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宗阁《四库全书》的几次校勘述略  
彭 义

 1.文宗阁《四库全书》简况
    文宗阁，是清朝乾隆皇帝认为江苏、浙浙江两省为“人文渊薮”，因此特谕令两淮盐政伊龄阿，以两淮地方商人捐纳的款项，在镇江金山寺行宫旁修建的大型图书馆，用以贮藏当时尚未修撰完毕的《四库全书》。其目的在于弘扬文治，提奖学术，“厚以嘉惠士林，俾得就近钞录传观，用光文治。”至乾隆五十五年，内四阁之外的三份图书缮写完成，于是正式拨发包括文宗阁在内的“南三阁”保藏。据《金山志》及其他史料记载，文宗阁所藏“《四库全书》经部九百四十七匣，五千四百零二本；史部一千六百二十五匣，九千四百六十三本；子部一千五百八十三匣，九千零八十四本；集部二千零四十二匣，一万二千三百九十八本。《总目录》计二十二匣，一百二十七本。《简明目录》二匣，八本。又《钦定图书集成》五百二十匣，五千零二十本；《钦定全唐文》共五十匣，计五百零四本；《钦定明通鉴》共二匣，计二十四本。”体制与文汇阁相仿。

 由于包括文宗阁在内的南四阁《四库全书》担负着向士人开放、昌明文教的使命，因此就文宗阁的开放形式，乾隆皇帝曾有过几番考虑。在《四库全书》入藏文宗阁之前，乾隆本拟放宽限制，准许士人将图书带出阅览，因此于乾隆四十九年三月降旨：“如有愿读中秘书者，许其陆续领出，广为传写，只须派委妥员，董率其事，设立收发档案，登注明晰，並晓谕借钞士子，加意珍惜，毋致遗失污损，俾艺林多士，均得殚见洽闻，以副朕乐育人才、稽古右文之至意。”以为只须严格管理，既能让江南士子得窥秘阁图书，又能使图书不受损害，可以两全其美。及至数年后《四库全书》缮毕入藏，转而不许士子带出，故五十五年五月二十五日复谕：“著该督抚等谆仿所属，俟贮阁全书排架齐集后，谕令该省士子有愿读中秘书者，许其呈明到阁钞阅，但不任其私自携归，以致稍有遗失。”然而文宗阁既为两淮盐运使所掌理，与江苏地方官吏无涉，文宗阁所应当发挥之效用自然不能不先打一个折扣。

 
 2.缮写南三阁《四库全书》时的校勘工作
    虽然乾隆帝对于这七部倾国家之力修撰缮写而成的《四库全书》倍加珍爱，实际主持修撰工作的人如纪昀、戴震、邵晋涵、周永年等也的确是当时最优秀的学者。但是具体负责誊抄《四库全书》的人多是科举出身，未能长于校勘；而乾隆帝本人又非常忌刻雄猜，对于“违碍”文字，查察极严，往往要求将原书挖补删改，平白增加了许多无谓的困难。有此原因种种，使得《四库全书》总体来说校雠不精，质量不高，内中错误迭出，以至于经常被乾隆帝本人发现，对于修撰、校对诸臣，严加申斥、罚俸，虽纪昀、邵晋涵、周永年等皆不能免，若陆费墀乃至身后抄家，以供校勘、抄补之费。
    北四阁如此，那么包括文宗阁在内的南三阁《四库全书》质量又如何呢？揆之情理，似乎更加不容乐观，因为从最初的誊录步骤开始，南三阁就比北四阁逊了一筹。北四阁《四库全书》的誊写人员初由纂修、提调等官保举任命，经南城监察御史胡世泰奏其弊后改由九卿议奏，对先后所有六百七十二名誊录人员进行考试，当面检察其书写字样，要求乃较严格。此后数年间又陆续增补进去的，则是历次京闱乡试落第的皿字号考生，都有功名，因此整体水平较高。而南三阁《四库全书》的誊抄人员则系乾隆拨发内帑银雇佣写手一千名操办，后来为修《四库全书荟要》，又增至三千八百余人，每人一天须钞写不少于一千字，每写千字给银二钱五分。这么多人来历不明，而且写得多、写得快就能拿到更多的钱，则乾隆帝督责再严，办法再清，也不可能保证其质量之精良。
    当然誊录的过程当中本来就有人专门负责文字校对，但是只有六十人。按《四库全书纂修考》的估计，一千人誊录，每人每日二千字，则每月可写成二千本。六十人分校中，实际只有五十七人任职，如果每人每天校二万字，则每月只能校清一千一百余本。因为任务较紧，雠校不及，因此皇子永瑢在乾隆四十九年奏请再选二十一名自愿校对而又文理通明的生监参与进来，表现好的，可以钦赐举人（可以会试，但不能参加吏部铨选）。但是像这样的校对显然不可能持多种版本逐一比对，恐怕也只能查对一下字数，检查一些容易看出来的毛病而已，要做到精细的对校、旁校、理校都近乎是不可能的。
3.对南三阁《四库全书》的覆校
    由于乾隆帝在不时的抽阅中，总能发现北四阁《四库全书》存在这样那样的错误，终于按捺不住自己的怒火，除了惩办主持修撰的人员之外，又组织了一次对于北四阁《四库全书》的覆校。
    这次覆勘使北四阁《四库全书》的敝病凸了出来，不久后，朝廷对于即将发拨江南三阁几部书的校勘，也受到一定的重视。乾隆五十二年御史莫瞻菉奏：“续办三分书，从前校对生监仅二十余人，又止校过一次，恐多讹谬，请将现在详校官所阅书籍签改册档，令三分书原校对蔡本俊等查对挖改，并各回避原校之书，以防回护。仍派大臣一二员，总核签档。其挖补填字纸匠役，及派出各员茶汤等费，均令该校对等承办。”乾隆帝认为只是让原校对人员回避原校书，并不足以防止校勘人员的相互回护，因此让原校人员校对完后，再交当时派出校勘文渊、文源两阁图书的大臣、官员等再行详校，如果发现书中有“语句狂悖及潦草荒谬者”，即将原校对人员斥革；经费方面，明确责任，为了校改错字而对原书进行挖补的事务由原校对人员自己出钱办理，收发图书由原馆提调办理，纸张、匠役及派出各员茶汤等项则仍由官府办理。然而校勘的结果似乎并不乐观，因此莫瞻菉又曾上奏惩处校议人员。
    此次校后，南三阁《四库全书》遂于乾隆五十五年缮定拨付。乾隆帝不免颇为得意，故五十五年谕旨自夸：“前因卷页浩繁，中多舛错，特令总纂等复加详细雠校，俾无鲁鱼亥豕之讹，兹已釐订蒇工，悉臻完善。”然北四阁之中，文渊阁本独称稍精，而据后人考证，错谬疏误之处，仍所在多有，甚者缺卷少页之事，在在难免；其尤为可惊者，一部书中乃有动辄缺十卷、二十卷之多者，其校勘之虚应故事可知。虽乾隆本人，其诗亦有“保无鲁鱼潜犹伏，譬若尘埃扫又生”之句，可见他对于《四库全书》的校勘情况也并不自信。而且在草创阶段，南三阁《四库全书》的缮写就是由乾隆帝拨内帑银百余万两雇佣写手誊抄，而不像内廷四阁那样是由乡试落第士子操办，因此就基础来说，南三阁誊抄人员的水平恐怕难及内廷四库的人员，则其书的质量也不如内廷四阁更有保证。
 然后镇江文宗阁、杭州文澜阁有汪中校书之事。
 
 4.由汪中主持的文宗阁校书工作
    汪中，字容甫，清代著名学者，祖籍安徽歙州，扬州江都县人。七岁丧父，赖母纺绩为生，穷困之极甚至要四处乞食以全命。但他却能刻苦自励，幼时从其母邹氏学《四书》，稍长而为书贾售书于市，因得遍观经、史、百家之书。他又天质聪敏，过目成诵，因此靠自学成为一名博学而能文的才士。但汪中一生科名磳磴，二十岁成为秀才之后长期不得进取，遂从朱筠、毕沅等为幕客，得与任大椿、程瑶田、章学诚、孙星衍、洪亮吉、王念孙、刘台拱等诸大家交游，而学养益深厚，为当世通儒。汪中治学沿袭清代顾炎武、阎若璩、惠栋、戴震以来的“汉学”门径，于经学、小学、史学、诸子、金石诸学皆颇有成就。并工诗文，其骈文《盐船赋》擅名有清一代。江藩《汉学师承记》谓之“博综典籍，谙究儒墨，经耳无遗，触目成诵，遂为通人”。刘台拱评价他说：“博闻强记，通知古今。才、学、识三者皆有以过人。为文钩贯经史，熔铸汉唐，宏丽渊雅，卓然自成一家。”（刘台拱《容甫先生遗诗题辞》）
    汪中本人多舛的命运赋予他偏激狂傲的性格，故与人多所不容，而这种碌碌寡合的情形又给他带来更多的不幸，如此辗转相因，穷厄潦倒益甚。乾隆四十二年侍郎谢墉选他为拔贡，兼之身患怔忡之症，闻金鼓鸡犬则不能寐，因此之后遂不赴朝考，但以四处游幕为生。乾隆五十五年，乃应两淮盐政戴全德之聘，为镇江文宗阁典书官，主持校勘《四库全书》事宜。
汪中校勘文宗阁藏书的详情，难以确知。今唯凭汪喜孙《汪容甫先生年谱》及他人论及汪中的文章中涉及此事的一些零碎材料揣摹言之。
 汪氏《年谱》称：“五十五年庚戌夏，自武昌归里。是时高宗纯皇帝诏修《四库书》告成，颁于江苏、浙江文汇、文宗、文澜三阁以储之，毕督部沅、谢侍郎墉、王侍郎昶交荐先君司校勘之役，盐政戴公全德礼致先君典文宗阁秘书。”考虑到参与《四库全书》誊写、校对的士子可以破例议叙、格外降恩的先例，身居显要的毕沅、谢墉、王昶这次推荐汪中参与江南三阁《四库全书》的校勘事务，未必没有为他铺垫功名之意。
    汪喜孙《年谱》述汪中点校文宗阁《四库全书》事曰：“先君检理本书，是正文字，竭二年之力，校勘始毕。尝自撰楹帖，属程先生瑶田书之，云：‘家有射阳画像，身典金山秘书。’”则汪中掌校文宗阁典籍至乾隆五十七年而止。以二年之力校文宗阁，则其间校对人员自非汪中一人可以胜任。如《四库全书纂修考》以校对者每人每日校二万字、六十人每月可校得一千一百余册计，文宗阁《四库全书》合三万六千三百四十七册，略须三年乃得蒇事。则校文宗阁书的人员大致应当有七八十人。《年谱》称“毕督部沅、谢侍郎墉、王侍郎昶交荐先君司校勘之役”，则汪中应当是文宗阁校书工作的主持者。又汪喜孙《附马秀才书事》中记汪中校书文澜阁时，称乾隆五十九年十一月十九日“有同校四库书者周君治具邀饮”，校文澜阁书者别有人，则校文宗阁书者亦当别有人。
    薛寿《汪氏遗书后序》：“我朝经术之隆，轶超炎汉，广献书之路，入著录者不异兰台；开宏博之科，读中秘者何殊蓬、观？儒生获稽古之荣，天子下临轩之诏，以故淮南一郡，秘阁双储。颁《七录》于文楼，虎观定群经之要；树百城于天府，鸿文昭圣治之休。先生则躬际昌期，涵濡教泽，当途交荐，校录首及于金山；巨任克胜，比勘兼司乎葛岭。任昉之询何宪，观书则一字无遗；刘复之荐贾逵，给札则群言必贯。先生之学富矣，先生之遇荣矣！”这里也说汪中获众多要人举荐，先后到镇江文宗阁（“校录首及于金山”）和杭州文澜阁（“比勘兼司乎葛岭”）校《四库全书》，并大加称道汪中的此番境遇是多么了不起的荣耀，不过对于汪中这样有用世之想的传统文人来说，这恐怕到底不算是真正的快心之事。
    汪中在校书文宗阁期间，曾经改正过《四库全书》的不少错误，清代著名今文学家刘逢禄曾与汪中的儿子汪喜孙相交，并读过汪中的大量遗著，他在《容甫先生遗书叙》中说：“先生尝䌷校文澜、文宗二阁《全书》，绳愆纠谬，不下数百万言。”只不过汪中校勘《四库全书》的文字笔记虽多，但是值得整理出来以传世的文字恐怕要经过详细的删定才行，而汪喜孙整理刊刻的乃父遗著只是汪氏著作的一小部分，想来这些内容正是“文繁旨博，未成卷帙”的部分，如今或许已经散佚了。《年谱》中所记其校《荀子》《尔雅》《墨子》《国语》《新书》《商子》《周礼》《逸周书》等多是在乾隆五十五年以前所校，与文宗阁校书似不甚相关。
 汪中遗留下来与文宗阁校书事直接相关的著作，大概是现在收入《新编汪中集》的《文宗阁杂记》《文宗阁杂记续编》和《文宗阁杂记三编》了，不过这三部书虽经缪荃孙题跋，却并非一系列记录文宗阁校书事迹的文稿，而只是他在读文宗阁《四库全书》时摘录下来的一些杂事轶闻。其中摘录《容斋随笔》九十三则，《旧五代史》二十五则，《入蜀记》六则，《猗觉寮杂记》九则，《金石史》十二则，《四朝闻见录》二则，大概是他觉得值得记录的一些掌故。
    在此次校勘工作结束后，汪中继续职掌文宗阁《四库全书》，直到乾隆五十九年。《年谱》中记有乾隆五十九年汪中他曾写信给正在做丹徒县训导的扬州学者刘台拱，说：“去年卧病时，自度此生不复能至寄奴山下。正月二十九日，同当事来金山，午后渡江奉访，坐超岸寺对门，尽未、申、酉三时，其日江宁陈布政往苏州，肩舆咸从之往丹徒，某不能得也。次日同当事匆匆北归，而孙容将持足下手书见示，惆怅无已，始知寄奴山虽可至，而不易至。譬夫蓬莱、方丈，风忽引之去也。”可见在乾隆五十五年汪中被聘主持文宗阁《四库全书》的校勘工作的五年之后，汪中仍然呆在金山。可见他在校勘工作结束后继续掌管了几年时间的《四库全书》。不过看来此时他已身患沉疴，连自金山至丹徒的路途都视为远足。这一年的不久之后再奉命赴杭州文澜阁《四库全书》校书，终于精力耗尽，病发而卒。
    文宗阁《四库全书》经过此次校理之后，质量自当有所提高。不过汪中本人虽然是个了不起的学者，但以他的性格是否能妥善处理各种人事纷芜，使得校勘工作尽善尽美，也实难确知。而编撰、雠校《四库全书》这样的事或者真如于敏中所说，官办反而不如私人办理为佳。而且数十年后，太平军起，为两淮盐运使掌理的文汇、文宗两阁终于付之一炬，则众多人花费许多钱财、精力苦心经营之事，到此竟告消亡。则文宗阁《四库全书》前后校勘之事，其成败竟等于无谓，这是足以令后人追思的。
 
【参考书目】
［1］汪中（清）：《新编汪中集》［M］，广陵书社，2005年版
［2］周伯义、陈任旸（清）：《金山志》［M］，清光绪刻本
［3］郭伯恭：《四库全书纂修考》（民国丛书第四编41册）［M］，上海书店，198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