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兆洛《汪容甫先生[1]精法楼校书记》校释[2]
彭义
 

    【解题】本文是清代常州学者李兆洛应汪中之子汪喜孙的邀请，为汪中校文宗阁《四库全书》之事所作的文章。文章主要从目录学的角度，将汪中校书之事放在校雠学史上去看，认为汉代刘向、刘歆父子校书首开校勘、目录之学，要既能校勘文字，又能论列各书大旨，树立了“校书”的典范。此后历朝，各有兴废，而诸家得失不同。清代编《四库全书》，是“前古未尝有”的盛事，而纪昀编《四库全书总目》，“意在考订异同，别白得失，故驳辨之文为多”，距离刘向、刘歆父子的水平尚有距离。作者认为如果汪中“以泛览为精研，第举而综贯之，紬绎其余绪，冥合于会归”，或许可以别有所创获，“成一家言”。作者最后寄希望于汪喜孙，希望他像刘歆继承刘向的功业那样，完成“家学未竟之业”。
 本文李兆洛《养一斋集》未收，而李恩绶《丹徒县志摭余》、缪潜《金山志》有录。本文以《金山志》为底本，《丹徒县志摭余》为校本。凡《丹徒县志摭余》异文，皆用括号于正文中加以说明。原文中的误字，在注释中以“×当作×”说明。注释中采用的人物生卒年以《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为准，其平生事迹则由笔者自行综合。引用史料以指明正文说法的出处或证明作者观点为准。
 
    刘向《别传》曰：“校书之事，一人持本，一人读辞，若怨家相对，故曰‘校雠’。”［3］又曰：“每一书就，向辄譔为一录，论其指归，辨其讹谬，叙而奏之。”［4］既校正其字形，乃论辨其真伪，著作者大旨。必二者兼，斯为校书。歆校书天禄阁（《丹徒县志摭余》作“阅”，误），总据群编，撮其指要，著为《七略》［5］。班固、傅毅遂编之为《汉书·艺文志》［6］，其端引皆发之向也。厥［7］后代承是业，其著者，魏荀勗《四部》［8］、宋王俭《七志》［9］、梁阮孝绪《七录》［10］，然不能正其流别，但记书名而已，则犹是目录家也。宋王尧臣并合四馆书，定其存废，为《崇文总目》六十余卷，每条具有论说［11］。郑樵作《通志》，谓其文繁无用，今所传者，乃其略也［12］。
    我朝右文［13］好古，远轶前代。乾隆三十七年，广献书之路［14］，文渊著录十二万余卷，附存目十六万余卷［15］，《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二百卷，其博以赅（《丹徒县志摭余》作“核”），前古未尝有也。天子以江浙献书之多为天下最，故建四阁贮书，以副文渊［16］。而文汇、文宗、文澜，江浙□□三，非以夸示宏富，亦令志学者登阁而读，传录海宇，文教四讫［17］也。
 江都汪容甫先生，乾隆间以博辨推重公卿，为典书官［18］，因是尽读二阁书，而居金山精法楼中为最久。杭人以先生尝校书于湖上，而祀之葛岭［19］。此为先生之乡邦，不宜奉俎豆［20］于斯欤？孟慈［21］尝为余言，先生校书，得条记二十余万言［22］，固未获见。盖未经部分［23］，故无得而传焉。自古承学之士，阖户深思，为向歆之学，或反约以致赅，或务博以广异，如晁恭武［24］、陈振孙［25］、朱肫［26］、黄虞稷［27］、朱彝尊［28］，皆其选也。夫《四库提要》意在考订异同，别白得失，故驳辨之文为多。假［29］先生当时以泛览为精研，第举而综贯之，紬绎其余绪［30］，冥合手会归［31］，成一家言，庸不为学者盛业？而不可易言也。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书［32］。人効其长，向总其职，歆嗣为之也，《略》乃集其大成焉。今三阁篇籍粲粲明，备视向所校淆乱缺脱者迥殊［33］，而家学未竟之业，要不能不以歆之向者致望于孟慈也。
【注释】
     ［1］汪中(1744-1794)，字容甫，清代朴学家，扬州人。幼孤贫,赖母授读。少长,游书肆,借阅经史百家书籍,过目成诵,遂为通人。乾隆四十二年拔贡，曾为朱筠、毕沅幕僚。乾隆五十五年由毕沅、谢墉、王昶举荐，应两淮盐运使戴全德聘至文宗阁，掌管校勘《四库全书》事宜。乾隆五十九年复奉命赴杭州校文澜阁《四库全书》，不久病卒。治学沿袭清顾炎武、惠栋、戴震以来的汉学门径，是扬州学派的重要人物。著有《述学内外篇》《春秋后传》《广陵通典》《容甫先生遗诗》等。
    ［2］李兆洛(1769-1841)，字申耆，清代朴学家，常州人。嘉庆十年进士，选庶吉士，充武英殿协修。尝任安徽凤台知县七年，主讲江阴暨阳书院二十年。专精史学,尤嗜舆地。又精古文，是阳湖派代表作家。著有《养一斋集》《历代地理志韵编今释》《历代地理沿革图》等。按《养一斋文集续编》卷三《与汪孟慈书》云：“昨复奉命譔《精法楼记》，向尚不知容甫先生精心瘁力如此，是以未敢措辞。今已知之，自当努力成之，恐不能称淳父学使书额，亦当为言之也。”孟慈即汪中之子汪喜孙，可见此文系应汪喜孙之请而作。
    ［3］《太平御览》卷六一八：“《刘向别传》曰：雠校者，一人持本，一人读析，若怨家相对，故曰雠也。”今《汉书》卷三十六《刘向传》无此文。
    ［4］此节引文见《隋书》卷三十二《经籍志》，参见《汉书》卷三十《艺文志》。指归，主旨；意向。《三国志·吴志·诸葛瑾传》：“与权谈说谏喻，未尝切愕，微见风彩，粗陈指归，如有未合，则舍而及他。”
［5］《隋书》卷三十二《经籍志》：“向卒后，哀帝使其子歆嗣父之业。乃徙温室中书于天禄阁上。歆遂总括群篇，撮其指要，著为《七略》：一曰《集略》，二曰《六艺略》，三曰《诸子略》，四曰《诗赋略》，五曰《兵书略》，六曰《术数略》，七曰《方技略》。大凡三万三千九十卷。”
    6］《汉书》卷三十《艺文志》：“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今删其要，以备篇辑。”《隋书》卷三十二《经籍志》：“又于东观及仁寿阁集新书，校书郎班固、傅毅等典掌焉。并依《七略》而为书部，固又编之，以为《汉书·艺文志》。”故《汉书·艺文志》系据刘歆《辑略》节取而成。按《汉书》《隋书》俱不言傅毅参与《汉书·艺文志》的编纂。又《后汉书》卷四十《班彪列传》：“彪乃继采前史遗事，傍贯异闻，作后传数十篇。”“固以彪所续前史未详，乃潜精研思，欲就其业。……显宗甚奇之，召诣校书部，除兰台令史，与前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共成《世祖本纪》。迁为郎，曲校秘书。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事，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奏之。帝乃复使终成前所著书。”卷八十四《列女传》：“兄固著《汉书》，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诏昭就东观臧书阁踵而成之。”卷八十《文苑列传》：“建初中，肃宗博召文学之士，以毅为兰台令史，拜郎中，与班固、贾逵共典校书。”可见前后参与《汉书》编纂工作的有班彪、班固、陈宗、尹敏、孟异、班昭，亦无傅毅参与编撰《汉书》的文字。
    ［7］厥，其，第三人称领格代词。《书·伊训》：“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灾。”
     ［8］勗，又作勖。《晋书》卷三十九《荀勖传》：“俄领秘书监，与中书令张华依刘向《别录》，整理记籍。”《隋书》卷三十二《经籍志》：“魏……秘书监荀勖，又因《中经》，更著《新簿》，分为四部，总括群书。一曰甲部，纪六艺及小学等书；二曰乙部，有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三曰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四曰丁部，有诗赋、图赞、汲冢书。大凡四部合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五卷。但录题及言，盛以缥囊，书用缃素。至于作者之意，无所论辩。”
    ［9］《隋书》卷三十二《经籍志》：（南朝宋）“元徽元年，秘书丞王俭又造《目录》，大凡一万五千七百四卷。俭又别撰《七志》：一曰《经典志》，纪六艺、小学、史记、杂传；二曰《诸子志》，纪今古诸子；三曰《文翰志》，纪诗赋；四曰《军书志》，纪兵书；五曰《阴阳志》，纪阴阳图纬；六曰《术艺志》，纪方技；七曰《图谱志》，纪地域及图书。其道、佛附见，合九条。然亦不述作者之意，但于书名之下，每立一传，而又作九篇条例，编乎首卷之中。文义浅近，未为典则。”
    ［10］《隋书》卷三十二《经籍志》：（南朝梁）“普通中，有处士阮孝绪，……博采宋、齐已来王公之家凡有书记，参校官簿，更为《七录》：一曰《经典录》，纪六艺；二曰《记传录》，纪史传；三曰《子兵录》，纪子书、兵书；四曰《文集录》，纪诗赋；五曰《技术录》，纪数术；六曰《佛录》；七曰《道录》。其分部题目，颇有次序，割析辞义，浅薄不经。”
    ［11］《四库全书总目》卷八十五史部目录类《〈崇文总目〉提要》：“宋王尧臣等奉敕撰，盖以四馆书并合著录者也。宋制：以昭文、史馆、集贤为三馆。太平兴国三年，於左升龙门东北建崇文院，谓之‘三馆新修书院’。端拱元年，诏分三馆之书万馀卷，别为书库，名曰“秘阁”，以别贮禁中之籍，与三馆合称四馆。景祐元年闰六月，以三馆及秘阁所藏或谬滥不全，命翰林学士张观，知制诰李淑、宋祁等看详，定其存废。讹谬者删去，差漏者补写。因诏翰林学士王尧臣、史馆检讨王洙、馆阁校勘欧阳修等校正条目，讨论撰次，定著三万六百六十九卷。分类编目，总成六十六卷。於庆历元年十二月己丑上之，赐名曰《崇文总目》。后神宗改崇文院曰秘书省，徽宗时因改是书曰《秘书总目》。然自南宋以来，诸书援引，仍谓之《崇文总目》，从其朔也。”
［12］据南宋至元初《续通鉴长编》《麟台故事》《中兴书目》《事实类苑》《文献通考》诸书记载，《崇文总目》卷数有六十卷、六十四卷、六十六卷、六十七卷诸说。郑樵《通志》卷七一《校雠略》：“今《崇文总目》出新意，每书之下必着说焉，据标类自见，何用更为之说？且为之说也，已自繁矣，何用一一说焉？至于无说者，或后书与前书不殊者则强为之说，使人意怠。且《太平广记》者，乃《太平御览》别出。《广记》一书，专记异事，奈何《崇文》之目所说不及此意，但以谓‘博采群书，以类分门’。凡是类书，皆可博采群书以类分门，不知《御览》之与《广记》又何异？《崇文》所释，大概如此，举此一条，可见其它。”《四库全书总目》卷八十五史部目录类《〈崇文总目〉提要》称：“考原本于每条之下具有论说，逮南宋时郑樵作《通志》，始谓其文繁无用，绍兴中遂从而去其序释，故晁公武《读书志》、陈振孙《书录解题》著录皆云一卷。是刊除序释之后，全本已不甚行。”
    ［13］右，尊尚，古代礼仪以右为尊，故云。右文即崇尚文治。宋欧阳修《谢赐〈汉书〉表》：“窃以右文兴化，乃致治之所先。”
    ［14］据《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初四谕：“其令直省督抚会同学政等，通饬所属，加意购访。除坊肆所售举业时文，及民间无用之族谱、尺牍、屏障、寿言等类，又其人本无实学，不过嫁名驰骛，编刻酬倡诗文，琐碎无当者，均毋庸采取外，其历代流传旧书，有阐明性学治法，关系世道人心者，自当首先购觅。至若发挥传注，考覈典章，旁暨九流百家之言，有裨实用者，亦应务备为甄择。又如历代名人，省本朝士林宿望，向有诗文专集，及近世沈潜经史，原本风雅，如顾栋高、陈祖范、任启运、沈德潜辈，亦各有成编，并非剿说巵言可比，均应概行查明。在坊肆者，或量为给偿；家藏者，或官为装印。其有未经镌刊，只系钞本存留，不妨缮录副本，原书给还。并严饬所属，一切善为经理，毋任吏胥藉端滋扰。”
    ［15］据任松如《四库全书答问》P95，《四库全书》“著录之书都凡三千四百五十七种，七万九千零七十卷，即《四库全书》实有各书之总数。总目中仅存书名而未收其书者都凡六千七百六十六种，九万三千五百五十六卷，即存目之书之总数”。《文澜阁志》卷上载文渊阁书经部一万二百十四卷，史部二万一千三百五十九卷，子部一万七千五百六十六卷，集部二万六千七百五十七卷。合计得七万五千八百九十六卷。《纂修四库全书档案》录光绪二十年五月二十六日热河正总管世纲、副总管英麟奏折，查得文津阁“库存缮本经、史、子、集、刊本《古今图书集成》等书，按架逐函，依照目录核对详查，计六千八百五函，三千三百三十四部，九万一千十五卷。又诣园内各殿宇，将陈设书籍逐卷详加考核，添注卷数、版目、编辑各名款、分类开单，计四百六十二款，九百十九部，七万一千七百三十八卷”，“查明文津阁并各殿书籍共四千二百五十三部，十六万二千七百五十三卷”。李兆洛称十二万、十六万卷，不知何据。
    ［16］《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乾隆四十七年七月初八日谕：“朕稽古右文，究心典籍，近年命儒臣编辑《四库全书》，……因思江浙为人文渊薮，朕翠华临蒞，士子涵濡教泽，乐育渐摩，已非一日，其间力学好古之士愿读中秘书者，自不乏人。兹四库全书允宜广布流传，以光文治。如扬州大观堂之文汇阁、镇江金山寺之文宗阁、杭州圣因寺行宫之文澜阁，皆有藏书之所，著交四库馆再缮写全书三分，安置各该处，俾江浙士子得以就近观摩謄录，用昭我国家藏书美富、教思无穷之盛轨。”
［17］迄，至，到。《诗·大雅·生民》：“后稷肇祀，庶无罪悔，以迄于今。”毛传；“迄，至也。”“文教四迄”即文教达于四方。
    ［18］汪喜孙《容甫先生年谱》：“五十五年庚戌夏，自武昌归里。是时高宗纯皇帝诏修四库书告成，颁于江苏、浙江，敕建文汇、文宗、文澜三阁以储之。毕督部沅、谢侍郎墉、王侍郎昶交荐先君司校勘之役，盐政载公全德礼致先君典文宗阁秘书。……五十九年甲寅……十月，盐政戴公全德荐往杭州校勘文澜阁《四库全书》。”据此，荐汪中为文宗阁典书官者有毕沅、谢墉、王昶三人，汪中住精法楼校文宗阁《四库全书》前后经五年。汪喜孙《孤儿编》卷二《金山精法楼校书记》：“乾隆年间，纯皇帝颁四库书于扬州、镇江、杭州，……司事不能检书，且多阙字；当道来观，复无以专对。大吏荐先儒林典祕书，仿祕书外监故事。先儒林校书越三四年，书无缺，有来叩者，应对不穷。”又汪喜孙《汪氏学行记》下《先君家传》：“是时朝廷方修四库书，书成，颁于扬州、杭州，俾各建阁以储之。先君紬绎文宗、文汇二阁书（刘逢禄撰《强识录跋》），尝欲择书之秘者写作楷本，以供学者之借。（焦循说）”（P120）可知汪中在文宗阁，主要职责有二：一、校书；二、酬对。汪中并曾计划将《四库全书》中罕见者重新抄录，以供借出阅览。
    ［19］汪喜孙《孤儿编》卷二《先君学行记》：“道光十八年，浙江学使祀先君于西湖诂经精舍，仁和梁氏祀先君于葛岭园之梁庄。”《金山精法楼校书记》：“先儒林返葬已四十年，杭人不忘先儒林之大业，会于湖上，设位以祭。胡樗农敬、严厚民杰、汪小米远孙有记。
    ［20］俎豆，俎、豆皆为古代祭祀、宴飨时盛食物的礼器。奉俎豆，即祭祀。汪喜孙《孤儿编》卷二《先君学行记》：“道光十八年，……丹徒宝晋书院诸生陈维谦祀先君于金山精法楼。”《金山精法楼校书记》：“于时喜孙主讲镇江宝晋书院，诸生之通经能文者柳荣宗、陈继谦、夏桢、朱士龙、沈懋复为诗文以传之，并祀先儒林于金山精法楼。楼前种竹、栽柳、葺亭，以奉木主。”
    ［21］孟慈谓汪中之子汪喜孙。喜孙一名喜荀，字孟慈，嘉庆十二年举人，官至河南怀庆府知府，有《大戴礼记补》《且住庵诗文稿》《孤儿编》等。
     ［22］按刘逢禄《汪容甫先生遗书叙》：“先生尝䌷校文澜、文宗二阁《全书》，绳愆纠谬，不下数百万言。”所谓校雠之语，与此所谓“条记”或有不同。
    23］部分（fēn），整理、安排。《后汉书·冯异传》：“及破邯郸，乃更部分诸将，各有配隶。军士皆言愿属大树将军，光武以此多之。”
    ［24］晁恭武，当作“公武”，宋济州巨野人，字子止，号昭德先生，宋高宗二年进士，官至吏部侍郎。家富藏书，又得南阳井度赠书，为校雠异同，论述大旨，编成《郡斋读书志》四卷《后志》二卷。
    ［25］陈振孫（？-约1261），宋湖州安吉人，曾名瑗，字伯玉，号直斋，官至侍郎。藏书五万一千余卷，仿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作《直斋书录解题》二十二卷。
    ［26］朱肫，当作朱睦（jié）（1517-1586），明宗室，字灌甫，号西亭。官至周藩宗正。尝倾资购江都葛氏、章丘李氏藏书，建万卷堂，编有《授经图》二十卷，述经学源流。
［27］黃虞稷（1629-1691），清福建晋江人，字俞邰，号楮园。尝与修《明史》，家富藏书，撰《千顷堂书目》。
    ［28］朱彝尊（1629-1709），清浙江秀水人，字锡鬯，号竹垞。清康熙中为检讨，与修《明史》。撰有《经义考》三百卷。以上诸人皆撰有目录书而为世所称，故李兆洛以为是目录学家之选。
    ［29］假，假如。汉刘向《新序·杂事四》：“田子方虽贤人，然而非有土之君也，君常与之齐礼，假有贤于子方者，君又何以加之？”
   30］紬绎,引出端绪。引申为阐述。晋葛洪《抱朴子·尚博》：“其所祖宗也高，其所紬绎也妙。”余绪，留传给后世的部分。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或因家世余绪，得一阶半级，便自为足，全忘修学。”
    ［31］手，当作“于”。会归,《书·洪范》：“会其有极，归其有极。”极，准则。谓君王聚合诸侯臣民、诸侯臣民归顺君王，均有其准则，后遂截“会归”二字，以指共同依归的准则。《北史·周纪下·高祖武帝》：“遂使三墨八儒，朱紫交竞；九流七略，异说相腾。道隐小成，其来旧矣，不有会归，争驱靡息。”
    ［32］《汉书·艺文志》卷三十：“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
    ［33］刘向所校典籍淆乱缺脱者甚多，《汉书·艺文志》及《别录》辑本略可见之。《艺文志·六艺略》：“刘向以中《古文易经》校施、孟、梁丘经，或脱去“无咎”、“悔亡”，唯费氏经与古文同。”“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率简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文字异者七百有余，脱字数十。”似此类者甚多，不备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