，别号味秋，镇江市人，光绪二十一年(1895) 与柳诒徵同案考中秀才，30 岁时，清废科举，投笔经商，字寄尘。1911 年，吴寄尘就任大生纱厂驻沪事务所所长，辅助张謇达20 余年。丁传科和吴寄尘受南通张謇实业救国思想的影响，一起投入到大生集团的发展中去，成为大生纱厂的股东。

      在近代大生纱集团企业家张敬礼所写的《养性室日记》中，就常常提及丁传科参与大生集团内部经营管理的一些事情，尊称之为“丁子翁”。1923 年秋，大生一厂因无钱购花而停工， 丁传科和刘子诚各出1 万元，加上其他的同仁合资，总计10 万元，维持了工厂的日常运作。

      据不完全统计，丁传科创办的上海产业有南京路天福南货号、四川路广和新记糖行、永安路祥丰杂粮行、小东门坤元北货行等。他还是法租界永安路17 号正丰勤记粮行和勤义恒北货业的大股东，同时，在南通大生纱厂、南通大丰、大有晋盐垦公司中占有股份，还在南通、如皋、金坛、镇江、大丰等地置有田产房屋。由于经商有道，丁传科积累了一大批资产，很有钱，曾一次捐赠南通大丰公司祥丰附区熟田1000 亩和新记糖行的存款1 万元给自己的亲人。

      在镇江的旅沪商人中，丁传科也是一个有威望的实业家，不仅是镇江旅沪同乡会的成员， 还是上海京江会所的代表人物。上海中华捷运公司成立后，他是公司的股东之一，还是董事会中的监察人。

      丁传科一生中的善举不少。1921 年，河南遇到灾害，他委托人一次捐款1000 元。1926 年，镇江遭受严重的兵灾和秋荒，贫民生计困难，米价贵至14 元一石，“小民已至饿以待毙”，丁传科和银行家马式如等镇江人士筹款订购粮食20000 石，运到镇江来救济灾民。

      镇江金山上的文宗阁毁于太平天国，后来很多文人都试图恢复文宗阁，但都没有实现。

      1932 年，吴寄尘感觉到恢复文宗阁难以实现，于是决定在镇江另外建一座藏书楼，起名绍宗国学藏书楼，要延续文宗阁的文脉。为此，他拿出了自己多年的积蓄和藏书。

      绍宗藏书楼建在镇江云台山的南麓，由上海扬子建筑公司承建，于1933 年建成。因为建楼和藏书楼日常管理的费用有缺口，藏书楼的发展遇到了困难，这时，一贯热心公益事业的好朋友丁传科向吴寄尘伸出了援手，他拿出了14000 元支持藏书楼的建设，弥补了建楼经费的不足。后来为了维持藏书楼日常的管理经费，他又捐出了大丰的2000 亩田产，用这些田产的租金来维持藏书楼的日常开支。可以说，绍宗藏书楼的建成和发展都有丁传科的功劳。

      1933 年，上海影印的宋砂碛大藏经对外发布，此书分五十册，按千字文排列。吴寄尘在《申报》上撰文为此经的出版做宣传，并率先为绍宗藏书楼订购了一部。丁传科对老朋友之举也很支持，他响应吴寄尘的倡议，积极支持文化事业的发展，在社会上展开购置大藏经的动员。金山上方寺、鹤林寺、绍宗藏书楼、省立镇江图书馆纷纷认购。丁传科、李耆卿、吴蕴斋、余开龄等社会名流也预约订购。

二

      丁传科经商积累财富后，不忘丁氏家族“族人以读书自养”家训，大力兴办义学，让自己的子孙率先接受教育。

      丁氏家族的读书风气相当浓厚。有许多人著书立说，成为知名学者。还有不少人以教书育人为重，形成桃李满天下的奇观。如丁传科的孙子就是中国著名的教育家丁石孙，曾任北京大学校长。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在北大百年校庆时这样说：北大历史上有两位校长值得记住，一位是蔡元培，另一位是丁石孙。同时，他还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一位受人尊敬的国家领导人。在丁氏家族族人奉行的“阖族要务”中，除了与一般家族所共有的敬老爱幼，修建祠堂，定期祭祖，续编家谱外，一个最精华部分就是 ：家族特别重视读书和人才的教育。要求族中必须设立义学:“丁繁之族，宗房之贫富不均，子孙之贤愚不一，其间有父贤而子不肖，子肖而孙不贤者，盖由失学之故耳。谚云，族盛必流诚哉，是言也。若有一人不肖，不特有沾乃祖，乃父亦且有关，于阖族之光辉不可不留心于此。法之最善者，无过设立义学，或于公堂、或于祠侧，延请塾师，凡是族中子弟，或有家寒不能读书，间有父死不能从学者，悉令入馆受教，其塾师必择老成勤笃者。修金供膳，取诸祠中公积之余，果能久远不替，则不肖者渐化为纯良，不致流于污下。有能奋志攻苦者，竟至青云得路，腾达飞黄，他日光荣门第，辉耀宗祠，皆义学之功也。阖族敬勉举行幸甚”。

      为了加强族人的培养，《阖族要务》中还专门规定了在族中举行文会的条文 ：“曾子曰 ：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乡有文会古之制也。欲使阖族子弟进德修业，互相切磋，则莫如举行文会。其会所或就公堂。或于祠内，择族中耆儒硕德品学兼优者主司之。期定每月初三十八日，凡族中能文者，咸令入会领题作文，文成批阅分列等第，优等者公祠赏花红银两，以勉励之。或有家寒夜食不敷者，月给薪水以周济之。庶畿人材以培植而成学业，以观摩而进，异时云路飞腾，光前裕后，必基于此焉”。

      应该说丁氏家训中的读书兴学条款很有意义，它对丁氏家族最终成为教育世家起到了关键作用。如明代著名学者丁元吉，不仅是一位文学家，也是一个教书育人的先生。他弱冠即教授乡里，并以谆谆善教而受到生徒的敬重，培养了一批知名的学者。明代宰相靳贵从学于他的门下，是他的得意门生。

      由于家学的传承，丁石孙的祖父丁传科也非常重视开办义学。1925 年到1933 年期间，他曾经在上海的家居开办义学，聘请镇江的名师赵蜀琴来执教，让其子孙在义学接受启蒙教育。赵蜀琴是清代的举人，一生以授徒为业，1915 年，他应邀到苏州工业专科学校执教。1925年，他应同乡吴寄尘和丁传科的邀请，到上海润安里开设义学。义学设在润安里45 号。

      义学的课程以传统旧文学为主，每天的作业是写毛笔字大楷、读书、背书。读的是四书五经和古文诗词。私塾的学生最初是丁氏、刘氏的子孙，吴寄尘的儿子和私塾先生的两个儿子也在其中，后来上海纺织界名人李升伯把两个儿子，南通张謇把张敬礼、张敬安也送来接受教育，黄光益把女儿黄淇送到私塾读书。润安里的义学启蒙教育为后来丁石孙成为著名的教育家打下了基础。

      丁石孙很小的时候就接触到义学的氛围，受到家训的影响，对读书兴教有了一定的认知， 对他后来从事教育有了启蒙作用。他在上海教过小学，做过家教，在中学代课，进入北京大学后，更是把办学的理念发挥到极致，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与日俱增。

（作者为镇江市图书馆学会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