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镇江历史文化的分期和主要特点

范　然

　　镇江文化源于何时?其发展轨迹如何?有哪些主要特点?这无疑是镇江名城硏究需要探索的重要课题。

　　文化一词，古已有之。《周易》载：“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是我国关于文化最早的提法，是指文治教化之意。汉代刘向在《说苑·指武》中说：“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晋代束暂在《补亡诗·由仪》中云：“文化内辑，武功外悠。”梁代昭明太子萧统说：“言以文化辑和于内，用武德加于外远也。”前蜀杜光庭《贺鹤鳴化枯树再生表》道：“修文化而服遐荒，耀武威而平九有。”他们所说的文化，是以文教化之意，与武功即武力征服是相对应的。古人所说的文化，是在谈治世之道，也论及了文化的原始之意。今天，我们所说的文化，与古人所言，内涵已大不相同。目前，世界上关于文化的定义有200多种，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说明文化这一概念有着极其丰富的内涵，人们只能从总体上描述它，而无法在实践中穷尽它。因此，人们通常对文化这样来定义：凡是人类独有的、超越本能的一切活动及其产品，都属于广义的文化。或者说，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文化，也特指精神财富。

　　根据文化的概念，我们可以认为，自从有了人类的社会生活，也便有了文化。镇江文化的诞育和发展走过了数十万年的漫长岁月。从句容放牛山考古发现，约距今30万年的旧石器时期，在镇江这片古老的大地上就已经有古人类活动的踪迹。镇江南山莲花洞古人类，是我们至今所知生活在镇江土地上的最早先民。距今约10万年至20万年，这些镇江先民便开始了漫长的文化之旅。

　　西周春秋战国时期，是吴文化的萌生成型期，也是镇江文化的成型期。镇江在先吴时期，还不属华夏之域，是“蛮夷”之地，先民们“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言语不通，嗜欲不同”。当时的土著人称为荆蛮族人。自从周太王古亶父的长子太伯，与其弟仲雍“奔荆蛮”,使中原地区的周文化与荆蛮族文化结合，才形成了吴文化。关于太伯、仲雍“奔荆蛮”的故事，在先秦诸子的著述中不难发现。如《左传·闵元年》：“太子不得立矣……不如逃之，无使罪至吴太伯，不亦可乎？犹有令名。”这里说的“无使罪至吴太伯”，就是说的太伯“奔荆蛮”的事，全句的意思是：如果太子不能称王，可以像太伯那样一走了之，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在先秦经典著作中，只记载“太伯奔吴”“太伯奔荆蛮”或“亡于荆蛮”这件亊，对太伯为什么要逃到荆蛮，其落脚之处在何地，都没有具体说明，至于吴国的发展历程及建国历史，更无具体记载。直到汉代，司马迁在《史记》中列有十二诸侯《世家》和《传》，从此才能了解到吴国立国的世系表，以及太伯、仲雍奔荆蛮以避季历的事。《史记·吴太伯世家》说：“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季历果立，是为王季，而昌为文王。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勾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太伯卒，无子，弟仲雍立，是为奐仲雍。仲雍卒，子季简立。季简卒，子叔达立。叔达卒，子周章立。是时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后，得周章，周章已君吴，周易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于周之北故夏虚，是为虞仲，列为诸侯。”后来吴越人赵晔撰写了《吴越春秋》，袁康、吴平撰写了《越绝书》，在中国古籍中第一次全面而系统地记述了吴越两国的立国、疆域、地理地貌、战争、人物、风土人情、民俗、语言等史实的专著，对后世影响极大。后人对吴越的研究，大多局限在《吴越春秋》《越绝书》所涉及的范围内。由于囿于传统，难以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特别是对江南远古文化，并未涉及。

　　1954年，在镇江丹徒烟墩山西周墓出土了“宜侯夨簋”。矢簋出土未经科学发掘，后经考古部门两次清理，又从烟墩山西周墓出土20多件青铜器、原始瓷等。“宜侯夨簋”的发现，引起了中国考古学界极大的关注。郭沫若、唐兰、李学勤等十多位考古专家先后撰文进行考释。簋底有铭文126字可以辨认的有118字。铭文大体可以分为三段：一是记周康王省视武王，成王伐商，王在宜地宗社举行祭祀;二是记载封夨于宜地为宜侯，并赏赐礼器、土地、人口的具体数字;三是宜侯受封后称颂王的美德，作此器纪念其父虞公。考古学家认为，烟墩山西周墓是吴国墓葬，宜侯即虞侯,虞侯夨即仲雍的曾孙周章。这时周章已君吴，是吴国第一代国君，武王因而封之，康王又改封为宜侯。铭文中“宜”的地望，郭沬若和唐兰一致考订在江苏省长江以南的丹徒一带，“宜”应是丹徒最早的地名。“宜侯夨簋”的发现和对其铭文的考释证明，镇江丹徒一带，为太伯、仲雍的始居之地，从而纠正了《吴越春秋》一书中关于吴太伯立国之地为“梅里”的这一历史公案。“宜侯夨簋”是吴有文字可考的吴器，也是最早记载吴地社会制度、社会历史的文献。1981年和1982年，在丹徒断山墩又发掘了两座西周墓，出土了大量青铜器，更重要的是还出土了一件带铭文的“伯簋”，使宜侯墓再也不是孤立现象，为太伯、仲雍奔荆蛮的始居之地硏究提供了进一步的旁证。

　　据文献记载，吴国的城有：句吴城、故吴城、朱方城、瀨渚邑、鸠兹城、固城、吴城、姑苏城等，而考古发现的吴国城址主要有：丹阳葛城、武进淹城、高淳固城、溧阳平陵城、无锡、常州交界处的阖闾城、苏州木渎古城等，考古专家认为，其中葛城、固城、阖闾城、木渎古城可能为吴国都城。

　　2007年至2008年，对位于丹阳市珥陵镇的葛城遗址进行发掘发现,葛城内城呈长方形，周长660米，有三个时期相互叠压且方向不尽一致的城墙和东西南北四个城门，城内有400平方米的红烧土面应为大型建筑遗址，内城外还有三道城壕。葛城遗址的时代从西周早期一直沿用至春秋晚期，是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吴国城遗。葛城不见于记载，城址北距丹徒大港的吴国王陵区30公里，大港大型墓葬的年代也主要为西周早期、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和春秋晚期，与葛城遗址的三个时期相吻合，因此，考古专家们认为，葛城遗址可能即为吴国都城。一系列考古成果都证明，镇江是吴文化的摇篮，是吴文化的发源地之一。

　　硏究镇江文化的历史进程，必然会遇到对镇江历史文化的分期问题。如何考订镇江历史文化的分期？我们不仿探讨一下中国文化史专家们是如何硏究分期的。20年代出版的柳治征先生的《中国文化史》是我国第一部文化史著作。该书分中国文化史为三期：“自邃古以迄西汉，是为吾国民族本其创造之力，由部落而建设国家，构成独立之文化之时期”“自东汉以迄明季，是为印度文化输入吾国，与吾国文化由抵牾而融合之时期”“自明季以迄今日，是中印两种文化均已就衰，而远西之学术思想、宗教政法以次输入，相激相荡而卒相合之时期。”近年，大陆学界对中国文化史分期问题提出具体看法的主要是湖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史硏究所教授冯天瑜先生。他将中国文化史划分为七个段落：(一)史前——华夏文明孕育期。(二)殷商到西周——神权居统治地位的官学文化阶段，华夏文明的发育期。(三)春秋战国——以民本思潮为旗帜的百家争鸣的私学文化兴起，华夏文明的昌盛期。(四)西汉到明中叶——以儒学为正宗的封建帝国文化阶段(其内又分儒学独尊的两汉、道家复兴的魏晋、佛学极盛的隋唐、儒佛相混的宋明等四个段落)。(五)明末到清中叶——早期启蒙文化(吸收了欧洲古典科技知识)与回光返照的封建帝国文化相交织的文化阶段。(六)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爱国主义与西方殖民主义、资产阶级新学与封建旧学相抗争的旧民主主义文化阶段。(七)五四运动以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反帝、反封建为目的的新民主主义文化阶段。借鉴专家对中国文化史的分期，笔者认为，硏究镇江文化史的分期，至少要同时兼顾五个方面：一是文化的时代性;二是文化的整合性;三是文化的交融性;四是文化的伦理性;五是文化的地域性。

　　纵观中国和江苏文化的发展历史，联系镇江文化发展的轨迹，可以将镇江历史文化分为以下七个时期：远古时代的孕育期、西周春秋战国时的成型期、秦汉时的发展期、六朝时的勃兴期、隋至元时的繁荣期、明至清中叶的高潮期，1842年鸦片战争至1949年的激荡绽放期。

　　镇江文化从孕育期到激荡绽放期，走过了漫长、曲折的历程，其间历经迭宕起伏、千折百回的发展，具有强大的延续力。至清代中晚期，由于国家内治腐败，外患相继不绝，镇江经济、文化呈衰落之势。镇江开埠通商后，西风东渐、商风浸淫，异质文化与镇江文化冲击、碰撞，交汇与交融，结果相激相荡，冲突相成，给镇江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这种异质文化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以英风美雨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二是因镇江千年港口而兴起的近现代工商业文化。因而，镇江文化在中西文化大激荡、大扬弃中，择优汰劣、中西交融，形成了自己独立的品格和五彩斑斓、五光十色的特点。归纳起来镇江历史文化有以下五个方面的显著特点：

　　一是源远流长。不仅考古资料证实，远在30万年左右的旧石器时期，在镇江这片古老的大地上就已经有古人类的足迹。而且从历史文献记载的镇江城市的名称和政区沿革，也可以看出镇江文化的悠久。镇江有文字记载的最早名称为“宜”。春秋时称“朱方”。《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王余祭三年，齐庆封有罪，自齐来奔吴。吴予庆封朱方之县，以为奉邑，以女妻之，富于在齐。”《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说：“会稽郡丹徒，即春秋朱方”。古代设县之制始于春秋时期的一些大国，当时县的地位比郡高。所谓“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镇江战国时称“谷阳”。秦始皇第五次东巡，改称“丹徒”。刘宋时定名“南徐”。隋代改称“润州”。至宋徽宗政和三年(1113)，升润州为镇江府，从此镇江之名一直沿用至今。镇江文化不仅源远，而且流长。早在春秋时期，吴王寿梦第四子季札贤且能，曾以吴国使者身份出访中原诸国，观诗歌乐舞都给以品评，启示国之得失兴衰。战国时期，思想家环渊由楚入齐，在稷下学宮传授黄老之学，被齐国国君尊为“上大夫”。环渊整理老子语录，撰著上下篇，是传播老子思想入齐的第一人。三国东吴时，京口人陈是东渡日本，制作神兽铭文铜镜，将镇江文化传至东洋。六朝以降，特别是隋代江南运河开凿后，镇江成为江河要津，商业贸易通四海。中国盛产的茶叶、丝绸、陶瓷等经镇江港转销全国，以至外销东瀛高丽、中南亚、西域等地，向海外传播了镇江文化。古代，镇江书画驰誉海外，米芾、笪重光、王文治、张崟等人的书画作品成为海外藏家梦寐以求的艺术瑰宝。

　　二是山光水色。人类最初是从山林中走出来的。江河川渎，山岳丘陵是中华远古文明的孕育之地。镇江素有“城市山林”“天下第一江山”之称，是名副其实的山水城市。世上没有寻找美的工具，唯有感觉美的心灵。文学艺术家往往独具鉴赏山水之美的慧眼。镇江的名山胜水吸引了无数诗人词家。晋“永嘉南迁”，中原士庶如过江之鲫，南渡侨寄于京口。一时迁客骚人，风起云涌，诗杰文魁如鲍照、颜延之、江淹、刘勰、徐陵、萧统、何逊辈飞文染翰，写下许多绚丽多采、蜚声古今的绝唱。隋唐之际，京口为大江南北通津，骚坛巨擘王湾、孟浩然、王维、王昌龄、李白、杜甫、白居易、元稹、刘禹锡、李绅、许浑、张祜、杜牧等途经于此，无不登山临水，吟咏留连。一时京口繁华皆为雅致，江山风月尽入吟怀。北宋初年，润州甲第云屯、雅士云集，一时名流如刁约、范仲淹、欧阳修、梅尧臣、苏舜卿、王安石、沈括、苏轼、黄庭坚、米芾等，都写有留连于此的名篇巨制。南宋时，镇江是抗金前线，在京口脱险的文天祥和守土之官、爱国士子陆游、辛弃疾、张孝祥、陈亮等，每登北固亭、跻多景楼，则抚今追昔，吊古伤今，抒发壮志难酬的思绪情怀。千百年来，以其卓然独具的风采为人喜爱，代不绝吟。镇江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名山胜水是吸引众多诗人词家“向往于兹，讴歌于兹”的重要原因。

　　镇江的名山胜水也吸引了许多音乐家、书画家和造园家。东晋戴颙隐居京口招隐山，常于春日携双柑斗酒于山中听黄鹂之声，创造琴曲新调。宋米芾幼年随父徙居襄阳，后深爱京口江山壮丽,便在北固山西麓建筑了海岳庵，自号海岳外史。他在《宝晋山林集拾遗·净名斋记》中说：“带江万里，十郡百邑，缭山为城，临流为隍者，惟吾丹徒。重楼参差，巧若图刓，云霞出没而天光不夜，高三景、小万有者，惟吾甘露。东北极海野，西南朝数山者，谓之多景。”他得趣于京口的“山水之助”，新创了“米点山水”。明代造园家计成，青年时代长期远游，因见“环润，皆佳山水”，便“择居润州”，居十多年，写出世界上最古老的造园名著《园冶》。《光绪丹徒县志》说：“丹徒承六代之遗，流风未沫，人人握灵蛇之珠，家家抱荆山之玉，往往词人才子，名溢缥囊;飞文染翰，卷盈缃帙，盖得江山之助者为多。”

　　三是开放包容。镇江文化历史上曾得益于移民文化和海外文化的影响。对镇江文化影响最大的移民浪潮有三次：第一次是太伯、仲雍南奔。太伯、仲雍一行，从西北陕甘一带来到江南，带来了先进的农业生产方式和文化。周文化与本土荆蛮族文化结合，形成了吴文化。第二次是永嘉南渡。西晋末，八王混战，匈奴、羯起兵反西晋，黄河流域陷入大混乱。中原一部分士族和民众就渡江至江南避乱。晋陵京口一带是北方侨民聚居生活最多的地区。刘宋时，侨籍户口数超过本籍户口数。宋孝武帝大明八年（464）统计的南徐州人口数为420640人，其中侨籍户口数约22万，原土著户口约20万，侨寓人口数超过了土著人口数。谭其骧先生在《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文中说：“南徐州接受之移民最杂最多，而其后南朝杰出人才亦多产于是区，则品质又最精。刘裕家在京口(镇江)，萧道成、萧衍家在武进之南兰陵(武进)，皆属南徐州。故萧子显称南徐州曰：‘宋氏以来，桑梓帝宅，江左流寓，多出膏腴。’南徐州之人才又多聚于京口。”第三次是建炎南渡。两宋之交，由于金兵连年南侵，北方人口大规模南迁，出现全国性移民浪潮。“高宗南渡，民从之者如归市”。这次移民以河南、山东、淮南等地人口为主，其中不少就择居镇江。

　　近代镇江，作为我国较早开放的通商口岸，伴隨着海内外商贾的频繁往来，各种文化相继登场。既包括器物技艺，也包括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等在内的西方文明的进入，使镇江文化成为中国地域文化谱系中开放和包容度较大的城市。在市民生活层面也一样。镇江市民是较早接触和享受西方物质文明的城市，从马路到洋楼、自来水到电灯、电话到电报、“洋火”到“洋油”等各种“西洋景”和“西洋货”，无不如此。

　　四是趋义重商。镇江文化既重义，也重商。《光绪丹徒县志·尚义》说：镇江“承泰伯之高踪,存季子之遗意”“尚义之举，徒邑称最”“吾乡之人，趋义恐后，从善如登，至今兵燹后，有废必举，任卹之风蒸蒸日上矣！”镇江滨江临海，渡口江阔浪险，自古以来这里拯复救溺，仁爱施济，尚义赈灾的善行不胜枚举。宋乾道年间，镇江郡守蔡洸便在西津渡口设置救生船舶，兴办救生会，成为世界最早的水上救助打捞机构。明清之际，镇江兴办了养济院、育婴堂、同善堂、栖流所、卹嫠会、留养所、义扛、尊仁堂、崇善堂、普仁堂、兴仁堂、广善堂、施诊送药局、课蚕种桑局、江船义渡局等近百个慈善机构。兴办这些义举者有相当一部分为“士人化”的商贾，或“商人化”的士人。

　　镇江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辟为通商口岸，镇江成为贸易口岸城市。在商言商，近代商业意识浸染着镇江文化的各个方面。镇江作为一座“文化码头”，举凡文化的方方面面，都作为商业行为来策划运作。京江画派一向崇奉“以天地为师，师其变化”，而十分鄙视以画取悦朱门。但因为要鬻画为生，有时也不得不改变原有的面貌，在作品中掺入与当地审美习惯相适应的“媚众”因素。他们多与外邑画家交往，常常往来于扬州、苏州、南京、上海等地。有的还寄寓于富商巨贾之家，出入王公国戚之门。从张崟鬻画日记可知，他们卖画的方式有多种：有的是直接收润笔费与绢素费;有的是书画等价相易;有的是通过收取实物形式来兑现;有的是通过在画肆或以代理人(如弟子等)为中介进行。镇江刻书业在清中期以后基本实现商业化，由此前的官刻为主，变为坊刻或私刻私卖为主。慈善家柳昕热心地方善举，凡是修桥、铺路、办学、救生等公益，他无不慷慨捐助，还兴办同善堂济贫救困。为弥补同善堂经费不足，他创办善化堂书坊，倾力发展刻书售书业，书坊规模不断扩大，生意兴隆，为慈善业筹措了大量资金。

　　五是民间情趣。所谓民间情趣，即指市民阶层的审美趣味。镇江许多优秀文艺作品如《白蛇传》《龙凤呈祥》《梁红玉击鼓战金山》等，都深刻反映了市民百姓的情志、情思、情衷、情感和情爱，体现了市民百姓的趣识、趣尚、趣味、趣话和趣寄。

　　民间情趣，百姓所好。生活在民间的平民百姓是镇江城市中数量最多的人口群体，他们既是城市经济和社会活动的主体，也是文化生产和消费的主体。民歌、民间传说、民间故事等是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以民歌、说唱、绘画为发端,进而辐射到各种文艺形式的镇江文化，自然要首先面对这一庞大的消费群体，迎合和适应他们的审美情趣，这样才有可能滿足市场需求，增强市场竞争力。

　　民间情趣，镇江尤浓。镇江的灵山秀水、便利的交通环境和悠久的历史，为民间文艺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吸引了大批优秀创作人才。古典小说四大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西游记》中都有以镇江地域为背景的人物传说、风物传说、民间风俗、民间艺术。《东周列国志》不仅将镇江古地名“朱方”写入其中，还写及古代镇江的民间故事。《两晋演义》《隋唐演义》《金屋梦》中的镇江民间故事生动通俗，对了解镇江的悠久历史和民风民俗大有裨益。《说岳全传》《警世通言》《老残游记》中更是浓墨重彩，肆意铺陈，将镇江民间故事，写得绘声绘色。

参考文献

　　柳诒征《中国文化史》

　　周勛初《中国地域文化通览.江苏卷》

　　严其林《镇江史要》

(作者为镇江市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副会长兼咨询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