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江大地至爱至悲之千古绝唱 ——《华山畿》爱情意蕴审美

李金坤

   ［摘要］ 南朝乐府民歌《华山畿》组诗25首，是历来为人们称颂的南朝吴地情歌之杰作。其第一首反映南徐士子与华山女子的爱情悲剧，已成千古绝唱。其故事虽然神奇而近乎怪诞，但男女间所表现出来的竖毅执着、矢志不渝的至爱深情，则是惊天动地、震撼人心的。尤其是华山女子那种视爱胜命、以身殉情的大爱精神，则更是令人荡气回肠、振聋发聩。全诗谐音双关，自然成韵，句式参差，节奏明快，比喻夸张，语朴情真，多用方言，风味独特。其思想意义与艺术价值影响巨大而深远。
［关键词］《华山畿》 南徐士子   华山女子  至爱至悲  千古绝唱

    在古今中外的爱情历史长河中，为了追求人类真正自由幸福而美好的爱情，青年男女们不知给我们留下了多少惊天地泣鬼神的美妙歌唱。我们曾为感人肺腑的汉乐府民歌《上邪》（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而肃然起敬，也曾为效法《上邪》而踵事增华的敦煌曲子词《菩萨蛮》（枕前发尽千般愿，要休且待青山烂。水面上秤锤浮，直待黄河彻底枯。  白日参辰现，北斗回南面。休即未能休，且待三更见日头。）而油然钦佩，还曾为法国著名诗人普列维尔（1900-1977）神圣之吻的《公园里》（一千年一万年/也难以/诉说尽/这瞬间的永恒/你吻了我/我吻了你/在冬日朦胧的清晨/清晨在蒙苏利公园/公园在巴黎/巴黎是地球上一座城/地球是天上一颗星。）而潸然泪下。然而，我们则更为一千五百余年前南朝宋时镇江（时称南徐）华山女子以身殉情的至爱绝唱《华山畿》而倍感震撼！如果说《上邪》、《菩萨蛮》是以近乎咒语般的海誓山盟而感人肺腑，《公园里》是以超凡脱俗神圣纯洁的唯美之爱彰显爱力的话，那么，《华山畿》则是以大爱至上的悲壮之举而令人荡气回肠的。由美学角度观之，如果说《上邪》、《菩萨蛮》之爱堪称崇高美，《公园里》之爱堪称清纯优美的话，那么，《华山畿》之爱则堪称悲剧美了。较之前二者，她更具有精神的感召力，心灵的震撼力，人性的感染力，从而显示出历久弥新的形象张力与艺术魅力，其启迪作用与教育意义无疑是至深至大而至远的。然而，对于这样一种为各部《中国文学史》著作所称道，诸种《古代文学作品选》所必选的意义重大、地位甚高的诗歌作品，所憾者迄今尚未见有深入而全面的论析。本文拟就其爱情意蕴进行粗浅探析，以就教于方家同仁。
一
 
    《华山畿》是南朝乐府民歌中颂扬男女至爱深情的千古绝唱。南朝乐府民歌最主要的是吴声歌曲与西曲歌两类。吴声产生于江南吴地，以当时的首都建业（今南京）为中心地区，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四四尝云：“自永嘉渡江之后，下及梁陈，咸都建业，吴声歌曲，起于此也。”［1］500《华山畿》故事发生于南徐地区（即今镇江市丹徒区石桥乡华山村，请见下文考辨部分），而此地区正属吴地，是吴声歌曲产生并流传的中心地区之一。《华山畿》组诗共25首，收录在《乐府诗集》卷四六“清商曲辞”中。其第一首在组诗中最具代表性，为全诗奠定了男女相思、至爱至悲的基调。其诗云：
 
    华山畿，君既为侬死，独生为谁施？欢若见怜时，棺木为侬开！
 
  《乐府诗集》尝就此诗转录《古今乐录》有关本事云：
     
    《华山畿》者，宋少帝时懊恼一曲，亦变曲也。少帝时，南徐一士子，从华山畿往云阳。见客舍有女子年十八九，悦之无因，遂感心疾。母问其故，具以启母。母为至华山寻访，见女具说。闻感之，因脱蔽膝，令母密置其席下卧之，当已。少日果差。忽举席，见蔽膝而抱持，遂吞食而死。气欲绝，谓母曰：“葬时车载，从华山度”。母从其意。比至女门，牛不肯前，打拍不动。女曰：“且待须臾。”妆点沐浴，既而出。歌曰：“……”。棺应声开，女遂入棺。家人叩打，无如之何。乃合葬，呼曰：“神女冢”。［1］520
    上引《古今乐录》关于《华山畿》本事内容的描述，篇幅虽短，但却给我们提供了颇为丰富而有价值的信息内涵。其一，《华山畿》歌曲，乃宋少帝时流行的“懊恼一曲”的“变曲”，与“懊恼曲”（即“懊侬歌”）有脉承关系。其二，可知《华山畿》即产生于南朝宋少帝时代；其三，表明了男女主人公的所在地：士子为“南徐”（今镇江市），女子为“华山畿”；其四，明确了男女主人公之身份，士子为青年书生，女子为客舍主人；其五，南徐士子之母，是一个甚为通情达理之人，她非常懂得儿子的心事，尽量满足儿子的要求，委实是一位难得的慈母。其六，生动而传神地叙述了青年男女以身殉情的完整故事；其七，由士子“悦之无因”与女子“入棺，家人叩打，无如之何”可知，其女子家人是不同意他俩相爱的。这可能因为南徐士子当初还是一个没有功名的普通读书人而已，故南徐士子只能相思苦恋而成疾，最终因疾而亡。由此推之，他们的悲剧是封建门户等级制度与封建婚姻礼教所造成的。其八，由“神女冢”美称可知，当地百姓对青年男女追求自由、幸福、美好爱情生活的悲壮之举是何等之怜悯、推崇与敬仰，深刻反映了人们憎恶封建礼教、祈求美满婚姻的普遍愿望。《华山畿》本事内容之描述，表面看来似乎显得有些神异怪诞，但却真实地反映了封建社会中男女恋爱无比艰难的情形：男女间没有社交和恋爱自由，唯有承受相思痛苦的折磨与煎熬，直至相思成疾，因疾而亡。但他们矢志不渝、决不放弃对爱的执著追求，于是便寄希望于“来世”，幻想着从死亡中获得解放，获得自由、幸福、美好的爱情生活。此之谓“生不能共罗帐，死也要同坟台”是也。因此，至爱绝唱《华山畿》便自然成为这种“同冢”与“阴配”的悲剧婚姻心态模式的奠基者。它直接影响了后来我国四大民间传说之一的《梁山伯与祝英台》，故《华山畿》遂有“小梁祝”之雅称。其文学地位之高，是不言而喻的。
 二
 
    那么，《华山畿》组诗第一首，何以历代文学史著作、各种诗词选本等都无不青睐它？千载而下，当人们阅读它时，何以依然是那样的鲜活动人，荡气回肠？其精神与艺术魅力究竟何在？下面便围绕文本之阅读，结合有关历史之事实，容笔者浅析之。
    在特别注重礼制的中国文明古国，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严厉约束下，青年男女要想获得自由幸福的爱情，简直是难于上青天的。早在《诗经》时代，青年男女的爱情就已经受到“父母”与“媒妁”的直接干预了。此所谓“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取妻如之何？匪（非）媒不得。”（《诗经·齐风·南山》）因此在《诗经》许多反映爱情生活的诗篇中，我们每每听到爱情受阻的痛苦不堪的悲吟。如：“母也天只，不谅人只！”（《庸风·柏舟》）“岂敢爱之，畏我父母”。（《郑风·将仲子》）“其室则迩，其人甚远”。（《郑风·东方之墠》）等等。然而，在青年男女爱情严重受阻的万般痛苦的折磨中，他们埋藏于心底的爱情种子不灭。于是在他们顽强意志与美好祈愿的蕴育与激发下，这一粒粒爱情之种便幻化成为在另一世界蓬勃怒放的芬芳馥郁的爱情之花。你看，《周南·关雎》中那位青年小伙，因追慕“窈窕淑女”未成而幻想与其成婚的场面是何等热烈而喜庆：“窈窕淑女，琴瑟友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而更让人震聋发聩的则是《王风·大车》中女主人公大胆又矜持的海誓山盟：“榖则异室，死则同穴。谓予不信，有如皦日。”像《诗经》这般男女苦恋的文化心理背景，在南朝宋时所诞生的组诗《华山畿》中，亦依然像一具黑色的幽灵在飘荡着，在男女纯洁的心灵上平添上一道恐怖而令人窒息的阴影。
  《华山畿》第一首较之《王风·大车》则更具有震撼心灵的悲剧力量。要知道，《王风·大车》等诗篇的誓言都是男女青年在世时所发，故誓言自然充满着可以获得爱情的决心和希望。然而，《华山畿》第一首中的女主人公则有所不同。因为她所爱之人已为她相思而亡，摆在她面前的是一口充满悲凉凄惨色彩的黑漆棺材。现实的爱情之路已完全断绝，爱情之花已彻底摧毁，她已别无选择。而在她看来，唯一可以让她选择的是，那就是与心爱之人携手同行天国路。祈望去另一个世界获得超凡脱俗的神圣之爱。呜呼，一个涉世未深、情窦初开的活泼美丽之少女，决计以结束生命的至悲方式去践行一种未经商量也无法商量的爱情契约，这是一种什么精神？又是一种什么勇气？在华山女子“欢若见怜时，棺木为侬开”的含有十二万分真诚与十二万钧爱力的强烈呼唤下，棺木神奇般地打开了，而她则毫不畏惧、依然决然地纵身跃入其中。她的生命虽然结束了，但她坚贞不渝的爱情精神则代代相传，感召后人。她那纵身入棺的高大而悲壮的形象，都永远定格在人们的心中。
   很难想象，一个生前仅与南徐士子一面之见、未尝来得及品尝爱情甜蜜之果的十八九岁的美丽少女，竟能在死亡面前表现得如此从容不迫、镇静自若。其理智如泉水之清，决心似磐石之坚，爱意像大海之深，这不得不令人惊叹爱情魅力的神奇与巨大。
  《华山畿》第一首，虽只 23字，却字字含情，字字沉重，满纸悲凉，满纸悲壮， 感天动地，震魂摄魄。此乃一首千古奇诗。奇就奇在它与以往表现爱情诗的格局大相径庭，别具异彩。以往的情诗大多交代男女相思相恋的过程，相思悠悠，缠绵悱恻，而此诗则省却了这一过程，直接截取华山女子目睹南徐士子棺木那一时刻，以全副精力，将她那如潮水般奔涌的至爱深情倾泻出来，给人以巨大的心灵震撼与情感冲击。“华山畿”，劈头三字直呼地名，起势突兀，意蕴深厚。畿，山边。华山畿，即华山边（或华山傍），亦即华山女子所在的华山边的客舍。此处非同寻常之地，对于南徐士子而言，这是她爱上华山女子之起点，是令他魂牵梦绕、相思成疾之所在，更是他死也不肯离开的钟爱之地。而对于华山女子而言，这是她的安身之家，立命之所，也是她平生第一次为青年男子所爱之处，更使她以身殉情的悲壮而神圣之地。华山畿啊华山畿，你既是南徐士子与华山女子相爱的见证人，也是他们爱情悲剧的目击者，更是他们就此携手走向另一世界的婚姻殿堂的出发地。华山畿，这个记录着南徐士子与华山女子爱情起点与终点的非同寻常的小小地名，悲情万钧，气贯长虹。呼之顿然生悲，念之顷刻断肠。它不仅永远铭刻在南徐士子与华山女子的心坎上，也永远烙印在后世千千万万人们的心中。华山畿，这个积淀男女深厚相思因子的地名，在中国文学史上，与“五里一徘徊”的东南飞的“孔雀”一样，已成为青年男女爱情悲剧的象征物与代名词了。所以，华山女子那近乎呐喊的“华山畿”三字，呼天抢地，悲情遏云，它是华山女子唯其独有的惊诧、错愕、怜悯、惋惜、悔恨、沉痛种种复杂感情于刹那间的集中喷发，万般情思苦痛尽寓含于三字之中矣。她满以为将自己的“蔽膝”（围裙）由南徐士子之母带回给其子垫用后就会痊愈，然后俩人再设法排除干扰，克服困难，争取自由幸福美好的爱情。如此希望，是多么美好；这般憧憬，又是多么甜美！谁知，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她朝盼暮等，没有盼来健康活泼的心上人，也没有等来甜美爱情的福音。盼来的却是装载心上人的那口令人哀痛欲绝的黑漆棺材，等来的却是闻之令人断肠的哀乐。这突如其来的残酷现实，对于情窦初开、纯真善良的华山女子而言，何啻是晴天霹雳，简直是天塌地陷。但此刻正处于伤痛至极的她并未丧失理智，她十分清楚地知道（此前已由南徐士子之母将其子相思成疾之原委全部告之），南徐士子完全是因为爱她而死，她深为他这种将爱视为高于生命的至爱赤诚所打动。其实，早在她获悉南徐士子因她而相思成疾之时，她便决计默许终身矣。因此，她便全然不顾“男女授受不亲”的封建礼教纲常之大防，当着士子之母的面，毅然解下“蔽膝”相赠，祈望士子早日康复，以缔结美好之姻缘。华山女子慷慨解“蔽膝”以赠，在当时礼教森严的封建社会中，委实是震天动地、惊世骇俗之举了。正因为华山女子有了这一层深挚情感的铺垫，所以，当南徐士子因她相思而亡的惨痛现实突然降临时，她便毅然决定、毫不畏惧地作出了与心上人同穴共眠的选择。在她看来，惟其如此，才能报答南徐士子对自己的一往情深。“君既为侬死，独生为谁施？”这就是华山女子对为已相思而亡的素昧平生的南徐士子的至爱誓言，铿铿锵锵，掷地有声。寥寥十字，语朴意深，情理毕现。“君既为侬死”陈述之句，直接表达女子对士子视爱胜命的爱情至上之伟大精神的高度赞美之情；“独生为谁施”反问之句，明确表明女子甘随士子而去的坚定决心，感情极其强烈。二句前因后果，极富情理双关的内在逻辑力量。真正的爱情，是双向真诚的付出。鲜艳芬芳的爱情之花，需要男女双方共同松土除草，浇水施肥。那种一方奉献，一方索取（老、弱、病、残者除外）的爱情模式，不是真正的纯粹美好的爱情。南徐士子与华山女子二人这种“你为我亡，我为你死”的共同奉献的爱情模式，才是人世间纯洁无瑕、真诚无疵、至高无上的知音式最佳爱情模式。紧接着“欢若见怜时，棺木为侬开”二句，假设语气中寓含着衷心祈祷的因素，体现出华山女子温柔敦厚、贤淑善良的美好品质。其实，女子“欢若见怜时”一句，是明知故问的，蕴含智慧而虔诚之怀。她当然知道，南徐士子当初是因她相思成疾、最终又因疾而亡的。可见，士子对她非“见怜”而何？正是华山女子这般明知故问，才逼真体现出她那谦逊、谨慎、文雅与庄重的少女性格特征，其艺术魅力也因此而更为动人。俗谚云：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在华山女子至爱深情的强大的感召之下，棺木终于打开，华山女子遂飞跃其中，棺盖迅速复合，家人无论如何也叩打不开。此所谓“有情人终成眷属”。南徐士子与华山女子这对“眷属”，虽然以极端而神奇的方式婚配于另一个世界，但较之于人世间所有历经艰难成“眷属”的人们来，他们的追求则更崇高，更悲壮，更神圣，更伟大，亦更深入人心，百世流芳。当时人们将士子与女子合葬之墓称之为“神女冢”，实在是人们对华山女子悲壮之举的最充分的肯定，对他们的爱情最热情的赞美，对他们的选择最深情的褒奖，对阻碍与破坏他们爱情的封建礼教婚姻制度最深切的愤恨，也是对他们矢志不渝的追求精神最恒远的铭记。“神女冢”不朽！南徐士子与华山女子永生！
    由《古今乐录》本事可知，南徐士子与华山女子生前仅于女子客舍相见一面而已，然而这一面之见却非同寻常，士子遂一见钟情，由于“悦之无因，遂感心疾”。本事虽未直接叙述女子一面之见后的情感反应，但我们由士子母亲告知女子其子因她而患相思病，女子“闻感之，因脱蔽膝，令母密置其席下，卧之当已”等言行观之，毫无疑问，女子对士子同样也是一见钟情的。倘若女子对士子缺乏感情基础，她对士子焉能表现出如此超乎寻常的言行举止，以至于后来的纵身入棺？所以，他们的爱都是以一见钟情开始的，但由于不合理的封建婚姻制度与封建门户等级制度的严重阻隔，南徐士子与华山女子只能双双走向以身殉情的悲剧之路，从而达成他们成眷属于另一个世界的“生不同帐死同穴”的朴素而神圣的美好愿望。南徐士子与华山女子如此强烈抗争封建婚姻礼教、积极追求自由美好爱情的悲壮之举，与此前焦仲卿与刘兰芝的悲剧精神委实是一脉相承的。所不同的是，焦、刘毕竟已成夫妻，且生活多年，他们可以明里暗里共同抗争以焦母为代表的封建婚姻礼教。而南徐士子与华山女子生前仅是一面之见，还未来得及品尝爱情芳香甜美的滋味，即被残酷无情的封建礼教吞噬了年轻的生命。不过，他们那以身殉情的悲壮之举，如闪电，似震雷，像火炬，同灯塔，足以震撼封建婚姻礼教顽固的堡垒，照亮后人追求自由幸福美好爱情的道路，其思想价值与启迪意义都是极其巨大而深远的。南徐士子与华山女子的相见相爱虽然是极其短暂的，但他们敢于抗争、勇于追求的精神则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真所谓“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秦观《鹊桥仙》）这正是《华山畿》千古不朽的精神魅力所在。
    在中国文学的爱情悲剧史上，南徐士子与华山女子以身殉情的悲壮之举，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桥梁作用。在此前，我们依稀可见青年男女们爱情誓辞的历史轨迹。如：《诗经·王风·大车》“榖则异室，死则同穴”；汉乐府《孔雀东南飞》“举身赴清池”（刘兰芝）、“自挂东南枝”（焦仲卿）、“两家求合葬，合葬华山傍”；汉乐府《双白鹄》“若生当相见，亡者会黄泉”；晋代杨方《合欢诗》“生为并身物，死为同棺灰”、“生有同室好，死成并棺民”，等等。《华山畿》第一首承袭他们“生不同帐死同穴”的婚姻心态萌芽模式而来，但又有所发展，那就是《华山畿》的男女殉情，不是誓辞的表白，而是着重于舍身践行。而这种行为过程，则充满着动人心魂的神话传奇色彩，具有超凡的艺术魅力。《华山畿》所奠定的这种“同冢”与“阴配”的悲剧婚姻模式，对后来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牡丹亭》等爱情悲剧，都有直接而深刻的影响。
   《华山畿》的思想意义积极巨大、影响至远已如上述，而其艺术表现手法，亦自有其独特的审美价值。
    首先，截取悲剧故事最精彩、最动人的华山女子向已故心上人哭诉并入棺同寝的神奇场面，极力表现男女主人公至爱深情的伟大人格魅力，尤其是凸现华山女子情理兼具、果敢执著、从容不迫、视死如归的难能可贵的精神与峻极于天之高大形象，极具震撼力与感染力。
 其次，女子以第一人称“侬”（吴地人自称）口吻，直接面对棺木中的心上人倾诉衷肠，如泣如诉，显得格外亲切自然而温情脉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女子对士子的称呼前后有别，先称“君”，后称“欢”，虽然都是同称南徐士子，但在女子的情感程度上则是逐渐加深了。“君”，是对一般青年男子的敬称。华山女子与南徐士子原本素不相识，只是士子路过华山客舍，为女子之美所动，继而相思成疾，因疾而亡。在当初相见之际，在女子眼里，士子仅是一个普通青年男子而已，故华山女子先称其为“君”，这是合乎情理的。当她面对南徐士子因她而死的悲惨事实时，她对士子的情感程度陡然上升，钦敬之意油然剧增。因此，她不由得悲泪横飞，呼天抢地，情不能已。此时此刻，“欢”之昵称便冲口而出，公开表白南徐士子是自己最为喜爱的心上人。“欢”，乃南朝时女子对所爱男子的昵称。从“君”到“欢”人称的细微变化中，我们正可窥见华山女子细腻、婉丽、沉稳而炽热的情感变化历程。诗人用字精确，切情切理，的确达到了不求高妙而自然高妙的优美诗歌境界。
    再次，语朴情真，别具地方语言风味。此诗短短五句23字，殆同口出，晓畅明快，然却情深意切，字字动人。加之反问句与假设句的交错使用，使得句式灵活，情感逼真。此外，人称代词“侬”与“欢”的使用，体现出南朝时吴地标志性的地方语言特征，洋溢出吴声歌曲别具细婉清雅的吴语风味，对塑造外柔内刚、直面死神的华山女子形象，起到了颇为理想的修饰效果。
    可见，《华山畿》组诗第一首所反映的南徐士子与华山女子的爱情故事是极其悲壮而感人的，其诗歌艺术亦极具意味，可谓：于朴实中见深情，于自然中见功力，于方言中见性格。其题材之非凡，情味之独特，魅力之奇伟，真是一首反映男女至爱深情的人生悲歌与千古绝唱！
三
    吴声歌曲《华山畿》之曲名，当得之于汉乐府民歌《孔雀东南飞》，其结尾处云：“两家求合葬，合葬华山傍。”《华山畿》中南徐士子与华山女子的爱情悲剧故事与《孔雀东南飞》中的焦仲卿与刘兰芝颇有相似之处，其结果都是“两家求合葬”，而《华山畿》中男女也恰好是“合葬华山傍”。华山傍，即华山畿。正因为如此巧合的因素，诗人便取《华山畿》作为吴声歌曲名之一。《华山畿》组诗共25首，作为标志性的代表作第一首，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思想价值与核心地位。那么，《华山畿》组诗的其余24首，几乎皆为反映男女爱情的“声过哀苦”［2］1064之词，且多以女子口吻抒发相思之情。不过，这24首诗均与《华山畿》本事传说了无关涉。它们则是在《华山畿》之总曲调名下收集一起的内容相似、风格相近的组合情诗而已。不过就《华山畿》25首的整体性而言，其反映男女相思悲苦的主题则是一致的，它与第一首诗的内在情思意脉是相承而相融的，它们都是流传于华山畿一带著名的吴声歌曲，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简要的论析，以见《华山畿》歌曲之总体精神与风格特征。下面便照录《华山畿》24首，并编以序号，以求论析之便。《华山畿》其余24首为：
 

闻欢大养蚕，定得几许丝。所得何足言，奈何黑瘦为？
夜相思，投壶不停箭，忆欢作娇时。
开门枕水渚，三刀治一鱼，历乱伤杀汝。
未敢便相许，夜闻侬家论，不持侬与汝。
懊恼不堪止，上床解要绳，自经屏风里。
啼著曙，泪落枕将浮，身沈被流去。
将懊恼，石阙昼夜题，碑泪常不燥。
别后常相思，顿书千丈阙，题碑无罢时。
奈何许，所欢不在间，娇笑向谁绪。
隔津叹（一作欢），牵牛语织女，离泪溢河汉。
啼相忆，泪如漏刻水，昼夜流不息。
著处多遇罗，的的往年少，艳情何能多！
无故相然我，路绝行人断，夜夜故望汝。
一坐复一起，黄昏人定后，许时不来已。
摩可侬，巷巷相罗截，终当不置汝。
不能久长离，中夜忆欢时，抱被空中啼。
腹中如汤灌，肝肠寸寸断，教侬底聊赖。
相送劳劳渚，长江不应满，是侬泪成许。
奈何许！天下人何限，慊慊只为汝。
郎情难可道，欢行豆荚心，见荻多欲绕。
松上萝，愿君如行云，时时见经过。
夜相思，风吹窗帘动，言是所欢来。
长鸣鸡，谁知侬念汝，独向空中啼。
腹中如乱丝，愦愦适得去，愁毒已复来。
   以上所引《华山畿》24首，很显然，其主旨多是女子以第一人称的口吻表现她们对自己所爱之“郎”或“欢”的深切相思之情。此外，还有对阻碍青年男女婚姻的封建礼教所表现出来的强烈不满的情绪，愤恨至极，以至于以死抗争，凸现出青年女子勇于追求自由幸福美好爱情生活的大无畏精神，如（四）、（五）两首。也有描写女子对男子的关心、体贴之情，以及对男子遭难不幸之伤悼之怀，如（一）、（三）两首。与之相反者，则是表示女子对感情不专之行为的怨恨与谴责，如（十二）、（二十）两首。还有表示女子坚贞不屈、拒绝不怀好意的轻曼行为者，如（十五）首，等等。总的来说，描写最集中、表现最细腻、情感最动人者，还是那些青年女子们对自己所爱之人的刻骨相思、万般牵挂之诗。其思想价值最大，艺术成就亦最高。
  《华山畿》24首的艺术表现手法亦颇具特色。其一，句式简短，情韵自然。除第一首为四句诗外，余者皆为每首三句，或三句皆五言，或首句为三言，后二句为五言。语言简洁，句子短促，随口吟唱，自然感韵，是典型的江南民歌小调。胡适在分析第四首“未敢便相许”时指出：“这诗用寥寥的十五个字写出一件悲剧的恋爱，真是可爱的技术。这种十三字或十五字的小诗，比五言二十字的绝句体还更经济。绝句往往须有‘凑句’，远不如这种十三字与十五字的短歌体，可以随宜长短”。［ 3］80正是充分肯定了这种小诗任情而发、自然明快的特点。其二，多用谐音双关、比喻、夸张等修辞手法。如（一）“定得几许丝（思）”；（七）“石阙昼夜题（啼），碑（悲）泪常不燥”；（八）“题碑（啼悲）无罢时”，等等。这些谐音字都用得自然巧妙而婉转，收到了很好的表达效果。比喻手法，如（十一）“泪如漏刻水”；（十七）“腹中如汤灌”；（二十）“欢行豆荚心，见荻多欲绕”；（二十一）“松上萝，愿君如行云”；（二十四）“腹中如乱丝”，等等，这些喻体全采自诗人身边眼前所见景物，真切自然，形象生动，喻意恰切，体现了劳动人民的智慧与才华。夸张手法，如（六）“泪落枕将浮，身沈被流去”；（八）“顿书千丈阙，题碑无罢时”；（十）“牵牛语织女，离泪溢河汉”；（十一）“啼相忆，泪如漏刻水”，等等。在这众多的夸张中，尤其是诗人对“泪”的夸张，描写女子相思痛苦至极之状况，极其动人，印象至深。
    要之，《华山畿》组诗25首，是南朝特定时期吴地女子们渴望爱情、向往自由、追求幸福的美好心灵的真实记录。其思想之纯正，情感之真诚，情调之悲苦，风格之哀婉，在中国诗歌史上是一朵别具神韵、独放异彩的爱情奇葩。正如郑振铎所称道的那样：“人类情思的寄托不一端，而少年儿女们口里所发出的恋歌，却永远是最深挚的情绪的表现。……六朝的新乐府便是表现着少年男女们这样的清新顽健的歌声的，便是坦率大胆的表现着少年男女们这样的最内在、最深挚的情思的。在中国文学史上，可以说，没有一个时期有六朝那末自由奔放、且又那末清新健全的表现过这样的少年男女们的情绪过的。……他们真率，但不犷陋；他们温柔敦厚，但不隐晦。他们是明白如画的。他们是清新宛曲的。他们的情绪是那样的繁颐，但又是那样的深刻！”［4］196-197《华山畿》组诗是南朝乐府民歌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故将此移用来评价《华山畿》组诗，亦自是甚为恰切而允当的。
 
    要之，一千五百年前诞生镇江市丹徒区的《华山畿》至爱悲剧故事及其诗歌，其思想意义与艺术价值，不唯今天，即便在未来都依然是至深至大而至远的。因为只有爱，人类才和合，社会才和谐，世界才和平。因此，人们需要爱，呼唤爱，期盼爱，拥护爱，尊敬爱，崇拜爱。只要人人都奉献一点爱，这个世界将变得无限美好。2008年5月12 日在我国汶川大地震中人们所体现出来的前所未有的真诚爱心，已足以说明了这个问题。这就是我们从《华山畿》的男女至爱精神中所获得的应有启迪与教育意义。

 ［参考文献］

［1］ 郭茂倩.乐府诗集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2］ 刘昫等.旧唐书（卷二九）［M］.北京:中华书局，1975.
［3］ 胡适.白话文学史［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4］ 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一）［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