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文选•齐竟陵文宣王行状>札记二则》  
吴晓峰

　　镇江文宗阁《四库全书》集部有萧统《文选》，这是一部极具语料价值的著作。它不仅保存了先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文学语言，也保存了那些时代人们的书面语和口语，因此，是研究汉语由古代向近代演变的最重要的语料。对此本人已有专文论述，这里不再重复。［1］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通过阅读《文选·齐竟陵文宣王行状》，对其中几种有价值的语言现象进行研究，以求教于方家。
　　《文选》［2］卷第六十收梁任昉（字彦升）所作之《齐竟陵文宣王行状》一篇。读后颇有所得，现记录札记二则：

  行　状　

　　“行状”，《文选》李善无注，五臣刘良注曰：“述其德行之状。”［3］陈宏天等《昭明文选译注》（以后简称为《文选译注》）：“行状：记述死者生平行事的文章。”［4］
　　《汉语大词典》（以下简称《大词典》）［5］ “行状”：
　　1.履历；事迹。《汉书·高帝纪下》：“遣诣相国府，署行、义、年。”颜师古注引三国魏苏林曰：“行状，年纪也。”《后汉书·李善传》：“时钟离意为瑕丘令，上书荐善行状。”《晋书·刘弘传》：“臣輒以勃为归乡令，贞为信陵令。皆功行相参，循名校实，条列行状，公文具上。”宋陈善《扪虱新话·孔子曾子之说》：“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此孔子未死前自作行状也。”鲁迅《呐喊·阿Ｑ正传》：“阿Ｑ不独是姓名籍贯有些渺茫，连他先前的‘行状’也渺茫。”
　　2.文体名。专指记述死者世系、籍贯、生卒年月和生平概略的文章。也称状、行述。唐李翱《百官行状奏》：“凡人之事迹，非大善大恶，则众人无由知之，故旧例皆访问于人，又取行状谥议，以为一据。”清叶名沣《桥西杂记·黄忠端书孝经卷》：“洪思作夫人行状，言卒之日，以所临忠端公《孝经》，授其子棻堂 。”
　　《文选译注》显系直接模仿《大词典》而来，自无需多论。惟《大词典》对“行状”一词的解释虽然很细致，但是却不严密。特别是就“行状”作为文体名而言所举词语用例亦太草率，不能反映出“行状”一词的真实语源。
　　梁代任昉《文章缘起》［6］云：   
　　行状——汉丞相仓曹傅胡干作《杨元伯行狀》。
　　（注）状者，貌也。类也。貌本类实，备史官之采，或乞铭志于作者之辞也。
　　（补注）先贤表谥并有行狀，蓋具死者世系、名字、爵里、行治、寿年之详。或牒考功太常使议谥，或牒史馆请编录，或上作者乞墓志碑表之类，皆用之。而其文多出于门生、故吏、亲旧之手，以谓非此輩不能知也。其逸事狀，但录其逸者，其所巳载不必详焉。
　　依《文章缘起》所云，行状之体始自汉丞相仓曹傅胡干所作之《杨原伯行状》，但如今该文仅徒有其名而亡其辞。今人所见最早的一篇“行状”体文为《文选》所录任昉的《齐竟陵文宣王行状》。另据《艺文类聚·后妃部》卷十五著录梁江淹有《宋建平王太妃周氏行状》，但仅录片段，原文亦不得见。
　　但“行状”一词出现似更早。《汉书· 高祖纪》诏“诣相国府, 署行、义、年”。苏林注曰:“行状, 年纪也。”黄晖先生据此考证出“知汉时考吏有行状之制也”［7］。苏林注为唐以前旧注，颜师古注《汉书》多有引用，不知具体何年。但南朝宋范晔作《后汉书》时“行状”一词使用就已经很多见了。如：《东平宪王仓传》：“敞丧母至孝, 国相陈珍上其行状。”《范式传》:“长沙上计掾史到京师, 上书表式行状, 三府并辟, 不应。”《李善传》:“时钟离意为瑕丘令, 上书荐善行状。光武诏拜善及续并为太子舍人”《陵续传》:“于是阴嘉之, 上书说续行状。帝即赦兴等事, 还乡里, 禁锢终身。”《吕强传》:“旧典选举委任三府, 三府有选, 参议掾属, 咨其行状, 度其器能, 受试任用, 责以成功。”但上述“这类行状相当于现在的情况说明, 用于荐举考察官吏，当然也不能有过多的夸饰。”［8］还不是专门用于记录死者生平事迹的文体名称。
　　刘勰《文心雕龙·书记》篇云：“状者，貌也。体貌本原，取其事实，先贤表谥，并有行状，状之大者也。”则“行状”之体本之于状，是状体文中较大的一种文体。状作为文体名称，就是陈述事实的文书或叙述人物生平行事的文字。而为死者表谥的时候也要叙述他的生平事迹，这时为死者所作的“状”就是“行状”。也就是依照事实记述死者生平事迹的文字。故刘良谓“述其德行之状。”《汉大典》说“专指记述死者世系、籍贯、生卒年月和生平概略的文章”都是对的。
　　后世史家撰写人物列传的依据之一，就是文人撰写的行状。明代吴讷云：“按行状者，门生故旧状死者行业，上于史官或求铭志于作者之辞也。《文章缘起》云始自汉丞相仓曹傅胡幹作《杨元伯行状》，然徒有其名而亡其辞。萧氏《文选》唯载任彥昇所作《齐竟陵王行状》，而辞多矫诞，识者病之。”［9］徐师曾《文体明辨》亦称：“盖具死者世系、名字、爵里、行治、寿年之详，或牒考功太常使议谥，或牒史馆请编录，或上作者乞墓志碑表之类皆用之。而其文多出于门生故吏亲旧之手，以谓非此辈不能知也。”说明行状多为死者的门生故旧所撰，因为死者的生平事迹只有这些人了解得最清楚。而历代行状都是偏重于原始材料的排比，不追求文词的修饰。徐师曾所谓“体取比事，不取属辞”即指此。　　萧子良（460～494）字云英，南徐州南兰陵（治今常州西北）人。齐高帝萧道成之孙，齐武帝萧赜次子，母亲为武帝皇后裴惠昭，文惠太子萧长懋同母弟。齐高帝曾封他为闻喜县公。齐武帝封他为竟陵郡王。
据《南史》、《梁书》任昉传记载，任昉曾任萧子良的记事参军，即属于萧子良的“故吏亲旧”之列，所以，由他作萧子良的行状还比较合适。但任昉在《齐竟陵文宣王行状》一文中按照时间顺序条列了齐竟陵王萧子良一生的主要经历和生平事迹的同时，还对他的人品才学以及礼贤下士的品行作了高度的评价，其称颂之词溢于言表，不免有言过其实之议。亦难怪吴讷有“辞多矫诞，识者病之”之语。然此文文词骈俪，富有文采，用此种形式写作行状，体现了任昉的独创。所以，“以俪辞述实事, 于斯体尚称”的赞赏之词亦不为过［10］。
跋扈上流

　　《齐竟陵文宣王行状》（以下简称《竟陵王行状》）云：“沈攸之跋扈上流，称乱陕服。”《文选》吕向注曰：“跋扈，畔换也。上流，荆州也。时攸之为荆州刺史，宋顺帝即位，起兵作乱。时以荆州比陕州，为分陕之望也。”善曰：“沈约《宋书》曰：‘沈攸之字仲达，为荆州刺史。顺帝即位，攸之帅武义至夏口反。’《毛诗传》曰：‘无然畔换，犹跋扈也。’《西京赋》曰：‘睢盱跋扈。’《尚书》曰：‘非台小子，敢行称乱。’臧荣绪《晋书》曰：‘武陵王令曰：荆州势据上流，将军攸之委以分陕之重。’”五臣注侧重释义，李善注注重语源出典，二者相得益彰。此段意思已经很清楚，就是说沈攸之凭荆州形势之重起兵造反。“跋扈上流”与“称乱陕服”为意义相同的不同说法而已。这是符合骈文的行文习惯的。
　　《诗·大雅·皇矣》：“无然畔援。”毛传：“无是畔道，无是援取。”郑玄笺：“畔援，犹跋扈也。……无如是跋扈者妄出兵也。”李善所引《毛诗传》即出于此。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引《韩诗》云：“畔援，武强也。”马瑞辰传笺通释：“畔援通作畔换，《汉书·叙传》曰：‘项氏畔换。’师古注：畔换，强姿之貌，犹言跋扈也。”马氏同时指出畔换又作泮换、叛换，又作绊换。［11］则自汉代开始“跋扈”与畔援、畔换、 泮换、叛换、绊换等词虽写法不同，但意义近似，均为强横、抗拒、反叛等义。
　　“上流”之义自指荆州而言，应毫无疑义。
　　《大词典》“上流”：
　　1.河流的上游。一般指距发源地较近的一段河川。《左传·襄公十四年》：“ 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三国志·吴志·甘宁传》：“ 羽号有三万人，自择选锐士五千人，投县上流十余里浅瀨，云欲夜涉渡。”宋范镇 《东斋记事·承昭》：“承昭乞纫布囊括土，投上流以塞之，不设板筑，可成巨防。”杨朔《铁骑兵》：“﹝班长他们﹞沿着河朝上走，要找个浅些的地方过河。上流的水更急，总过不去。”2.指河流的上游一带地区。北魏郦道元 《水经注·河水》：“ 恒水上流有一國。”《南史·宋临川烈王道规传》：“荆州居上流之重，資实兵甲居朝廷之半，故武帝诸子遍居之。”3.上品；上等。 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言语》：“ 謝仁祖年八歲……爾時語已神悟，自參上流。”唐罗隐《题方干诗》：“顧我論佳句，推君最上流。”宋李清照《打马赋》：“實博奕之上流，乃閨房之雅戲。”鲁迅《故事新编·起死》：“真写得有劲，真是上流的文章。”4.指有权势的社会集团。《汉书·刘屈氂传》：“﹝賀﹞不顧元元，無益邊穀，貨賂上流，朕忍之久矣。”颜师古注：“丞相貪冒，受賂于下，故使衆庶貨賄上流執事者也。”宋司马光《乞责降第四札子》：“臣雖至愚，粗惜名節，受此指目，何以爲人。非徒如是而已，又使譏謗上流，謂國家行法，有所偏頗。”
　　《大词典》“上流”的四个义项反映出这个词语意义的不断引申过程，可以说解释还是比较全面的。即使词语用例也尽量照顾到了时代的先后与代表性。但是美中不足，还是忽略了“上流”在南北朝时期的一个最特定的含义，它特指以荆州为中心的长江中上游的一带地区。《大词典》在第二条义项中特别提到了《南史·宋临川烈王道规传》一例，意在说明“上流”是指“河流的上游一带地区”。其实该例是提供了“上流”可以代指“荆州一带地区”的最直接证据。因为荆州位居长江上流地区，在当时为最重要的军事要地，所以它就可以直接称上流。这样说是有根据的。
荆州自东晋建都建康以后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就明显表现出来了。翻阅史书，不难理解荆州的地位。东晋南朝政权建立之形势，属于据南面北，外北而内南的特殊状态，朝廷偏安一隅，荆州位居长江上流，为扼住朝廷咽喉的地区，故有东晋王敦凭据荆州而起兵为乱，桓温、桓玄父子靠长期经营荆楚而威慑反叛朝廷。刘宋建立政权后吸取东晋教训，仅以宗室诸王镇荆州，显然是十分清楚荆州地位的重要性。“而刘氏统治之六十年中，无论刘氏宗室内讧，或异姓大臣企图推翻刘氏，或为保刘氏而与建康之篡权者斗争，大都皆控制上游以顺流东下，如谢晦起兵于荆州，臧质、南谯王义宣起兵于雍州、荆州，海陵王休茂起兵于雍州，邓琬挟晋安王子勋起兵于江州，桂阳王休范起兵于江州，沈攸之起兵于江州。宋文帝、孝武帝之入即继位，亦来自荆州江州也。”［12］由于荆州可以直逼建康安危，故以其地处江之上流而得“上流”之誉。以下诸例皆为以“上流”称“荆州”的显证。
　　见于沈约《宋书》：
　　卷二十四，《志第十四·天文二》：“庾翼大发兵谋伐胡，专制上流，朝廷惮之。”时庾翼为荆州刺史，故称专制上流。
　　卷四十三·列传第三：“晦据有上流，或不即罪，朕当亲率六师，为其遏防。”谢晦是时亦为荆州刺史。
　　卷四十四·列传第四：“少帝既废，司空徐羡之录诏命，以晦行都督荆湘雍益宁南北秦七州诸军事、抚军将军、领护南蛮校尉、荆州刺史，欲令居外为援，虑太祖至或别用人，故遽有此授。……初，晦与徐羡之、傅亮谋为自全之计，晦据上流，而檀道济镇广陵，各有强兵，以制持朝廷；羡之、亮于中秉权，可得持久。”
　　以“上流”为“荆州”之例，在唐人所编《晋书》中亦多见：
　　卷六《明帝纪》：“改授荆、湘等四州，以分上流之势，拨乱反正，强本弱枝。”
　　卷十二《天文志》：“庾翼大发兵，谋伐石季龙，专制上流。”
　　卷十九《五行志》：“于时王敦据上流，将欲为乱，是其征。”
　　略举数例，足以说明，由于六朝时期特定的政治军事形势所决定，以荆州为首的长江中上游一带地区，因其位处江之上流，有关乎中央朝廷建康命运安危之重，所以文人每每提及上流，自然会令人想起荆州，也许这就是当时这个义项的来源吧？因此，《文选译注》注“上流”云：“指社会上有权有势的人物。据《南史·谢晦传论》：‘加以身处上流，兵权总己。’”并翻译道：“荆州刺史沈攸之骄横无理，不把一些上流人物放在眼里，竟然起兵叛乱。”就难免有望文生义之讥。《南史》对谢晦有“身处上流”之议，是由于他任荆州刺史而来。上文于史有征，自是无需赘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