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䕬园课蒙草》的价值管窥
 
 
裴 伟
 
【提要】近代镇江回族文人童琮组织编订的《䕬园课蒙草》三编，刊印于科举废止前夕。此书是私塾向新式学堂过渡时期的教科书，形式、内容与科举时代的家塾式制艺八股迥乎不同，也与其后中小学堂的国文教科书有异。编订者是秀才出身，有着深厚的经史功底，又有着世界和现代眼光，兼具商业头脑、产业意识。这部教科书按循序渐进的原则，对当时的初中等程度的学生，能结合传统写作方法，予以示范、启发、指导。它在科举废止至教育近代化时期，不仅流传甚广、销量不菲，对各地私塾教法改良、新式学堂的教育改革起到了积极作用，受到了许多人士的关注，在语文教育史上应有一定地位。对了解晚清和新文化运动之前的镇江、扬州文化教育状况也有一定文献价值。
 现代著名作家朱自清先生（1898-1948，江苏扬州人）在总结写作经验时提到过两本写作辅导书：“记得在中学校的时候，偶尔买到一部《姜园课蒙草》，一部彪蒙书室的《论说入门》，非常高兴。因为那两部书都指示写作的方法。那时的国文教师对我们的帮助很少，大家只茫然地读，茫然地写，有了指点方法的书，仿佛夜行有了电棒。” （朱自清：《〈文心〉序》 ，载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一卷）》，页366，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
朱自清不仅是文章大家，他一生在中学、大学教学，是一位语文教育家，他说“当时确得到了些好处”，实际上说明写作的策略性知识的重要作用。懂得一些写作知识，了解一些写作要求、方法和技巧，是很有必要的。至少说，可以减少一些盲目性，增强一些自觉性。
安徽省文物事业的奠基人、文史学家李则纲（1891-1977，安徽枞阳人）也回忆了他最初在学校作文而读书的书籍，第一种就是《䕬园课蒙草》（载李则纲著、李修松主编《李则纲遗著选编》，页574，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6）。
《䕬园课蒙草》是一部什么奇妙的作文辅导书？为什么能够让文章大师、文史名宿津津乐道？
笔者友人薛龙和是一位潜心本地文史研究的回族学者，尤其热心收集本地回族先贤的事迹，多年来成果丰硕，可谓“发潜德之幽光”。他通过多种渠道找了童琮编订《䕬园课蒙草初、二编》复印件，嘱令谈谈其价值。笔者也在孔夫子旧书网“鹤梦几时醒”（在宜兴）店主那里浏览到《三编》部分信息，现综合胪述如次。
 
                                一、作者生平
在镇江城西杨家门、山巷一带回民中，童姓是较有影响的家族。据回族耆老回忆，童姓祖先自乾隆年间从河南开封迁镇已十世。近现代镇江产生的童姓著名人物，除了编写《镇江指南》的童西蘋、著名演员童自荣外，还有一位几乎被本地人遗忘的童琮，这是镇江近代唯一载入《中国伊斯兰教史》的人物。
童琮（1864—1923），字印琮，号雪邨、雪䕬、䕬园、䕬佣，“迁润始祖童永公，以明进士知浙江寿昌县，旋升擢处州府知府。解组后，里之人钦其行，举为坊长。”（蔡源深《初编》序）。早年曾随杨正慈阿訇念过经，娶金恒仁（1869—1907）堂妹为妻。童琮少年时熟读四书五经，曾受业于内阁中书舍人、海门诗社社长、楹联大家赵曾望（1847-1913）的门下，赵曾望《江南赵氏楹联丛话》卷下提到“门下童雪邨茂才琮”。20岁后中秀才，1886年童琮得到晚清著名学者、江苏学政王先谦的指授。
童琮是近代回民新式教育先驱，一生竭力宣传“唯有教育普及，才是振兴中华，改变回回贫愚落后面貌之根本”的主张。他在扬、镇两地创办“䕬园学塾”，开馆授徒，积极实践“兴学救国、兴学救教”的进步主张。后受聘于金恒仁等在杨家门创办的私立穆源两等学堂（即后来的穆源学堂、学校、小学，校址现为润州区文化馆），主持教务，“编撰教科诸书，其经营筹画，卓卓可观”，并把《䕬园课蒙草》作为学堂学生教材之一。其间，他与学堂同仁共同创作的穆源学堂校歌，传唱至今。民国4年（1915），其长子童赓伯从汇文书院（即后来的金陵大学）毕业，亦留学塾教英语、算术。后“䕬园学塾”改名“䕬园中英算补习班”。童氏父子在学塾附近的群益公所租房作为教室和学生宿舍，是镇江清末民初的知名教育家。
光绪三十二年（1906），童琮在镇江发起成立我国第一个“为全国之回教提倡公益”的穆斯林民间教育社会团体——“东亚清真教育总会”。 总会宗旨是：“盖欲为中国全体回教谋教育普及也”。其后，童琮东渡日本留学，积极寻求救国方略，三载方返。留日期间，他广交四海爱国青年才俊。1907年6月，童琮留日期间结交好友、后加入同盟会的回族留学生保廷梁、孙永安、王廷治、赵钟奇、黄镇磐等，在东京上野精养轩成立“留东清真教育会”，会员36人，并于1908年正月创办中国伊斯兰教史上第一份穆斯林自办刊物——《醒回篇》，童琮为之撰《说团》《原课》两篇文章，并邀请镇江好友李芍珊（字兆芝）撰文《回教振兴策》，以教外人的眼光对中国伊斯兰教当时的状况发表意见。光绪三十四年（1908）秋，“东亚清真教育总会”在穆源学堂召开成立大会，选举湖北补用道金鼎（？—1922年，字峙生，江宁人）为会长，杨正龄（字白山）、哈礼堂、金恒义等50余人赞助其事，并号召各地成立分会。
辛亥革命前后，童琮不仅参与筹办本地咨议局、参选议员，1908年，他受命负责阖邑“士民实行调查”回民的调查。还在南马路（今伯先路）开办印书馆，承印各种报刊、图书和广告。童琮去世后，其次子童赓伯秉承父志，教学之余，苦心经营印书馆，并于1927年创办《益我报》，借助有限的纸质传媒，积极宣传普及教育，深得读者赞同。后因刊登进步文章，两度遭当局勒令停刊，民国12年（1923）秋，童琮归真于镇江，葬桃花坞祖茔，墓今不存。
童琮存世其他著作不多，如《说团》、《原课》、《穆源校歌》，以及清宣统元年（1909）《（重修世耕堂）古润金氏宗谱》中收录其撰《天富公事略》《天启公事略》《恒仁公传略》《勅赐金氏祖茔马鞍山图跋》《达贵公事略》等文字。
光绪二十九年（1903）始编订《䕬园课蒙草》初、二《编》［后传播各地，光绪三十一年（1905）、宣统二年（1910）、民国元年（1912）、民国2年（1913）、民国4年（1915）、民国5年（1916）多次由上海同文社、蒋春记以及湖南等地再版翻印］。这三《编》有几种版本、书名，均不见于民国以来的史志及1993版《镇江市志》，也不见于《江苏艺文志 镇江卷》，可谓“沉埋百年”，罕为人知。
二、书名含义揣测
童琮别署“雪䕬”，书斋号“䕬园”，是草字头下面一个“彊”。《文心》1934年开明书店印本为“薑园”，《朱自清全集》整理者改为“姜园”。
“䕬”，这是一种植物。《辅仁本草•木中•合欢》“合欢花，一名䕬，一名百合，一名蠲忿”。无论是合欢花，还是百合，与伊斯兰教地域、文化内涵的关系不言而喻（按：合欢又名绒花树、马樱花，系落叶乔木，夏季开花，花淡红、桃红及红中带黄。其花美叶秀，独具风韵，特别是繁密的细叶，至夜间相对抱合，这种奇异的自然现象，引起人们的兴趣和联想。古人云：合欢蠲忿。《花镜》称：“人家第宅园地间皆宜植之，能令人消忿。”  伊斯兰的产值文其间装饰百合花形或喇叭花性，以达到装饰性效果。今北疆地区有“雪百合”，非巨大亦非微小，其茎半童高，花如掌大，色即纯白，叶亦为纯白。其生长于北疆高寒地，冬至雪降，花开叶展，与雪融为一体，相依为伴。古人以“薑园”为号的，却也不多，著名的有清代名将岳锺琪，原籍甘肃永登。
当然作者以“草字头”与“彊”搭配，是不是还有草根当自强的振兴平民教育的含义？我们暂时不得而知。这些命名原因还可以进一步探究。“䕬园”原在邗上（扬州），可能是童琮设馆的地方，后来就在镇江西大寺附近的家中了。
再看“课蒙”，“课蒙”顾名思义是“训课蒙童”，就是启蒙教育，就是起始阶段教育。明代初年方孝孺“课蒙聊给膳，教子力勤耕”，就是写教学蒙童混口饭吃的生涯。清代扬州城内保赤堂中有“课蒙者，有授经者，有教诗文者，有教算法者，有教纺织者，有教九流杂技者”，可以看出，“课蒙”列于第一个就是最浅层次的起步教育。蒙师的地位在整个教育体系中也是最低的。
蒙养教材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出现了专门化的倾向，这种倾向在唐宋之后尤为明显。比如，不仅有以识字为主的字书，而且在道德教育、历史故事、典章名物、诗歌词赋等方面亦皆有专书。 《千家诗》和《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合称“三、百、千、千”，是明清两朝流传极广、影响深远的启蒙教材，一度是书商获利产业。近代刘鹗在《老残游记》中写到：“所有方圆二三百里,学堂里用的‘三百千千’，都是在小号里贩去的。”众所周知，古代蒙师多靠“课童”谋食，寄食在东家，大多生计艰难，很少有自编教科书。但“蒙师”们选用怎样的教材来教育学生，关系着整个教育的质量。
如从科举时代最早的课本说起。科举时代以“四书五经”为主。“课本”一词的出现于清代乾隆年间《四书朱子本义汇参》，成书于乾隆十年（1745年），由清初大学者王步青（镇江府金坛县人）编撰。据学者考证，此书为我国目前已知存世最早的课本，此后出现的《李氏家塾课本》《小题课本初集》《小题指南二集》等等，都是应试的课本或者“指南”。
　中国第一本“课蒙草”是雍正年间进士陈勾山（杭州人）的《课孙草》，这本书书名一看，是祖父教孙辈的，没有普遍性。最早以“课蒙草”为题的书籍是——王振纲、王树枏的《小隐斋课蒙草》，全书3部8本16卷，光绪丙子（1876）秋镌（京都善成堂版），这本书，北师大启功先生藏有同年刊印的同雅斋版，这是一本制义书（八股文书）（《启功先生收藏制义书（八股文）书目》，柴剑虹编《高山仰止论启功》，中华书局，2012）。
此外，有道光年间陕西周至县路闰生《训蒙草》，河北南皮葛濂的《清风堂课蒙草》，同治年间镇江李冠仙《课孙草》，光绪日照丁守存《旷视山房课蒙草》，等，这些“草”的特点，还是仅限于家塾教育，面向家族子孙、面向科举应考这个大方向，抓住八股制艺，但就作文指导却是只言片语，不成系统，也缺乏文化影响力。
《䕬园课蒙草》的问世，是承先启后、面向平民子弟的第一部写作类教学读本，在中国语文教育史上有其特殊意义。
 
                              三、梗概及价值
现存的这套书，共三册，每编为36页左右，机器纸，线装铅印，长22厘米、宽13厘米。初、二编合册1903年出版，是一本改定所教童蒙习作52篇之策论，论题出自“四书”“纲鉴”，前后共两编。三编是1904年出版，收录有关铁路、火轮、电报、洋连纸、新疆省、洋瓷、留声机等新生事物的文章。
这是一本与时俱进的启蒙习作汇编。在废除八股文改用策论作为考试项目的时刻，这时作文的特点，一是命题内容扩大，由四书五经的正文注释扩大为丰富的历史题材。二是文章形式得到变化，由相当固定变为相对自由。本书是编者根据学生的创作加工提高编成的教材。将兴于唐、盛于宋的策论重新发扬光大，力求在“隔行不隔理”的原则下，培养以童蒙开始的议论文写作，由八股文（时艺）过渡到经史议论进而时评。既结合学生实际水平，又由于编者具有深厚学养，而能起到示范的作用。
此书以指导写作方法为主要线索，实际上又能传播儒家正统思想，同时对提高人的思考方式与水平也有一定作用。这遵循“论如析薪，贵在破理”（刘勰《文心雕龙》）的写作法则，让学生逐步养成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能力，为他们走上社会从事政治、经济、外交等公务创造条件。
笔者粗粗阅读，见初、二《编》中好文有《十目》《无欲速》《兄弟》《乡原》；《王孙贾》《博弈》《见恶》《程婴》若干，占全书的三分之二，各篇优点见于眉批，不赘述。但这些文章“无取鸿篇巨制，然语必爽、气必盛、笔必健、章法必密、魄力必厚、神韵必永”。
初、二《编》的关联，也是拾阶而上——正如编订者在《二编》自序中说：“《初编》为至近之路，此亦不过略为引远而已；初编为至下之山，此亦不过略为增高而已。犹行路者，山一里而蕲至于数里，登者由一仞而蕲至数仞也。”
《三编》显得有些特殊，是将现代化生活内容和传统论说文的写作方法结合在一起，适应当时最新形势需要。内容涉及到天文知识（地球、朔望、晦弦）、中外地理知识（洋海异同、扬子江、土耳其、新疆），工业文明成果（交通通信工具：铁路、火车、轮船、电报；生活用品：照相机、留声机），中外比较（瓷器、花生），社会生活现象（鸦片烟、南京人不食稀饭），是能扩大当时人们眼界的，对写作手法的分析提示也要言不烦。这反映出编订者对近代先进文化有较多了解，并能结合传统写作方法，编写成启蒙教材，这是富有创造性的。同时，《初编》、《二编》以传统经典为主、以思想品德教育为主，《三编》以介绍西方工艺技术为主，可见编订者是立足本国社会吸收西方知识，而不是“以夷变夏”。
这套书所论短小精悍，似学《东莱博议》，是育人习作的津梁，在民国初年仍然风行于江浙沪一带，难怪受到朱自清格外喜爱和重视。朱自清说“按照老看法，这类书至多只能指示童蒙，不登大雅。所以真配写的人都不肯写；流行的很少像样的，童蒙也就难得到实惠。”
在新式教科书出版前的八股制艺，能训练人的思维（设身处地、代圣人立言），但问题出在阔于现实事理，因而在解决问题上偏于迂腐。值得庆幸的是，在《三编》出版后次年——1905年9月2日，科举制度1300年的历程也宣告结束了。
废除科举后、新式学堂前的镇江教育，除了固守传统的私塾外，如著名的南泠学舍，一直是山长掌教的经古之学，诸生专攻“制艺”（八股文），这是1892年镇江知府王仁堪集资筹创学舍的善政，一方面企图突破八股取士体制束缚，另一方面对于已破损的科举价值体系进行恢复或修补，且局限在追求实学的专攻经史的“通经致用”圈子里。因此学舍之创立，对镇江城市的近代化进程，自然于事无补了。而教会的学塾呢？我们来看，同时代离童琮家约200米的学校——位于宝盖山的崇实女塾，在学塾功课章程中，《圣经》是排列于前的通贯的必修课程。一年级就有《地理口传》，二年级有《读故事书》，内容是地理风俗等，四年级有《泰西通俗演义》。八年级开始，增大历史课分量，中国史部分学习《左传摘要》，外国史学习《圣教史记》《大美国史记》；第九年基本相同，第十年有《读万国通史》课，第十一年有《万国通鉴》《万国通史》，第十二年有《万国通鉴》《读泰西新史》。从课程设置来看，这所女塾不仅重视英语课程和西学课程，基本涵盖了当时欧美各国基础教育的所有课程，上课的一项重要内容阅读《亨利实录》、《天路历程》、《闺娜传》、《女训喻说》、《安乐家》等小说。女塾也十分重视中国传统蒙学课程，拾级而上，由浅到深，但仅取用“三百千千”和《东莱博议》。
1902年8月，《钦定学堂章程》 又称“壬寅学制”，《章程》详细规定了蒙学、小学、中学、高等学堂各级各类学堂的目标、性质、年限、入学条件、课程设置及相互衔接关系。1903年“癸卯学制”颁布后废止。在学堂章程颁布之前，民间关于新式教科书的探索已经如火如荼，但有关写作学习的实用类教科书的却是一个空白。正如镇江中学堂学监赵酉彝说“余新从海上递见书肆列蒙学书凡十百种，其训蒙文法之书，无有敦挚切近如童子之所为者。是编一出，其学界之幸福乎？”（赵酉彝《三编》序）从这个意义来看，《䕬园课蒙草》既为科举服务，也是镇江教育近代化的一个重要样本。
 
                                 四、结语
科举一经废止，大量新式学校建立，各种‘新思想’如同雨点般击打在中国社会结构之上。新知识分子的生活场所和活动空间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农村青年知识分子向城市单向流动。1905年之后，引入的西方现代教育制度似乎无法发挥如同科举一般的政治作用了。1905年8000多人留学国外，西方的民主思想和价值观念通过种种方式传播到国内。日本学者实藤惠秀教授曾说，留日学生对近代中国的影响，可以清楚地看到。留日学生多修法政与军事，回国后多进政界与军界，不得志便转而投身教育界，所以留日学生多革命家、军事家与文学家；留美学生多修实业，归国也多在经济、交通、矿业、农业等实业领域谋生，对于中国社会各个领域的现代化与职业化起着重要的作用。
童琮编订的这部教科书，在中外都产生了文化影响，受到广泛称赞。“自吾国兴教育之声，洋溢于耳。童氏奋然率先，为里之同教，兴办小学，并编纂教科诸书。其经营筹画，卓卓可观”。（虹山编《 醒回篇》 第一号“附录”，日本东京：留东清真教育会事务会编辑社出版，1908）
伊斯兰教是重视和鼓励求知的，把它与礼拜相提并论。在古兰经、圣训中多有鼓励穆斯林要注重学习知识，无论科学知识、社会知识，还是宗教知识。童琮出身回族世家，其兄童镕参与《正教真诠》刊刻传播，童琮自幼接受儒学教育，能够在科举废止前，遵循平民儿童的认知规律，紧密地以古鉴今、以史说事、以文载道，通过编写语文（兼顾最新科技）读本来启发儿童、传播新知识新文化，从他参与创办的“穆源学堂”来看，这是镇江的第一个新式初等学堂（小学），招生范围覆盖城西回汉等大众，这些表明镇江回族群体已经突破本地居民的固守传统，走向开放进步，体现文化自觉。
在出版运作上，他请扬、镇两地的科举世家人物、学者陈咸庆（进士，刑部主事）、赵酉彝（岁贡生、时任镇江府中学堂学监）等来鉴定并作序，请赐进士出身、翰林院庶吉士、广西道监察御史的镇江名贤吴保龄等作序，其兄童镕（字在兹）评注，三侄童沅、淇、浣、婿沙兆熊、三子童述、适、达）以及受业弟子20人（3册署名，籍贯以镇、扬两府丹徒、仪征、江都、甘泉占大多数，还有京口驻防德俊1人，省外籍有浙江秀水、湖北新野、湖南长沙、安徽婺源、北京昌平等6人）参与校订，不仅是彰显这套书的正统、主流、权威的专业品质，还体现亲和、自主、合作的教育特点。对伊斯兰教教义内容，这套书，几乎是不落痕迹，仅仅在其“教内弟蔡源深”给《初编》撰写的序“今列强子弟皆欲通吾圣人之教，讵易易哉！此吾所以谓俟百数十年之后也，要之其言，终必有验矣”（蔡源深《初编》序）中可以读到。
综合当时在上海、扬州出版风行来看，版本多种，著名的有上海同文社、炼石书局、蒋春记，每编3角，三本9角毫洋，价格低廉。童琮继承了回族祖先善于经商活动的本领，他积累了回族内外的人脉资源，很有文化视野和产业眼光，也解决了科举废止后自己的生计与事业发展问题！这套教科书的传播的地域，根据笔者采集到信息：西到武汉，南到广州，东到上海，北到京、津，乃至广阔的地域。许多受到到这本书“沾溉”的学子，晚年都在回忆中强调了这本书对儿童的“开篇”之功。如台湾“监察委员”黄宝实在《往事回忆》“袁简书（操鋆）先生为家庭教师，鉴于我们兄弟尚未‘开篇’，乃授以《江南课蒙草》，这是科举已近尾声的时文选读，专录江南人的作品”（《闲话往事（第二版）》，11页，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5 ）。张震南《中学国文述教》（1925，商务印书馆）“札记第四”引用“《䕬园误蒙草》”。在上世纪30年代初，江苏江浦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校长邓桂荪编订《西亭课蒙草》就是《䕬园课蒙草》的延续，他在弁言中说“文有法乎？意兴所至，笔乃随之，实有法而无法。文无法乎？谋篇……  实无法而有法。……文学革命，廿载于兹，吾知如此腐化之文言文，青年见之，当视为覆瓿之废物，鄙不屑顾，然由是攻国学、治身心，或不无小补耳！”这对是童琮编写思想的延续和发展。
总之，《䕬园课蒙草》三编是镇江第一套教师策划自编、学生自创的近代学堂式语文教材，是典型的、系统的校本教材，也是民族文化教育交流融合的稀有见证，在文化教育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
廖沫沙先生说“历史是一面镜子，也是一本深刻的教科书”。110年过去，再来品读童琮的《三编》，启发良多，我们不妨借鉴先人的编撰出版成果，循着先贤们融会中西知识、传承传统文化的路径，编出适合今天学生的写作类校本教材来。
 
（作者为镇江市教育科学研究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