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镇江保卫战中的社会治安

                                     孙洪军
 
　　【提　要】　1842年7月镇江保卫战前后，由于文武官员的渎职行为，造成镇江府城陷落，许多百姓封闭城中，遭受战乱摧残；在肃奸固城过程中，犯了扩大化错误，无辜百姓惨遭屠杀；城乡失序，抢掠横行，百姓生命财产遭受不法侵害，造成严重的战时社会治安灾难。
　　【关键词】　镇江保卫战；社会治安；政治腐败
 
　　在清代，镇江城是常镇道治、镇江府治、丹徒县治所在地，也是驻防旗兵镇江副都统衙门所在地。道员、知府、知县是守土官，副都统是专城防守官，他们对保卫镇江城市、维护镇江的社会治安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一、地方职官的治安职掌
　　1. 镇江文武官员的治安职责
　　在清代，各省布政、按察两司之下各设分守、分巡道，分守、分巡道职掌“佐藩、臬核官吏，课农桑，兴贤能，励风俗，简军实，固封疆，以帅所属而廉察其政治。”［1］3355镇江城属于常镇通海道管辖，常镇通海道简称常镇道，驻镇江丹徒县。常镇道兼兵备衔，清代规定：“凡守、巡道加兵备衔者，即可节制所辖境内之都司、守备、千总、把总等武职，成为‘简军实、固封守’的文武地方长官。”［2］198常镇道上马能管军，下马可管民，职掌广泛，其主要职责是对社会治安有重要影响的刑名司法，如考核官吏政绩、督捕命盗逃犯、维护社会秩序等。
　　清代在镇江城设镇江府，知府掌“总领属县，宣布条教，兴利除害，决讼检奸。”知府的佐贰官同知、通判，“分掌管粮盐督捕，江海防务，河工水利，清军理事，抚绥民夷诸要职。”［1］3356作为一府之长的知府负有重要的治安职责。府一级政府治安方面，主要起督促作用，将中央各部、省督抚衙门、司道衙门的咨文、札饬转发州县，督促所属州县“朔望宣讲圣谕、联保甲、勤理词讼等。”［2］164这种督促作用主要表现为承上启下，即部、督抚、司道层层咨、札至府，再由府札催各州县组织实施。地方发生的治安案件，知府每年都要申报两司。府的佐貮官通判，称“捕厅”，负有缉捕、协缉所属州县要犯、逃犯之责，并且还负责府属地方社会治安的日常事务。
　　治所在镇江城的丹徒县知县“掌一县治理，决讼断辟，劝农赈贫，讨猾除奸，兴养立教。”［1］3357维护社会治安是州县等基层政府的头等大事，也是对州县官政绩考核的主要内容。“清代州县官的治安职责，一是组织建设，力行保甲之法；二是率领佐貮杂职、书吏、差役，督催各乡保完成禁盗贼、禁邪教、禁赌博、禁娼妓、禁打架、禁讼师、禁私宰、禁私铸、缉捕等经常性的治安任务。”［2］108州县政府维护治安坚持“严其缉捕，力行保甲”的方针。所谓严其缉捕，就是一旦发生命盗重案，州县官要不辞辛劳、不避风雨，立即率领所属捕役、仵作、刑名书办，会同驻军营汛官兵，飞速赶赴出事地点，进行勘察检验，当场询取确实供词，委派捕役，给足经费，促其全力缉捕真凶，并监禁捕役的家属，作为人质，使其不能在外逍遥，贻误公干。所谓力行保甲，就是坚持预防为主，推行保甲制度，防范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知县之下有佐貮官县丞、主簿，“分掌粮马、征税、户籍、缉捕诸职。”［1］3356
　　为了加强对全国人民特别是汉民的控制，清政府实行八旗驻防制度，顺治十六年（1659年）在镇江置京口副都统。京口副都统是专城副都统，清制：“专城副都统，正二品，掌镇守险要，绥和军民，均齐政刑，修举武备。”［1］3383京口副都统对保卫镇江城，调和军政与军民关系，维护镇江的社会治安同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2. 严重的渎职失职行为
　　在封建时代，百姓是朝廷的赤子，职官是百姓之父母，无论平时还是战时，维护社会安定，爱护百姓，切实保护百姓的生命与财产安全是朝廷命官的基本职责。但是，在镇江保卫战前后，对镇江守土有责的各级官吏却不能尽职尽责，维护一方安全，存在着或轻或重的渎职失职行为。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1842年7月），两江总督牛鉴从苏州经镇江回江宁，他命令镇江富户凑集十二万两银子作为镇江的赎城费，以“犒夷师，俾不登岸”，借以保护镇江城不受英军蹂躏。集资赎城、花钱消灾的合理合法性暂且不论，但是，未雨绸缪，早作打算，提前布置是这一指令得以实施的关键。镇江富户已经十室九迁，不能凑够预定十二万两的数目，牛鉴仓皇逃回江宁，置镇江于不顾。本来，镇江作为江河交会处之著名商埠，富庶之名天下皆知。凑集十二万两，“亦甚易易，使兵不战，令可猝下，使民输金，命必先申，制府于此少经营耳。”［3］41－42对镇守镇江负有直接责任的常镇道对守土备战持消极态度：“署常镇道张琴，久住扬州，收纳课税，于地方一切事宜并未筹画”［4］98不仅如此，道员对所属府州县的社会治安、缉捕逃犯等司法行政管理负有监督检查之责任。清律规定：“如果所属府州县出现重大治安、司法行政管理的问题，该管道也将受到失察处分，甚至受到刑事惩办。”［2］200在此，常镇道的渎职行为是十分明显的。
是年六月十二日，镇江府城城门关闭，缺少物资，市场亦随之关闭。百姓无粮可买，无米下锅，因而合城炊烟寥寥，面临断炊挨饿的危险。监生吴学增家有米四百余担，储藏在西城外，吴学增“呈请郡守祥麟，运入城安民，郡守转请副都统，仍不开城，谓开城吾辈命即休，不能顾百姓，百姓有违言，即是汉奸，吾兵足以杀之。”海龄不顾百姓死活，激化满汉矛盾，显然有违其职守。其实，海龄在关闭城门禁止民人出入期间，每日仍开西小门进兵，如果顺便将吴学增家数百担米带入城中，给食百姓，本是十分容易的事情。副都统居心叵测，导致百姓人人疑惧。“日晡，在城孝廉诸生十多人，复至府署为饥民请命，署中空无人，惟教官四，分日到府伴太守，太守不肯复与都统言，众乃太息而归。”［3］42－43在百姓最需要知府履行职责保护百姓的时候，知府却知难而退，放弃职守，其失职行为实堪痛恨。
　　该年六月，英舰尚在上海，镇江副都统海龄惊慌失措，将北门外防守江边的青州兵全部撤入城内，城门辰启申闭，百姓惊恐慌乱，纷纷迁避。两江总督牛鉴讥讽他张皇恐众，海龄出示安民公告，历数长江下游重重天险，判断夷船断不能驶入，即使英舰驶入，则“本副都统立即提兵出击，已有制胜奇策，尔民无得摇惑迁徙”，［3］75海龄虚张声势，调动防兵，仅在城市四门添设部分枪炮而已，并没有从根本上提升镇江的防卫能力，是对镇江人民的欺骗，客观上麻痹了百姓，延缓了百姓的迁徙进程，造成重大的人员与财产损失，是失职误事之举。难怪梁廷枬批评海龄“又不知预备守具，与团练民间丁壮协守”，导致镇江城破，在镇江“夷人焚掠惨逾他县”［5］117，镇江人民遭受巨大创伤。对于失陷城池，《大清律例•兵律•军政•主将不固守》条例规定：凡沿边、沿海及腹里府、州、县与武职官同住一城者，被贼攻陷城池，劫杀焚烧者，武职拟斩监候，“其府、州、县掌印并捕盗官，俱比照守边将帅被贼侵入境内掳掠人民律，发边远充军。其守、巡道官，交部分别议处提问。”［6］314镇江守土有责的文武众官战后受到严肃处理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他们的失职误事，却给镇江百姓带来了深重灾难。
　　二、城陷前后的治安灾难
　　英军攻城之前，海龄在劝民出城与阻民出城之间摇摆不定，其中绝大部分时间是阻止百姓逃离镇城的，这就加重了镇城陷落后百姓生命财产受损的程度。
　　1. 阻民出逃，百姓惨遭杀戮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二日，英舰进入长江口。镇江城内流言四起，内外居民无不警扰，百姓纷纷迁徙。海龄散布旗兵、捉拿汉奸，旗兵乘机劫掠：“每有妇人孺子见旗兵警走，即追而杀之，向都统报功获赏矣。”［3］75初八日，英舰逼近镇江，居民络绎不绝仓皇外逃；但是，守城旗兵仅开启一扇城门让百姓通行，城门开启时间仅有一个小时，其间“驻防旗兵，交刃对立，使行者匍匐从刀下过，稍举首即触刀流血被面，除随身衣服外，一物不许携带，带者立行夺下。人方络绎行，突然闭门，有子弟出而父兄闭入城内者，有妻女出而丈夫闭入城内者，城内外呼号之声，惨不忍睹。”［3］42 十四日， 英军攻入北城，“知府祥麟随至，请开门放难民，副都统畏人指摘，意欲独窜，仍不允，反以鸟枪击众，众警散。” ［3］43难怪时人杨棨控诉海龄：“两手牢握四门锁钥，西门破则率兵开东门走，北门破则率兵开南门走，而城中百姓，禁闭不许出城，破城刃死，不破城饿死，殆欲尽死百姓专生官与兵也。误国殃民，莫此为甚。”［3］46镇江陷落后，海龄自杀身亡，“夷鬼沓来，不移时，妇女尸满道上，无不散发赤体，未死者多被拥抱而去，生死离散，目不忍睹。”［3］43镇江百姓遭受空前的战争灾难。
　　2. 查拿汉奸，海龄滥杀无辜
　　鸦片战争时期，汉奸问题是影响反侵略战争进程的重要因素之一，学界已多有论述。镇江军政当局也高度重视防范汉奸的破坏行为。早在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冬天，“数月镇江城门辰巳时启，或未暮即闭，严诘奸寇。”［7］39事实上，在镇江保卫战中，确实有少数民族败类通敌叛国，甘当汉奸，如1842年“7月15日之战中英军一队就是汉奸‘导引’下乘小艇企图在焦山南岸登陆；21日攻城时英军一部又在‘北固寺僧’密指下从十三门乘虚登城，这从反面证明海龄的禁严措施实属必要。”［4］98－99在英军攻城的关键时刻，有“登城而呼寇者”［8］680则完全站在侵略者的一边助纣为虐，成为可耻的民族败类。在百姓看来对汉奸进行严惩，“杀呼寇之民，以肃军律，要亦非残民以逞也。”［8］680其实，对通敌叛国的汉奸进行严惩，在当时是有法律依据的，《大清律例•兵律•关津盘诘奸细》规定：“境内奸细，走透消息于外人……盘获到官，须要鞠问接引入内、起谋出外之人，得实，不论首从，皆斩。”［6］331但是，海龄在搜捕汉奸的过程中犯了扩大化的错误 ，英军攻城前“虚传说城中藏有奸细，沿户搜索，稍可疑者即受诛戮，城内人人惕息。”［5］117“闭城之先，副都统即疑满城皆是汉奸，日抓数人送邑令提讯，邑令钱燕桂讯明释放，即指钱令为汉奸，乘其出城，闭门不纳。”海龄指民为奸的鲁莽之行恶化了满汉关系，激化了民军矛盾，这是长期以来人们对海龄多持批判态度的主要原因之一。闭城以后，“凡他邑人城中习懋迁者，充工役者，作僧道者，为仆及行乞者，以非土音，均被缚去，略一诘问，即杀十三人于小教场，其众人具保状证为良民者，不得以竿掷城外，免于斧钺，复死于倾跌。而里巷中晓行者，暮行者，与夫行城下者，不问何人，胥用鸟枪击毙草莽无算。”［3］42由于军政当局疏散城中百姓的措施不利，镇江城内一部分士绅、百姓未能及时外逃，遭受兵燹之灾，兼之旗兵在搜捕汉奸过程中错误地伤害了一些无辜平民，因而长期以来，人们对海龄的指责胜过赞扬，“但战争是残酷的，从战争的要求看这些措施实无可厚非。”［4］98－99
　　3. 抢掠横行，土匪肆无忌惮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八日，英舰抵达圌山，镇江府城四门关闭，市民惊惧，纷纷罢市。“奸民以城闭，法令不行，遂聚众抢掠，各店铺米谷，所至一空。城内外一日数十起。”初九日，提督刘永孝在西门外驻地对抢掠者以军法从事，公开处决抢劫暴徒一人，一人被割去耳朵，而镇江城内“民愈乱，抢掠公行。”初十日，“南门外犹抢掠不已，兵备道与县令驻都天庙，奉提督令斩一人，鞭朴数人，奸民乃少戢。”［3］77 十四日，镇江城破，城中文武官员或死或逃，镇江陷入权力真空之中，社会失序，奸民与英夷相互勾结，狼狈为奸：“居民导夷鬼劫掠，无市不空，无家不破，夷鬼止取金银，衣服等物件，悉归导者。导者多其家之邻友亲族与夫豢养仆人。十七日，伪提督出示禁劫掠，而劫掠如故。四乡男妇闻风亦至，土匪十倍于夷 。夷鬼止烧官房，而西门桥至银山门，无日不火，重垣峻宇，尽成瓦砾场，皆土匪所为。初放火时，夷目曾缚十五人于观音庵大树上，鞭背流血，而纵火如故，夷亦无法可施。惟言经过数省，人心之坏，未有如此郡者。”［3］44－45更为可恶的是，乡下奸民闻知镇江城内抢掠成风，也趁火打劫，结伙入城参与抢劫：“廿四日，越河大港乡民二千蜂拥入城，持械抢掠，势不可挡。”［3］45英军的炮火轰击，兼之英军与土匪肆无忌惮的烧杀抢掠，使古城镇江成为鸦片战争时期被占各城中损失最大、百姓处境最惨的中国城市。
　　三、酿成镇城治安灾难的根源
　　1. 政治腐败，官不履职
　　清朝统治阶级目光短浅，孤陋寡闻，对近代战争一无所知。道光二十一年七月，英军攻占宁波，两江总督裕谦投水殉节，江南震动。在扬州，士绅集资募勇，积极防御。路过扬州的新任福建汀漳龙道张集馨不以为意：“余思英夷在浙，距扬尚远，乡人胆薄，先自张皇。须知英舟笨重，内河断不能至。且英人所恃者惟舟，舍舟便无伎俩，何必纷纭杂沓，议守议迁？”［9］58当英舰抵达上海，马上溯江而上时，镇江副都统海龄更是虚张声势狂妄自大：认为夷船断不能驶入，即使英舰驶入，则“本副都统立即提兵出击，已有制胜奇策，尔民无得摇惑迁徙”。［3］75千百年来沉浸在天朝上国虚荣幻想中的封建官僚们闭目塞听，夜郎自大，对现代战争一无所知，因而备战不足，最终导致丧师失地，城破民伤的严重战争灾难。
　　战前，文武官员议战议守，动摇不定，准备不充分，在英舰抵达镇江下游圌山时，“连日都统连府县各令宅眷出城逃去。”［3］76当英军围城，饥民无处买米，面临困境，部分知识分子勇敢担当责任，监生吴学增申请将城西门外他家400担米运进城中救济饥民时，郡守祥麟转请副都统，仍不开城，海龄以“开城吾辈命即休，不能顾百姓，百姓有违言，即是汉奸，吾兵足以杀之”相回应，可见海龄把守住镇江城市、保证旗兵旗人生命作为第一要务，而把广大市民的生死置之度外，民之不存，要城何用？
　　战后，对于叛国投敌的汉奸，《江宁条约》明文规定由“大皇帝俯降谕旨，誊录天下，恩准全然免罪”，［10］32以此之故两江总督张贴公文“榜谕汉奸，大意谓既往不咎，有控告者反坐。”［3］51百姓对此疑惑不解尚且有情可原，对于镇江陷落前后公开抢劫的违法犯罪分子，清律明文规定给予严惩：“凡强盗已行……但得事主财者，不分首从，皆斩。”“强盗杀人，放火烧人房屋……并积至百人以上，不分曾否得财，俱照得财律，斩。随即奏请审决枭示。”［6］377－378法律虽有明文规定，政府居然敷衍了事，并不实力追究：“居民回城，知家中为某某所掠，不胜其愤，或鸣官指控，大宪亦多委干员办理，干员率多措置任意，听差役上下，于是差役至被告家夺其赃物，又至原告家讹诈，残灰遗瀋，扫地无余，于是民复有怨恨致死者，而差之富横如旧焉。”［3］73官员渎职、胥吏枉法导致政治腐败，可谓积重难返。
　　2. 民族矛盾尖锐，相互仇视
　　满官与汉官之间矛盾重重。虽然清政府一再表示满汉一家，不分畛域，但是，终清一代，满汉民族矛盾始终是十分尖锐的，这也是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以“革命排满”口号作号召的重要原因。在镇江保卫战中，满汉官员之间的矛盾更是显而易见：“闭城之先，副都统即疑满城皆是汉奸，日抓数人送邑令提讯，邑令钱燕桂讯明释放，即指钱令为汉奸，乘其出城，闭门不纳。城中守土官惟知府一人，与副都统为姻娅，听其所为，无能阻止。”［3］42当城中百姓缺少米粮，在城孝廉诸生十多人至知府衙门为饥民请命，请知府向副都统海龄商议，“太守不肯复与都统言，众乃太息而归。”［3］43汉民对满民也充满敌视。海龄的错误加速了镇江城市陷落的进程，百姓处境悲惨：“夷鬼沓来，不移时，妇女尸满道上，无不散发赤体，未死者多被拥抱而去，生死离散，目不忍睹。”部分汉民将对旗兵的愤怒转嫁到在城旗民的身上：“旗营中亦有未及出城者，叩户乞留，家家譟逐，无已跳入空宅中，坠厕箐，触树石者甚多，匿久则多饿死承尘土檐溜间。其妇女不能逾垣，又难匿迹，每伏池内，大半溺死，或出水潜逃，浮萍占满面上，望之如蓝面鬼然。”［3］43
　　汉民痛恨回民抢劫。时人认为不论城民乡民，肆意抢劫“固属同恶，而首恶犹在回民。白布裹头，持刀入人家，千百成群，所得金帛充栋，并衢巷亦为之满塞，前后巷口，不许民人出入，意犹未足。”［3］47回民甚至追踪逃难富户，假托为其看护家园，肆意勒索巨款，富户不从，则立毁坏其宅第，目无法纪，莫此为甚。汉满回民之间的矛盾，加剧了社会的动乱，危害社会的安定与民族的团结。
　　3. 道德沦丧，自相残害
　　镇江是座大爱之城，镇江百姓具有怜贫惜孤的优良传统：“镇江之民，一逢旱涝之灾，虽家近中人之产，无不捐赈，动以一二十万金为常，而平时有育婴、恤嫠、留养、救生、施药、施棺，以及给寒衣，散年钱储善举，无微不至，富家出资，寒士亦多出力，桑梓之情已至厚”，但镇江陷落前后，城乡奸民乘机抢劫，“力不能移之物，亦不肯留，必断碎烧毁而后去，若宿愿甚深者，人无心肝，至此已极。”［3］47 《江宁条约》签订后，居民返回城中家园，满目苍凉，遍地瓦砾，恰似人间地狱，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英夷抢掠之后，百里之内土匪结伙成百上千，执掌武器，入城搜刮，钱财衣物扫地净尽，妄顾礼仪，灭绝人伦：“其叔占侄资，甥掘舅藏，比比皆是。属离道绝，人貌兽心，吾郡祸其犹未艾乎？”［3］72读书之人参与抢劫者所在多有，士之劣者，本无为恶之才，也“穿壁逾墙，无所不至。昨丹阳令始捕一冯姓老诸生，赃至数千，法当斩，恨漏网者尚多耳。”［3］47镇江东码头一张姓生员，“至夷船报机密事，言议和是诱计，大兵已将至矣。夷首赏番银四百”，该生还与另外两名生员到丹阳，假托英夷索要军需物品，勒索丹阳县令准备大批物资解送镇江，后因其阴谋暴露而潜逃，对此，时人慨叹：“士习之坏，为古所未有。此三者实镇城之豺虎蛇蝎。”［3］47更为令人气愤的是，有些读书知礼的文化人也叛国投敌甘做汉奸：“有一诸生赴府署上书，为夷所摈。又有诸生二十多人，具牒乞充里长，伪提督坐鼓楼下亲给执照，分持而去。”［3］45
在镇江保卫战中，清军武官不能统筹全局、坚守城池，文官不能维护治安、疏散民众，城乡奸民乘机肆意烧杀抢掠，士人不能表率乡里却投敌叛国，乘机抢掠，世风日下，人心不古，镇城失陷，理所当然，故时人愤怒慨叹：“镇城经此番蹂躏，破碎不堪，非夷人破碎之，镇人自破碎之也。”［3］46
　　战争时期的城市社会治安迥异于和平时期的社会治安，是非常态下的社会治安。军政当局在不能将百姓纳入战时体制、实现全民皆兵共赴国难的情况下，应该未雨绸缪，及时疏散百姓出城，尽量减少百姓生命与财产的损失。各级官吏亦需坚守岗位、履行职责，切实维护战时社会稳定，最大限度确保百姓生命财产的安全，这就是镇江保卫战给我们的启示。
 
参考文献
 
　　［1］赵尔巽．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7．
　　［2］吴吉远．清代地方政府的司法职能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3］中国史学会．鸦片战争（3）［M］．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5．
　　［4］严其林．镇江之战中的海龄［J］．军事历史研究，2003（1）：98－99．
　　［5］梁廷枬．夷氛闻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6］田涛，郑秦．大清律例［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7］许进，徐苏．陈庆年文集［M］．海口：南海出版公司，1996 ：39．
　　［8］中国史学会．鸦片战争（四）［M］．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5．
　　［9］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1：58．
　　［10］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一）［M］．北京：三联书店，1957：32．
 
            （作者为江苏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