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 江 开 埠 与 社 会 变 迁


孙洪军

　　【摘　要】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朝战败，被迫签订中英、中法《天津条约》与《北京条约》，开放镇江等十口通商。镇江开埠对镇江社会各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以往学者多将研究视角投射到开埠对经济、商业等方面的研究。其实，开埠对镇江政治生态、社会文化的影响同样重大，从政治与社会生活的视角考察开埠后镇江社会的变迁，可以拓展并深化开埠对镇江社会影响的研究。
　　【关键词】　镇江开埠；政治影响；社会变迁

　　1842年9月《南京条约》签订，五口通商，英国打开了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欣喜若狂的英国商人很快大失所望：他们期待的英国商品在中国热销的情景并没有出现。1849年1月19日 英国领事阿利国在议会发言时认为：通过《南京条约》，中国对英国开放通商口岸是“狭窄的”，对英贸易原则的让步“很有限”。［1］7 要促进中英贸易的大发展，必须迫使清政府进一步开放初级市场，撤销对英贸易的种种限制。阿利国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广大人口众多的国家迅速逼迫清政府屈服的一个捷径是“派遣一个小型舰队到大运河口”阻断运河的漕运，“要是他身旁的朝官和百姓是挨饿的，皇帝所能作出的选择只有逃跑或让步。”［1］8很自然地，江河交汇处的镇江成为列强关注的一个焦点。
　　一、抵抗失败镇江开埠
　　1856年的天平天国农民运动正如火如荼，英法两国借“亚罗号事件”和“马神甫事件”向清政府发难，发动侵略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1858年英法军队攻击大沽口威逼京津，清政府被迫与其签订《天津条约》，同意开放镇江等十口通商。
　　1. 位置优越西人关注
　　长江与大运河交汇处的镇江战略位置优越，经济与政治价值重大。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革命导师恩格斯一针见血地揭露英军进入长江、攻击镇江的战略图谋：“运河是北方各省和南方各省之间的通商要道。英军这种进攻步骤底用意，是要夺取这个重要的水道，置北京于死地，并逼迫清帝立即媾和。”［2］9英军占据镇江达3个月，撤退时特地测绘了镇江地图，准备卷土重来。“1849－1852年，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先后3次向英国香港总督兼驻华公使文翰建议，要英国政府再次攻占镇江。”［3］93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国外交部克拉兰敦勋爵致函全权大臣额尔金勋爵转达英国女王与中国交涉的指导方针，如果必须采取强制措施，女王政府打算采取以下七项中的一项或几项：“乙  占领扬子江上大运河的入口处。”［1］85此后法国皇帝给全权大臣葛罗的指示、英国海军大臣给印度支那舰队司令的指示均重申这一战略举措。英法军政当局对镇江的高度重视，充分体现了镇江优越的战略位置，也预示了其开口通商的必然命运。
　　2. 抵抗失败开放镇江
　　1858年6月26日 （咸丰八年五月十六日）中英《天津条约》签订。其第十款规定：“长江一带各口……，除镇江一年后立口通商外，其余俟地方平靖，大英钦差大臣与大清特派之大学士尚书会议，准将自汉口溯流至海各地，选择不逾三口，准为英船出进货物通商之区。”［4］971861年2月11日（咸丰十一年正月初二日）英舰五艘搭载八百名士兵与商人从吴淞口起航，驶入长江。根据《北京条约》的规定，清政府开放长江流域汉口、九江、镇江三口，英军照约而来，清政府指示：“令该公使就近与上海关公同商定，即由上海知照九江、镇江、汉口妥为办理。”［5］374 2月19日（正月初十日），英国参赞巴夏礼、水师提督和普、正副领事官率舰船三艘，抵达镇江，探看地势，设立署栈，以备通商。21、22日（十二、十三日），巴夏礼等拜见京口副都统巴栋阿，申明前来照约开口通商之目的。因江苏巡抚薛焕咨准“着常镇道主政办理，奴才（注：巴栋阿）当即飞催该署道江清骥，迅速来镇，遵照办理”，巴栋阿指令镇江知府师荣光、丹徒知县田雅遵照条约妥筹商办。3月1日（正月二十日），署理常镇道江清骥拜见巴栋阿，呈递镇江知府代立租地批约，约内规定：“勘定城外银山上下有庙宇、居民被毁空地两段。山下一断，自小马头起，往东沿江一带，横长一百四十丈，深二十四丈，计地一百十二亩，俱系山田。山上一段，深长均照各旧庙宇原基，地面约三十亩，系属山地，永租与英国官商建造署栈之用，应纳地丁漕米，均照科则核算。”1861年5月10日（咸丰十一年四月初一日），经过中英双方多轮协商后，镇江正式开埠。镇江“成为长江下游第一个通商口岸，也是由海入江的第一个商埠”。［3］92    
　　自隋朝开凿大运河以来，千百名年间，循着海上丝绸之路来中国的藩属国进贡使臣、游客、访问学者均沿运河北上南下，经过镇江，他们是匆匆的过客，并未对镇江社会产生深刻影响。但是，镇江被迫开埠后，洋教卷土重来，洋人纷至沓来，洋货蜂拥以入，大大改变了镇江的社会面貌，镇江如全国一样呈现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6］1063
　　二、政治权力的结构重组
　　1. 租界——无可奈何的“国中之国”
　　开埠后英国人在镇江设置了租界。所谓租界，“就是帝国主义列强在鸦片战争之后强迫清政府订立条约然后在中国沿海、内陆一些重要的通商口岸强行抢占的供他们居住、管理的地区。”［7］1 1861年2月23日（咸丰十一年正月十四日），英国领事巴夏礼至镇江府署议立《租地批约》，根据该约，英国取得了西津渡东沿142亩（后扩至162亩）土地的永租权，在镇江设立了租界。英国人在租界内开辟了3条马路，设置了4座栅栏，早晚关闭，不准中国人随意出入。清政府地方当局除按约每年收取少得可怜的租金外，无权辖治租界，英国拥有租界内的管辖权，设置了管理行政事务的工部局，工部局下设警务、火政、工务、卫生、教育、财务、华文等处，分管租界内的一切行政、司法、治安、消防、交通、税收、建筑等事务；租界自定各种规章制度，不受中国律法的约束。警务处下设巡捕房，是执行租界规章、维护租界治安的机构，警务处的“英国和印度巡捕整天手持短棍或枪支巡逻站岗，镇江百姓经常遭到非法拘留和罚款。”［3］95 这些管理措施使租界在行政、司法、财政各方面都摆脱了中国政府的实际管辖，形成了独立的统治体系，“把租界变成了他们的殖民地，成了‘国中之国’”，［7］50严重侵犯了中国的主权。
　　2. 领事与教士——新的权力分享者
　　五口通商后英国在通商口岸设置领事等官，管理通商事务与中英交涉。当时，中国从中央到地方均未有近代意义上专门的外交机构，中外交涉歧义纷出。为规范地方交涉行为，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第七款作出明确规定：“领事、署领事官与道台同品；副领事、署副领事官及翻译官与知府同品。视公务应需，衙署相见，会晤文移，均用平礼。”［4］97这一规定为通商口岸所在城市的地方官与领事官提供了按品接待的法律依据。
　　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始于唐朝。近代以降，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在全球的扩张，基督教成为其扩张的工具，故有人说：“西人之来中国，率以宗教为前锋。”基督教传教士依照不平等条约的庇护野蛮传教，干涉中国内政，“他们的活动一开始就和中国的体制发生矛盾。”［8］116早在1865年12月31日（同治四年十一月十四日）署理贵州巡抚张亮基即奏报总理衙门：数年以来，传教士“趾高气扬，官绅望而生畏。不肖之徒，无不恃为护符，以遂其任性妄为之计，怨毒入人者深。而教士教民之被抢被杀，层见叠出。”［9］1513民教冲突激化酿成此起彼伏的教案。随着教案的日渐增多，教案交涉日趋频繁，为便于地方官与传教士交涉对口接待，1899年3月15日（光绪二十五年二月初四日）清政府颁布《地方官接待教士事宜款项》，其第一款规定：“分别教中品秩，如总主教或主教，其品位既与督抚相同，应准其请见总督、巡抚……摄位司铎、大司铎，准其请见司道。其余司铎，准其请见府、州、县各官，自督抚、司道、府、厅、州、县各官，亦要照品秩以礼相答。”［4］862－863 这些不平等条约的规定，事实上承认了列强各国的领事官与传教士与中国地方官员的对等地位，改变了传统中国地方权力的构成方式。
　　西方列强的入侵，使中国被动纳入资本主义列强主导的世界体系之中，“中国同西方世界的联系日益发展，这必然威胁到地方行政管理制度。”［10］179在清代社会中，地方权力机构的层级从各省的总督巡抚、布按二司、守巡道员、知府、知县，乃至乡里组织，自上而下，层级森严，实行绝对的一元化领导。鸦片战争后，外国领事诸官与“教会的出现使中国社会的权力由单元变成双元”，［11］160这就解体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权力结构，实现了权力结构的重组，严重侵犯了中国的主权与治权。在镇江，传教士干涉地方政务的事件也不乏其例。如丹徒知县洪尔镇严惩了倚仗洋教打伤民人的流氓旗人巴芮田，受到天主教神父的排挤，“后来，借别的案子，把他换走了。”［12］276
　　3. 教案——难判的民教纠纷案件
　　十九世纪中后期，基督教卷土重来，在不平等条约庇护下的传教士干涉地方政务、包庇不法教民、冒犯传统习俗、野蛮传教，激化民教矛盾，形成涉外教案。“所谓教案，即是帝国主义传教士在中国与民间发生的是非纠纷。”［13］354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共发生大、小教案约400余起，其中较大的有几十起”［14］379－380这些教案的结果都是腐败的清政府赔银割地、丧权辱国。
　　在镇江，晚清时期也发生了数次教案，镇江闭市事件和丹阳教案是其代表。光绪十年（1884年）正月末二月初，因京口天主堂街租户与教堂就减少租金事发生纠纷，租户纷纷闭门歇业而引发镇江闭市事件。在丹徒知县冯寿镜的调解下，天主堂将租金“十中减一”，并可继续“请商减让”，租户不愿续租者向堂退租，愿意继续租房设铺者“照常开市”，以此方式和平化解。［3］99发生在光绪十七年（1891年）四月二十五日的丹阳教案，因百姓发现数十残破死婴，疑为教堂残害中国婴孩，烧毁教堂房屋酿成教案。镇江知府王仁堪经过认真勘问，发现丹阳教案“事前既无纠人寻衅之形，事后复无乘势劫掠之事”，是激愤百姓的仓促之举，建议结案时“曲贷愚民之罪，以安众心；别给抚恤之资，以谢彼族。庶不致积愤日甚，为祸愈深。实于民、教，两有裨益。”［15］92－93
　　教案牵涉传教士与教会，传教士与教会又借重以列强为后盾的各国领事，威逼中国官府满足传教士的不合理要求，否则就兵戎相见。而受屈百姓冤抑得不到伸张，更激化了平民与官府、教会的矛盾，造成更大的民变事件，故官府亦是左右为难。正如署理山东巡抚张汝梅所言：“ 方今时势所迫，地方官一遇教案，非偏袒教民，即有谴责，所谓持平办理四字已行不去，只好曲意弥缝”。［16］222 教案本是教士教民与不信教平民之间的寻常民刑案件，其是非曲直不难判明。但是，由于不平等条约的庇护，由于列强的武力威逼，地方官左右为难，动辄得咎，视处理教案为畏途，“甚至如李鸿章、骆秉章等声名煊赫的中兴名臣也因教案而遭受威胁。”［17]131一般官员更是战战兢兢，极力回避。教案成为难于公断的简单案件。
　　晚清时期列强在中国通商口岸设置的租界侵犯了中国的主权与治权，领事与传教士插手地方政务的特权重构了地方权力的传统结构，而层见叠出的教案破坏了中国传统的司法体系，大大地改变了晚清的政治面貌，恶化了近代中国的政治生态。
　　三、社会文化的多元混杂
　　1. 洋人——家门口来了陌生人
　　伴随着租界的开辟与洋行的设置，各国领事、商人、传教士、游客等也来到镇江，“当时外侨最多时达2000人。”［3］92镇江人民具有开放包容的宽广胸怀，对于平等待我之外人能够和谐相处，互相帮助。在镇江的不少外国人与人为善、奉公守法，受到镇江人民的欢迎与爱戴。赛珍珠的父亲赛兆祥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是美国长老会最早派驻中国的传教士之一，“他来中国后，愿意接近中国的贫苦人，喜欢深入到普通老百姓中去。”［18］3长期生活在镇江的赛珍珠更是把镇江当成自己的第二个故乡，她以自己熟悉的镇江等地为背景描述了一个普通农民发家致富的过程，写成长篇小说《大地》，1932年获得美国普利策文学奖。她的《大地上的房子》三部曲获1938年诺贝尔文学奖，她让世界了解近代的镇江社会，也让镇江闻名于世界。赛珍珠经常向客人介绍镇江的特产，如数家珍地耐心“介绍‘中国故乡’的美食。”［19］119在弥留之际喃喃地嘱托：“我的骨灰要安葬在崇实女中校园”。［20］184
　　洋人的到来，给镇江带来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新变化：“自从那洋人把我们镇江上，你看他，住在我们此下砌多少洋房。马路直通到江边上，未曾到晚上，一路的洋灯，显得亮堂堂。”，在改变镇江城市面貌的同时，趾高气扬的洋人与狐假虎威的黑巡捕对镇江人民的欺压引起镇江人民的强烈反感，“恼恨他，红头鬼子沿街上闯，他手拿一根短棒乱把人来伤。”［21］224面对列强的侵略与欺凌，镇江人民开展多种形式的反抗斗争。咸丰十一年十二月，有人偷偷将租界四至界石拔走，用实际行动表达了对英国设立租界的反对态度。同治元年（1862）四月，赵彦修等镇江绅民350多人联名禀请镇江官府照会英国领事，另行择地改设租界。光绪十五年（1899年）镇江人民更是火烧英国领事馆，追打为非作歹的领事与巡捕。
　　2. 洋教——毁誉参半的新信仰
　　鸦片战争后基督教卷土重来。根据史料记载，道光三十年（1850年），镇江只有信徒35人。光绪七年（1881年）以后，基督教发展迅速，传教士纷纷各自立会，镇江的教派竟有10个之多。他们“建有教堂11处，估计有信徒1000人以上”。［21］206
　　不可否认，除开展宗教活动外有的教派还开办了学校、医院、育婴堂和慈善团体，为镇江人民做了一些善事。如赛珍珠的母亲卡洛琳，“她是女权主义者。”［18］3在中国封建时代妇女地位低下处境悲惨。为使女子接受教育，以建立独立人格争取男女平等权利，清光绪十年（1884年）三月二十六日复活节，美国基督徒在镇江银山门基督堂创立女子中学，取名镇江私立女子中学堂，后改为崇实女中。赛兆祥与卡洛琳参与崇实女子中学的教学工作。时至今日，崇实女中仍是镇江重要的中等学校。一百年来为镇江培养了大批人才，如王素意、李美云、朱韵珩等名人均为崇实女中毕业生。光绪十九年（1883年），美国长老会牧师在西门大街（今大西路）创办了润洲书院，辛亥革命后改名为私立润州中学，1922年该校有学生100多人，全校教师近30人。［3］437－438美国南长老会传教士于1922年创办了基督医院，后发展为今天的镇江第一人民医院。
　　综上所述，近代以来基督教对镇江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的影响是复杂的，既有进行文化侵略与政治干涉的消极影响，也有促进教育卫生近代化的积极意义。
　　3. 洋货——自然经济的解体者
　　镇江开埠后外国商品来华倾销，“经镇江进口的洋货主要是洋药、棉布、食糖、玻璃、煤油等”［3］92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镇江进口的印度棉纱价值450万海关两，占该口进口货物的总值的30％。”［3］104棉纱的大量进口，逐步解体了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镇江开埠后，鸦片以洋药的名义公开售卖。镇江口岸进口鸦片数量巨大，“仅从光绪十二年（1886年）二月初八日到次年十一月十七日期间，由镇江报关进口的鸦片就达6584担，在当时全国31个口岸中，仅次于上海和广州，居第三位。”［3］104在镇江公开贩卖鸦片的官土栈有十余家，其他兼营门市以及跑土个体户更是数目众多。鸦片的输入，毒害了中国人民的身体，榨取了镇江的民脂民膏，促使镇江商业的畸形发展。
　　镇江开埠是清朝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战败的恶果之一，伴随着镇江开埠，英美等在镇江设立领事馆，英国设立租界，各国在镇江设立贸易公司对中国进行商品输出掠夺原材料。享受领事裁判权与最惠国待遇的各国领事、商人、传教士成为中国社会一个新的独特的社会阶层，他们重构了镇江地方传统的权力结构，改变了镇江的政治生态；在进行文化侵略的同时，在城市规划管理、公共设施建筑、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颇有建树，促进了镇江社会的发展，为镇江城市近代化做出贡献。镇江开埠对镇江社会变迁影响的复杂性是由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决定的。从新航路开辟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到今日世界经济全球化日新月异，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今天，已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新中国彻底摆脱了任人宰割的苦难命运，具有高度制度自信、理论自信、道路自信、文化自信的中国人民正在继续扩大对外开放，作为新时代主动对外开放的城市，镇江正迎来新的发展机遇，镇江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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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为江苏科技大学副教授、历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