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 是 非 非 话 海 龄
孙洪军

　　【提　要】　海龄是鸦片战争时期镇江保卫战的主要指挥者之一，他作战勇敢，以身殉国，是反抗外敌入侵的民族英雄。海龄又屠杀群众，得罪官绅商民，受到多方责难。对海龄矛盾性评价的根源在于其阶级与民族的时代局限性。
　　【关键词】　海龄　镇江保卫战　评价　爱国将领

　　在评价鸦片战争时期的众多历史人物时，海龄无疑是最富争议的人物之一。“前人论及贬多褒少，甚至贬而不褒……今人评价亦褒贬参半，且几乎众口一词地将镇江城失守的责任推给他个人。”［1］97诸位学者均持之有据，言之有理；诸文读来颇受启发，同时又有未中肯綮之感、有意犹未尽之叹。故试论海龄之功过，探究造成之原因，以期抛砖引玉，将对海龄的评价推进到更加公允之境地。
　　一、海龄历史功绩述评
　　海龄：满洲人，1841年1月调任京口副都统，次年7月殉难，在任一年半时间。其间，他反对妥协，积极备战，英勇抗敌，最后以身殉国，成为反抗英国侵略的民族英雄。
　　1. 反对议和　主张抵抗
　　1841年9月定海再次失守，江浙形势吃紧；海龄主张坚决抵抗，他请求“将沿海通商码头，暂时封闭”。 ［2］3036海龄预感到英军会沿长江西犯，威胁京口安全，因而呼吁在圌山以下捆扎木排，拦江布设，阻滞英舰溯江而上。可惜主持江苏防务的两江总督牛鉴和江苏巡抚梁章钜不以为然，拒绝采纳海龄的建议。
　　英军攻占上海后，两江总督牛鉴逃离宝山返回江宁，一路严令沿江州县不准开炮，并劝谕地方以银米犒劳英军。途经镇江时，他召集富户商讨捐银12万两以赎镇城，遭到海龄的坚决抵制，“执滞不与一议和事。”［3］第3册第53页海龄义正词严地表示：如果英舰来犯，“立即提军出击”。由于海龄的反对，也由于富户不肯出资，未能凑齐银钱数目，导致赎城未果。可见，海龄属抵抗派当无异议。
　　2. 团结部属　积极备战
　　镇江城东30里的圌山临江耸立，位置险要。海龄上任之初即亲临圌山检查防务，命令圌山炮台各炮位实弹射击，训练技术，壮大声势。定海再次失守后，海龄再次巡视焦山以下沿江防务。圌山要隘只有官兵八十余名、炮12门、势单力薄、难胜重任。经海龄多次呼吁，地方当局才增加官兵50名以加强圌山防务。“当时镇江地方官吏对备战则持观望消极态度”。［1］98 “署常镇道台张琴，久住扬州，收纳税课，于地方一切事宜并未筹画”，常镇地区及沿江以下区域性防务属于常镇兵备道的职责范围，海龄不能超越职权多加干预，因而他上奏说：“奴才无地方之责，又无经费，碍难办理。”［4］第35卷第17页尽管如此，他仍在自己职权范围内积极筹备。驻防旗兵欠薪日久，军心不稳，士气低落。海龄于旗库备借款内预支旗营官兵半年薪俸，官兵深为感动，士气大振。此举违反清朝成制，被两江总督牛鉴奏参，海龄受到“降二级留任” 的处分。［2］3036
　　战前，清政府调山东青州驻防旗兵四百人由协领多连率领来京口增援，驻守城东焦山对岸象山炮台及东码头。6月，英舰溯江而上，镇江受到严重威胁，海龄命令镇江城门晚开早闭，防止间谍混入，以防泄漏城防信息。7月15日英舰抵达焦山江面，海龄下令关闭城门，实行戒严，并搜捕汉奸，处决了13名；他“令城中居民门（们，引者注）置水瓮砖石为巷战计”。［3］第3册第79页面对英军的进攻，积极准备迎战。
　　3. 英勇顽强　沉着指挥
　　象山之战　7月15日英舰抵达焦山江面，镇江保卫战正式开始。焦山对岸象山码头守军在佐领果星阿带领下开炮轰击，毙伤英军多人。象山战斗打响后，海龄登上北门城楼指挥清军加固城防，并派协领武忠阿带兵援助象山守军。在汉奸引导下，一队英军驾驶小船强行登岸，“我兵各持刀矛，自上压下，刺击落水者多名”，［4］第55卷第1页将敌击退。
　　十三门之战　 7月20日，英舰进入金山与焦山之间的江面，列阵待攻。21日，英军由正面江岸登陆进犯北门并占领北固山，在山上排列大炮，轰击石正门，架设云梯蜂拥而上。形势万分紧急。“海龄急命满洲兵登鼓楼岗，尽力防战。”［3］第6册第228页守卫城楼的清军与登城之敌展开血战，“奋勇格杀，至血积刀柄，滑不可握，犹大呼杀贼”［5］44约10时许北门陷落。正午时西城门也陷落，英军突入城内，短兵相接的城市巷战开始了。
　　城内巷战　英军突入城内后，海龄组织清军在万寿宫、高桥、范公桥、小校场等地节节抵抗，殊死搏斗，阻击英军攻势。据齐慎奏报：“副都统海龄督率旗兵堵击，身受重伤，旗兵伤亡不少。”［4］第55卷第30页在保卫旗营的战斗中，海龄慷慨激昂地鼓励官兵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据英人记载：“满族都统向他们大声疾呼地发表演说，鼓励他们再作一次努力去挽回今天的命运，叫他们宁愿做一个英勇的战士战死疆场，不愿在可憎的野蛮的侵略者面前苟延残喘，最后他向全体愿意保持军旗光荣的满族战士号召说‘宁可自杀，决不投降’。”［1］100在海龄的鼓舞下，满族士兵个个奋勇搏杀，不甘落后，表现出大无畏的英雄主义气概，许多人为国壮烈捐躯。当最后时刻到来的时候，海龄决心以死殉国。
　　4. 为国捐躯　保持气节
　　海龄劝妻趁乱逃生时，妻子表示：如其被英人所捕受到侮辱，“不如自死于城中”以保持贞节，他劝海龄：“君但督士卒，至死勿弃城”。［3］第6册第228页海龄起身再战，“满洲兵四五十人冲入敌中，殊死战，多杀敌兵”。［3］第6册第228页终因寡不敌众，旗营被英军攻破，海龄在都统衙门内自缢身亡。
　　22日城破，“兵备道、镇江府、丹徒县，及城内各官皆逃走”，［6］102而海龄并没有放弃职守，逃亡保命，而是战至最后，壮烈殉国。那些贪生怕死、临战脱逃的亡命之徒，编造谣言，诋毁海龄，为自己的可耻行径寻找借口，提供掩护。较之他们，海龄忠于职守，在忠君爱国方面做得更为出色。革命导师恩格斯对海龄壮烈殉国作了描述：“主将看到大势已去，就焚烧了自己的房屋，投火自尽。”［7］106虽是据实描述，其赞扬之意不言而喻。
　　二、海龄遭受指责辨析
　　海龄是武人，不善官场逢迎，性格愚憨刚毅；加之在军事指挥上确有值得商榷之处，因而难免受到各方责难。海龄的这些缺点“在其京口副都统任上亦有所表现，并招致了地方文武及士绅的不满与非议。”［1］97
　　1. 指挥失误　贻误战机
　　镇江为军事要地，时人称：“镇居江宁下游，枕北固山，运河绕其右，守以重兵，实有险可握。”［8］117镇江战役之初，海龄檄调青州兵四百人驻防镇江城东东码头。象山失守后，英军进抵城北江面，镇江府城直接处在英军的攻击正面，城内仅有旗兵千余，绿营兵六百，根本不敷调度，作为守城主将，海龄“又不知预备守具，与团练民间丁壮协守”。［8］117正因如此，有人批评海龄没有城防的概念，“凡木石、油炭、火器守城之具，一切不备。又不团练居民乡民助守，城中仅防兵千余，与绿营兵六百，寥落如晨星。”［3］第6册第131页也有学者指责海龄“对自己统辖范围最后一块地毫不戒备，丝毫说明不了其具有抗英爱国行动。”［6］101以上失误，如果让海龄承担全部责任，显然有失公允，我们具体剖析如下：
　　关于兵力不敷调度的指责　道光二十一年十月己未，牛鉴在给道光的奏折中表示：“统计大江各要隘口岸，原续派驻弁兵，均已敷足，兼有节次招募乡勇，协同防御，似可毋庸再行添拨。”［4］第39卷第29页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己巳，江宁将军德珠布奏请调拨西安旗兵一千人前来协助防守京口，道光在上谕中说：德珠布“所请调西安旗兵一千名，程途辽远，恐缓不济急。即使调齐，而以一千兵丁，分隘防守，亦觉单弱，无济于事。”［4］第51卷第26页
　　牛鉴的乐观表态与德珠布的请援被拒，使镇江增加防兵的可能微乎其微，故当镇江保卫战爆发时，兵力不敷调动，出现“以之守城，则无兵御敌；以之应敌，则无兵守城”［4］第54卷第4页的尴尬局面。由上可见，其责任主要在道光帝和牛鉴，海龄即使对此负有责任，也不应承担主要责任。
　　关于调青州兵回镇城的批评　学者多把海龄将象山东码头之四百青州兵调入城内，失去外围屏障，造成镇城被围的被动局面归之于海龄，这是论者的主观臆断，不符合当时的客观时势。六月初十日，风大潮长，江面宽阔，清军火炮射程很近，不能给敌人以杀伤；但是，我军“所有护炮土墩，半被逆夷击伤，守台甲兵，难以蔽身，奴才海龄因将旗营官兵，调入城内，添布四门，昼夜严加防守。”［4］第55卷第2页可见，继续让青州兵坚守东码头与象山阵地已经失去阻击英军的作用，且处境十分危险，因而撤出阵地调回镇江加强城防是合情合理的军事布署，对此进行指责没有道理。
　　关于镇江城防不固的责难　早在道光二十一年九月辛酉，海龄在给道光帝的奏折中说，镇江府城城墙年久失修，镇江官绅商民捐款集资整修，自道光十八年九月开工，历经三年，不但原先倒塌的地段没有完全修好，已经整修的地段又被雨水冲塌两段。英夷侵犯疆界，“城郭不完，难资防守。奴才曾经嘱令地方赶紧修葺，至今并未修整。奴才身受重寄，悚惕尤深，昼夜焦思，实难措置。仰恳皇上敕下江省督抚，预为筹备船只，拦江堵截，并催令赶紧修整镇郡城垣，庶不致临时缓不济急。”［4］第35卷第18页可见镇江城防不完备的问题主要不是海龄不准备，而是道光帝与地方官不够重视使然。
　　2. 屠掠百姓　激起民愤
　　保家卫国是军人的职责，保家卫国实质上是保卫广大人民的生命与财产安全。但是，海龄在履行“忠君卫国”职责时却忽视了其职责的另一面“拥政爱民”。据记载，英军入城之前，海龄“下令禁富户出徙，犯者杀。兵缘是夺行人财物。虚传城中藏有奸细，沿户搜索，稍有可疑者即受诛戮，城内人人惕叹。”［8］117而《清史稿》记载：“当城破时，海龄禁居民不得出”，［9］11531还有人批评海龄在城内大加搜刮，甚至将地方财政攫取为己……军民皆饥，无力于战，内乱不止”，［6］101海龄的行径激起镇江人民的愤怒和反抗，“城中扰乱，几成火坑，百姓惟叹夷之不破也。”［3］第3册第217页
　　在中英民族矛盾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背景下，能否团结满汉、发动民众合力抗英就成为先进爱国者与落后爱国者的分水岭，海龄无疑属于后者。清朝统治阶级“害怕外国人会支持一大部分中国人在中国被鞑靼人征服以后大约最初半个世纪里所怀抱的不满情绪”，［10］119对中国人民采取高压手段，甚至屠戮。海龄以肃清汉奸为名，固守民族偏见，血腥屠杀镇江市民，“不仅淫杀、滥杀一般市民，就连汉人上层也不能幸免。”［6］101甚至指责丹徒知县钱燕桂是汉奸，海龄的滥杀与禁止难民迁徙出城，“造成极大地恐怖和混乱”。［11］14因此，镇江失守，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对此也有值得辩驳的地方。
　　关于过早戒严问题　海龄过早关闭城门实行戒严，使镇江绅民生命财产遭受损失，是海龄长期以来受到严厉指责的重要原因之一。其实，这与事实有较大出入。据时人记载，“自五月初旬，邑中富户已有迁去外方者，副都统海琳令其迁也”。英军进入长江后，镇江局势陡然紧张，海龄严拿汉奸，造成人心惊慌，“而举动如此，致居民无不慌惧迁徙。”六月初二日，英军舰船进入福山口后，“至是迁者益众”。可见，在海龄宣布镇江戒严之前，已经有部分居民迁出镇江了。镇江的混乱与动荡受到总督牛鉴的批评后，海龄才开始采取严厉措施，出示晓谕，让“尔民无得摇惑迁徙”。［3］第3册第75页
　　由此可见，镇江百姓在战前是有时间、有机会逃离府城，躲避战乱的。作为防守镇江的将领，无论何时闭城戒严，都会妨碍部分百姓的逃离行动，都会受到各方批评与责难。
　　关于查拿汉奸问题　镇江保卫战中确实存在汉奸助敌为虐的情况。道光二十二年六月癸巳，齐慎、海龄联衔奏报六月初八日象山码头之战时，即说：“该夷勾结汉奸，驶驾三板小船，豫伏岸侧，闻火轮船上炮声震天，舍命抢上江岸”，成为夷人的帮凶。［4］第55卷第1页齐慎奏报说，六月十四日英军进攻镇江城，“该逆夷已于各路口排列大炮，并伏汉奸，到处烧房截杀，房屋多已燃烧。”［4］第55卷第31页这说明镇江保卫战中确实存在汉奸问题。当然，在严防汉奸方面，海龄有过急的行为，八月己酉，耆英在奏折中说，海龄“将拿获形迹可疑之十三人，概予骈诛，办理殊属草率失当” ［4］第60卷第28页同日上谕说：海龄“拿获奸细，办理草率。［4］第60卷第29页这说明清朝中央也承认海龄在肃奸方面有过火行为。
　　对此，有学者认为：战争是残酷的，“从战争的要求看这些措施无可非议。”［1］99镇江保卫战中确有汉奸助纣为虐，这从反面证明海龄实行戒严、查拿汉奸的必要性。在大敌当前的特殊时期，为了安定社会秩序、防范汉奸而采取的非常措施，“即使做得有些过火，近于庸人自扰，也不能一笔抹杀他的抗战决心与杀敌勇气。”［12］60
　　3. 放弃职守　狼狈退却
　　论者认为在英军攻城时，海龄也犯了严重的错误。据时人记载，22日镇江北门被英军攻破，海龄“遂趋南门作得胜状，大呼速追，冀出南门求脱，以泥塞门不得启，遽易小轿走小校场，不知所终。”可见，在敌我短兵相接进行巷战的关键时刻，海龄放弃职守、狼狈逃跑，而且还受到普通旗人的责难：“当都统海琳走南门时，城上一旗人呼海琳曰：‘大人受国家厚恩，不得尔也’，苦劝其督兵巷战，拼一死以报国。都统若为弗闻也者，而过之。”［3］第3册第81页据姚薇元考证，城破之后，协领多连所统领的青州旗兵四百人，奋勇抗敌，“惟以海龄所领城防旗兵，不战先逃，影响士气，终致溃败”。［11］14
　　海龄在巷战中的表现，因当时并没有留下可信的记载，后人于此所知甚少。对于海龄在巷战中放弃指挥责任，狼狈逃跑的描述，一是当时对海龄有深深成见的镇江士人，一为近人的考证，其真实性值得商榷。
　　三、海龄犯错的关键原因
　　1. 忠君卫国与拥政保民关系的割裂
　　封建时代，百姓是帝王的子民。文武百官代表皇帝管理人民：文官牧民，忠君爱国勤政爱民是其基本的职业操守；武将卫国，忠君卫国拥政保民是其应该具有的职业道德。从海龄的作为来看，他做到了忠君卫国的基本要求，正因如此，海龄死后，清政府授予他骑都尉兼一云骑尉世职，谥号“昭节”，入祀昭忠祠。虽然对其死有种种传闻，在查明事实真相后，道光帝仍认为海龄“大节无亏，仍照都统例赐恤”。［9］11531
　　封建时代，帝王是地主阶级的总代表。在反侵略战争中，由于地主阶级与广大农民阶级的利益并不完全一致，有时甚至根本对立，这就决定了军事将领在履行忠君卫国与拥政保民职责时，有时并不完全一致。这一点表现在海龄身上非常明显。由于当时的社会环境与海龄的政治素质等众多因素的影响，海龄在忠君卫国的同时，并未能很好地做到拥政保民。具体表现在：（一）作为驻军主将，海龄并没有很好地与地方政府建立融洽的关系。地方官主抚，海龄主战，“战前凡策计诸事需地方共力多不得要领，以致‘日争暇隙’，领导班子不团结，使海龄独臂难支”。［1］101两江总督牛鉴建议镇江官绅集资12万两白银作为“赎城费”交给英军，使镇江免遭兵燹，因海龄反对，加之两家富户不肯出资未能凑足数目，赎城未果。（二）作为镇江保卫战的指挥者，海龄也没有很好地保护镇江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镇江保卫战之前，清军屡战屡败，英军势如破竹。在此背景下，海龄应有先见之明：以区区千余人，是不能守住镇江城的，既然如此，就应该提前主动疏散民众，以减少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但是，海龄并没有采取积极措施导民出城，反而禁止镇江绅民外迁，这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莽撞蛮横之举。在城破之时，居民逃亡出城以保身家性命，海龄仍然“禁居民不得出”，使镇江居民遭受无谓牺牲，这是海龄受到严厉批判的重要原因之一。
　　2. 满汉一体思想的违背
　　清朝是满洲贵族执政、汉族地主参政的封建王朝。清初在“首崇满洲”指导思想下形成的满汉两族在行政管理、选官任官、刑罚婚姻等方面的区别造成了事实上的“满汉畛域”。［13］62尽管历代皇帝宣扬消除满汉畛域、实行满汉一体的政策，但是，终清一代，满汉民族矛盾始终存在，有时甚至还有激化的趋势，汉族民间反清复明的斗争不绝如缕。在镇江保卫战中，满汉隔阂也是显而易见的，史载：“该处旗民杂处，颇多睚眦小忿”。［4］第61卷第9页
　　防守镇江的清军有六千人，与登陆参战的英军大体相当，但清军属于不同的指挥系统：从民族划分，有满洲旗兵、蒙古旗兵、汉军绿营兵；从所属省籍看，有江苏兵、山东兵、湖北兵、江西兵、浙江兵，这种各统所属、条块分割的指挥方式不能形成统一的指挥系统，不能形成一个战斗整体，无法发挥最大战斗力。副都统海龄负有守城之责；但是，作为正二品的武官，他的官衔低于从一品的湖北提督齐慎和从一品的浙江提督、参赞大臣刘允孝，他无权调动和指挥齐、刘二人所属部队。最关键的是，“旗汉之间存在着根深蒂固的民族偏见”，［1］101海龄的举动，自然隐含着民族偏见的影子。
　　镇江之战中始终存在旗汉居民之间的矛盾、驻防旗兵与地方官员之间的矛盾、驻军与客军之间的矛盾，虽然这些矛盾根源在于清政府的腐朽统治与民族歧视政策，但是，海龄对这些矛盾的发展负有一定责任。同样，与海龄有矛盾的镇江汉族地方官员如常镇道周顼等在敌我进行殊死搏杀的关键时刻“弃城走，事后诘海龄妄杀良民”，因而造谣中伤海龄“为众所戕”，事情查明后，清政府“治顼罪如律”，［9］11531作为守土有责的地方官，没有与城共存亡而丢下满城百姓自己狼狈逃跑，周顼被杀自是罪有应得，同时也隐含着杀周顼为海龄泄愤的一种淡淡的满汉矛盾的影子在里面。海龄以满仇汉的错误行径削弱了抵抗力量，对镇江城市防守产生不利影响，故时人慨叹说：“镇城之破碎，非夷人破碎之，镇人自破碎也”。［3］第3册第46页
　　3. 战术运用的失误
　　镇江之战中，海龄在战术运用上不够灵活机动：“不知堵截鹅鼻嘴，并亦不敢出城接仗，惟令副将孝顺式、参将陈庆祥、游击李澄塞断江口小巷，以为闭城坚守之计。”［3］第3册第217页
　　综上所述，海龄没有处理好军政关系，没有协调好清军各部关系，没有处理好军民关系；在战术与策略运用上犯有诸多失误。站在历史新的起点，生活在和平时期的人们，回望一个半世纪前镇江保卫战中的海龄，他的成败荣辱启发我们：正确处理好民族关系、军政关系、军民关系，对于取得反侵略战争的胜利是多么的重要。
　　当然，在满洲贵族实行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清代，由于阶级压迫与民族压迫的存在，军人履行“忠君卫国”与“拥政保民”职责时并不完全一致，这是因为封建君主、满洲贵族、汉族地主与广大人民的利益并不一致，有时甚至根本对立，这也是各方对海龄的评价充满矛盾的关键所在。充满着阶级对立与民族歧视的大清王朝早已寿终正寝，伴随着历史的云烟渐行渐远；消灭了阶级对立与实现了民族团结的今天，战争爆发的危险并未完全消除，军人履行保家卫国与拥政保民职责时，可能不会出现海龄那样的尴尬，因为在今天，共产党、人民政府、各族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是，需要强调的是：正确处理好民族关系、军政关系、军民关系仍是我们在未来战争中能够战胜敌人的一个重要法宝。

　　古人云：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要坚持两点论与重点论相结合的原则，要看主流、看大方向。对于海龄，由于历史的局限、阶级的局限，他在指挥策略上有失误、在搜捕汉奸问题上犯了扩大化的错误、在战役的关键时刻意志不够坚决，但是，我们“不能一笔抹杀他的抗战决心与杀敌勇气”，城破之日举火自焚捐躯殉国的“熊熊烈火映红了他的耿耿丹心。”［12］60可以说，忠君卫国是他的信念，英勇作战是他的行动，为国捐躯是他的归宿，政府褒扬是对他的评价，他“抵御外侮的反侵略壮举以及为国献身的浩然正气也是我们伟大民族爱国主义长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1］98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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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为江苏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