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选》中反映的民族文化心理 文选》赋体作品管窥之一
孙润祥

　　萧统《文选》收录作品的标准是“综辑辞采”、“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文选《序》）这是人们所熟知的。而它对作品的分类排列，则反映着编者一定的思想倾向，折射着我们民族深层的文化心理，这在赋体部分表现得最为明显。本文仅对此作一简略分析。

一

　　战国后期，楚国伟大诗人屈原采用江汉流域兴起的一种新诗体，创作出《离骚》、《天问》、《九歌》、《九章》等一系列光辉篇章。西汉前期，淮南王刘安和伟大史学家司马迁都极为推崇赞美他和他的作品。后来刘向将以屈原为主兼及宋玉景差乃至汉人的一些作品编辑为《楚辞》，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继《诗经》以后的第二部诗歌总集。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是现存最早的《楚辞》注本。
　　与萧统同时代的刘勰在杰出的文学理论批评著作《文心雕龙》中也极为推崇屈原作品，他把“变乎骚”与“本乎道”、“师乎圣”、 “体乎经”、“酌乎纬”一起视为“文之枢纽”（见《序志》）。他高度评价《楚辞》，“体慢于三代，而风雅于战国，乃《雅》、《颂》之博徒，而词赋之英杰也”（《辨骚》）。它对赋体的形成与发展有直接的影响，“及灵均唱《骚》，始广声貌。然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讨其源流，信兴楚而盛汉矣”（《诠赋》）。它对后世创作的影响力远远超过汉赋作家，“若能凭轼以倚《雅》《颂》，悬辔以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真，玩华而不坠其实，则顾盼可以驱辞力，欬唾可以穷文致，亦不复乞灵于长卿，假宠于子渊矣”。（《 辨骚》）。
　　然而在《文选》中，骚体作品却排列在赋体与诗体之后，这无论从时代顺序看还是从作品的思想艺术水平看都是难以解释的，只有从民族文化心理分析才能找到合适的答案。
　　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历史悠久的国家。长期以来，各个朝代之间以及各个朝代内部都重视传统的继承连续，都讲究世代相传的合法性，这就形成了所谓正统观念。不符合这种正统继承合法性的就被认为是亻替  窃或偏安。至迟在战国时期，五帝三王之说就已流行。经过司马迁和班固在各自历史著作中整合，秦汉王朝成为周的当然传承者。而后三国鼎立，经过西晋短暂统一，又出现南北对峙局面，居于江左的汉族政权都非常强调自己王朝的正统合法性。萧统在《文选序》中写道；“自姬汉以来，眇焉悠邈，时更七代，数逾千祀。”李周翰注：“七代，谓周至梁也。”高步瀛《李善文选注义疏》引熊景星曰：“七代，周秦汉魏晋宋齐也。”可见尽管东晋南迁，宋齐梁政权仍然把自己当作中国历史文化的正统继承者。
　　七代当中，周和汉时间长，国势强盛，历史影响巨大，所以多为人们称道。丘迟《与陈伯之书》中称汉族政权建立的国家为“姬汉旧邦”。萧统在《七契》中也周汉对举，“大汉愧得人之盛，有周惭以宁之美”。不过西周到春秋中叶的诗歌以及其它文献经过孔子编订，被后世尊奉为经典。东周即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诸作都不属《文选》收录范围。而汉代到魏晋宋齐的文学样式主要是赋和诗，它们数量从多，并且反映了正统王朝的社会现实和时代面貌，因而也就成为《文选》的主体。
　　至于屈原的作品，萧统在《文选序》中指出：“又楚人屈原，含忠履及，君匪从流，臣进逆耳，深思远虑，遂放湘南。耿介之意既伤，一郁之怀靡愬；临渊有怀沙之志，吟泽有憔悴之容。骚人之文，自兹而作”。在给予积极肯定评价的同时，又暗含着它带有地域性和批判性的特点。它没有正面表现作为历史主干的王朝，所以只是作为骚体安置在赋体和诗体之后。这样编排正是一种强调历史正统的民族文化心理在隐蔽地起着作用。
  二

　　就赋体作品考察，西汉时期，司马相如是人们公认的最杰出作家。枚臯“自言赋不如相如”（《汉书、枚乘传》）。杨雄“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汉书、杨雄传》）。他高度赞美，“长卿赋不似从人间来，其神化所至耶！”（见《西京杂记》）。他的评价是，“如孔氏之门人用赋也，则贾谊登堂，相如入室矣”（《法言、吾子》）。
　　萧统《文选》中，赋体居于首位，但司马相如最享盛名的《子虚赋》、《上林赋》却排在班固张衡左思杨雄潘岳等人的作品之后。（注）这主要是选编者出自对内容的考虑，是同特定的民族文化心理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中国是大陆型国家，商周时期管辖的地域就相当辽阔。人们追求和向往的是在贤明君王统治下实现“六合同风、九州共贯”（《汉书、王吉传》）的大一统局面。这种观念随着秦汉中央集权帝国的建立而进一步加强。《文选》赋体十五类中前四类为京都、郊祀、耕藉、畋猎，都是突出君王活动，借以展现统一国家的强大昌盛面貌，正是这种大一统观念的反映。
　　京都是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最足以反映一个国家的社会生活全貌。班固和张衡在《两都赋》和《两京赋》中写了周汉以来长期作为国家都城的长安和洛阳的地理形势、历史沿革、城市布局、郊畿情况以及宫殿台馆，园囿池沼等皇家建筑景观；写了社会上富豪游侠、商贾辩士等人物风采和街市中角角氐百戏、幻术、杂技等纷繁游乐景象；写了皇帝觐明堂、菹辟雍、观灵台，祭祀天地、躬耕藉田，廷见群臣、朝会藩国、狩猎讲武、巡游敬老等多项活动和采取的一系列弃本反末、背伪归真等措施，内容极其丰富。
　　此外，作者还把当代皇帝的业绩同历代圣君的事迹联系起来，以显示东汉王朝继承悠久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具有无可置辩的正统合法地位。“且夫建武之元，天地革命，四海之内，更造夫妇，肇有父子，君臣初建，人伦寔始，斯乃伏牺氏之所以基德也；分舟土，立市朝，作舟舆，造器械，斯乃轩辕氏之所以开帝功也；龚行天罚，应天顺人，斯乃汤武之所以昭王业也；迁都改邑，有殷宗中兴之则焉；即土之中，有周成隆平之制写；不阶尺土，一人之炳，同符乎高祖；克已复礼，以奉终始，允恭乎孝文；宪章稽古，封岱勒成，仪炳乎世宗。案六经而校德，眇古昔而论功，仁圣之事既该，而帝王之道备矣。”（班固《东都赋》）作者还借赞美明君表现了理想中自然与社会和谐发展的美好境界，“夫君人者……方其用财取物，常畏生类之殄也；赋政任役，常畏人力之尽也；取之以道用之以时。山无槎木卉，畋不麋胎。草木蕃庑，鸟兽阜滋。民忘其劳，乐输其财，洪恩素蓄，民心固结。执谊顾主，夫怀贞节……若此故王也可乐焉”（张衡《东京赋》）。两位作者还都突出了汉王朝在四周少数民族中的无上权威，“目中夏而布德，瞰四裔而抗稜。西盈河源，东澹海溽，北动幽崖，南耀朱垠。殊方别区……奔走而来宾，遂绥哀牢，开永昌，春王三朝，会同汉京”（班固《东都赋》）；“惠风广被，泽洎幽荒，北燮丁会，南谐越裳，西包大秦，东过乐浪。重舌之人九译，佥稽首而来王”（张衡《东京赋》）。两人作品对汉王朝的颂扬视野非常广阔。
　　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二赋，铺叙了楚齐诸侯国特别是汉天子山林园囿的富赡繁美，表现了君王大规模狩猎的盛况，描绘形象生动，气势雄健奔放，跃动着强大西汉王朝特有的奋发昂扬的时代精神，这是其他作家的作品都不具备的，因而受到人们的普遍赞赏。赋中还包含着诸侯不能逾越礼制，天子应当戒奢归俭等思想也都有利于巩固大一统的国家。但它毕竟只反映了帝王活动的一个侧面，并且全赋劝百讽一，作品着意刻划的狩猎活动同所要表达的主旨不完统一，前者后来只是被作为否定性的内容处理。就完整地反映强大汉帝国繁荣昌盛面貌，从而为后代王朝树立理想的范本看，班张两人的作品无疑更具有代表性，因而排列在司马相如作品之前并位居全书之首，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三

　　左思的《三都赋》连类而而及排在班张作品之后。杨雄是汉代后期著名作家，他的《甘泉赋》写的是皇帝祭祀天地，这对认为受命于天并自称为天子的君主来讲，自然意义重大，排列在司马相如作品之前也不难理解。潘岳是西晋作家，名气远不及司马相如，他的《藉田赋》之所以排列在《子虚》，《上林》两赋以前，明显反映出农耕民族极为重视农业生产的心理。
　　中国上古时代人们凭借体力用木制农具耕种土地，生产水平低下，加上严重水旱灾的威胁，农业生产只能采用以家族为单位的大规模集体协作方式。在这种生产生活方式基础上，很早就形成了具有高度权威的中央政权。作为这种政权最高代表的天子，为了巩固统治也就必须重视农业　生产，其重要的表现方式之一就是藉田。
　　藉田，就是天子象征性地亲自耕种农田。《礼记、月令、孟春》：“乃择元辰，天子亲载耒耜措之于参保介之御间，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躬耕帝藉。天子三推，王公五推，卿诸侯九推。”它的大意是：每年正月，选择吉利时日，天子在自己乘坐的车上装载耒耜，放在穿着甲衣站在车右的武士和车夫之间，带领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亲自耕种属于天子的藉田。天子扶着耒耜来回三次，王公来回五次，卿、诸侯来回九次。
　　至于藉田的作用，《诗经、周颂、载芟序》；“载芟，春藉田而祈社稷也”孔颖达疏引应劭曰：“圣王制法为此藉田者，万民之业，以农为本；五礼之事，唯祭为大。以天子之贵，亲执耒耜所以劝农业也；祭之所奉，必用已力，所以敬明神也。”也就是说，天子藉田活动的目的在于推动百姓更加重视农业生产和更加敬重神明。
　　随着铁制农具的出现和牛耕技术的运用，农民个体耕作和迁徙垦荒能力提高，越来越多的家庭脱离协作组织成为独立耕作的个体农户。但是中央集权国家的职能进一步加强，天子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至尊地位设有改变，他们仍然非常重视藉田。《汉书、文帝纪》：“（二年）春正月丁亥，诏曰：‘夫农，天下之本也，其开藉田，朕亲率耕，以给宗庙粢盛。’”同周代相比，借藉田来推动农业生产的企图是相同的，祭祀对象则发生变化。由祈求土神谷神改为供奉祖先，就君王讲来，是显示皇权地位的提高；对百姓讲来，则曲折地反映出农业从集体协作转为个体家庭经营在观念上引起的变化。
　　潘岳的《藉田赋》是为赞颂晋武帝在泰始四年（286）耕藉田于洛水之北而写的。其中富有特色的并不是对皇帝藉田活动的铺叙，而是生动地描写了群众围观时的热烈场面：“于斯时也，居靡都鄙，民无华裔，长幼杂沓以交集，士女颁斌而咸戾，被褐振裾，垂髫总发，蹑踵侧肩，掎裳连袂，黄尘为之四合兮，阳光为之潜翳，动容发音而观者，莫不忭舞乎康衢，讴吟乎圣世。”他们从皇帝藉田活动中受到鼓舞，更加积极投入农业生产：“情欣乐于昏作兮，虑尽力乎树艺；靡谁督而常勤兮，莫之课而自厉；躬先农以说使兮，岂严刑而猛制之哉！”这种群众场面和心理的描写，尽管充满溢美之词，但在其它赋中还是很少见的。
　　《藉田赋》还多角度地申述农业生产的重要性。它先从反面指出忽视农业生产必然导致王朝复灭，“夫九土之宜弗任，四人之务不一。野有菜蔬之色，朝靡代耕之秩，无储蓄以虞灾，徒望岁以自必，三季（指夏桀、商纣、周幽王）之衰，皆此物也。”再从正面赞颂帝王的藉田活动，既能通过祭祀祖先推行孝道，实现家庭安定；又能促进农业生产，使百姓生活富足，稳固社会秩序。“故躬稼以供粢盛，所以致孝也；劝穑以足百姓，所以固本也。能本而孝，盛德大业至矣哉：此一役也，而二美具焉，不亦远乎！不亦重乎！”
　　充分强调农业生产的重要性，高度赞美君主藉田的表率作用，《藉田赋》的这些内容对于封建国家无疑十分重要，因而受到编者重视，得以排列在司马相如作品之前。
四

　　强调王朝继承的正统性，颂扬大一统的国家，推崇君主权威，重视农业生产，表现这些大陆型农耕民族心理的作品之所以在中地位非常突出，同当时历史环境有着密切关联，尤其不能忽视的是梁武帝的巨大影响。
　　梁武帝撰有《历代赋》十卷，无疑为《文选》赋体作品的收录编排提供坚实的基础，不过该书久佚，无法探寻二者之间的具体联系。仅就梁武帝的政治活动看，他虽然后期佞佛，但总体上还是非常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与发扬的。他即位不久，天监四年（505）正月，即下诏设置五经博土各一人，“广开馆宇，招内后进”。这些博士“各主一馆，馆有数百生，给其饩廪，其射策通明者即除为吏。期年之间，怀经负笈者云会”（《通钅监   》卷146）。天监九年三月，他“幸国子学，亲临讲肆”，并下诏：“皇太子及王侯之子，年在从师者，可令入学”（《梁书•武帝纪中》）。他在位期间，几乎每两年就要到南郊举行一次祭天活动。他多次亲耕藉田，并且写有《藉田诗》。这些活动对中原士大夫产生的巨大吸引力，使北方鲜卑族首领惶恐不安，北齐高祖高欢就极为恼怒地指出：“江东复有一吴儿老翁衍者，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北齐书、杜弼传》）萧统身为皇太子，很早就参与处理政务，生活在南北对峙的时代氛围中，受着梁武帝的直接影响，在《文选》的分类编排中，突出民族文化心理内涵深厚、表现鲜明的作品，就是自然的事了。


注：近人王友怀、魏玉瑞主编的《昭明文选注析》、《三秦出版社2000年版》，其中所收的作品即从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开始。前面的作品之所以舍去，根据《出版说明》，应属于“文采和影响较逊的篇章”，但它们在《文选》中却具有明显突出的位置，道理何在呢？本文似乎可以为这个问题提供一种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