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伊娄河的开掘畅通对润州发展的积极影响

乔长富

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738年），润州刺史齐澣奏请在当时属于润州的瓜洲浦（一名瓜步沙）开掘一段运河，南通江南运河，北连江北运河，名为伊娄河。其后不久，伊娄河开掘成功。这件事是京杭大运河历史上的大事，更是镇江运河史上的大事。对于此事，论者多有论及，但有些问题尚有待具体深入的探讨。这里拟就以下几个问题说点个人陋见，以供研讨。

首先，说两个具体问题，即：伊娄河开掘于哪一年？它有多长？对此，前者未见论者有具体说法，后者则有待深入探讨。个人认为，据《唐会要·漕运》所录，齐澣上奏章的时间是“开元二十六年十一月五日”，其后，李白有《题瓜洲新河……》诗，据有关考证，诗是作于开元二十七年暮春，而且《旧唐书·玄宗纪》载，开元二十六年“其冬……润州刺史齐澣开伊娄渠于扬州南瓜洲浦”。这三方面的情况表明，伊娄河的开掘工程，当是开始于开元二十六年冬，竣工于开元二十七年春，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到今天，伊娄河的开掘畅通，已有一千二百八十年。

伊娄河的长度，从《唐会要·漕运》引齐澣奏疏说“京口埭下直截渡江，二十里，开伊娄河，二十五里即达扬子县”看，应该是有二十五里。但《全唐文》载此奏疏中，“二十五里”作“一十五里”，据此，则伊娄渠的长度当是十五里。孰是孰非？个人认为，从《嘉定镇江志》引《太平寰宇记》所载齐澣奏疏也作“二十五里”，而且今天瓜洲至汊河（唐扬子县治地所在）之间的距离也有二十多里这两方面的情况看，伊娄河的长度应如《唐会要》所记载，为二十五里；《全唐文》所录作“一十五里”，“一”字当是“二”字之误。

伊娄河的长度虽然只有二十五里，开掘工程并不浩大，所用时间也不算长，但在开掘之后，终唐之世，畅通无阻，其作用和意义却不可低估。李白《题瓜洲新河……》诗说“齐公凿新河，万古流不息。丰功利生人，天地同朽灭”，虽是诗人之词，含有称美之意，但充分肯定了齐澣开掘伊娄河“丰功利生人（即生民）”的作用和意义，这一说法基本上是能够成立的。这里从以下几个方面说点个人的看法。

其一，伊娄河的开掘和畅通，对于改善大运河（以下略称运河）的交通安全状况和运输的便捷程度，提高运河的运输能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唐代，唐代宗时瓜洲属扬州以前，润州北面的京江江面属润州管辖，在京江北面形成的瓜步江沙尾也属润州管辖。当时，横贯南北的运河是与长江交会于润州和扬州之间。江北运河的入江口在扬州扬子县，江南运河的入江口是在润州京口。从扬子津到京口的江面宽度，当如《舆地纪胜》所录《元和郡县图志》逸文所说，“阔四十余里”。这一说法，与《旧唐书·地理志》说扬州“至东都一千七百四十九里”，润州“至东都一千七百九十七里”，因而扬州与润州隔江相距四十八里，也基本吻合。由此看来，《开沙志》说“自京口西津渡北渡广陵，至扬子桥，……风帆往来约六十里”，显然是误解齐澣奏疏说“迂廻六十里”所致，不足为据。不过，在瓜步沙形成之后，正如《唐会要》所载齐澣奏疏所说：“常（当为“当”之误）州（指润州）北界隔吴江，至瓜步江为限，每船渡绕瓜步江沙尾，纡廻六十里，多为风涛所损。”这种情况，显然严重影响到运河的交通安全状况和运输的便捷程度，影响到运河运输能力的提高。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齐澣才提出了开掘伊娄河的请求，他说：“臣请于京口埭下，直截渡江，二十里，开伊娄河，二十五里即达扬子县，无风水灾，又减租脚钱，岁收利有亿；并立伊娄埭。自是，免漂损之灾。”（据《全唐文》所录，改原文“一十五里”为“二十五里”）《新唐书·齐澣传》说：齐澣迁润州刺史以后，“州北距瓜步沙尾，纡汇六十里，舟多败溺。澣徙漕路由京口埭，治伊娄渠以达扬子，岁无覆舟，减运钱数十万。又立伊娄埭，官征其入”。从这些记载可见，伊娄河的开掘，既将京口至扬子县的路程由“纡汇”（当作“廻”）六十里，缩短为四十五里（渡江二十里，加上伊娄河的二十五里），从而提升了运河的便捷程度和运输能力，又免“风水”之灾，岁无覆舟，从而改善了运河的安全状况，而且岁“减运钱数十万”，“岁收利有亿”，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可谓一举多得，确实是“丰功利生人”的大好事。

其二，伊娄河的畅通，对于唐王朝的统治和唐代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新唐书·食货志》说：“唐都长安，而关中号称沃野，然其土地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备水旱，故常转漕东南之粟。”特别是在安史之乱发生以后，中原地区藩镇割据，战乱频仍，唐朝廷更加倚重于东南漕运。而唐代东南地区“租、庸、调物”则是由江南运河运至京口，再由京口渡江入江北运河，经泗水、汴水运至洛阳，再转运至关中。这一过程中，正如南宋吕祖谦《历代制度详说》所说，“最重者京口”，“京口是诸郡咽喉处”。而伊娄河则是江南运河与江北运河之间相衔接的关键地段，它的开掘和畅通，对于江南运河与江北运河之间的衔接和贯通，从而能够安全及时地向关中地区输送粮食和物资，维系和稳定唐王朝的统治，保证唐王朝和唐代社会的发展，都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假如齐澣未能开掘伊娄河，或者伊娄河开掘以后通行不畅，那么势必影响东南漕运的通行能力，东南地区的“租、庸、调物”不能顺利和及时地运往关中，那么唐代社会的发展以至唐王朝的统治都将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程度上要受到影响。

其三，伊娄河开掘以后，虽然在唐代宗时改属扬州，但它与润州仍然有着密切的联系，它的畅通，不但对于扬州，而且对于润州地位的提升，都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就润州而言，作为东南漕路“最重者”和“咽喉处”，随着中唐以来政治形势的变化，唐朝廷对东南漕运倚重程度的加强，润州的地位也在不断的提升。下面，说说相关情况。

1.伊娄河开掘以前，润州是润州刺史、江南东道采访处置使治地。伊娄河开掘以后，天宝元年（742年）润州称丹阳郡，成为丹阳太守兼防御使治地。天宝十四载安史之乱爆发。至德元载（756年）十二月，永王李璘擅自引兵东下，其部下攻占广陵（扬州），丹徒（即丹阳郡）太守阎敬之带兵与李璘部下交战于伊娄埭。至德二载，朝廷任命韦陟为润州刺史兼江南东道节度使讨伐李璘。此事，显示润州行政和军事地位的提升。这一提升，固然与形势变化有关，但从阎敬之与李璘部下交战于伊娄埭一事可以看出，由于伊娄河的开掘，润州的军事地位更加重要，因而在军事地位提升的同时，行政地位也随之提升，从而显示出伊娄河的开掘和畅通，在唐代社会政治和军事形势的变化影响之下，对于润州行政和军事地位提升所具有的“正能量”。

2.唐代宗时，伊娄河划归扬州，成为江北运河的一部分。虽然如此，它作为“江南粮运入河（按：指江北运河）之口”（《乾隆府厅州县图志》），在唐代，它对于润州仍有重要的关系。例如，唐德宗即位后不久，魏博节度使田悦、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等相继叛乱，朝廷将曾任户部侍郎、判度支及建中二年（781）任苏州刺史、浙江东西道观察使的韩滉任命为润州刺史，兼浙江东西道观察使，从而使浙江东西道观察使治地由苏州移至润州；不久，加韩滉为镇海节度使，从而使润州成为镇海节度使治地；后来又加韩滉为度支诸道盐铁转运等使，从而使润州成为诸道盐铁转运等使治地。这些情况表明，润州在行政、军事和经济等方面的地位，都得到了显著提升，标志着润州的发展。而韩滉之所以有如此任命，从《旧唐书·韩滉传》的记载看，其中重要原因，就是韩滉曾为判度支，善于治理，会抓经济，积极供奉朝廷，“江南、两浙转输粟帛，府无虚月”。韩滉之所以能够如此，重要原因，就是由于他掌握了东南漕运的“咽喉”之地润州，而伊娄河的畅通，使江南运河与江北运河之间畅通无阻，在客观上也有助于润州在行政、经济和军事方面地位的提升。相反，如果伊娄河不畅通无阻，势必要影响到韩滉顺利地通过江北运河向朝廷输送钱帛、粮食等，从而影响到润州地位的提升。

其四，伊娄河的开掘和畅通，对于“因水而兴”的唐代润州城市的发展和繁荣，文化的丰富和彰显，也有不可忽视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是多方面的，远非这篇小文所能缕述。这里，仅以蒜山渡的发展和金山的声名渐著为例，管中窥豹，以见一斑。

1.蒜山渡“夺冠”。今天的西津渡，在唐代称蒜山渡或蒜山津。蒜山渡的名称，从《全唐文》所录看，最早见于李德裕在唐敬宗时所作《王智兴度僧尼状》；蒜山津的名称，较早见于许浑所作《登蒜山津观发军》诗。清代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认为西津渡“古谓之西渚”。其实，“西渚”是指京口西边江边的小块陆地，西津渡则是指蒜山下的渡口，二者所指不同，不是一回事。蒜山渡在中唐以前虽已存在，但并非京口的主要渡口。其原因，当是由于伊娄河开掘以前，从扬子津至京口或由京口至扬子津，是以甘露渡或京口渡为主要渡口，蒜山渡偏离主要航道，所以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但是在伊娄河开掘以后，主航道西移，李德裕在《王智兴度僧尼状》中说，每天有一百多人经蒜山渡渡江北上；许浑的《登蒜山津观发军》则显示蒜山津已具有相当大的规模。特别是，张祜《题金陵渡》诗明明是咏蒜山渡，却用了唐代润州的别名“金陵”称之为“金陵渡”。这些情况表明，蒜山渡当时已取代甘露渡和京口渡，成为京口的主要渡口。之所以会如此，主要原因，当是由于伊娄河开掘和畅通之后，从京口到瓜洲的主航道已逐渐西移到距离瓜洲最近的蒜山渡与瓜洲之间。由此可见，伊娄河的开掘和畅通，对润州交通的影响。这种影响，当然会涉及到对城市发展等方面的影响。而《题金陵渡》一诗，则成为西津渡的千古绝唱和古代镇江咏津渡的名篇，在唐人咏写津渡的诗中也是名篇佳作，对于提升西津渡的知名度，丰富和彰显古代西津渡以至镇江的历史文化内涵也有重要意义。

2.“金山名日新”。据唐李吉甫编成于元和八年（813年）前的《元和郡县图志·润州》所载，“氐父山……今土俗亦谓之金山”。又据《旧唐书·韩滉传》载，唐德宗建中四年（783年），润州刺史韩滉曾“以兵三千人临金山”。这两则记载显示，至少到唐德宗时，已有金山之名。而如果按照宋僧赞宁在宋太宗端拱元年（988年）所上《大宋高僧传》之《唐扬州华林寺灵坦传》说大历八年（773年）后灵坦曾“止润州江中金山”，则唐代宗时已有金山之名。《嘉定镇江志》称：“《润州类集》：南唐僧应之《头陀记》云：贞元二十一年，因李锜奏，易名金山。”这些记载表明，金山之得名，当不晚于唐代宗大历时期，至唐德宗时已正式称“金山”。因此，有记载说金山是因晚唐宰相裴休之子法海（金山第二代祖师）在山中发现黄金而得名，这种说法显然不能成立。

对于金山，五代孙鲂《题金山寺》说：“万古波心寺，金山名日新。”这两句指出了金山历史悠久，风景特异，金山名声日新月异，越来越大。不过，直到中唐以前，金山并不闻名于世，它只是江中一座小岛。《隋书·地理志》所记润州名山只有北固山和蒜山，没有金山或氐父山，初唐和盛唐诗人中也不见有咏写金山的诗篇。直到进入中唐，金山才逐渐知名于世，才有了“金山”的名称。中唐李吉甫撰《元和郡县图志》才提到了“氐父山”即金山，表明其时金山才成为润州名山。从《全唐诗》所录诗篇看，从中唐窦庠《金山》等开始，才有了题咏金山的诗篇，其后则有李绅的《忆万岁楼望金山》，晚唐则有张祜的《题润州金山寺》、韩垂的《题金山》等名篇佳作，表明金山的名声越来越大。今天看来，金山之所以在中唐以后逐渐知名于世，客观原因当是由于在伊娄河开掘和畅通以后，它正好处于瓜洲至京口的主航道之间，作为本来远离主航道并不起眼的“江中浮玉”，在进入主航道之后，自然会吸引来往行人的注意力，吸引游人的到来，同时也会引起它自身的变化发展，从而由本来并不怎么出名的小岛逐渐成为著名的自具特色的“江中浮玉”，彰显和丰富其文化内涵。从这点看来，伊娄河的开凿和畅通，在客观上对金山的闻名和发展，所产生的积极的影响和作用是不能被忽视的。相比之下，与金山同为“江中浮玉”的焦山，在唐代除了个别人之外，几乎未见其他诗人咏及，更不见名篇佳作。之所以如此，重要或主要原因，当是焦山在伊娄河开掘和畅通前后，始终偏离扬州与润州间的江中主要航道，因而“养在深闺人未识”。由此亦可见伊娄河之开掘畅通，对于润州的影响。

（作者为镇江高专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