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镇江文化氏族人文背景之管窥
李金坤

　　清代镇江文化氏族颇为繁盛而发达，其主要原因之一，则在于具有其赖以生长与繁衍的广阔而丰茂的人文背景。所谓 “人文背景”，主要是指文化氏族成员除家庭之外而利于自身成长的社会文化环境。换言之，即非家族成员之间的一种文化与文学生存状态，它是文化氏族生存、繁荣、发展的不可忽却的外部环境，诸如人物并称、诗派社团、家族联姻等等。梳理这些外部文化因素，有助于对家族文化本身情状的理解，从而更为清晰地窥探镇江历史文化深厚之底蕴，以增进市民的认同感与自豪感。兹就清代镇江文化氏族之人文背景作一初步管窥，以就教于方家同仁。
　　（一）清代镇江诗坛上多有“三诗人”之并称者，诸如“京口三诗人”、“江上三诗人”、“京江三上人”等，他们声气相应，诗风相近，颇蕴意味，别具魅力。
　　1、京口三诗人：即指康雍乾时期活跃于镇江诗坛的余京、张曾及鲍皋三位平民诗人，此并称得名于沈德潜。余京，字文圻，丹徒人，三岁丧父，母苦节教之，长于诗。50余岁时寓居焦山，与沈德潜相识，结为诗友，受沈德潜影响，多有宗唐之作。沈德潜为其所撰墓志铭，称其“年益高，境益老，学益醇，从游者满座。四方游人过润东者，必经其庐。达官当路，每以余布衣一至为重”。著有《江干诗集》。张曾，字祖武，自号石帆山人，丹徒人，先租张觐宸与张玉书先祖同宗。一生绝意仕进，惟喜作诗。性不偕俗，诗工而家益贫，放浪京口、淮扬间。客京师大学士英廉家教馆三载，因孤僻傲物而离馆南归。晚年落拓，“多吟咏于茶寮酒肆，或讴吟道上”。（ 光绪《丹徒县志》）诗风质朴，语言清新，多直抒性灵之作。著有《石帆诗集》。鲍皋，字步江，号海门，丹徒人，为清代前期镇江诗坛领袖人物，自幼聪慧，有“奇童”之称。擅画工诗，博陵尹嘉铨赏其诗，且资助之，诗名日振。其诗出入骚选，胎息六朝，折衷盛唐诸大家与杭州历鹗之宋诗派相抗衡，深得主格调说之沈德潜的青睐。一生耽溺于诗，不事科举。其妻陈蕊珠，子之钟，女之兰、之蕙、之芬皆能诗，是谓“一门风雅”。著有《海门诗钞》（初集、外集二种）。沈德潜尝为张曾《石帆诗集》作序云：“余于京口得交诗人三，康熙戊戌（1718）交余子江干于焦山，乾隆癸亥（1743）交鲍子步江于京师，乙丑（1745）交石帆于梦堂司马宅。其诗风格近步江而造句又欲追逐江干，殆合之而非两伤者也。石帆曾祖则之公天爵自尊，石帆与则之同蝉脱秽浊。则之诗出于苦吟，石帆点笔立就，宜其余、鲍外拔戟自成一队也。”“京口三诗人”与沈德潜相交时间虽然有先后，但都声气相应，学习切磋，增长诗艺。张曾学鲍皋质朴之诗风、摹余京清新之诗句，合之两长，从而形成自己独特之诗歌面貌，深得沈德潜之称道。
　　此外，活跃于嘉庆年间的丹徒人王豫、顾鹤庆、张学仁亦有“京口三诗人”之称。王豫《群雅集》卷30“张学仁”条云：“寄槎（张学仁号）诗气格深稳，藻采清丽，沈文愨督学江苏，目为才彦。法时帆（法式善号）学士寄寥观察诗称：顾弢庵（顾鹤庆号）、寄槎与予（王豫自称）为‘京口三诗人’”［1］可见，“京口三诗人”之并称是由法式善所定，而他们各自亦都乐意接受。彼此寄赠酬答之诗中亦多涉及三人。如张学仁《得法时帆先生书并赠诗依韵奉答》云：“诗人古宅旁，香雾梅花弄；成钧擢英才，鼓徵时警众，广厦庇万间，下士无饥冻。嗟余屏江乡，……为言顾长康（谓弢庵，即顾鹤庆），并及王子贡（谓柳村，即王豫），洒翰神清超，发篇气豪纵”。体现了法式善对他们的奖掖与厚爱之情。这在法式善给他们三人的赠诗中则更为明显。其《寄王柳村张寄槎顾弢庵诸子》云:“成名天所忌，抱道贵自适。心与世相忘，乃不为形役。书来叙离别，知已遭困厄。自古情至语，中必无色泽。君家江之湄，尚有先人宅。种竹是良图，看山为长策。同学三五人，毛羽各护惜。偶尔新诗成，寄我秋堂夕。昔年寄诗倡，半作听猿客。西涯一片云，恨有黄河隔。时藉明月光，照见长安陌。鱼雁不可恃，风雨将奚责？拳拳爱士心，终古莫能释。”语重心长，感人肺腑。王豫曾称赏法式善云：“学士以诗文为性命，意气为云霞，虽鸿才硕彦务得片言赏识，便是增价。于单寒之士尤加以怜恤，真杜文贞所云：‘万间广厦也’。宏长风流，主持名教者几三十年，接迹西涯（茶陵诗派领袖李东阳），允无愧色。诗清醇雅正，力洗淫哇，堪为后学津梁。”［2］王豫、顾鹤庆、张学仁这“京口三诗人”能得到诗学大家法式善的垂青，委实是一件荣耀之事。而此三人作诗与其师法式善一样，皆法乳盛唐，王豫著有《种竹轩诗钞》8卷，编过专宗唐诗的《群雅集》40卷，《江苏诗征》183卷，与张学仁编辑地方大型诗集《京江耆旧集》13卷。顾鹤庆工诗文，善行草，工画柳，人称“顾柳”，有“郑虔三绝”之誉。著有《弢庵诗集》1卷。张学仁，著有《青苔馆诗钞》1卷，与王豫合辑《京江耆旧集》，并辑有《京江七子诗钞》7卷。他们三人都是京江前七子之一。与鲍皋等前“京口三诗人”之宗唐诗风一脉相承，在镇江诗坛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桥梁作用。
2、江上三诗人。此并称得名于晚清大学者金坛人冯煦。冯煦为重刊《江上诗集》作序云：“笪在辛侍御以名进士官乌台，抗疏劾权要，罢官归。纵情山水，以书画自怡。文采盖一代，江上外史之名溢於宙合。昔归愚称鲍海门、余江干、张石帆为京口三诗人，予亦称江上与冷秋江、余江干为江上三诗人。惜不得起归愚而质之”。江上，即笪江上，其名曰重光。清窦叔英镇《国朝书画家笔录》云：“笪重光，字江上，号在辛，顺治九年进士。风流儒雅，书法眉山，笔意超逸名贵，与姜西溟（宸英）、汪退谷（士鋐）、何义门（屺瞻）齐名，称四大书家。工诗文词。所著《书筏》、《画筌》，曲尽精微，有裨后学。间写山水，高情逸趣，横溢毫端，良由鉴赏精也。”有《江上诗集》九卷传世。冯煦对其诗评价甚高，曰：“余读其诗，清隽遒上，直追陶谢，去世之祧唐祖宋者相万也。独怪生际清时，民物昌阜，虽不获久用于世，而自放於山颠水涯，以雪其襟抱，盖亦有自得其天者。乃忧时嫉俗之意，篇中往往遇之，岂其时之世教民彝，犹未於变，故不能无慨於中欤？”（ 重刊《江上诗集》序）冷秋江，即冷士嵋，字又嵋，号秋江，京口人，明末遗民，入清誓不与同戴天，乃著木屐戴斗笠或撑伞，隐于乡野。“世严清操，家道中落，不以累其志”，诗风清峻，有《江泠阁集》传世。“骚赋古诗，宗汉魏而轻梁陈；五七近体，祖初盛而薄中晚。至为文则欲两汉争驰矣。”（笪重光《江泠阁集序》）余江干，即余京。上文“京口三诗人”中已论及，此不赘。冯煦推崇“江上三诗人”的清新自然的质朴诗风，肯定他们偏于崇尚汉魏诗歌的作派，体现了论者有别于沈德潜重格调的诗歌审美观。
　　3、京江三上人：即嘉庆年间京江焦山的三位诗僧。法式善曾经指出：“释巨超（清恒），海宁人，主席焦山。著《借庵集》。有句云：‘峰到尽时偏有阁，竹当深处不知江。’的是焦山诗，王述庵最赏之。与古岩（悟霈）、练塘（慧超）酬和最密，王柳村（王豫）合刻为《京江三上人诗》，洪稚存（洪亮吉）序之。古岩《竹楼》云：‘海气逼人凉似水，不关风雨亦成秋’。《柳枝词》云：‘毕竟不知攀折苦，长条更比去年多’。皆风人吐属，不独无蔬笋气也” （法式善著、张寅彭、强迪艺编校《梧门诗话合校》卷9）。古岩，丹徒人，著有《击竹山房吟草》。悟霈，丹阳人，攻有《旃檀阁诗钞》。这在位焦山诗僧交情厚密，同时又与驻焦山诗征阁选诗论文的王豫、阮元、洪亮吉及顾鹤庆等诗家名流相交深契，集思广益，形成了三诗僧清新自然、灵秀蕴藉的诗歌特色。
　　（二）鲍派：指乾隆时丹徒鲍皋（海门）“一门风雅”及其追慕者。鲍皋著有《海门诗钞》（初集、外集二种），其子子钟著有《论山诗稿》，其妻陈蕊珠、女之兰、之蕙、之芬著有《课选楼合稿》。《晚睛 诗汇》引《诗话》云：“海门称诗江、淮间，时樊榭客扬州。论诗用宋法，而海门一以盛唐诸大家为职志。刘海峰《历朝诗约选》持择甚谨，同时人惟取海门。海门没，为志墓，以为天才鸿丽，极驰鹜之能，不劳部伍，而自中于法度，近代罕有及之者。里人学诗者，陈深壑淙，刘亶英蕙圃，法重正西坪，皆宗海门，自称派别”。［3］陈融《 园诗话》则明确称此派为“鲍派”。［4］鲍派诗歌以盛唐为宗，与厉鹗，杭世俊等宗派相对垒，对镇江清代诗坛影响甚大。
　　（三）浣花诗社：指乾隆七年（1742）丹徒管兆桂（秋岩）与同里张曾、鲍皋、钱为光（旭昭）等十余人结为浣花诗社。此年正逢杜甫诞辰1030周年纪念日，崇杜之旨甚明。诗社成员多为平民诗人，他们身处下层，深受不遇之悲、世艰之苦，多与杜甫精神相合。他们定期聚会，风雨无阻，交流诗作，切磋诗艺，言志述怀，一时称盛。由张曾《杜工部石刻遗像歌》中“千秋遗像杜陵老”、“每岁遨头之会四月十九常相延”句可知，浣花诗社则专门制作了杜甫石刻遗像，并且定在每年四月十九日为诗社纪念杜甫之日，诗社活动是甚为规范而正常的。它的出现，与当时鲍皋为首的宗唐之“鲍派”诗风是颇为呼应而吻合的。法式善尝云：“丹徒管兆桂，字秋岩，少时与鲍海门、张石帆结为诗社，老而不遇。住京师前后五十余年，与符药林、盛青嵝同客梦堂相国第。寻山问水，京、圻名胜，游历殆遍。精岐黄术，王公贵人争罗致之，秋岩实不欲以医名也。《舟中见归雁》句云：‘只为稻梁谋食远，不辞辛苦返家迟’。词旨亦可悲矣。老年亦艰苦，《咏古松》句云：‘顶秃犹存节，心空不改容’。又何壮也。吉渭崖大理深赏之。”［5］管兆桂境遇与诗作之况，在浣花诗社中颇具代表性。总之，浣花诗社是乾隆年间镇江地区以宗杜为旨归的一个现实主义诗歌流派。
　　（四）潘画王题：指乾隆年间丹徒潘恭寿作画、王文治题诗作跋的文人友好合作之佳话。王文治，字禹卿，号梦楼，丹徒人。曾随翰林侍读全魁出使琉球，乾隆二十五年（1760）取一甲三名进士（探花），先后授翰林院编修。擢侍读，充国史馆纂修，出任云南临安知府，后因事于乾隆三十二年（1767）罢免归里。善行书，秀逸飘洒，人谓刘墉专讲魄力，文治专取风神，故有“浓墨宰相，淡墨探花”之称，又有“天下三梁（梁同书、梁国治，梁巘），不及江南一王”之誉。亦工诗，有《王梦楼诗集》。返归故里后，王文治见比他年少11岁的同里潘恭寿虽家贫而苦志学画，遂主动结交忘年之谊。他授潘以书法之道用于绘画，并提供收藏的宋明古画供其临摹。冯金伯《墨香居画识》云：“王梦楼太守自云南解组归里，以书家用笔之道授之，其画日进”。张崟《晴佳阁摘钞》亦云：“又从王梦楼太史游，太史书法
超绝时蹊，莲巢（潘恭寿号）得其中锋侧使之秘，运之于画。”当时的王宸（字子凝，号蓬心）对潘恭寿画艺之提高亦有重要意义。《墨香居画识》称：“娄东王蓬心宸过访梦楼，见其（潘恭寿）画叹异之，因受业焉。授以‘宿雨初收，晓烟未泮’八字真言。复取古迹日夜临仿，画遂大进。”大约从王文治归里始，他即为潘恭寿《山水卷》题诗，从此开始了长达二十八年的“珠联璧合”的“潘画王题”之合作关系。潘恭寿画一经王文治题诗作跋，身价陡增，“有传其片纸如获至宝，”（钱泳《履园丛话•画学》）者。潘恭寿擅长山水，融合明清诸家之长，究心于同邑先贤。米芾、米友仁父子开创的“米氏云水”之画理，终日面对米氏云山的创作母题—本邑南郊的山水形象，既心仪古人，又师法自然，从而形成了他构图简洁、章法别致、用笔苍劲、墨色沈雄的潘氏画风。正如王文治为《五洲烟雨卷》（天津艺术博物馆藏）题跋所云：“米襄阳（芾）尝谓京口诸山纯类三湘奇境，所为墨戏收揽此景居多。五洲为京口穷胜处，莲巢生长于斯，日夕坐领其妙，其临仿敷文殆别有会心，宜其烟云变更出人意表也。”而光绪《丹徒县志》亦云：“莲巢虽由文、沈入手而能兼得香光，小米墨晕，腴妍冷令，观者尘眼俱净。”从王文治与潘慕寿几十年如一日的“书画双壁”的友好合作中，自然呈现出镇江地区民风仁厚，文人相亲的学术品格，对推动地方文化事业的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五）张松顾柳：指乾隆时期丹徒京江画派的开山祖师张崟擅长画松与顾鹤庆擅长画柳的美称。他们学有专攻，擅名画坛，是京江画派的中坚力量。从他们的努力方向与绘画成就中，也给人以许多学术的有益启示。
六）朱方两学人：“朱方”为春秋时镇江古名，代指镇江。“朱方两学人”，即指康乾隆时期丹徒钱为光与张光裕二位著名学者。张光裕，字赞皇，号松存，康熙五十六年（1717）举人，官湖北兴山知县，充乾隆三年（1738）乡试同考官。节俭自励，居官五年囊无积蓄，刚正不阿，触怒上司，遂罢归。筑松存阁，杜门讲学垂30年，从学者数百人。晚年深于程、朱理学，学者称之为“松存先生”。治经著作有《诗疑》、《诗疑补》、《周官考义》、《周礼辑注》、《春秋辑略》五部及《江门诗钞》等，惜均散佚。钱为光，字旭昭，号紫芝。为学以敬为主，待人接物，一本至城。家贫授徒，邑中能文之士，多出其门，如茅元铭、赵沅溪、徐云淙等。曾与鲍皋等人结为浣花诗社。乾隆十三年（1748）进士，官贵州贵定县知县，清贫如故。因事罢归后，仍授徒自给。著《紫芝诗集》，已佚。其诗《京江耆旧集》、《江苏诗征》有少量选录。钱、张二人学问人品俱佳，均以授徒闻名乡里，遂有“朱方两学人”之美誉。
　　（七）袁王蒋赵：即指乾隆时期的浙江钱塘（今杭州市）人袁枚、丹徒人王文治、江西铅山人蒋士铨、阳湖（今武进市）人赵翼。他们皆为进士出身，供职翰林院或编修，皆以诗闻名，王文治与蒋士铨还擅长戏曲创作。袁枚40岁辞官侨居江宁筑随园于小仓山，专以诗书自娱。性豁达，喜山水，尤好宾客，力破封建礼教而招收女弟子30余人。四方之士，投诗者无日不有，负文章盛名几十年，世称随园先生。主张诗歌创作独抒性灵，创性灵说。著有《小仓山房诗文集》。王文治与袁枚多有交谊，二人均为随园女弟子骆绮兰、鲍之蕙的老师，袁枚称王文治之诗“如细筋入骨，高唱凌云”。（钱泳《履园丛话》引）。洪亮吉亦称其诗是“如太常法曲，究系正声”。［6］诗格雄杰宏亮，不愧唐音。王诗多杂禅理，乾隆间自成一家。王文治晚年自订《王梦楼诗集》24卷，古今体诗1800余首，古文大家姚鼎作序评价
说：“王禹卿先生少则以诗称于丹徒，长入京师则称于京师。负气好奇，欲尽取天下异境以成其文。…… 鼎既尽读先生之诗，叹为古今所不易有”。［7］赵翼诗善于创新，长于说理，奇瓷雄丽，妥贴工整，惜议论太多，有沉重板滞之病。著有《瓯北诗集》53卷。蒋士铨诗题材广泛，同情民瘼，但多有说教成分。著有《忠雅堂诗文集》39卷。《清史稿•文苑•赵翼传》：“同时袁枚、蒋士铨与翼齐名”。蒋为江西人，江西古称江右，故有“江右三大家”之称。又因赵、袁为江、浙人，又有“江左三大家”之目。三人又同为乾隆进士，文学活动亦主要在同一时期，故又有“乾隆三大家”之称，就王文治工诗，擅书、精音乐之文艺全才的条件，以及与袁枚诗友深交与继袁枚后于诗坛声华相上下的情况观之，时人又于“江左三大家“中加入王文治，称“袁、王、蒋、赵”为“江左四大家”，名实自是相副者也。
　　（八）诗龛四友：“诗龛”，乃清代著名诗人、诗评家法式善之号（另有“时帆”、“梧门”、“陶庐”等号）。“诗龛四友”，即乾隆时期丹徒鲍之钟（字雅堂）、阳湖（今常州市，洪亮吉（字稚存）、钱塘（今杭州市）吴锡麒 （号榖人），武进赵怀玉（号味辛）四人在京城常相酬唱，又与法式善相交谊，他们诗皆宗唐，风格接近，故法式善称为“诗龛四友”。《江苏诗征》引《润故》云：“户部（鲍之钟）少负隽才，文才秀逸，在都门与洪雅存、吴榖人、赵味辛唱酬契密，法梧门称为诗龛四友”。鲍之钟，号论山，鲍皋（海门）子，乾隆三十四年（1769）进士，官户部郎中。天资聪慧，年少即负才名。诗风秀逸高雅。曾主持贵州、广东两省科考，所拔人才皆一代名隽。著有《论山诗选》15卷。洪亮吉评其诗曰：“鲍郎中之钟诗，如昆仑琵琶，未除旧习。”［8］洪亮吉，号北江，乾隆五十五年（1790）进士，授编修。嘉庆时以直言获罪，遣戍伊犁，不久赦还原籍，改号更生居士，遂寄情山水，专意著述，是著名的经学家、史学家、地理学家、骈文家、诗人。有《洪北江全集》26卷、《春秋左传诂》、《北江诗话》等。诗词文俱工，诗与黄景仁并称，风格奇伟奔放。骈文最负时誉，与孔广森齐名。吴锡麒，字圣征，乾隆四十年（1775）进士，授编修，累迁祭酒，以亲老乞归。著有《有正味斋集》73卷，为人正直，不阿权贵。能诗词及曲。于浙中诗派，继朱彝尊、厉鹗之后为圭臬。骈文最有名，与邵齐焘、洪亮吉、刘星炜、袁枚、孙星衍、孔广森、曾燠并称八家。诗与严遂成，厉鹗、袁枚、钱载、王又曾合称“浙西六家”，为浙派之后劲。词为浙派。陈廷焯评曰：“榖人著作，以雅正为宗。论者讥其有过炼之弊，转伤真气。独倚声炼字炼句，归于纯雅，亦间有疏朗处，以畅其机，尽美矣，又尽善矣”。［9］赵怀玉，字亿孙，清高宗四十五年（1780）再次南巡时召试赐举人，授内阁中书，出为青州海防同知，署登州， 兖州知府，以父丧归，遂不复出。力主通州石港、关中，爱山书院讲席。诗与同里孙星衍、洪亮吉齐名。洪亮吉评其诗“如鲍家骢马，骨瘦步工”。［10］著有《亦有生斋集》。诗龛四友以诗会友，酬唱切磋，求同存异，各具风采，是乾隆年间诗坛之一道美丽风景。
　　（九）松溪五友：指乾隆年间丹徒鲍文逵与同里张铉、张崟、茅元辂、郭坤以诗文结交者，时称“松溪五友”。据鲍鼎《张夕庵先生年谱》载，“松溪五友”结社之日为乾隆五十五年（1790）鲍文逵三十岁之时，并作有《松溪五友图》。［11］王文治《王梦楼诗集》所载《松溪五友图诗一首并记》对“五友”姿态逐一描写后交代“松溪”命名之意云：“松云复沓，密若无天，山石高寒，人迹难至。前有清溪一道，挟飞瀑激流，淙淙疑有声，竟不知人世间何处有此境也又名之曰‘松溪’，亦意之所适而寄焉尔。五友者皆工诗，好游览，足之所届，辄能形诸吟咏，此图殆画中有诗云。”可知“松溪”之命名，是“五友”们游览胜景时对景生情的诗意所发，不难见出他们诗情才华之出众也。王文治又慨然回忆起当年与“五友”之前辈鲍海门（皋）等人游览之情景，“良用怃然，爰系以诗：‘江上曾经载酒游，渔童樵父识风流；百年一觉松涛梦，山翠犹含曩日秋’”。［12］缅怀之情溢于言表。由“松溪五友”与王文治诗记可知，镇江文人得自然山水之胜景，多有登览赏心之习，其诗其画亦多为描写家乡自然山水之作。此真乃得江山之助也。鲍文逵，号野云，少孤贫，由母亲授其四书五经。嘉庆六年（1801）拔贡，九年顺天经魁，累官武英殿校录、山东海阳知县。京江七子之一。性修洁，举止谨严。作诗受族祖父鲍皋父子影响，诗笔清秀，王豫以“吟诗思飘然，月落梅花村”诗句形容之，甚洽诗境。著有《野云诗钞》12卷。张铉，号舸斋，以优贡授理问，工诗画，名著京江。善写生，笔意萧散。为鲍皋二婿，鲍之蕙丈夫，著有《饮绿山堂诗集》16卷。张崟（见前）。茅元辂，字翊衢，号三峰，与兄元铭幼年读书，互为砥砺。乾隆五十三年（1788）举人，授翰林。元铭仕宦于外二十余年，元辂则居家事亲，绝意仕进。性好游，往往放迹山水，兴尽乃返。家有园亭，每逢佳日天气，即招友宴之，名流题咏，遂而成册。语恢谐，善曲喻，乡人有纠纷为难之事质之，一语辄解。工诗，兼通声曲。尤工联语，易箦时尝自挽一联云：“何事尚关心？最难抛满架图书，一庭花木；而今方撒手，好去寻未游山水，远近亲朋。”其志趣爱好胸次旷超可知。著有《有香草堂诗集》8卷。郭坤，字厚庵，嘉庆六年（1801）举人，官内阁中书。少工诗，两淮盐运使曾燠于扬州师范题襟馆。延致四方名士，坤亦与焉。虚心向学，诗艺日进。在京师，法式善、吴锡麒、张问陶诸先生引为知已，时相唱和，其诗近体直造中、晚，古体出入苏、陆。著有《种蕉馆诗集》6卷。“松溪五友”乃鲍皋等“京口三诗人”之后卓有成效的宗唐派诗人，对镇江诗坛影响颇大。
（十）京江七子：清中叶乾嘉时期的镇江文坛，其创作之彬彬盛况，是令人兴奋而值得记忆的。其诗人之多，流派之众，成果之丰，已臻空前之地步。已见上罗列者，以诗称道者如：鲍皋之“京口三诗人”，王豫之“京口三诗人”，鲍皋为道的“鲍派”，王文治参与的“袁王蒋赵”江古四大家，鲍之钟参与的“诗龛诗友”，管兆桂的“浣花莲社”，钱为光与张光裕的“朱方两学人”，鲍文逵的“松溪五友”等；以画闻名者，有以张崟为首的京江画派，擅画松柳的“张松顾柳”等。可谓诗画并茂，春色满园。就诗家个体而言，丹徒有鲍皋及其妻、子、女各擅胜场的“一门风雅”，此外有王文治、程梦湘、茅元辂、张铉、严学淦、张崇兰、宋佳树、杨试昕等；丹阳有于震、贺梦龙、眭朝栋、魏晋锡、厉青照、吉士英、束南薰、吉钟秀等；金坛有史震林、于敏中、史孝翼、蔡泳、于贻和、于煊等；溧阳有任端书、彭虎文、宋孝淳等，真乃遍地开花，气象万千。然而，更值得一提的是，镇江诗坛于此一时期出现了“京江七子”之诗派，以及影响到道、咸、同、光年间的两个同名诗派。这三个“京江七子”，为便于区分，兹按照周伯义纂辑《京江后七子诗钞》之名，将前面两个“京江七子”分别命名为“京江前七子”、“京江中七子”。它们则清中叶之乾嘉时期一直延续到晚清之同、光时期，几乎涉及有清一代，时间跨度之长，影响之大，堪称与明代前后七子遥相呼应的一个诗歌接力流派。
　　1、京江前七子：这是乾嘉时期首次以七子名目出现的丹徒诗派。京江七子一的张学仁在其晚年编定的《京江七子诗钞》“序”中对“京江七子”之名、切磋诗艺之谊、及编集之况作过深情的叙述，其云：“甲寅春，朴庄招地山馆其家，柳村复常来论诗，遂邀野云、弢庵、鹤山暨予结课赋诗，七子之名自兹始。吴门石远梅来订交，请序于王西庄光禄为梓，京江七子诗名益著”。京江七子诞生之初，便得到了著名史学家、经学家、诗人王鸣盛的厚爱与推荐，其所作《京江七子诗钞》原序云：“嗟乎，风雅一脉断而复续，诸子年正少，其继文愨所刻七子而兴起者，不将在是集乎？予愧非其人也”。充分肯定了京江七子之兴在镇江诗坛承续诗脉、重振雄风的重要之桥梁作用。张学仁“序”中又讲到七子切磋诗艺的感人情形，云：“尝忆花月之交，朴庄携酒于黄鹤招隐山中，分题角胜，达旦不倦。每一篇出，诸子辄互攻其短，不作一标榜语，至立身行已之大，尤正色力争，不肯依违其间。”除了七子交往酬唱外，本邑其他诗人也与之往来，“盖其时同游者若冯右宜、李东岩、戴廉石、姚静山、杨时庵辈，未尝不相与往来。而有约必集，有集必作诗，惟七子为最密。”这些都是七子年轻时聚合作诗的情况。后来七子中有些人离乡他往，科举入仕，七子星散，友人们只能在书札中“念少年时豪谈纵饮，山水友朋之乐无时不萦梦寐，而踪迹睽隔，山川阻深，欲求如昔时一日之聚，邀不可得”。直到十余年之后，在外七子部分成员渐次回归故里。此时，他们“官成名立，诗学亦日进”，于是七子诗会又重新热闹起来。他们“暇辄呼朋置酒，如少年结课赋诗时，每届岁暮，诸子皆归里。每日命一题，撚须苦吟，至除夕夜方散。故集中会课诗，癸酉、甲戌间为最盛”。他们作诗是极其认真的，感情是深厚的，真正是一个增进才艺、加深友谊的诗人团体。诗七子相继去世，只剩下老病致残的弢庵与作者张学仁自己，于是重新编定《京口七子诗钞》的任务便自然落到了张学仁身上。［13］正如张学仁在“序”中所说：“吾于此亦将老矣，今岁长夏寂居少欢，爰取各家全集，同家弟孝叔潜心删订，每家各得诗若干首，缀以小序，仍名曰《京江七子诗钞》以付梓人。庶他日读是集者，知我辈扬扢风雅亦极一时之盛。所惜诸子九原不作，莫与商榷，纂录已毕，不禁老泪涔涔也。悲夫。”［14］由张学仁所作之“序”，我们大致了解了京江前七子的形成、活动、结集等情况。他们以诗会友，“少同处，长同游，道义相切劘，学问相启益”。是真正意义上的诗学派别。
　　京江前七子中的王豫、顾鹤庆、张学仁（此三人又有“京口三诗人”之目），鲍文逵四位已见前文介绍。兹就其他三位略述之。应让，原名谦，字地山，号退庵，府学生，少有宏志，常以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自励。历游制府督学幕数十年。天资高旷，文如万斛泉涌。诗情悲壮雄放，寄托遥深。工书法。道光二年（1822）举贤良方正，时馆于扬州，未及举荐而猝然谢世，著有《澹雅山堂诗钞》1卷。吴朴，字朴庄。生性爱诗，吟咏不迭。尝聘应让馆于家教习子弟，王豫、钱之鼎常来其家商量诗学。后又邀鲍文逵、顾鹤庆、张学仁结为京江七子诗社，他是诗社的发起人之一。中年因病而率，是七子中第一个离世者。著有《帘波阁诗钞》1卷。钱之鼎，字伯调，号鹤山，年十五即以诗赋成名，补子弟员。坐馆于江北邵伯埭，文友相交，学问日进。嘉庆十五年（1810）中举，赴京都馆郑亲王邸，多交名公巨卿，诗力浑厚。其诗宗太白，豪放华丽，有“天仙”“艳才”之誉，所谓“清迥如秋月，华美如春葩，而缥缈宕逸又如仙云之过太虚”是也。王鸣盛在《京江七子诗钞》原序中称其“鹤山之诗磊落英发，与才士驰聘坛坫间，予友（即钱之鼎父钱为光）可谓有子矣”。［15］工书画，擅倚声，其论词颇有新见，曰：“生香真色，定推南唐、北宋：斤斤仿姜、张、周、史，苟无其幽思静致，如雕檀古佛，或少生趣”。著有《三山草堂诗》1卷，《三山草堂赋钞》1卷，《双花阁词钞》1卷（包括《绣笙》、《酒边人语》两种）。
2、京江中七子：即嘉道、年间丹徒的七位诗人。不知何因，他们未能像京江前、后七子那样有七人的汇刊诗集留传下来。丹徒周伯义所纂辑《京江后七子诗钞》序尝析其原因云：“前、中、后当都为一集，第中七子诗或自藏不出，或出而未刻，或已刻经乱板失，均莫能猝辑。”［16］不过，中七子虽未有合集见存，但各自均有诗集传世，从中仍可见其基本创作情况。兹就中七子逐一略述之。
　　杨铸：字子坚，号石瓢。布衣诗人。性喜游历山水，所至必作。尤爱焦山之幽静，常往山中，与定慧寺主持清恒定交诗友。曾于扬州曾燠幕府参与选订《淮海英灵集》、《正声集》。诗才横溢，于京口诗坛别树一帜。著有《自春堂诗集》12卷。张学仲，字孝叔，号秋榭，学仁弟。廪贡生。秉性古直。诗重气骨，擅长咏史之作。书风遒逸。著有《鸡肋集诗钞》1卷。张崇兰，字漪谷，晚号悔庐。诸生。姿性颖特，十岁能文。注重根抵之学，经训诗词，诸子百家，皆精究其奥。谨正和蔼，乐善好施；诱人学问，不论亲疏。远近学者从游者众。晚年勤修宋史，未毕而卒。著有《悔庐全集》。张世清，字注伯，号易庵。诸生。少时即有诗名，为王豫选入《群雅集》中。屡试不中，以设馆授徒自给。作诗不尚雕琢，多真情实感之作。著有《诵芬轩烬余草》5卷、《补遗》1卷。朱士龙，字月樵，诸生。工诗，宗法韩愈、苏轼。擅医，亦兼治经学。著有《 蠹余集》2卷。施峻，字子欣，号信天翁、云樵。布衣。性孝友。中年就馆山左。工诗，至老吟咏不衰，多凄婉之音。著有《云樵诗剩》1卷。赵元益，字小坡，诸生。生平负奇气，激昂千古，驰聘风雅。其诗长言短节，可歌可泣。著有《深柳读书堂诗钞》5卷。
　　3、京江后七子：此乃同光时期丹徒殿军诗坛的一个诗派。《京江后七子诗钞》由周伯义编定。其纂辑情况与《京江七子诗钞》相仿佛，而其艰难似又过之。在七子，或病或亡或老、或远在他乡，且又在编纂者本身丧妻、事杂、年老的凄困之境中，周伯义毅然独力承担起诗集的编订重任。如此践约重情、传扬诗道的精神委实是难能可贵的。对于周伯义将自己诗集附于《诗钞》之末的做法，他有一个情辞恳切的说明：“至于拙集，本无可存，特一生心血，不忍弃之，亦附于后。乃爱吾者颇以二刘为一家误，阑入义，若视为寄槎（张学仁号）先生之于前七子焉，则义岂敢？”［17］所述情理俱在。消除了时人的误会。编者若谷之虚怀，甚为感人。
　　京江后七子简况：杨履泰，字子安，号耕心老人。道光二十年（1840）举人，少禀家学，多得族伯杨铸名家指授。情豪性恬，屡试不第，即设馆授徒。博雅通达，列后七子之首，著有《杨孝廉诗钞》1卷。刘炳勋，字伯纯，号雩农。同治初举孝廉方正，性敦厚，工诗。刘
炳奎，字稼门，诸生。炳勋弟。光绪间举孝廉方正。刘炳勋、刘炳奎兄弟著有《二征君诗钞》
2卷。张正廉，字孟能，一字梦椤。学仲长子。恩贡生。屡试不售，以授徒为生。工诗，诗格静细深稳，别具特色。著有《张明经诗钞》1卷。解为干，字铁如，欲称“老铁”、“铁公”，自号蓝野山人，性逸淡利，爱莳花木。家贫，善徒步出游，饥则索食于人，多不为怪。著有《解布衣诗钞》1卷。夏铭，字于盘，号剑门，经历过室毁父丧、流离迁徙的苦难人生，然不废吟咏。其诗静细婉蓄，五律最爱韦、孟、王、柳，七律最爱大历十才子，颇具唐人面貌。著有《夏剑门诗钞》1卷。严允升，字云阶，同治九年（1870）举人。幼承家学，博识通达。避兵江北，从游者甚众。工诗，五古真挚，七古排奡，近体典雅细腻。著有《严孝廉诗钞》1卷。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周伯义本人虽只是将自己诗集附于《京江后七子诗钞》之末，但他先前多与后七子交游酬唱（实际上，诗人们交往活动，并非仅此七人。），列其为七子之一，也无大碍，出于自谦，周伯义遂屈已附后焉。对此，我们权且称其为“编外七子”吧。既有诗集传世，亦为便于研究后七子，故亦简介周伯义于下。周伯义，字子如，号焦东野叟，丹徒人。岁贡生，候选教谕。幼从张学仲（中七子之一）学。纵览百家，嗜金石，工篆隶铁笔，诗、古文辞尤工，著有《焦东阁诗　　存》1卷。
　　上述贯穿于乾嘉至同光时期的镇江诗坛的京江前、中、后三七子，他们主要集中于丹徒境内，大多为布衣、诸生，极少数有科名仕历（晚年亦都回归故里），故基本上是一群布衣诗人。他们与中国文学史上的明代前后七子复古主义思潮一脉相承，崇尚汉唐；而在本朝则又直接受主张“格调说”的沈德潜所亲近而称誉的鲍皋等“京口三诗人”以及“鲍派”、“莲花诗社”，王豫等“京口三诗人”、“松溪五友”等宗唐风气的一路熏染，同时又受袁枚、蒋士铨、赵翼等性灵说、才气说的影响，形成了他们宗唐为主而博取众长的诗歌精神。总的来说，“京江三七子”的诗歌多具唐诗的神韵与风貌，他们是清代镇江诗坛的主流。七子中多才多艺者不少，如应让、鲍文逵诗、书兼工，顾鹤庆、钱之鼎又诗、画同美，从而使诗呈现出丰富的韵味与色质。而前七子的王豫、张学仁等又是注重乡邦文献的优秀编选家，为阐扬乡邦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京江三七子”诗取材范围甚广，大凡国运民瘼、生老病死、凭悼缅怀、思亲念友、怀才不遇、咏史怀古、天灾人祸、送别赠答，论诗题画、自然山水、闲情逸志、男女相思，诸如此类，只要所见、所感、所思、所想，一任见之于诗。“此二十一人皆能得‘三百’遗意而能自达者”［18］大约是镇江滨江之城市山林、山水俱佳的优美自然环境的因素，京江七子们（包括其他诗人）都有大量描写家乡自然山水的诗歌。从某种意义讲，他们的作品，就是一部镇江山水歌吟集。这就难怪王鸣盛为京江前七子《京江七子诗钞》所作原序要发出如此叹赏了，他说：“予大父秉铎京江，予年尚幼，未得登山览古。后宦迹四方，虽屡经其地，亦忽忽不暇游，为之瞻顾徘徊、苍茫叹思而已。今阅七子诗，知其性情
胸亦厚幸矣哉！”［19］从王鸣盛读诗如见山水佳境的愉悦感觉中，正可见出京江七子多写自然山水的鲜明特色与非凡魅力。解斐青《〈重刻京江后七子诗〉序》亦云：“吾邑擅江山之胜，扬风 雅，代有传人。”［20］要之，“京江三七子”在清代镇江诗坛的作用与意义，以及在整个清代“宗唐”、“宗宋”诗歌流派斗争中的研究价值都是不可忽略而有待深入挖掘的一方诗歌资源。
　　（十一）丹徒二马：即指近代丹徒的马相伯、马建忠兄弟与清初溧阳的马世杰、马世俊兄弟。马相伯，著名教育家、爱国人士。幼年入塾，十一岁赴上海就读法国人所办之教会学校。1870年得神学博士学位，授职神甫，为耶稣会教士。1881年任驻日使馆参赞，后任神户领事。1903年创办复旦大学并任校长。后到北京大学任代理校长。历任政治会议和约法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等职。“九•一八”事变后因要求“御侮自救”，被尊为“爱国老人”，寿长至百岁而卒。著有《马相伯先生文集、续编、新编》等。马建忠，相伯胞弟，著名语言学家，外交家。幼笃志好学，博通经史。光绪二年1876）以郎中为随员，赴法留学，获博士学位。归国后，入李鸿章幕僚，曾被派往南洋与英人议论鸦片专售事宜。多次赴朝鲜参与其国同美国、英国、法国议约，又派往朝鲜平息内乱。精通英、法及希腊文、拉丁古文。著有我国第一部较系统而全面的语法著作《马氏文通》，还有《适可斋记言》4卷，《纪行》6卷。马世杰，字万长，顺治八年（1651）岁贡。因患耳病而淡于仕途。授徒著书，赋诗饮酒，遨游山林，与弟世俊以文学闻名于江南，时称“二马”。著有《欿斋集》（已佚）。马世俊，一字甸臣，别号匡庵，崇祯九年（1636）与同县芮长恤等结为十三子社。清顺治十八年（1661）一甲一名进士。康熙三年（1664）由修撰升侍续，充会试同考官。博涉经史，精理性之学。工诗，尤擅书画，时有“二右”之誉（即书法如右军王羲之，绘画如右丞王维）。著有《匡庵文集》12卷、《诗前集》6卷、《京稿诗集》6卷及《古其风留人眼》、《齐人记》杂剧等。
（十二）京口三子：即清未民初闻名大江南北的丹徒人丁传靖、叶玉、森与吴庠。丁传靖已见上简介。叶玉森，字荭渔，号梦 庵主，中泠亭长，五凤楼主。祖籍满族旗人，乾隆间脱籍定居镇江。宣统元年（1909）优贡。入江阴南菁书院肄业。后自费去日本明治大学学法律，入兴中会。归国后，先后任苏州高等法院检察庭庭长，滁县、当涂县长等职，并加入南社，与柳亚子相友善。晚年任上海交通银行秘书。天资颖悟，诗文，书画，篆刻，乃至数学、音乐等无所不通，尤其于甲骨文研究最为精深，多有创获。著有《左传评选》、《铁云藏龟拾遗》等经史著作近十种；《中泠诗草》、《戊午春词》等诗词曲近十种。吴痒，字眉孙，号寒竽、竽公。为优贡。曾于北京做过梁士诒的秘书，后入交通银行任职。为南社成员。沦陷期避地香港，不久返沪，解放后为上海文史馆馆员。与同乡柳诒徵友善。他后期以填词为主，其词“豪迈而不失之伧，沉骏而不失于放”。著有《寒竽阁词》。京口三子都是才华横溢的诗人。当时文坛耆宿名流如缪荃孙、樊增祥、陈宝箴、朱祖谋、张骞，以及同乡前辈李恩绶、赵光荣等都深为嘉许，刮目相看。他们是清代镇江文坛的殿军人物，文学天空最后一抹美丽的晚霞。
（十三）家族联姻：丹徒鲍皋家族与柳诒徵家族、鲍皋家族与张 崟 家族、金坛段玉裁家族与浙江龚自珍家族等都是著名的联姻家族。他们或联姻于本地，或联姻于外藉，皆有利于家族文化与文学的交融、吸收与发展。
以上就镇江清代人物并称、诗派社团、家族联姻等基本情况作了初步之窥探，以见出镇江文化氏族文化与文学发展的生态关系。由此可见，清代镇江文化氏族文化与文学发展之盛，与其丰富多采的人文景观是分不开的。所以说，社会人文背景，委实是清代镇江文化氏族文化与文学发展必不可少的重要的外部文化环境。这是毋庸置疑的。
参考文献：
［1］王豫《群雅集》卷38，嘉庆十二年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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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钱仲联主编《清诗纪事》（八册）第4884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
［5］法式善著、张寅彭、强迪艺编校《梧门诗话合校》卷11第340-341页，凤凰出版社，2005。
［6］洪亮吉《北江诗话》卷1第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7］姚鼐《王梦楼诗集•序》，民国五年石印本。
［8］洪亮吉《北江诗话》卷1第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9］陈廷焯著、屈兴国校注《白雨斋词话足本校注》（下），《词坛丛话》86条第839页，齐鲁书社，1983。
［10］洗亮吉《北江诗话》卷1第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3。
［11］鲍鼎《张夕庵先生年谱》，民国十五年丹徒鲍氏手写印本。
［12］王文治《王梦楼诗集》卷21《小止观斋三集》，民国五年同文图书馆石印本。
［13］由张学仁《京江七子诗钞》“序”所云：“所梓京江七子诗皆少作，当取各家近日诗选录成集，庶不负昔日盛举”之况，以及王鸣盛与鲍之钟所作之“序”在张学仁所编定的《京江七子诗钞》中标以“原序”字样，此“原序”则为“京江七子诗皆少作”的初版本而作。可见，《京江七子诗钞》曾有两个版本，即“少年本”与“张学仁选定本”。前者已佚，后者今存。
［14］张学仁《京江七子诗钞》“序”，戊午孟夏之月重刊。
［15］王鸣盛《京江七子诗钞》原序，戊午孟夏之月重刊。
［16］周伯义《京江后七子诗钞》序，壬申孟夏刻本。
［17］同上。
［18］同上。
［19］王鸣盛《〈京江七子诗钞〉原序》，戊午孟夏之月重刊。
［20］解斐青《〈重刻京江后七子诗〉序》，壬申孟夏刻本。
                     
附记：笪远毅先生精审拙文，纠偏补缺，获益良多，并赐“江上三诗人”之有关资料，甚获我心，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