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和民国时期镇江火灾多发原因初探

张峥嵘

　　镇江历来是自然灾害多发地区。在清代和民国期间，各种灾害连年不断。特别是火灾，发生频繁，损失惨重。给镇江民众带来了无穷灾难和痛苦。本文试对这一时期镇江发生火灾及当时救灾消防情况作一论述。

一

　　清和民国期间，镇江灾害中最多的是火灾。据清光绪十五年（1889）三月十六日上海“申报”报导：“京江（镇江）西门外沈家巷某姓家[光绪十五年（1889）三月十六日]夜二鼓时不戒于火，霎时光烛霄汉。幸经洋龙各龙（消防设备），闻警施救，方能扑灭。计焚去瓦屋草屋二百余间。男啼女泣之声，惨不忍闻……”〔1〕清光绪十五年（1889）十二月初八日“申报”报导：“京江（镇江）西城外薛家巷后一带草屋均系黄鱼（旧时苏南一带称大脚妓女为黄鱼）所居。借烟霞之窟，为蜂蝶之媒。（光绪十五年十二月初三日）晚膳后，某黄鱼正于某甲短榻横倚，恣情调谑。陡起狂风一阵，将床帐吹向灯前，霎时燃着，不及扑救,遂致冒穿屋顶。甲与黄鱼惊骇异常，不遑抢物，只顾逃命。是时，风力又猛，祝融氏肆无忌惮，延及附近居家，均成灰烬。号哭之声，嚷成一片，幸各洋龙闻警施救，方得扑灭熄。计烧去草屋三十余户，亦可怜唉。”〔1〕“1948年4月6日（即农历2月27日）午后二时半，驰名中外的镇江名胜——金山寺发生火灾。火势迅猛，不到三小时，寺宇精华，大部毁灭。这是金山寺有史以来所经历的第五次火劫。”〔2〕162页“民国37年（1948）6月17日上午10时，位于镇江新西门河边路的燮源昌桐油号开始炼油，因掺杂过多。炼至11时，突然起火，并迅速向炼油草房里贮存的10余桶桐油和隔壁的省公路局淮阴工务段镇江通讯处及其材料库蔓延，引起油桶爆炸……损失约二三亿元（旧法币）。义务消防队员五人在救火中牺牲，另有15人受重伤，6人受轻伤。……”〔3〕416页仅光绪十五年（1889）和民国37年（1948）二年，镇江就发生了多起如此重大的火灾灾害，所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是惊人的。

二

　　人烟稠密，房屋栉比，这是镇江火灾多发的原因之一。“从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到元至顺二年（1331）的1300余年间，丹徒（镇江曾用名）人口从大约4万人增加到19万人，净增15万人左右。随着经济的发展，明、清两代増长较快，到清宣统三年（1911）人口已达44.58万人，（8.93万户），580年间净增28.76万人。到民国37年（1948）的37年间净增3.59万人，达51.34万人，（12.27万户），净增3.34万户。〔4〕192页到清宣统三年（1911），……城厢市和焦东、永固两乡（相当于城区）每平方公里高达7531人。到1946年城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高达9571人。”〔4〕192页
　　镇江火灾多发的另一个原因，与房屋结构关系甚密。镇江城区的房屋，多为砖木结构，遇火极易燃烧。而城郊市民又大都以简陋的蓬屋、草舍为居。因此，稍有不慎，就会引起火灾。且往往一遇火患，就连片焚毁。例如，1948年的金山寺大火：“起火的地是在大雄宝殿东首韩蕲王殿楼上库房内。起火的库房窗门，与大雄宝殿飞檐相接，火舌从窗户夺口喷出，奔向重檐，转瞬间，直上藏经楼。不久风势加大，蔓延更快，竟成火海。以致无法抢救。加上山上的寺庙，依山而造，殿宇楼台，层层相连，高阁飞檐，互相接近。该建筑物的木材，年久干透，每年又新加油漆，遇火更容易燃烧。火势蔓延很快，仅两小时左右，就将大雄宝殿、藏经楼、方丈室、大禅堂、达摩岩、问梅轩、琼花堂、来鹤楼、宝月楼、祖师堂、蕲王殿、七峰阁、妙高台、留玉阁、泳思堂（为救生船舶集之所）、东坡楼等建筑物共计三百余间，文物被毁的更是不计其数，计有全部藏经、大殿佛像、十八尊罗汉、海岛和观音像及其他各处大小佛像约数百尊。还有明沈周的中堂及历代名人字画。因抢救不及，均付之一炬，更是不可弥补的损失。”〔2〕164页又如，“1922年前后，镇江连续发生几次大火灾，给市民的生命财产造成很大损失。特别严重的一次是发生在天主街、银山门一带的火灾，几乎烧掉了一条街。”〔5〕181页

三

　　镇江火灾之频繁，损失之惨重，除了上述原因外，市消防力量薄弱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镇江的消防组织，在清朝中期已有民间的水龙会。乾隆二十六年（1761），袁文等捐办乐济堂水龙五架，分设“大云坊、小云坊、大围坊、主簿衙署、张德元号等处，而以总簿总理其一切。雇夫救火事宜俱系张德元承管，……乾隆四十九年（1784），西城内曹宏词等募捐意诚堂水龙一架，系曹经管；又五十五年（1790），上河边各米行捐办水龙一架，按年轮执，系唐瑞丰经管；西门桥吴景先等捐造铜水龙一架，系胜茂号经营；鱼巷口袁景尧等捐办水龙一架，系同春典经营……杨瑞彬提供按以上水龙计十四架，具乾隆间捐设。”〔6〕51页“嘉庆以后，越设越多。城内外各街巷，均各添造，至道光中有三十架之多。咸丰间，尽毁于寇（清政府对太平军的诬称）。”〔6〕52页“同治初，以次重设。至十三年（1874）计水龙十四架，列于下：润济堂在县库前；公善堂在五条街；旗营龙在大市口；公安堂在古通巷；安乐堂在四牌楼；平静堂在堰头街；大霈堂在西越城；大安堂在上河边；永安堂在打索街；犹龙堂在鱼巷；义济堂在山巷；静安堂在银山门；普安堂、万安堂在西坞街前后。以上各水龙均系各地段居民、铺户、行栈等公捐公办。一处有事，各龙俱往互资救护。”〔6〕52页此时社会上还有一种民间救火组织——义杠会。“共人夫二十四名，城内外各半。遇有火灾将迫近邻柩，即时抬抢。又老幼废疾，不能行动之人，背负救护。……附水龙传水接济，给身价（工钱）（每名一千二百文）外，每次酌予奖赏（人夫到齐而火熄给半分钱七百二十文……）。所有经费，具系同邑捐助。”〔6〕50页当时的消防组织都是业余消防队员。“各救火会会员，选自身强力壮的青年，平时各做其事，有了火灾即担任消防队员。到了民国时期，消防组织的情况有了变化，特别是镇江成了国民党江苏省会以后，在西城外更楼巷成立了专职的‘省会公安局消防队’。设队长一名，文书警长一名，长警三十名。在城内弥陀寺巷设立了第一分驻所，设队副一名，长警十八名。”〔7〕226页另外民间也成救火会。“镇江各救火会，均由地方人士，自动设立，所有经费，悉由地方捐募，各商号亦出有月捐，为经常开支。现省会私立救火会，共十七处，义务救火人员，均属地方上之壮丁，其热心勇敢之风，实堪敬仰。”〔7〕226页

　注：此表摘录于《江苏省会辑要·第八章·市政·省会消防》
　　镇江民间除了各救火会外，民国十三年（1924），由胡健春先生联合各救火会，共同成立了救火联合会。地址设在镇屏山上。开始时实行董事制。十七年（1928）六月改组，推举执监委员。该会表面上是从事救火会的日常行政事务，实际上兼作现在消防机关的行政管理职能：“规定房屋建筑缩让标准，提经前市议会修正通过，由市董事会执行，厥后市行政局所执行之建筑章程，亦復依据成规。筹办自来水，添设消防龙头，改良市民饮料，协助卫生行政，不啻为市行政建设机关。”〔7〕228页“又因镇江道路不宽，河流拥塞，发生火警，施救本极困难，而各救火会闻警出发，踊跃争先，每遇狭窄街巷，或自来水不能到达之地，远近之龙，一时纷集，易致拥挤。救火联合会为免除上项困难起见，将城厢内外，分为五段，为救火区域。由各救火会分别按段负责。经省会公安局消防队及各救火会一致议决，于十八年（1929）六月一日实行。”〔7〕228页救火联合会还订立了四项规章：“（一）就镇江城厢内外，划分五段，于各救火会所在地点，按照各段指定界址，为该会本身区域。凡同在一段之救火会，即同为一段之主体。（二）除省会公安局消防队，遇有火警即往施救外，各救火会之救火责任，分〈主体〉、〈协助〉、〈预备〉及〈浇灭余火〉四种。……（三）如遇火警，各段救火会，非负有上项责任之一者，不得无故参加，惟机器龙得酌量其可以达到之地，遇火警即往，不在限制之列。（四）有火警时，各会应立即鸣钟报警，白昼悬旗，夜则明灯。有火地点，即以一、二、三、四、五为五段区域之标准。”〔7〕229页到了“民国二十年（1931）十月。镇江警备司令部，为整顿省会消防设施，订立了《整顿省会消防设施条例》，共计三大条（章）。第一条：救火会之组织，规定了成立救火会的条件及实施细则；第二条：救火机关之统制，划分了救火的区域，规定了救火时调度及指挥的细则；第三条：救火员警之训练，规定了救火人员训练细则及奖惩条款。”〔7〕235页当时虽然建立了救火组织，制定了实施规章。然而救火的效率却很低下。当时官民救火人员为了事后向火主、灾户募收捐款，互相争功，在火场殴斗时起，大大地影响了救灾。

四

　　清和民国时期的镇江火灾，损失之惨重，消防效率之低下，其中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消防设施非常的落后。
　　在清同治年间，清政府官员常镇道沈秉成“以隆冬水涸，取水维艰，谕（要求）民间积水以防不虞。城内外捐设太平缸、水桶百数十具，分置各坊、街、巷宽衍之处。”〔6〕52页当时的镇江的救火水源，主要靠河、塘、井等。有经济实力的大户人员，重要的寺院都设立了大的太平缸，准备了太平桶等设施。到了民国期间，虽然早在1912年5月，“镇江的英租界就建有自来水厂，但华人居民能用上自来水的寥寥无几。虽然本地的有识之士虽曾积极筹办，但因集资困难，终未实现。1922年，镇江银山门、天主街一带的火灾，蔓延全街。救火时，附近的水井都抽干了，大火却仍然未熄。当时市民推了代表去租界交涉，要求用租界的自来水救火，可是英国领事趁机提出苛刻条件：‘以小时计算水价，先付银子后给水，到约定时间立即停水，（再用）再议价钱。’英国领事的专横和苛刻条件，迫使地方人士下决心筹办自来水厂。于是城外三家救火会，联合请商会出面，先在天主街一带，按各家产业情况，以救火会名义筹资金办水厂。县署亦发公函聘请胡健春、陆小波先生等12人为筹办员。1924年1月14日，由陆小波先生等人垫资1万元，各救火会筹募2万元。从上海聘来工程师。同年6月水厂建成投产。同年12月6日，在南马路商会门口、圣寿寺、山巷万安救火会、天主街第一救火会等四处设水龙头售水。群众谓之‘于消防不无裨益’。”〔5〕182页。救火的消防工具也很落后。清朝时，开始用的是用木材制成的土龙，有田鸡龙、花瓶龙、水箱、水带，动力以人工脚踩、手摇为主。到了道光、宣统年间，装备了洋龙（又名腕力龙，铁制，装有轮盘。可以推动，仍用腕力出水）。但救火效率很低。                 
　　“1948年金山寺失火时，全城区只有一辆新式机器救火车，其余都是水桶、挠钩和少数的土龙，是陈旧的手摇救火车，还要人力挑水。队员的个人装备更差，仅有铜帽一顶，雨衣一件。由于该山地势高，水压不够，无法使用。仅靠一辆机器救火车救火，真成了‘杯水车薪’，无济于事。本想用人工拉倒房屋，来切断火路，以图挽救，可是该寺所有的建筑物都是木结构，非常牢固，人力拉不倒。”〔2〕165页“推想历代屡遭火劫，难以扑灭，也不外这两个原因。”〔2〕166页又如1948年6月17日的燮源昌桐油栈失火，也是因消防工具落后，造成火越烧越大，“遇到易燃物品，无足够水源降温，造成连环大爆炸。使省消防队的赵俊超、同福救火会的马永群、润安救火会的贡松、王少卿，以及参加抢救的河滨拍卖行的小老板裘连喜五人牺牲。为纪念他们的献身精神，‘西门河边路’改为‘义士路’。”〔8〕92页“迭经金山寺和燮源昌大火，陆小波先生深感消防设施落后。在他的倡议下，经有关方面的配合支持，将一部万国牌卡车送沪改成消防车，还添置了邦浦机器龙。”〔8〕93页自此，镇江才有了第一部机动的消防灭火车。当时报警的通讯设施也很落后。 “清朝时期报警时，往往用铜钟和铜锣报警，有时用脸盆进行敲打并大声呼喊，惊动街坊上的壮男奋起扑救。救火会成立后，各会配有昼夜值班瞭望员，瞭望员看到辖区内发生火灾，立即乱敲钟锣召集本会会员出救。到了民国16年（1927），在阳彭山上设了瞭望台，配警钟一口及红旗、挂灯，配置瞭望员值班，值班瞭望员发现火警，先敲乱钟数十次，再按火灾发生地区（分全城为东、西、南、北、中五区，分别以一、二、三、四、五响为代表），敲短钟数响，指示全市各救火会去现场灭火。公安局消防队长为火场总指挥，负责调度，统率各救火会人员施救。火灾扑灭，即敲慢钟一次。”〔3〕415页   

五

　　综观清和民国时期的救火消防历史，我们有以下几点感想：
　　1.清和民国时期镇江的救火消防事业，大都由百姓捐办为主，这表明了封建政府对社会基层管理更加间接化和无为化，同时也反映了基层的自治化趋向。
　　2.镇江火灾多发且损失惨重，与城市人烟稠密、房屋结构易燃、消防设施落后等原因有关。但封建政府不重视防火宣传，措施不力，致使市民对防火常识十分欠缺，意识淡薄也是重要原因之一。而火灾原因，据调查，主要是市民烹调饮食、倾覆油灯、漏电、敬神、烤火、吸烟等不慎所致。
　　3.从清朝兴办火龙会到民国兴办救火会，添置救火设备，都是民众自发捐助的，这些捐助者涉及到社会各个阶层，这反映了我们民族所固有的互助、協作精神，反映了人们对安定和谐社会的向往。

注　释

　　〔1〕《中国火灾大典》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5年版。
　　〔2〕姚其苏  《金山寺火劫记》 镇江文史资料  第8辑。
　　〔3〕镇江史志办公室编 《镇江市志·公安消防》 方志出版社 1995年版。
　　〔4〕镇江史志办公室编 《镇江市志·人口》 方志出版社 1995年版。
　　〔5〕庄家驹 《陆小波与镇江自来水厂》  镇江文史资料  第22辑。
　　〔6〕吕跃斗撰《清光绪丹徒县志·人物志（卷36）尚义》光绪五年（1879）刻本。
　　〔7〕贾子彝编 《江苏省会辑要·第八章·市政》  镇江江南印书馆  民国二十五年 （1936年）9月版。
　　〔8〕杨瑞彬  《义士路上忆义举》镇江文史资料  第22辑。

（作者为西津渡文化旅游公司高级经济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