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三状元翁同龢、王仁堪、张謇交游考

                                                          王　勇
 
　　【摘　要】　晚清状元张謇与翁同龢交游最为人们所熟知。此外，状元王仁堪与张謇、翁同龢的交游却没有引起研究者足够的注意。翁同龢与王仁堪相识于光绪三年（1877）王仁堪中状元之后；张謇与王仁堪、王仁东兄弟及翁同龢相识于光绪十一年（1885）张謇赴京城应顺天乡试期间。因王仁堪、张謇诸人与翁同龢在政治见解上接近，形成以翁同龢为核心的后清流派。最后，分别成为爱国爱民的清官廉吏（王）、政治家（翁、张）、实业家（张）。
　　【关键词】　翁同龢　王仁堪　张謇　状元　清流派　交游
 
　　翁同龢（1830—1904），江苏常熟人，晚清状元、帝师、政治家；王仁堪（1849—1893），福建闽县人，晚清状元、清官循吏；张謇（1853—1926），江苏海门人，晚清状元、民国时实业家、政治家、教育家。翁、王、张三人除了拥有一个共同的身份——进士第一名（即状元）之外，还同是晚清“清流派”的重要成员。清流派，又称“清流党”，是晚清朝臣内部出现的政治派别，以敢于批评时政得失，标榜廉介清高而得名。
　　翁同龢比王仁堪年长十九岁，王仁堪比张謇年长四岁，王、张约略可算同辈之人，翁同龢则当属王、张二状元的师尊辈。王仁堪于清同治九年庚午（1870）二十二岁时应顺天乡试，中第八十一名举人。早在两年前的同治七年戊辰（1868），张謇冒籍如皋张氏参加县、州、院试全部考中，然而，同治九年（1870）赴江宁参加乡试却没能考中。此时，王仁堪与张謇，一南一北，尚无缘得见。翁同龢，虽然身在京城为同治帝师傅，然而，此时的王仁堪、张謇，皆属籍籍无名的小辈，相识的机缘尚未到来。
　　一、翁、王状元初相识　双双留下清流名
　　光绪三年丁丑（1877），王仁堪会试中式第二十六名，殿试中一甲一名进士，大魁天下，授翰林院修撰，时年二十九岁。是年，翁同龢在毓庆宫任光绪帝侍读。于是，翁、王相识的机缘来了。《翁同龢日记》光绪三年丁丑四月廿四日（6月5日）记载：“晴，大风寒甚。寅正偕管师、斌孙入，于朝房小坐，遂入，看一册毕，始闻鼎甲名。（遣人诣案上打听。）……王仁堪、余联沅、朱赓飏。”［1］第3册，第1286页四月廿五日（6月6日）又载：“微阴。照常入，敬俟于殿门，与群公语，卯初三刻上升殿传胪，随班行礼，偕子松急入，上已至书房。读不如昨，巳正退，饭而出。贺新殿撰于福州馆。”［1］第3册，第1286页从翁同龢亲自拜贺新科状元王仁堪，亦可见翁氏礼贤下士的爱才之心。从此，翁同龢开始与王仁堪结识。然而，张謇在前一年的乡试中依旧落榜，遂在江宁浦口吴长庆幕下做幕僚，无缘光绪三年的会试。不过，此年的王仁堪已经是名满天下的状元，张謇应该闻知王仁堪之名。此时，张謇与翁同龢尚无缘结交。
　　光绪五年（1879），王仁堪偕翰林院修撰曹鸿勋等上疏弹劾擅自与俄人订立割地卖国条约的使臣崇厚。“十二月，充武英殿协修官。时，中国与俄罗斯更定条约。俄人索我伊犁，要求无厌。出使大臣崇厚专擅画诺，未奉旨，遽回京。公偕翰林院修撰曹鸿勋、编修黄国瑾等二十四人疏劾之。……慷慨陈词，时论嘉许。”［2］30使臣崇厚与俄人在里瓦几亚宫（位于今乌克兰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擅订割地条约，史称《里瓦几亚条约》。翁同龢对此事也进行了记载。《翁同龢日记》光绪五年己卯十一月廿一日（1880年1月2日）记载：“崇厚以不候谕旨擅自回京，交部严议，其所议各条并总理衙门前后章奏发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公议。”［1］第3册，第1459页十二月初五日（1月16日）记载：“是日先帝忌辰，上诣两殿行礼，到时辰正，生书毕巳正三矣。与燮臣到阁，发下张之洞一摺，王仁堪等二十二人一摺，盛煜一摺。王、盛皆主杀使臣，盛言旁及于保荐使臣之人。张则力言宜战，略言十不可四要，四要曰计决、曰气壮，曰理直、四谋定。宝竹坡议则主战而沉痛恻怛。王漱兰、李芯国（端棻）议大略宜修战备。百僚相顾不发，骈头看摺、杂然一群鹅鸭耳。”［1］第3册，第1461-62页对于使臣崇厚擅自签订卖国条约的行为，群臣激愤，光绪帝亦大怒，经过各方势力争辩，最后将崇厚下狱，定斩监候，以徇俄人之请，仍羁禁。但是，朝廷拒不承认崇厚擅订条约，改派曾纪泽更约，挽回割地之虞。五年后，崇厚输银三十万济军，始释归。
　　翁同龢与王仁堪相识后，翁、王二人时有过从，且他们的政治见解趋近。光绪十年（1884）甲申，中法马江海战失败，闽籍京官潘炳年上奏摺，请严惩失职的船政大臣张佩纶（字绳庵，直隶丰润人），张被革职，据称这封奏章实为王仁堪代笔。（见郭则沄《知寒轩谈荟》）而张的后台却是其父挚李鸿章。这样，王仁堪又得罪了当朝权臣。“其时马江败后，中法议和，朝士切齿于张绳庵，而盛伯熙、王可庄兄弟亦然。伯熙陈奏法事，力诋用人之非，王旭庄切责张绳庵，谓其举措乖张，与之绝交，张则揭发及于黄仲弢，谓为伯熙主谋，终之张绳庵谪贬塞外。”［3］109后来，郑孝胥作有《题张叔宪槐阴精舍夜话图》诗评论道：“丰润当年气属天，荷戈一去甲申年。名流正有人微叹，转觉王家伯仲贤。（谓可庄兄弟。）”［4］294“王家伯仲”即指王仁堪（可庄）、仁东（旭庄）兄弟。高阳《翁同龢传》：“光绪三年状元，（王仁堪）在翰林院时，协办大学士全庆掌院，约翁同龢看‘馆课’，极赏识王仁堪，实际上有师生之谊，因为王氏伯仲皆亲翁同龢。当时名士凡亲翁同龢者如盛昱、李慈铭等，皆恶张佩纶。”［5］133
　　光绪十二年（1886），翁同龢同乡吴大赝上疏尊崇光绪生父醇亲王奕譞典礼事件，加深了翁、王等清流派人士的关系。吴大赝对西太后骄奢佚乐、醇亲王及所用之人吏治败坏颇为不满，于是想通过尊崇醇亲王典礼，以使醇亲王贵而无位，从而孤立权奸，庶使朝政有澄清之望，旋因太后继续训政而不果。光绪十四年（1888），西太后决意归政后，吴大赝认为时机成熟，遂于光绪十五年（1889）正月二十四日草拟奏疏。西太后看后，大为震怒，认为吴折“意尊帝父”，实则旨在离间帝后。围绕吴折，统治集团爆发了一场政争。军机大臣孙毓汶在西太后授意下，严斥吴“阙名希宠”“议礼梯荣”。但是，由于翁同龢、潘祖荫等一大批正直官员的坚持，西太后、孙毓汶才未将此事闹下去。“二月十三日，吴大赝来京引见事竣，离京前往济宁河道总督任所。是日清晨，天色微明，晓星高悬，翁同龢、潘祖荫等冒着严寒来到正阳门外驿亭，特地为吴送行。踵接而来送行的还有盛昱、黄体芳、王仁堪、陈宝琛等数十人，经过这场政治风波，彼此之间更加贴近了。”［6］829在许多政事方面，王仁堪与翁同龢的观点趋向一致，逐渐成为以翁同龢为核心的清流派的一员。
　　二、翁、张、王状元喜相逢　成就青史师生情
　　光绪八年壬午（1882），张謇随吴长庆军平叛朝鲜“壬午兵变”，事后，张謇条陈“朝鲜善后六策”建言，虽未被清廷采纳，但已经引起翁同龢等清流名士的注意，此时张、翁二人只是神交，尚未谋面。光绪十一年（1885），张謇北应顺天乡试，始得结识王仁堪、翁同龢二状元。前一年十月，张謇在《啬翁自订年谱》中记载：“至淮安起居孙先生，留十日归。先生约明年将移官江宁，子弟回避，不能应试，命亚甫与余同北应顺天乡试。”［7］第8册,第1003页孙先生，即孙云锦（1821—1892），字海岑，安徽桐城人。孙云锦在署理南通州知州期间，对张謇非常赏识，此番孙云锦从淮安知府赴江宁知府任，弟子张謇等因避嫌，北上京城应顺天乡试。孙云锦哲嗣孙孟平辑录《开封府君年谱》光绪六年庚辰：“四月，委署淮安府知府。五月，受篆。梁方伯随以先君详请奏补。……十一月，补淮安府知府。”［8］60-61光绪十年甲申：“十二月，调补江宁府知府。”［8］68光绪十一年乙酉：“三月，举行府试。四月，以江宁府子弟婣亲于南闱，例应回避。命仲弟报捐贡生偕张季直修撰入都应顺天乡试。”［8］70光绪十一年（1885）乙酉，“三月，（张謇）至江宁，为孙先生襄校府试卷，拔江宁沈厚圻、上元邱廷銮。四月，由上海北上，亚甫前二日行，遇于天津。……至京，先寓杨梅竹斜街和含会馆。吊问夏厚庵。移寓内城东单牌楼观音寺胡同文昌关帝庙。识黄仲弢（绍基），王可庄（仁堪）、旭庄（仁东），梁节庵（鼎芬），沈子培（曾植），宗室伯熙（盛昱），濮止潜（子潼），王芾卿（颂蔚），张伯纪（云官），丁恒斋（立钧），与为友。”［7］第8册,第1004页正是张謇北应顺天乡试的机缘，才有机会结识王仁堪、翁同龢等清流派成员。张謇初到京城就与王仁堪、王仁东（1852—1918）兄弟结识了。其时，王仁堪正在京城担任厢红旗官学管学官。王氏兄弟皆京城名士。
　　在张謇《柳西草堂日记》中也记载了这段时间与王仁堪交往之事，如四月三十日载张謇：“诣仲弢、可庄，不直。”［7］第8册,第223页五月十八日：“借可庄三监本《皇甫碑》。”［7］第8册,第224页
　　当年五月，王仁堪充任贵州乡试副考官。在《翁同龢日记》光绪十一年乙酉五月朔（6月13日）记载：“云南：朱善祥、庞玺；贵州：李桂林、王仁堪。”［1］第4册，第1939页王仁堪的祖父王庆云曾任贵州学政，“后四十八年，（王仁堪）公再掌黔中文衡，时人传为美谈”［2］32。其后，王仁堪离京南下贵州，而张謇留京应考。王仁堪《奉使纪程•黔轺纪程（光绪乙酉科）》载：“五月十八日辰正，出都宿良乡。”［9］815
　　王仁堪离京期间，其弟王仁东还曾亲自为张謇送考。张謇《柳西草堂日记》记载：“（八月）七日，知典试者为潘祖荫、翁同龢、奎润、童华。星海馈食物。八日，申刻入场。保之、铁山、甹耆、礼卿、旭庄、星海、云阁、子培皆送场。”其时，王仁堪已经在贵州任乡试副考官，因此未能为张謇送场。王仁堪《奉使纪程•黔轺纪程（光绪乙酉科）》载：“（八月）初六日，午刻，明舆赴抚署谢恩，饮会同宴。未刻，入闱。十三日，荐卷上堂。”［9］815
　　张謇乡试刚结束，王仁东又宴请张謇。《柳西草堂日记》记载：“（八月）二十三日，旭庄置酒，未赴。”［7］第8册,第229页张謇虽未赴宴，但是二人交往也一直未断。“（九月）五日，写字。与旭庄讯。”［7］第8册,第229页九月十二日放榜后，张謇得中第二名，二十二日复试，取一等二十六名。张謇得中后，即宴请友好致谢。“（九月）二十八日，与子封置酒，请伯愚、仲鲁、……旭庄、止潜、礼卿。”［7］第8册,第231页张謇这次宴会共邀请了十二人，其中就有旭庄（王仁东）。“（十一月）十日，……诣旭庄、太夷（苏龛别字）。”［7］第8册,第233页光绪十二年（1886）张謇候试留都下，正月九日：“勖庄母夫人生辰，往祝。”［7］第8册,第235页由此可见，张謇与王仁东（字旭庄、勖庄）在京交往还是颇为密切的。这也为后来王仁东赴南通州任职结下了夙缘。光绪二十九年（1903），王仁东署南通州，任职期间，平反冤狱，劝绅士、商人广立学校，厉行保甲育婴，一如其兄王仁堪的勤廉之风，甚有政声。王仁东在南通州过生日时，张謇还作有贺寿诗一首。张謇《王司直属寿其季父旭庄太守仁东》诗（清光绪二十九年三月初十日（1903.4.7）），诗序称：“旭庄时知通州，逾其五十初度已二年矣。成诗六韵。”原诗写道：“京国交游辙，江湖浩荡尘。相从再三叹，几阅八千春。何世容栖遁，成翁亦苦辛。讵论凤池夺，差喜虎符新。感慨能求治，聪明道爱人。愿言君子寿，我亦是州民。”［10］124诗中，张謇对与王仁东在京城交往、以及彼此人生坎坷的慨叹，最后祝愿王仁东能够“君子寿”。王仁东任职南通州期间，与南通著名诗人范当世亦时有过从，范当世作有《旭庄太守金陵返，惨然述近事并示江楼感怀，次韵李拔可之作走笔奉和》《次韵旭庄太守郊行十二首》《次韵旭庄舟行苦雨四首》《次韵旭庄郊行喜晴》等诗［11］402-404。其中，不乏对王仁东惠政爱民的赞颂。
　　张謇与翁同龢相晤，亦是在光绪十一年（1885）乙酉，张謇赴京应顺天乡试之时。《翁同龢日记》五月廿五日（7月7日）记载：“晴，日色仍赤，热甚，……晚批折。饭后访张季直优贡，（謇，南通州人，名士也，年卅三。）剧谈朝鲜事，以为三年必乱，力诋撤兵之谬，其人久在吴筱轩幕也。”［1］第4册，第1944页翁、张师徒二人相识后，因政治见解相近，颇为投缘。本年六月，张謇“国子监考到，取第一名，录取第四名。与伯熙谈朝鲜之危，不亟图存，必为人有，因以前策示之，共太息而已。……顺天乡试。”［7］第8册,第1004页九月十一日，张謇“听录，中第二。清代乡人北榜中第二者，顺治甲午盛于亮，乾隆庚午方汝谦，至余共三人。房师商城黄编修梅岑（彝年），座师潘尚书（祖荫）、翁尚书（同龢）、左都御史宗室奎润、童侍郎华。童，院试座师也。潘、翁二师期许甚至，翁尚书先见余优贡试卷，试前，知余寓距其宅不远，访余于庙，余一答谢。”［7］第8册,第1004页从此，翁、张二人彼此知遇日深。后来，张謇高中状元等事多得翁同龢提携。前修时贤多有考述，兹不展开。
　　三、王、张状元惺相惜 异曲同工为民生
　　张謇与王仁堪相识后，虽然因科考、仕宦等原因，经常天各一方，然亦时有交往，在张謇与王仁堪的相关史料中都有记载。在《王苏州（仁堪）遗书》中有王仁堪《寿南通州张润之（季直南元之封翁）》（五言），不知写作日期，据张謇父亲张彭年（1818—1894，字润之）的生年推测，大概是作于张彭年七十寿辰之际。诗中对张謇及其父亲张彭年大加称颂“张侯天下才，德器心所仪。幼秉过庭训，立履通人规。京洛初识君，衣尘曾未缁。养志念明发，拂袖兴言归。归来酌寿斝，喜惧亲年知。”［9］1045光绪十五年（1889）二月八日，张謇入都参加会试，与兄张詧（字叔俨）同寓蒯光典（字礼卿）家宅（在北半截胡同）。到京后的第四天，王仁堪、仁东兄弟就宴请张謇。《柳西草堂日记》光绪十五年（1889）己丑二月：“十二日，叔兄往德州，将为同寅时懋哉送柩南旋。可庄、勖庄置酒。”［7］第8册，第288页不幸的是，张謇这次会试仍然以失败告终。同年五月，王仁堪充任广东乡试副考官，梁启超即于此次乡试中脱颖而出。
　　光绪十六年（1890）二月，张謇再次应礼部会试，始寓居北京严家让的寓所，后迁居下斜街王仁堪寓所。严家让，字礼卿，安徽含山人，曾入李鸿章的淮军为军幕，后中进士，为翰林院编修。然而，这次会试，张謇仍然没能成功。而且，与他一同赴试的同乡好友秦兆鹏却不幸病逝于应考途中。同年七月二十九日，张謇作《闻下斜街旧寓因雨尽圮，寄可庄、勖臧，兼示苏龛、聘耆两舍人》（七言排律）、《检〈粤雅堂丛书〉寄谢王可庄修撰（仁堪）》（七律）。前诗写道：“都门二月上名牒，税驾初主含山翁。粪除所舍使舍客，老屋搘障裁遮风。提书趋试客既去，一夕柱折颓垣从。岩墙知命古所训，推宅相借君尤通。下斜街北街之东，一庐古木疏篁中。晨兴爱坐几席绿，夜归遥识檐镫红。漫然从人考坊巷，查家旧址尘冥濛。况乃居此仅匝月，拂衣南下旋匆匆。”［7］第8册,第313页表达张謇对寓居下斜街时生活的怀念与感慨。《粤雅堂丛书》，凡一百八十五种，咸丰三年伍崇曜刊于广州，自三编《季沧苇书目》后，光绪元年伍绍棠所刊。此套卷帙巨大的丛书，盖是王仁堪在任广东乡试副考官期间友人所赠，故张謇在后一诗中有“故人拜赐珍千绢，使者归朝载几车”之句。同年十月，王仁堪充会典馆总纂官。“十一月，吏部覆带引见，奉旨记名，以道府用。寻授江苏镇江府知府。”［2］33
　　光绪十七年（1891）三月，王仁堪即赴任镇江知府。到镇江任上不久，王仁堪即致函邀请张謇往镇江。张謇“（六月）二十二日，得可庄回讯，邀往镇江。”［7］第8册,第328页在《王苏州（仁堪）遗书》中还保留有王仁堪《答张季直南元》信札二封［9］875-878。其时，王仁堪在镇江知府任上日夜忙于操持水利、抗旱、查蝗、植树、放赈诸务，已经积劳成疾。因此，王仁堪在信中有“淹病床蓐，忽奉简教，旷若复面，神识一清。恨不从公扶海垞中，荡此沈滞也” ［9］875的感慨。虽然，如此，王仁堪仍不改瘁劳为民之心。三年任满，“大府举循良第一，奉旨报可。七月，调苏州知府。”［2］33然而，因王仁堪长期积劳成疾，到任仅三月便溘然病逝，年仅四十五岁。张謇闻知王仁堪病逝的消息后，亲自前往苏州吊唁。光绪十九年（1893）《柳西草堂日记》载：“（十一月）二十七日，知可庄暴卒讯。二十八日，作祭可庄文。”“（十二月）三日，往苏州，吊可庄之丧。四日，氐许浦。六日，氐苏州，寓南显子巷莫宅。七日，吊可庄。晤勖臧。可庄病以疝气，而服香散之药太过。身后公私并负七千余金。公负七千金，督、抚代筹，私负则渺然无著。堂有老母，下有七子，归无一椽寸陇也。高科荣进，修志清名，其终如此耳，可胜慨哉。”［7］第8册,第322-373页张謇对状元清官王仁堪的不幸遭际，慨叹不已。所幸的是，镇江人民并没有忘记王仁堪，“耗至镇，士废业，商罢市，野辍耕，无不欷歔流涕者”［2］19，镇江士绅还为王仁堪立碑、建祠，并请朝廷宣付史馆立传，后终成为《清史稿•循吏传》中记载的最后一位“循吏”。
　　在王仁堪去世的次年，屡败屡试的张謇终于在光绪二十年（1894）的恩科会考中高中状元。十年后，翁同龢亦先张謇而去世。然而，翁、王等清流名士爱国、爱民的高洁品德对张謇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来，张謇逐渐成长为杰出的政治家、实业家、教育家，成为影响近代史的杰出人物。虽然，翁同龢、王仁堪与张謇三位状元的人生道路各有不同，但是，作为清流派的杰出代表，他们爱国忧世、旨在为民生谋福祉的夙愿是相同的。他们互相影响，相互砥砺，为晚清的政治、经济、民生、教育等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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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范当世.范伯子诗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作者为江苏大学文学院讲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