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运河城市镇江古代造船业的发展与特点

张峥嵘

【内容提要】 本文以镇江古代造船业发展为研究对象，对散存于古代史书、政书、志书等文献资料中的古代舟船资料进行整理，并将其与考古资料相结合，试图在古代历史时代背景下，将镇江古代造船业发展的原因和条件、发展的概况及特点进行研究，使人们对古代镇江造船业的发展有更深刻、完整的认识。

【关键词】 古代镇江 造船业 发展与特点

在镇江地区水乡中，以河代路是它的特点之一，船是主要的交通工具。陆地和陆地之间有两种连接工具：移动的是船，固定的是桥。近则走桥；远，或者运货，就靠船。所以古代镇江是船和桥的天下。 

镇江历史悠久，长江与运河在此交汇，形成“十字黄金水道”，连通大江大河，畅达五洲四洋，镇江漕运的枢纽地位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具有全国性影响，为“九省通衢”、千年商埠。转运贸易的兴起，使镇江经济繁荣，也是造船业迅速发展的时期，舟船在军事、政治、经济、中外交往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所造船只众多，成为镇江造船业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    

以往的学术界对镇江造船业有些关注，加之研究船舶的高等学府，原“华东船舶学院”（今“江苏科技大学”）也落户镇江，因而对镇江船舶的研究有所期待。但是由于古代科技发展并不像现在这样迅速，加之关于镇江古代造船业的史料较少，因此无论是经济史学家还是船舶制造专家，在研究相应领域时对镇江古代造船业的发展往往只是泛泛而谈，无法展现出镇江古代造船业的发展全貌及其在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作用。

本文以镇江古代造船业发展为研究对象，对散存于古代史书、政书、志书等文献资料中的古代舟船资料进行整理，并将其与考古资料相结合，试图在古代历史时代背景下，将镇江古代造船业发展的原因和条件、发展的概况及特点进行整理与研究，使人们对古代镇江造船业的发展有更深刻、完整的认识。

1.镇江造船业发展原因和条件

开发交通，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物质条件。出于生活的需要，城市最初都在比较靠近河流和海洋的地方布局，镇江也是这样，江河交汇，河网密布，使镇江地区在很早以前就成为船舶使用频率较高的地区。

1.1.镇江古代造船业发展的原因

1.1.1.政治因素需要 

政治因素是推动镇江古代造船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古代时期所造舟船有相当大一部分是为统治者服务或提供给官府使用，这成为推动镇江古代造船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镇江水运，历史悠久。春秋战国时期，吴人“山行而水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公元前506年，吴王阖闾亲率战船，溯江西上，败楚而归。24年后，夫差又率船队，由邗沟北上，与晋会盟于黄池。元嘉二十六年（449年），宋文帝经陆道视察丹徒，谒京陵，然后经丹徒水道和破冈渎返回建业，航程200余里。齐梁两代，四时公卿行陵，均自方山（今江宁境内）下乘舴艋舟，经破冈渎或上容渎入兰陵。

隋代，隋炀帝倾一时国力制造龙舟的行为，成为其政治上的一大诟病，制造龙舟虽然劳民伤财，大耗国力，但对于造船业的发展来说却具有推动作用。

历代封建政府大量制造漕运船只也是推动造船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隋代大运河全线贯通后，“自是天下利于转输”，京师所需粮食大部分改由江淮运输，大运河也因此有“运粮河”之称。唐宋朝，镇江以漕运为主体的水运进入鼎盛时期。漕运的重要性提高，漕粮增多，所需漕船的数量自然增加。尤其是东南地区的漕运船只，由于政府对于东南漕运的依靠加剧，漕船数量暴增。“南宋时，镇江的造船已有相当规模……其中大船可载2000人。不仅造得多、快，而且工人技术水平较高，以至由皇帝批准，借调镇江造船工匠去建造国都临安附近的渡船。” 

镇江古代数千年的历史中，政府有组织大规模造船行为极大推动了造船业的发展。政府组织的造船行为规模大，制造船只数量多，对推动造船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

1.1.2.军事战争需要

军事行为是推动镇江古代时期造船业发展的重要原因。东晋元兴二年（403年），广武将军何无忌随刘裕到会稽镇压卢循起义。事平后，即从江阴经丹徒水道返回京口。唐贞观二十一年（647年），“敕宋州刺史王波利发江南十二州工人造大船数百艘，欲征高丽。”唐代时期，为了发动对高丽的战争，唐政府要求江南十二州建造大船。“据胡三省注，十二州中就有润州。” 

镇江地区河流纵横、水网密布，船只在战争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新唐书》记载镇海节度使周宝，以苏州相诱徐约击张雄，“雄匿众海中，使别将赵晖据上元，资以舟械。宝兵散，多降晖，众数万。”舟船在长江中下游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每至战争时期，造船业便会得到刺激性的发展。

1.1.3.商业发展需要

商业的繁盛是促进造船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同时商业活动所产生的利益又为船只制造提供了经济实力，能够极大地促进造船业的发展。 

明清时期，镇江系“舟车络绎之冲，四方商贾萃而错处，转移百物以通有无”之地，运河之上既行驶着“南去挟吴丝，北来收果核”的运输船，也运行着各地的商船。“江阴，靖江、太仓、通州等地的沙船，在瓜州、镇江装载货物，行至浏河港口停泊；镇江府、丹徒镇等地的船只，装载货物，直接驶至浏河交卸。” 

隋唐以后，镇江商业发展迅速，无论是国内贸易还是海外贸易都有较快发展。商业活动的频繁对船只有较大的需求量，而商船也能够为商人赚取丰厚的商业利益，这都成为商人制造船只，促进造船业发展的动力。 

1.2.镇江古代造船业发展的条件

1.2.1.水运交通的便利

千百年来，镇江一直是长江下游的交通要津。宋《太平寰宇记》记载：“京口西距汉沔东连海峤，为三吴襟带之邦，百越舟车之会。”自隋唐直至明清的漕运，均经镇江渡江北上，北方的物资也经镇江运往南方各地。

江南运河起源于镇江。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三十七年），秦始皇东巡镇江，见“因山为垒，临江望海”的雄险形势，便决定命3000赭色囚徒在城东京砚山一带修筑驰道，开凿运河（槽河），古称徒阳运河。该河与吴王夫差开凿的运河相连，因而名为曲阿；东汉建安十三年（208年），孙权“自吴迁于京口而镇之”，为了加强京口与各郡之间的水运联系，还特派岑昏疏治徒阳运河；《通鉴》中载道：隋炀帝大业六年（610年），“敕穿江南河，自京口至余杭，八百里，广十余丈，使可通龙舟。并置驿宫……欲东巡会稽。”这样，江南运河边成为了沟通长江与太湖流域乃至钱塘江流域的主要水道；唐开元二十五年（737年），润州刺史齐浣开凿了江北瓜洲伊娄河，把南北过江的大渡口移到润州。这样，镇江古运河便从主干道（今中华路一带）流经京口港直接注入长江；明代后期，年年都有数万民夫参加镇江运河段的整治；清康熙年间，五次浚治镇江境内的古运河，据记载：“无岁不浚，岁役工数十万。”便利的水道交通和发达的航运业，概以大规模的造船业为支撑，推动了镇江古代造船业的发展和繁盛。 

1.2.2.物资供应的充沛

原材料供应是造船业发展的重要前提。木材是古代造船所需的最主要材料。

《临海记》曾记载：“当孙恩作叛，毁材木以为舩舸。”   

古代社会处于木船时代，最适合制造舟船的是密度大、性质韧、能够经久不腐的乔木。楠木为首选，李时珍《本草纲目》引宗奭言：“楠材，今江南造船皆用之，其木性坚而善水。”其次为樟木，此外木兰、杉树、柯树等也可以用来造船。 

封建社会时期造船业发达之地都具备丰富的木材资源。江淮诸州有丰富的木材资源，这为造船业发展提供了充分的木材原料。郑学檬先生在《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中说：“唐代江淮开发程度已高，但中晚唐时苏、饶、湖、越、扬州及长沙、豫章的森林资源仍十分丰富，故有‘材干筋革，出自江淮’之称。”    

除本地所盛产的木材外，通过便利的水路从外地贩运木材也为造船业发展提供了原材料来源。《新唐书》记载唐末田頵募工造船，造船匠人说：“上元为舟，市木远方，坚致可胜数十岁”，说的是冯弘铎从远处购买楠木制造舟船，所造船只经久耐用。

古代镇江的竹木贩运业非常发达，镇江的鲇鱼套是江苏最早的木材集散中心。镇江竹木排的集散量在全省占第二位，仅次于南京，是清王朝采办皇木的重地。

同时，造船业又带动了相关产业，如缆索、桐油、铁钉、木材加工等行业的兴盛。至今，城西江边的东坞街、西坞街、打索街等街巷，即是唐宋以降船坞及缆索制作业的遗传标志。

2.镇江古代造船业的概况

2.1.先秦至六朝时期的镇江造船与水运

从先秦至六朝，镇江地区的水运工具从古老的独木舟发展到舴艋和战楼船，有了巨大的进步。

根据现有资料，中国古代独木舟有三种类型，这三种类型的独木舟在镇江地区都有发现。第一种类型，用整段树木刳成形如梭状的独木舟。第二种类型是用两段或三段树干刳好拼接成的独木舟。1958年，考古工作者在江苏武进奄城，发现古代独木舟。据鉴定，时代属春秋晚期或战国时期。船是用一棵整木材，将中间挖空而成，中间阔，两端小。船型如梭，即属第一种类型。武进奄城出土的另一条只存半节独木舟，属于第二种类型。可能是由两段连接成的独木舟折断后所致。这种连接措施，可以弥补树干长度不足的限制。第三种类型是底板和船舷榫接的独木舟。以武进县出土的汉代木船为代表。

1975年，武进县万绥公社（与丹阳紧邻）蒋家巷生产队在兴修农田水利工程时，在北距万绥镇1公里左右处，发现一艘古代木船的一端，经考古鉴定，确认为汉代遗物。这艘汉代木船的船底为一块略呈弧形的长木板，两边有木榫，连接船舷。古船底板采用三块木板组成，即船首、船舱与船尾，彼此半搭接，用方榫固定。船舷用独木一剖为二，挖空而成。

武进出土的汉代木船是一艘较大型的弧式船，全长20米左右，宽度1米多，估计吨位在10至15吨左右。虽然它未必能反映当时本地区造船技术所达到的最高水平，但它说明了独木舟向木板船过渡是曾经经历过的一个阶段。　　

三国时期，汉代主要的造船基地尽为东吴所有。据《三国志·吴书·贺齐传》记载，孙权借此建立强大的水师，并设立了建造大型战舰的基地。当时创制了多型战舰，所造战舰“雕刻丹镂，青盖绛襜，……蒙冲（冲锋舰）斗舰（主力舰）之属，望之若山”。赤壁之战，周瑜曾利用蒙冲、斗舰数十艘，并预备走舸（十四桨快速战船），各系大船后，配合作战，用火攻大破曹军。

王骧等编著的《镇江史话》中记载：“晋安帝隆安五年（401年），孙恩义军由海路入江，突袭京口，进逼健康，‘战士十余万，楼船千余艘’，声势壮大。”由于江海航运，能够乘长风破海浪的大型战舰有“楼船”，孙恩由海入江，并在蒜山渡与刘裕战斗的，就是这种“楼船”。

楼船源于战国时期，至两汉时期得到普及，根据出土的汉代楼船纹镜及汉代刘熙所著《释名·释船》的记载，当时的楼船在船首部甲板上起楼三层，设瞭望台，在甲板上设多层矮墙，状如城堡，大大加强了防护能力。楼船军成为当时舟师的代名词。

六朝时期，航行在镇江地区的船型较多。有船体特别坚固、行走灵便、船舷较小的“舴艋”。“舴艋”设备讲究，宜于过埭，为王室公卿行陵时所用的一种船。有用于战争的船“艨冲”。舫，一般说是一个并体船，能在有较大风浪的航道中航行，承担客货两用的任务。专门承担货运任务的船称为艚。如《宋书·恩幸传序》中所说的“南金比毳来悉方艚，素缣丹魄，至皆兼两”，用的就是这种艚。

2.2.隋唐宋时期的镇江造船与水运

直接与交通运输相关的镇江造船业在唐宋时期有了较大发展。据《梦梁录》卷十二《河舟》记载：唐宋时期，镇江境内的江河上，船型众多，主要有沙船、艟船、舫船、飞蓬船、米客所用铁头船等，此外还有各种战船。两宋，尤其是南宋，镇江造船有了很大发展。据《宋史·虞允文传》记载：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虞允文见到镇江的各路驻兵有20多万，但鰍船不满百，戈船半之……遂聚材冶铁，改修马船为战舰，并令战士踏车船中流上下。又据《宋会要辑稿·食货五十》记载：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闰二月十九日，判健康府江南等路安抚使张浚言“……诏健康府四万贯，镇江府三万贯……打造舟船，限七月以前了毕”。同年……镇江府率先造船24艘。淳熙六年（1179年）“诏健康府各支拨盐2000袋，付镇江府驻剳李思齐修整战船及造马船三十只”，仅从上述史料可以看出，南宋时，镇江的造船已有相当规模。其种类有战舰、马船、扬子江渡船、多浆战船等。其中大船可载2000人。不仅造得多、快，而且工人技术水平较高，以至由皇帝批准，借调镇江造船工匠去建造国都临安附近的渡船。宋代镇江造船基地大体在沿江一线，据《嘉定镇江志》记载：“造船场在江下”，“监造船场在小围桥西木场巷”。

2.3.元明清时期的镇江造船与水运

元明清时期，各地的造船工业适应了水运的发展状况，为镇江地区的长江、运河航运提供了形式多样、用途广泛的水运工具，而镇江的地方修、造船工艺上也日益得到了进步，不仅能造行驶于江河港湾的内河船舶，也能造出横渡洋面的大型海船。在这一时期中，为造船服务的各类商业、手工业部门纷纷产生，形成了交通运输业和商业、手工业密切关联的新局面。

元明清时期，镇江的水运活动高度发展，水运工具的发达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据《续丹徒县志·卷五》记载：“帆樯出没，不可纪极”，“上下两江，旅舟商舶，络绎奔凑”。往来于镇江长江。运河之间的船只，大小不同，形式各异。元代习于海运，需要一种既能运行于江河，又能经受得住海上风浪的运粮船。于是，镇江人罗壁于至元十九年奉命造“平底船60艘，经海运运粮北上。据顾炎武《日知录集释》记载：“江南沙船之往山东者，恃沙行，以寄泊，船因底平，少搁无碍。可见，这种平底船即为元明清时期习惯上被称为”沙船“的航海船舶。由于它底平、身宽、头方、体大，既得行驶于大海而不致于倾覆，也能顺利通过有沙滩阻扰的江河而不致于搁浅，因而，在元代它被广泛应用于江南漕粮的河海转输。

明清时期，造船工业日益发达，行驶在镇江水域的船只品种也更加丰富。其中如明代转漕于海的遮洋船，转漕于河的浅船，运送官物的马船、风快船，以及各类军事用船。清代的如各驿站的水驿船，浚河时用来装运各种工具的柳船，用于催漕的黄船，江中救生的红船，以及元明时期一直使用的沙船等等。    

元明清时期，随着水运的发展，镇江地方造船业也有了发展，据《万历镇江府志》记载：镇江有三处造船场，一在城西的江口镇，一在通户门里樱桃园，一在小围桥西木场巷。其中江口镇造船场一直发挥着作用，另两处则逐渐废弃。江口镇在元代属丹徒县区域，其范围大致相当于现今的镇江西门桥至银山门一带，而江口镇造船场的位置就在今天的西津渡，即镇屏街至蒜山一线以北的江滨港湾。元代造船场的设置，说明镇江的水路运输不仅仅依赖于外地的造船部门，本地也生产各种类型的内河船舶。

明清以来，镇江的地方造船工业有了新的发展，已开始建造比较大型的航海用船。据《论郑和下西洋》记载：明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至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之间，郑和曾率船队七下西洋，其所用的各类船舶，有相当一部分就是由镇江府奉命承造的。据《镇江交通史》记载：明永乐初年，镇江诸府卫又承造了用于海上交通的“海风船”。清初，镇江开始承担了制造海上战船的任务。乾隆《镇江府志》卷十六记载：“京口战船为防海而设，原系江宁、苏、松、常、镇、扬州六府三十六州县承造承修，缘修造事务弊害多端，康熙十年，允工科给事中李宗孔请于六府佐及八旗官员内，各委廉能官一员，在镇江驻防之地修造，通计‘沙船’‘唬船’三百只。建厂高资港地方”，并委派苏州府海防同知鲁超，驻镇江专理船政。清初镇江制造的战船种类，除以上提及的‘沙船’‘唬船’外，还有“海哨船”“吧唬船”“快哨船”等等，充分显示了当时镇江造船工艺的进步。

明清时镇江不仅建造海船，也建造各种形式的运粮船和驿船。据《钦定四库全书·明会典·卷一六〇》记载：明永乐时，南京、直隶、江西、湖广、浙江各处里河浅船，还全部由清江船厂建造，但到了宣德年间，各处浅船该归原卫建造，镇江卫虽仍隶属清江船厂，然而却担负了比较繁重的造船任务。当时江南直隶共建浅船1351只，镇江卫就需分担178只。明代运粮船有松木、杂木、杉木之分，政府规定“松木者五年一造，杂木者七年一造，杉木者十年一造，”由于造船用料讲究，非大材不足以选用。尽管镇江地区木商云集，百木交汇，镇江木料仍不敷船用，还需至外地林圃中砍伐。

驿船是水马驿中的公务用船，元明清时期镇江各处的驿站中驿船为数甚多。据《镇江交通史》记载：元代的镇江驿、云阳驿、吕城驿等驿站、递铺之内的驿船数量总计不下百只。

随着官营造船业的发展，清代镇江的民间造船业也不断发展。官船中战船、粮船、驿船之属主要服务于政府机构，民用船则直接服务于商业运输，在社会经济领域中发挥着较大的优势，并因而越来越快地得到发展。

清康熙年间，镇江地区各小型船场也纷纷建立，据《康熙镇江府志·卷十六》记载：在镇江城乡的江滨河口，如城区云山坊一带的浮桥，虎踞坊一带的南闸；县乡的猪婆滩、上皇、陶庄、辛丰镇、靳家坟等处，就建有多处这样的小型船场。这些船场都设有船篷、木楼（疑似现今的趸船），以便修船与造船之需。

总之，元明清时期镇江的造船业为适应水上运输的发展，提供了日益繁多的水运工具，并且逐渐形成为长江南岸的造船基地之一。与此相适应，各类为船舶修造服务的商业、手工业部门也纷纷涌现。据《康熙镇江府志·卷四·风俗》记载：清顺治十二年，御史冯班上疏皇帝曰：“京口如造船，钉铁、油麻之属，一切不得擅取”。这充分说明了以交通取胜的镇江城中商业、手工业与交通运输业密不可分的制约关系。商业部门如修建漕船所需的木材贩运业、桐油业等每年都需从湖南等地收购大量的木材、桐油在镇江销售；手工业部门如麻绳、铁锚、铁钉制造业也很兴盛，每年所需的铁锚、铁钉及其它船用铁器达2.8万多斤。这些部门的兴盛，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镇江地区造船业的发达。

3.镇江古代造船业发展的特点

3.1.统治者的需要是造船业发展的关键

3.1.1.隋代为了战争与游玩的需要，采取了杀鸡取卵的政策。造船业是隋代手工业中发展迅速的部门，其发展与整个时代背景有紧密的联系。隋代自建国起便进行了一系列战争。首先是对陈战争以及平定江南战争，继而又发动了对高丽的战争，船只在这一系列战争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战争成为推动造船业的发展的重要因素。另外，隋炀帝时期大规模制造龙舟的行为也极大推动了造船业的发展。因此隋王朝虽然只经历了短短的两代便分崩离析，支离破碎，但是造船业的发展却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第一，官府大规模造船活动突出，政府性行为造船成为推动隋代造船业发展的主要动力，这是隋代造船业发展的最大特点。第二，隋代造船业发展的另一个特点是民间造船业的萎缩。开皇十八年（598年），隋文帝时曾经因为“吴、越之人，往承弊俗，所在之处，私造大船，因相聚结，致有侵害。”诏“江南诸州，人间有船长三丈已上，悉括入官。” 

3.1.2.隋炀帝征发大量劳役制造龙舟以及渡海船只，耗费国力，成为导致隋帝国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给唐王朝统治者带来极大震撼。唐政府吸取了隋代的教训，注重民生的休养，在进行造船时采取了多种优惠方式，使造船业得到较快的发展。

到了唐朝后期，造船业的发展水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其发展形成了新的特点：第一，商船数量明显增多。唐后期，伴随着商业的发展，商船数量明显增多。江淮地区是隋唐时期最重要的造船基地，唐后期江淮地区的经济开发速度加快，商业发展迅速，被称为“商旅通流，万货不乏”。第二，政府制造船只以漕船为主。唐后期，江淮地区逐渐成为经济中心。唐政府对江淮赋税的依赖性加强，相应地对江淮漕运的重视程度也增加。为了保证江淮漕粮的顺利北运，政府制造大量船只用以运输漕粮，这一造船工程一直持续到咸通末年，几乎贯穿了整个唐后期，为官府制造了大量漕船。第三，不同的水域制造使用不同的船只。唐后期，人们已经明白在不同的水域，制造使用不同的船只。《新唐书·食货志》记载：“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这种情况给运输漕粮造成了极大的麻烦，为此裴耀卿奏请缘河置仓，并说：“江南租船，所在候水，始敢进发。吴人不便河漕，由是所在停留。”唐后期江船与河船也有明显的区别。《资治通鉴》记载：“舟运江、淮之米至东都含嘉仓，僦车陆运，三百里至陕，率两斛用十钱。耀卿令江、淮舟运悉输河阴仓，更用河舟运至含嘉仓及太原仓，自太原仓入渭输关中。”     

刘晏在扬子造船时注意到根据水域不同而造不同船只，“晏以为江、汴、河、渭，水力不同，各随便宜，造运船，教漕卒，江船达扬州，汴船达河阴，河船达渭口，渭船达太仓，其间缘水置仓，转相受给。自是每岁运谷或至百馀万斛，无斗升沉覆者。”可见，在不同的水域使用不同的船只，可以大大提高船只航行的安全性。 

3.2.造船技术逐步完善

由于政治、军事与商品流通的需要，物质基础的完善，从建造小的独木船到建造能够承载2000人的大船，古代镇江造船技术也得到逐步完善，这从近年来部分考古发现得到佐证。

我市近些年城市考古亦有重要收获，曾发现晋、唐两代造船的实物和遗址：

1994年，在市网巾桥西侧，即中山东路与南门大街交叉口西南角的诚和开发工地，考古发现两条东晋时期的木船遗迹。“多种遗迹表明，这里应是一处修造船的工场。而且，其东晋文化堆积有着相当大的范围，1992年在其东侧华都商城工地考古，地下亦对应叠压有相似的东晋地层，同样有厚实的木材加工下脚料堆积；同时，还出土有数量较多的木作工具，如铁刀、凿、锸等，另出土有木制长条形的木刮，上面也嵌附着油灰，可证这是调制、抹嵌油灰的工具。反此种种，都表明……应是依傍运河岸边所设置的修造船工厂遗址。” 

“1994年，在市区千秋桥街口工商银行大厦工地上，考古发现一条唐代木船，出自4米深的河床淤泥层中……该船的出土地点在古代南北向的一条市河之中，北接著名的穿城运河，西北距运河上的渌水桥仅数十米远。这一带是润州市区繁华的地段之一。市区发现的晋、唐独木船，应是古代镇江市河中短途驳运、人货并载的一种便捷式交通工具。”     

镇江在唐代时期就有建造楼船的记录。“史志亦见有造楼船、战舰的记载：唐德宗时，建中二年（781年），韩滉迁润州刺史兼镇海军节度使，时李希烈反，为加强战备，‘造楼船战舰三十余艘，以舟师五千人由海门扬威武，至申浦而还。’”到了宋代，镇江的造船业也得到发展。“南宋嘉定十五年（1222年）镇江知府赵善湘‘教浮水军五百人……又置多浆船五百艘无问风势逆顺，捷疾如飞，赤鸟、白鹞两大舟，每舟可载二千人’。一次能制造500艘船，可见镇江造船业的规模之大。” 

从考古资料及史料记载可知，古代镇江的造船技术在不断的发展之中：

3.2.1.采用了钉接榫合技术。这是中国一项传统的木工工艺，考古资料显示，镇江在东晋时代便已经创造性地应用于造船中，用以提高船体强度，成为古代镇江造船工艺中的一个亮点。相比起中国用钉接榫合工艺制造的船体，外国船只多是缝合式。钉接榫合工艺相比缝合式更为复杂，技术要求高，所耗人力、物力要多，但可以使得船体更加坚固，船体性能更加优良。

3.2.2.采用了机械传动装置。中国古代科技在动力方面的使用主要是人力、畜力及风力、水力，但在机械传动方面至三国时，已经开始由单齿轮演进为复齿轮，进行简单的机械传动运用。如三国时马钧发明的“水转百戏”。到了宋代，在舟船中也出现了利用机械传动的船只。从以上记录可以看出，镇江知府赵善湘所制造的船只，使用的虽然仍然是人力，但是由于采用了机械传动装置，因此船上没有传统的桨和帆。也就是说不需要借助风力，而其速度捷疾如飞，这体现了机械传动装置的优越性能。赵善湘将这种船作为战舰，自然是因为船大平稳，船行速度快又不受风力风向影响，在水战中能发挥更好的作用。

3.2.3.采用了“水密隔舱”技术。水密隔舱即在造大船时，用隔舱板将整个船舱分隔成互不相通的几个小的舱区，这是中国古代造船技术上的一个重大发明。从出土的唐代船只来看，水密隔舱技术应用广泛。1960年江苏扬州施桥镇出土的唐船，长18.4米，宽4.3米，全船分五个舱，舱中又被隔分为若干小舱，船板厚13厘米。这些出土实物船只，为我们研究唐代造船技术提供了资料。虽然镇江的考古发掘未能找到应用水密隔舱技术的佐证，但史料记载，镇江能够建造装载2000人的大船，且与镇江隔江的扬州考古发现了应用该技术的例证。据推断，古代镇江建造大型船只时，应该采用该项技术。水密隔舱技术大大提高了中国船只的先进性能，但是欧洲直到十八世纪末才认识到这种船舶结构的先进性。现在水密隔舱这种古老的造船工艺已经逐渐被世界各国造船技术所吸收，在现代造船业中也普遍使用。

（作者为西津渡文化旅游公司高级经济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