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镇江进士中的四书文名家

严其林

　　历代科举文体，唐代重诗赋，宋代重策论，明清重八股制义。八股制义俗称八股文，因题目取之于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而称之为四书文。除四书外，乡会试也从五经（《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中出题，因而也称为五经文。明清时无论是取四书，还是取五经命题，均“谓之制义”。到清中叶乾隆帝认为：“六经精微，尽于四书”，即四书的地位要高于五经，下旨将五经文试移至第二场，即第一场试只考四书文。清代乡、会试例重第一场试，这在实际上造成五经文重要性不及四书文，对五经文体的写作要求也就不及对写四书文那样严格了。自后，四书文成了八股文最常见的学名。
　　八股文体出现于明初，据《明史》记载为明太祖朱元璋与谋士刘基商定，完备于明中期的成化年间。其格式一般为破题、承题、起讲、入题、前股、中股、后股、束股，到明后期常省束股而用一二句结尾，八股文多为六股文。这类学习《四书》《五经》的心得体会每篇初限五百余字，后增字至六百余，清乾隆时“始定乡、会试每篇以七百字为率，违者不录”（《清史稿·选举志》）。八股格式的四书文写得好坏虽不能全面反映读书人的真才实学，但也是一种能力的体现。无论明清确有一批仁人志士通过八股格式文章的遴选而走上治国理政的舞台，成为一代名臣。正如《清史稿》所论：“清代名臣多由科目出身，无不工制义者。开国之初，若熊伯龙、刘子壮、张玉书，为文雄浑博大，起衰式靡。康熙后益轨于正，李光地、韩菼为之宗。桐城方苞以古文为时文，允称极则。雍乾间，作者辈出，律日精而法益备。陵夷至嘉道，而后国运渐替，士习日漓，而文体亦益衰薄。至末世而剿袭庸滥，制义遂为人诟病矣。”清乾隆元年（1736）翰林学士方苞奉命编纂《钦定四书文》四十一卷（明化治文6卷、正嘉文6卷，隆万文6卷、启桢文9卷、清国朝文14卷）颁为程式，其后收入《四库全书》中。
　　镇江府丹徒籍进士中的四书文名家明代有靳贵、钱志驺等，清代则有张玉书、张玉裁、王文治、李承霖等。靳贵，字充道，号戒庵，南直隶丹徒民籍，弘治二年（1489）举人、三年（1490）联捷成进士，名列一甲第三名，是为探花。《钦定化治四书文》收其四书文一篇《老者衣帛食肉（四句）》，题目出自《孟子·梁惠王章句》。孟子先见梁惠王，后者向他问政，他回答说“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其后孟子又见齐宣王，后者向他问政，同样回答说：“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靳贵写的这篇四书文仅约四百字，短小精悍，围绕让国人老者衣帛食肉、让百姓不饥不寒则王业必成的道理作阐释。考官评语称：“此文近收本节，远束通章，根脉独完。”靳贵入仕后曾任翰林院编修、东宫讲官，武宗朝时仕至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其“应天乡试第一，庚戍会试第二，廷试第一甲第三及第（明雷礼《国朝列卿记》），在科举史上留下佳话。从乡试、会试、殿试的排名可知，他的四书文、五经文及殿试策文均写得很好。
　　明末镇江进士钱志驺也是名闻远近的八股名家。钱志驺，字六谦，南直隶丹徒民籍，崇祯十三年（1640）进士，三甲32名。授兵部主事，转浙江签事参议，迁江西九江同知。清嘉庆《丹徒县志》儒林中列有其传，称其“治春秋，尤工制举业，所为文，学者传诵之。”当代八股文研究专家龚笃清在《明代科举图鉴》一著中就简要介绍了钱志驺写的《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已知，求为可知也”一文。此题出自《论语》第四篇《里仁》中的一节，意思是”不必担心没有职位，担心用以任职的才学；不必担心没有人了解自己，谋求能为他人所了解的本领。”（见朱熹撰、金良年今译《四书章句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钱志驺的这篇四书文五百余字，对患位与患已作了透彻的辨析，被龚笃清称赞是“题目平正”、“体式标准”的四书文之作。
　　清前期镇江府顺治进士张玉书与其兄康熙进士张玉裁均善写四书文与五经文。弟张玉书先于兄考中顺治十八年（1661）辛丑科进士，名列二甲12名，时年二十（19）岁；兄张玉裁继考中康熙六年（1667年）丁未科进士，一甲2名，是为榜眼。《四库全书总目》称张玉书“所作古文词，大抵皆舂容典雅，沨沨乎盛世之音”。清《钦定本朝四书文》中选有张玉书撰写的四书文《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悌，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这篇《所谓平天下·一节》出自四书《大学》最后一章《平天下章》，意思是所谓平天下就是说君王要率先垂范才能治理好国家。君王赡养老者，老百姓就会跟着孝敬长者；君王尊敬兄长，老百姓就会跟着尊敬兄长；君王体恤孤弱的人，老百姓就不会违背这样的做法。推而论之，这就是君王的率先示范作用。张玉书这篇作文仅约四百六十字，而破题、承题、起讲、前股、中股、后股、结语十分清晰，文简而意赅。《钦定四书文》主编方苞就称赞此文“起局振拔，转局分明，收局精湛周密。善并美具，卓乎先正典型。”张玉书为人平恕、为文清真雅正，因而受到康熙帝赏识。其诗作亦如文作，“文贞古今文俱以风度胜，诗品亦然。令读者如饮醇醪，自然心醉。”（沈德潜《清诗别裁集》卷6）。近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周新曙著的《明清八股文鉴赏》中就收有张玉书写的《所谓平天下·一节》，有注释、题解、译文、赏析等，解读详尽，特有助于读者细嚼慢咽。
　　清盛世乾隆朝八股文名家辈出，袁枚、纪盷、姚鼐、翁方纲、王文治等均是公认的文作大家。乾隆二十五年（1760）庚辰科进士丹徒人王文治少即能诗善书，也善作八股，“制艺文斌，皆脍炙人口”，加之书法秀美，是故科场得意，会试揽得探花美誉。他写的四书文《子曰〈诗三百〉两章》被选入岳麓书社近年推出的《八股文汇编》一书中，清后期道光进士李承霖也是作文高手。李承霖，字雨人，号果亭，镇江府丹徒人。道光十九年（1839）中举，二十年（1840）联捷成进士，一甲第1名，是为状元。是科会试四书文题有“盖均无贫，和无寡”（如果财富平均，就不存在贫穷；国内团结，就不会感到人少）。李承霖以“惟均可以召和，而贫寡无患矣”（只有财物分配平均，才可以招致和平。有了和平，也就不怕贫困和财用不足了）两句破题后层层深入，得出结论（结语）：“求其审所当患，而以均为务也可”（贫与寡客观存在，国家应重视的是分配不均，切实解决不均的问题才是当务之急）。李承霖写的这篇会试四书文约680字，围绕财物分配平均才可以招致社会和谐展开论述，在社会矛盾不断激化的当时有其认识价值。
　　晚清光绪六年（1880）庚辰科镇江进士丁立钧入仕任过翰林院编修、山东沂州知府等职。《清代硃卷集成》收其所撰四书文《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一文。题出四书之《中庸》第20章。庸即为用，中庸即“中和之为用也”（郑玄语）。同《大学》一样，《中庸》也是谈论儒家哲学人生的。《中庸》第20章写鲁哀公问政于孔子，孔子详细作答，内中说到治理国家的九种方法：修身、尊贤、亲亲、敬大臣，体群僚，子庶民，来百工，柔远人，怀诸侯（一是修炼自身，二是尊重贤人，三是善待亲人，四是敬重大臣，五是体恤臣下，六是善待百姓，七是招聘能工巧匠，八是安抚边远之民，九是笼络四方诸侯），而柔远人和怀诸侯即是其中的两项。丁立钧的这篇作文约660余字，围绕柔怀远人及笼络诸侯而使之归顺朝廷展开论述，结论是做到这两点则“今而后，久安长治，庶几封建之永保矣！盖亿万年之计在是矣！”考官评语是“思议警辟，笔亦足以达其所见。镕经铸史，自是黄冈石台之遗。”京口丁氏是明清著称于地方的科举家族，丁立钧是丁氏之27世，榜名列二甲14名。丁立钧考中进士时距鸦片战争爆发已过40年。历经两次鸦片战争，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开始形成，至19世纪70-80年代中国边疆又出现新危机。丁立钧此次应试之四书文仍在阐释如何柔远人及怀诸侯，即如何再现儒家的以德服人而安天下的仁政之说，明显不合时宜。由此可见，通过考试严格选取国家官吏的做法本身並无不妥，但考试内容及选才标准未能与时俱进，而与当时社会现实完全脱节，废除科举选士制度也就势所必然。

附《所谓平天下·一节》张玉书

　　（原文收入《钦定本朝四书文》，标点、分段见周新曙著《明清八股文鉴赏》）
　　释治平之序，即心之同而道得矣。（破题）
　　盖国与天下之矩在君心，明于成教之易，而君子宁无道以处之哉？（承题）
　　且夫古之大人修身以教家，而治平之理已备。其必推极于之天下者，所以究王道之终;而必起化于国中者，所以明王道之序，此平天下在治国之说也。何言之？天子不与庶人异学，其理一也;天下不与国人异数，其情一也。理不一，虽以尧舜之圣不能治一人;情不一，虽以朝廷之尊不能行一事。乃上方老老于家，而国之民已兴孝矣;上方长长于家，而国之民已兴悌矣;上方恤孤于家，而国之民已不倍矣。（起讲）
　　由斯以观，民即甚贱，皆各有父子兄弟之相亲，故孝悌慈无日不感通于天下。
　　民即甚愚，亦各出爱敬天性以相见，故孝悌慈无日不激发于人心。（起二股）
　　然而天下时有不孝不悌不慈之民，以干天子教孝教悌教慈之化者，何也？是非尽民之过而上之平之者，无其道也。
　　君子察仁让之易兴;悟行恕之有要，即近以喻远，百物共一矩焉。由尊以逮卑，物物各一矩焉。取而絜之天下之大，非可以家至而户说也。（中二股）
　　经制定则利用溥，政行于天子之国，而列国不敢有殊轨矣。
　　纲纪明则任人逸， 法立于祖宗之庙，而易世不敢有败度矣。（后二股）
盖先之格物致知，不离宫寝而有以察天下情伪之变;本之正心诚意，不谋功利而有以天下是非之衡。由是修身教家，而国与天下，举而措之裕如已。絜矩之道，安可不务讲哉！（结语）

    （作者工作单位：镇江高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