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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传统文化是党政领导者的良师益友

文章来源:历史文化研究会      添加时间:2018-06-15      阅读数:
优秀传统文化是党政领导者的良师益友


钱永波

  在我们党实行全面从严治党之时,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要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这是把反腐败斗争和思想政治建设紧密结合起来的重大课题。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政治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以革命文化为源头,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主体的。这四者交相辉映,融为一体,共同构成党内政治文化的基本要素,使广大党员具有坚定信仰、优良作风、严格纪律。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在五千多年历史发展中积累而成的,是我们党内政治文化最丰富的精神宝库。以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中华箴言》为例,在为人立德、为政立功、为学立言方面,就选录了从孔子到孙中山历代思想家或主要经典中的人生箴言2510条,加上每条都有注释和串解,全书达到80万字。著名教育家、中国思想史专家、时为南大名誉校长的匡亚明同志在“序”中写到,这本书是《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副产品,当时《丛书》已经出版和即将出版的有50部,总共要出200部;我注意到,以他为主编的这套书,2006年已经出齐,洋洋6000万言。从这个例子中,就可见我国传统文化资源之丰厚。当然,传统文化中有精华,也有糟粕,我们要继承和弘扬的是精华部分,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而不是坠力。
  习近平同志2013年在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暨春季学期开学典礼大会上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学习和掌握其中的各种思想精华,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很有益处。”我们体会,确实如此,就连《诗经》中所说的“小康”、《礼记》中所说的“大同”,都可以与我们的奋斗目标相衔接。就党政领导者而言,优秀传统文化更是良师益友,在以民为本、实事求是、开拓创新、法治思想、多谋善断、选贤与能、团结合作、公正廉洁、学以致用以及经受磨炼等等方面,都可以从中得到教益。这里列举六方面的内容加以说明。
  一、以民为本。最早的是《管子》中说:“以人为本,本治则国治,本乱则国危。”再就是《尚书·夏书》中说:“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孟子则说:“民为贵”。当然,那时好的君王是“为民作主”,而我们是“人民当家作主”,“为人民服务”,“以人民为中心” 。但是,民本思想是相通的。习近平同志今年 “7·26”讲话中,讲到人民群众“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就充分反映了广大群众的心声。
  二、实事求是。《汉书·河间献王传》中说:河间献王(西汉皇帝第三子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颜思古注释为“务得事实,每求是也。” 毛主席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对这一古语作了新的解释,成为创造性继承的典范。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 这样,实事求是就成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精粹,也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一个地方或一些方面的领导者,如何将上级指示和实际情况结合起来,脚踏实地地、创造性地、富有成效地开展工作,实在是最基本的功夫。
  三、开拓创新。《周易》“乾卦”中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系辞上传”中说“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都是开创之意。《礼记·大学》中则说:“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西汉末年著名哲学家扬雄进而说:“道有因有循有革有化。”至于“创新”这个词,《辞海》举例是《南史》中的。由于中华民族善于创造性继承,创新性发展,因而在历史长河中,绝大部分年代都走在世界的前列,而且在世界文明古国中是惟一连绵不断的国家。如今创新更是居于我国五大发展理念之首。开拓创新是领导者必须具有的坚定意志。
  四、选贤与能。《礼记》“礼运”篇中孔子回答言偃(即子游)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贞观政要》载李世民说:“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人,必难致理。今所在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龚自珍在镇江作《己亥杂诗》中的名句“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至今仍为人们颂扬。任人惟贤是我国的优良传统,我国现行政治制度的优越性也有利于选好人、用好人,领导者一定要牢固确立正确的人才观。
  五、公正廉洁。《论语·颜渊》中载有孔子的答话:“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孟子·尽心上》中正告说:“人不可以无耻。”南宋哲学家、教育家朱熹说:“惟公然后能正”“大抵君子小人只在公私之间” “既任私意,百病俱生”(《朱子语类》)。中国方正出版社2006年1月出版发行了《中华廉吏传》,精选的古代廉吏有71人,并介绍了他们廉洁、公正、爱国、恤民、勤政、奉献等动人故事,其中有我们比较熟悉的诸葛亮、房玄龄、魏徵、柳宗元、包拯、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范仲淹、司马光、岳飞、海瑞、于成龙、郑板桥、林则徐、翁同龢等。在镇江的历史长河中,每个朝代都有廉政勤政为民的好官,而且茅山新四军纪念馆还设有革命廉政教育基地。2017年4月在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下,市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还会同金山公园在一泉景区王公祠旧址重建了《清史稿·循吏传》中的镇江知府“王仁堪纪念馆”,介绍他忠诚爱国、敢于直谏、保护百姓、实政为民、公正廉洁的感人事迹。
  六、学以致用。《论语·为政》篇中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礼记·中庸》篇说:“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孟子·尽心下》中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书》即《尚书》)北宋理学创始人之一程颐说:“君子之学必日新,日新者日进也,不日新者必日退,未有不进而不退者。”(《河南程氏遗书》)清末洋务派代表人物张之洞说:“不读书者为俗吏。”真是字字珠矶,至理名言。我们党是学习型政党。看书学习,学以致用,理论与实践结合,有继承,有扬弃,有创新,有发展,是党政领导者应有的品格。
  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除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之外,没有一党一己之私利。建党九十六年来,从延安时期黄炎培先生的能否跳出“兴亡周期率”之问,到毛主席从西柏坡去北平时比喻的“进京赶考”,直至如今的“全面从严治党”,我们党都经受了历史的考验,跨越了一道又一道坎,交了一份合格的答卷。我们坚信,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只要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把反腐倡廉、健全机制和加强思想政治组织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我们党一定能不忘初心,继续前进,永葆青春活力!

(作者为镇江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市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原会长)




三国文化的传统意蕴及当代价值
——基于两办《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的思考

王玉国 张永刚

  【摘 要】 习总书记多次强调文化自信,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两办《意见》明确了这一要求;三国文化历经千年,经久不衰,积淀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具有丰富的传统意蕴,明君贤臣的政治追求、公正法治的治世理想、尊德重教的家风传承都是其鲜明的体现;结合两办《意见》,立足镇江实际,从深入阐发三国文化精髓、三国文化普及工作、保护三国文化遗产等方面,介绍了名城镇江传承三国文化所取得了成绩,充分体现了三国文化的当代价值。
  【关键词】 三国文化;传统意蕴;当代价值;两办《意见》

  2017年1月26日,《人民日报》刊发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层、更持久的力量。中华文化独一无二的理念、智慧、气度、神韵,增添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内心深处的自信和自豪”,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必由之路。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多次强调文化自信,并不断突出文化自信的重要地位。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我们说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在庆祝建党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总书记把文化自信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并列,把“三个自信”发展、丰富成为“四个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因此,我们必须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源源不断汲取智慧和力量,不断增强文化自信和文化自主,为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而努力奋斗。
  习总书记指出:“党内政治生活、政治生态、政治文化是相辅相成的,政治文化是政治生活的灵魂,对政治生态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三国文化既孕育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因子,又承载着有识之士为天下大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政治理想,是传统文化中不可多得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对当前社会的政治文化建设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三国文化的传统意蕴
  儒家思想的先驱孔子曾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可见,对国家的认同是从文化着眼的。西方社会学界有种观点认为,在形成一个民族的诸多因素中,地缘、血缘因素都不如文化来得重要。中华传统文化是在长达数千年的演进和发展中,形成了具有民族气质的特色文化,其中尤以儒家的政治文化和道德文化互融互通最为典型,这在三国文化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具体可表现为:明君贤臣的政治追求、公正法治的治世理想、尊德重教的家风传承。
  1.明君贤臣的政治追求
  儒家思想追求的政治文化是以道德为前提的,是一种政治道德观,因而将人格理想与政治理想连缀为内在关系相统摄的逻辑链条,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起点是追求个人道德完善的修身,进而在此基础上建立合乎道德的政治秩序,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个人奋斗目标和理想追求。
  《三国演义》中“尊刘贬曹”的思想倾向,即是一种政治道德观使然。正如饶宗颐先生所言:“历史如仅为描述而缺乏道德批评,则不成为史学。……历史之作,正所以明人事之真是非,而折衷于正。……以正统而论,正之为义尤重于统,自古以来已视为天经地义。”[1]正统观是“尊刘贬曹”的道德注解。西晋陈寿撰《三国志》,因西晋袭魏而来,故以曹为尊,视为正统,至于东晋习凿齿的《汉晋春秋》、南宋朱熹的《紫阳纲目》、元代虞氏的《三国志平话》都视刘为正统,明代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成为“尊刘贬曹”的集大成者。清代毛宗岗在他的《读三国志法》中说:“读三国志者,当知有正统、闰运、僣国之别,正统者何?蜀汉是也,僣国者何?吴魏是也”[2]109。正由于此,《三国演义》定位刘备为“中山靖王之后,汉景帝阁下玄孙”,具有皇位继承的合法性,名正言顺,于是以蜀汉为正统,认为刘备是汉室的继承人,而曹操就是乱臣贼子的形象。为了强化“尊刘贬曹”的思想倾向,《三国演义》将刘备塑造为“唯德可以服人”“宁死不忍作负义之事”,具有仁爱思想的道德明君,而与之相应的曹操成了“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的乱世奸雄。
  元末明初,人们饱受战乱之苦,渴望明君出现治理国家,罗贯中塑造的刘备形象体现了那个时代人们的心理需求。为了配合刘备的这种明君形象,作品还塑造了具有修齐治平政治追求的诸葛亮这一贤臣的理想角色,体现的正是儒家政治文化对士人的要求,同时也是作者个人政治理想的精神寄托。从诸葛亮身上,后人看到了他忠诚、勤政的政治品质,忠心不事二主是他抱定的理想的君臣关系,这使得他和刘备形成了明君贤臣的鱼水关系,一旦明君刘备亡故,则贤臣诸葛亮只能望天兴叹,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以身殉道。
  2.公正法治的治世理想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出了对社会层面的要求是“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在《三国演义》中,无论是曹操还是诸葛亮都是秉承法家思想的代表。春秋战国时期各国政治家形成法、术、势三派。“法”是法律,偏重于刑,以商鞅为代表;术是指君主驾御群臣的技巧、方法,以申不害为宗;“势”则是指与权力紧密相联的政治地位、权势,以慎到为代言。韩非子在上述三人学说的基础上,提出了“以法为本”,“法、术、势”三者合一的完整的政治思想体系,成为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子之法与管仲之法有所不同,具体说来,韩非以法为法,而管仲礼、法并重。《国语·齐语》中鲍叔曾说:“臣之所不若夷吾(夷吾即管仲)者五:宽惠柔民,弗若也;……制礼义可法于四方,弗若也。”[3]《左传·僖公七年》桓公与诸侯谋郑盟于宁母,管仲说:“臣闻之:招携以礼,怀远以德,德、礼不易,无人不怀。”[4]虽然观点不尽相同,但韩非子对管仲治国之术给予了充分肯定:“汤得伊尹,以百里之地,立为天子;桓公得管仲,立为五霸主,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孝公得商君,地以广,兵以强。”[5]刘劭《人物志》肯定了管仲法家的身份:“建法立制,富国强人,是谓法家,管仲、商鞅是也。”[6]倡导里仁为美的孔子对以礼法治国的管仲大加赞赏,孔子曾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7]
  《三国志·诸葛亮传》中,诸葛亮“每自比于管仲、乐毅”[8]841,即是以管仲的治国之术为旨归,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诸葛亮真正得以实施管仲的治国之术是在刘备死后,以之治理蜀国:“及备殂没,嗣子幼弱,事无巨细,亮皆专之。于是外连东吴,内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极,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也。”[8]859陈寿评曰:“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炼,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8]862诸葛亮贯以公正法治,延续了蜀国的寿祚,是以“亮死至今数十年,国人歌思,如周人之思召公也”[8]863。
  3.尊德重教的家风传承
  习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强调:“我们着眼于以优良党风带动民风社风,发挥优秀党员、干部、道德模范的作用,把家风建设作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的重要内容弘扬真善美、抑制假恶丑,营造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社会氛围,推动社会风气明显好转”,并明确要求“每一位领导干部都要把家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廉洁修身、廉洁齐家”。可见,家风建设之于党风社风的重要作用。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历来重视家风的传承。《颜氏家训·治家》篇云:“夫风化者,自上而行于下者也,自先而施于后者也。是以父不慈则子不孝,兄不友则弟不恭,夫不义则妇不顺矣。父慈而子逆,兄友而弟傲,夫义而妇陵,则天之凶民,乃刑戮之所摄,非训导之所移也。答怒废于家,则竖子之过立见;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治家之宽猛,亦犹国焉。”[9]治家犹如治国,好的家风上下承袭,世代沿习,成为后世族人自觉遵守的规范,不可逾越的戒律,由一家而延及数家,进而至于国,则社风可以大治。
  诚如孔子所说:“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也,宁固。”在孔子看来,奢侈惯了,就会做出逾越礼法的行为,俭朴则可以稳固一个人的操守。诸葛亮非常重视家风的建设,提出了“静以修身,俭以养德”的信条,他在《诫子书》中这样写道:“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慆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冶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10]诸葛亮认为德才兼备的品行,是依靠内心安静、精力集中来修养身心的,是依靠俭朴的作风来培养品德的。事实上,诸葛亮也是躬身践行自己的信条,在其给刘禅的表中说:“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8]856诸葛亮的言行直接成就了其子孙的节义行为,在绵竹之战中,其子诸葛瞻和孙子诸葛尚力战殉国。干宝曰:“瞻虽智不足以扶危,勇不足以拒敌,而能外不负国,内不改父之志,忠孝存焉。”[8]861陈寿评曰:“亮所与言,尽众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得及远也。然其声教遗言,皆经事综物,公诚之心,形于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补于当世。”[8]860习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二中全会上讲话时,曾引用诸葛亮《自表后主》中的“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提醒党员领导干部不要为家人和后人谋取私利。
  二、三国文化的当代价值
  两办《意见》是基于习总书记关于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列讲话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进一步明确了增强文化自信的指导思想、方针原则、目标任务,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主要内容进行了规限,如关于“中华传统美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道德理念和规范,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精忠报国、振兴中华的爱国情怀,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社会风尚,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荣辱观念,体现着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前述三国文化所体现的明君贤臣的政治追求、公正法治的治世理想、尊德重教的家风传承,在两千余年的传统文化中不断积淀成为主流因子,是中华传统美德的具体呈现,无疑是符合《意见》要求的。结合《意见》的重点任务,从镇江实际出发,从如下几个方面来阐发三国文化的当代价值。
  1.深入阐发三国文化的精髓
  《意见》指出“深入阐发文化精髓”,要“着力构建有中国底蕴、中国特色的思想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从《三国志》到《三国演义》,至于今天,三国文化传承了1800余年,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后人去深入研究领会,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实践需要,去阐发其当代价值。作为三国文化名城,承载着丰富的三国文化积淀,镇江市三国演义学会和名城委员会一直以来竭力将三国文化打造为城市名片,组织本地学者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不斐的成绩。如王玉国先生的《三国名胜》《三国名城镇江》《乔国老传奇》均是对三国文化的弘扬。在《三国名城镇江》的前言中,作者写道:“翻阅此书,读者可以看出镇江市孙权家族的故里、东吴霸业的发祥地;就可以全面地领略到镇江在三国时代的地位及传承下来的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以及当代镇江在全国三国文化界的地位和影响,从而激发人们热爱镇江、宣传镇江、建设镇江的情愫,努力把镇江建设成为一座古代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名城,让历史文化名城镇江永远充满灵气和活力。”[11]3
  2.三国文化普及工作
  《意见》指出“贯穿国民教育始终”,要“围绕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遵循学生的认知规律和教育教学规律,按照一体化、分学段、有序推进的原则,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方位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艺术体育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贯穿于启蒙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各领域”。镇江市三国演义学会在镇江担起了三国文化的普及工作,以“弘扬三国精华、促进文化繁荣、加强同仁联谊、彰显人文情怀”为办刊宗旨,刊发了《三国文化》,获得了广泛的认可,并与在镇高校合作,成立江苏大学三国演义研究中心,使三国文化的普及工作深入到高校,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3.保护三国文化遗产
  《意见》指出“保护传承文化遗产”,要“加强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历史文化街区、名人故居保护和城市特色风貌管理,实施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工程,做好传统民居、历史建筑、革命文化纪念地、农业遗产、工业遗产保护工作,规划建设一批国家文化公园,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标识。”镇江是三国时期吴国的根据地,孙权在此筑铁瓮城,居住达4年之久,留下了众多三国文化遗产,如古甘露寺、相婿楼、祭江亭、走马涧、狠石、劈剑石等,其中铁瓮城被誉为“东吴第一城”,清康熙帝诗中就曾以“半面烟岚雄北固,一方形势控东吴”来形容铁瓮城的雄险,2013年5月,被国务院核定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4年12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镇江,赞誉“镇江是三国名城”。目前铁瓮城已经进入开发实施的具体阶段,计划建设遗址博物馆,形成保护与建设、利用的良性互动,形成体现三国历史文化的独特魅力、充满活力的城市历史性公共空间、古城遗址公园和市民文化休闲场所。
  三、结语
  三国文化源远流长,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质,历经千年,传承至今,积淀了宝贵的精神财富,结合习总书记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系列讲话精神以及两办《意见》,三国文化的爱好者和研究者应当把传承和弘扬三国文化作为自己的使命,古为今用,充分发掘三国文化的传统意蕴,阐发其当代价值,对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增强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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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欧阳询:艺文类聚[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11]王玉国:三国名城镇江[M].镇江:江苏大学出版社,2016.
 
(作者王玉国为镇江市文化局原副局长、市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副会长、文博研究员; 张永刚为镇江高专教授、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