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宗师马相伯的传奇人生  
冷 静
 

    他是中国近代史上首屈一指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教育家，他的一生都在为国家崛起和民族振兴而奔走呼号，在那个风雨飘摇、政权瞬变的世纪里，他以对国家和人民永恒不易的至爱情感，将西方大学的文化精神一点一滴融入脚下这片神奇的沃土之中，为后世子孙留下了弥足珍贵的财富，1939年4月，在他百年寿诞之际中国共产党以“国家之光，人类之瑞”的祝词电贺，表达对他的崇高敬意——他就是中国文化教育界的一代宗师，复旦大学的创始人马相伯。
 一、耶稣会神父马相伯
    马相伯1840年生于江苏镇江丹徒，原籍丹阳马家村。马家村在清代发展成为聚族而居的天主教村落。马相伯的母亲沈氏出生当地基督教世家。马相伯的父亲马松岩是位儒生，早年开馆授徒，因举业不成而习医经商。出生一月后，马相伯受洗，教名若瑟（Joseph）。
 太平天国动乱期间，马家投亲逃难，辗转来到上海。沈氏的虔诚信仰更加直接和经常地影响着儿子。由于她的支持，马氏兄弟加入耶稣会。马相伯于1862年5月29日加入耶稣会，成为一个耶稣会士。这一天也是徐家汇耶稣会初学院的开学日，马相伯是首期十一位学生之一，他因此成为一名神学修士。首任院长为晁德莅。因着天主教的关系，马相伯与法租界势力过从甚密，浸淫在法国文化之中。
    当年的徐家汇是郊外单一的天主教社区，很少外界干扰。从幼年入校到获得神学博士晋升为神父，师生长期相处。在众多外籍教师中，马相伯与意大利的晁德莅和利庸乐情谊最洽。江南人和意大利人均感情细腻，容易建立个人关系。马相伯和晁德莅之间一直有良好的友谊。在1862年5月29日到1864年6月3日的见习修士期间，晁德莅一直是他的校长和老师。结束见习的那一天，马相伯按会内规定发了他的初愿，决心献身于上帝和教会，耶稣会是具有相当近代精神的新修会。在本笃会、多明我会、方济各会和奥斯丁会等各会的隐修、虔敬及守贫等精神之外，又提出服从教皇，强调纪律的新精神。在几百年大起大落的经历中，更发展出积极参与社会事务，潜心研究世俗科学的入世态度，因而吸引了不少有志有为有才的青少年。
    1869年，马相伯获神学博士，同时被祝圣为司铎。作为一个神父，他开始在安徽宁国和江苏徐州等地传教。1870年，他被送至南京的圣玛利住院，随兰廷玉神父进修科学。1871年到1873年，他回到徐家汇，担任徐汇公学校长。
    同（治）光（绪）时期，随国势衰败，新来的主教、会士已渐萌轻视中学之心，与华籍会士强烈起来的民族感形成反差。马相伯任校长期间，强调中学，“虽为教徒，而对经史子集之文的讲习颇知注意”。当时，科举重开，公学“应试者颇多”，他“必亲自送考”。马相伯认为，“教会中人因此不放心余，惧余把学生都变为异教徒，遂命我专任研究天文的责务。”为此，他颇不愉快，让他坐冷板凳，加剧了他的不满。
同光时期是中外交往剧增，民族意识清晰和升华的年代。开埠二十年，西方的政治、商务和宗教势力已深入中国社会；同时，中国不少官绅也由热衷洋务的所谓中兴大臣率领，而努力地把官方事业国际化。马相伯的家庭正好处在这交汇和冲突的中西关系中。原先的基督教世家，在内战中成为李鸿章淮军系统的一员，成为上海的大族，成为官方势力与洋人势力的交往纽带。马氏兄弟的民族意识随着家境的富有和地位的重要而浓烈起来。这一切都是因为大哥马建勋在上海借充任淮军粮台之机，成功地发家引起的。
    一边是中兴大业，官场荣华；一边却是寂静忙碌的神父生涯，且带有为外国教士当助手的性质。怀有经世之志的马相伯面临抉择。在这样的心态中，马氏兄弟与会长的矛盾渐渐激烈起来。
    几件小事触发了马相伯离会举动。马氏兄弟长住朝南两室。1873年，修院按塔扬神父计划，接受从巴黎派来的外籍修士。两人因此被调至北向房间，这对他们的刺激很大，以为有伤民族自尊。事后，马建忠愤而离校。另一件事情发生在马相伯去徐州传教时。经他个人请求，马建勋捐出二千两银子赈济灾民，然而这传统的义举在程序上却有违会规，因为会士有守贫之愿，个人不得蓄产，放赈也应该以教会的名义。当时的事情或许还有转圜通融的余地，但会方坚持让马相伯反省，结果闹到大哥马建勋带领弁员上门寻衅，要求会方放人。
    这些事情使马相伯与会长的关系恶化，会长责备他意志薄弱，精神敏感，难于与外籍会士相处；他则以为不受信任，抱怨会长动用检查他信件的权力。在南京，他对会长的调迁已到了不能忍受的程度：“在徐家汇已译著有数理百余卷，尽皆束之高阁，不为余印行问世，多译多著有何益？”会长则说，这些中文数理书很难被主教和总会长批准印刷。双方关系闹得很僵。终于，1876年8月15日，马相伯给高若天会长呈上离会申请。离会的主要原因是他内心对献身教会誓愿的动摇，世俗的学问和政治在吸引他，他在那里会有远大前程，比耶稣会的事业更对中国直接有益。马相伯的人生在他三十六岁的中年之期发生了重大转折，他“下海”了。结果怎样呢？他当然是在混乱的清朝政治中碰了一鼻子灰，“中兴”大业并未成功。以他对中国社会的作用论，他算不得是一个叱咤风云的人物，但是他为中国近代政治添加了极端的色彩：中国的洋务运动中，有了一位神父政治家。
 二、复旦大学的创始人马相伯
    当人们走进复旦大学时，最引人注目的是矗立在校园内的一座长须马褂、慈祥庄严的马相伯半身铜像，底座是用意大利产墨红细点花岗岩凿成，座下环设三级绿色大理石台阶，在苍松翠柏的陪衬下，赫然显现。在正面铜牌镌了铭文：“欣我国家，有此人瑞；高龄六四，创建震旦。外来侵权，愤激弃离。一九零五，复旦始诞；光耀神州，兴及中华。春风化雨，桃李情深；善诱循循，英才辈出。似高山焉，若景行焉；爱国老人，独树楷模。勤耕书田，其铭心旌；办学创新，学子承恩。仰彼日月，光华千秋。”这是1990年马相伯先生诞辰150周年，也是复旦大学85周年校庆之年，上海市复旦校友会，为复旦大学创始人马相伯树像，以贺校庆。
    复旦大学的前身是复旦公学，而复旦公学的原名为震旦学院。马相伯当时就任监院（即院长），主持教务。
    1900年7月，八国联军攻陷北京，8月，马相伯毁家助学，将祖遗家产松江、青浦良田三千亩，上海英、法两租界地基八处（时值银十余万两），现金四万元，捐献给天主教“江南司教日后所开中西大学堂收管，专为资助英俊子弟斧资所不及”，马相伯当时认为：“个人之建设，势不能久，故托耶稣会团体，以期长久”。不料，耶稣会接受了马相伯的财产，并不办学。
    其后，马相伯居住于上海徐家汇土山湾，蔡元培执教南洋公学，两地相近。蔡元培常去向马相伯学习拉丁文。1902年11月，南洋公学学生反对学校当局的封建压迫，二百余人高呼“祖国万岁”，集体退学。退学学生请求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中国教育会负责人蔡元培协助组织“共和学校”。蔡元培除与教育会协助成立爱国学社外，又介绍24名优秀学生到马相伯处求学。马相伯欣然允许，遂创学院，定名震旦。“震”为“秦”字谐音，系古代外国对中国之称呼；“旦”即早晨。“震旦”意为中国之曙光。马相伯酝酿多年的办学宿愿，终于实现。
    震旦学院与爱国社同时建立，内部实行学生自治制度。其不同者，爱国学社创言政治，以推翻封建统治为目标；震旦学院重视学术，以培养翻译人才为宗旨。不久，爱国学社因《苏报》案牵连，自动解散，其学生多转学震旦，因此，震旦学院的学生多具有民主思想，故震旦学院是从封建统治中脱颖而出的新型学校。
    梁启超在日本东京知道震旦成立的消息，十分高兴，著文说：“吾闻上海有震旦学院之设，吾喜欲狂。”“吾祝震旦学院万岁。”
    震旦创立之时，既无校舍，又乏师资。马相伯凭其社会关系，借天主教徐家汇天文台房屋为校舍，聘耶稣会教士为义务教师。他继承中国书院传统，吸取外国研究院优点，采用儒学师徒传授办法，以六十余高龄，亲自教授拉丁文、数学、哲学，编写《拉丁文通》、《致知浅说》为教材，视学生如家人子弟，共食同游，亲切恳谈，循循诱导。马相伯虽世奉天主教，借用教会力量办学，却毅然宣布办学信条有三：一、崇尚科学；二、注重文艺；三、不讲教理。他有四个方面的教学方针：一是培养青年的自治精神。马相伯对学校内部事务，规定有学生自行管理。财政公开，藉以养成共和精神。除总干事、会计由马相伯从学生中选定外，其余干事由学生选举，轮流担任。二是指导研究科学的门径。当时学生多为成年积学之士，先生针对学生特点，着重启发式教学，指导学生钻研科学的方法和途径。他在选择教材时，反对当时使用浅薄外文作课本的习俗，精选西欧名著为教材。如用西塞罗（cicero）演说为拉丁文课本，选莎士比亚作品为英文课本。三是注重世界大事的演讲。每遇星期日上午，马相伯必召集学生进行演说，或研究时事，或讨论学术，或纠正学生违犯校规的行为，习以为常。马相伯本人善于演说，高谈雄辩，庄谐杂出，语言动人，效果极佳。他还拟定题目，指导学生练习演说。四是规定学生必须参加军事训练。马相伯聘请法国军官为教练，训练兵式体操，并命学生戎服荷枪，赴法国兵营实弹打靶。
在震旦学院走上正规，办学卓有成效时，法国天主教耶稣会的一些人，对马相伯创办震旦学院取得卓著成绩，百般仇视，他们以法国神父南从周为首的一部分帝国主义分子，对马相伯威胁利诱，软硬兼施，阴谋夺取学校领导权，改变学校性质，他们先是不派教士上课，进行要挟；其次是反对学校开设英语课程；最后又命令马相伯去医院养病，由法国神父南从周掌握学院全权。这样，震旦学院这所刚从封建枷锁中挣脱出来的新型爱国民主学校，又面临着被法国帝国主义篡夺的危险。
    由于马相伯先生是天主教徒，不可能直接与教会争执，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的办法是学生退学，当时132名学生，有130名签名退学，学生纷纷携带行李物品离开学校，马相伯也住进了医院，一所声誉日著的震旦学院就此停办。
    震旦学院散学以后，不数日即由沪学会推马相伯先生为会长，并召集离校学生，商议复校办法。当时租定爱义路（即今北京西路）某宅为临时联络点，学生遂将震旦学院校名牌及所添的校具、图书、标本等物品暂存在这里。其时，马相伯与任两江总督、南洋大臣周馥的关系很好，便申请周馥支持震旦复校。周馥即奏准拨发一万两银子为学校开办经费；拨交吴淞官地七十亩为建校地址；并暂借吴淞提镇行辕为临时校址。
   马相伯又聘请社会名流严复、曾涛、萨镇冰、熊季谦、袁观澜、狄葆贤等28人为校董，协助筹集办学基金，共同管理学校。
   徐家汇天主教耶稣会中帝国主义分子，对劫夺震旦学院的失败很不甘心，便决定破坏震旦复校。他们利用马相伯捐献的家产，盗用震旦学院的名称，于5月份向《时报》洽登广告，宣称徐家汇震旦学院定期招生开学。法国天主教耶稣会的做法，性质极为恶劣。当时《时报》馆负责人狄葆贤是马相伯聘用的校董之一，只能同时登报，说明事实真相。
    因此，1905年5月27日的上海《时报》第一版上同时刊出了两则广告：一则是徐家汇天主堂刊登的《徐家汇震旦学院》广告，他们将徐家汇天主堂假冒为震旦学院的创始人，夺取校名。另一则广告为《前震旦学院全体干事、中国教员、全体学生告白》，声明“旧时院名，久已消灭，此后倘有就旧基重新建设者，无论袭用旧名与否，与旧时震旦毫无关系”；“现暂借吴淞提辕，定于七月下旬开学，更名复旦公学”。更名复旦者，隐含恢复震旦之情，又具复兴中华之意，这是迫不得已而又寓意深远的命名。
    此后，法国天主教耶稣会人士，果然“袭用”震旦旧名办起学校。该校行政教务一切权力，都在外国神甫掌握之中，他们办学校的目的不在教育，而以传教为名，进行文化侵略为实。
    1905年8月中秋节，复旦公学在马相伯、严复、熊季谦、袁观澜等先生和全体学生的努力下，终于在吴淞正式开学，这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一个胜利。
    从复旦公学诞生历程中可以看出，她是在反抗封建压迫中诞生，抵制帝国主义夺权中重建，是一所具有反帝反封建革命传统的爱国民主学校。
    1917年，复旦公学更名为复旦大学，而复旦大学建立的时间，仍以1905年5月27日《时报》刊登广告的时间为建校纪念日，直至今日，已迎来百岁华诞。
    马相伯先生于1939年11月4日六时（河内时间）在越南谅山逝世。全国解放后，上海市人民政府派员会同其媳邱任我女士，共赴谅山迎柩回国，安葬于上海。1984年11月4日，是马相伯逝世四十五周年忌日，上海市政协举行迁墓仪式，将马老坟墓迁入宋庆龄陵园，以垂永久。
    新落成的马相伯先生墓在宋庆龄墓的右侧，与爱国将领谢晋元烈士同一方位。庄严肃穆，高大的方柱式磨光大理石上，镶嵌着马老百岁诞辰时的照片，碑文由历史研究所汤之钧先生撰、著名书法家单晓天书；上海图书馆馆长顾廷龙先生为马老写了墓志，字体为篆书：爱国老人马相伯先生墓。
    爱国老人马相伯离开我们已有72周年，然而，他老人家的爱国主义精神依然闻名于世，光照乾坤。如今的复旦大学满园春色绚丽，桃李芬芳鲜艳，这里是培养悻悻学子的地方，也是中国到目前为止所有学子梦寐以求的地方，是中国的最高学府。
 爱国老人马相伯诞辰百余年，马相伯故乡是镇江的丹徒人，作为镇江人，我们也感到骄傲，他是镇江人的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