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凤子与蔡元培三段交往经历及其影响的研究
蒋纯利

　　【提　要】　吕凤子与蔡元培有着深厚的友情，一生接触交往多次。其中有三段交往颇为重要。其先后为1918年秋至1920年秋北京的经历，蔡元培时任北大校长，而吕凤子任教于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第二次是1927年南京，蔡元培时任大学院院长，聘教于国立中央大学的吕凤子为大学院画学研究员；第三次是1936年，蔡元培为吕凤子《追摹母像》题字。三段交往无疑对吕凤子的成长和发展有着深刻而重大的影响。
　　【关键词】　吕凤子　蔡元培　画学研究员

　　吕凤子先生一生从事教育事业和艺术创作，他的教育事业为国家培养了众多的杰出人才，他的绘画和书法成就也为后世留下宝贵的艺术遗产。他之所以能成为一代大家，与他接受大量古今中外文化有着重要的关联，同时一生中接触的众多文化名人也深深影响着他的思想和艺术。其中有晚清名流李瑞清、佛学大家杨仁山、欧阳渐，以及著名学者蔡元培先生等。可以肯定地说，吕凤子先生极力倡导“美育”教育，在一定程度上传承着蔡元培美育思想的衣钵，并在他几十年办学历程中得到广泛而成功的实践，取得了令人惊羡的成就。
　　吕凤子与蔡元培有着深厚的友情，一生接触交往多次。本人在研究的过程中，对其中三段交往颇有感触。其先后为1918年北京的经历，蔡元培时任北大校长，而吕凤子任教于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第二次是1927年南京，蔡元培时任大学院院长，吕凤子任教于国立中央大学，被蔡元培聘为大学院画学研究员；第三次是1936年，蔡元培与佛学大师欧阳渐（竟无）为吕凤子绘画作品题字。三段密切的交往，足见蔡元培对吕凤子的深厚友情，也可想见蔡元培对吕凤子的器重、关爱。
　　一、吕凤子与蔡元培的三段交往经历
　　1.任教于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时与蔡元培的交往
　　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后，积极倡导“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 ［《蔡元培选集（下集）——自写年谱》浙江教育出版社1993年11月1版P1414］ 的教育思想，采用德法国家的教育思想改革旧的教育体制和理念；他不仅聘请各类学术精英来校任教，积极组织各种研究学会和相应的学术活动，还带头开设各类新式课程，传播西方学术思潮，鼓励学术研究等，以此来推行他的科学、民主思想。由于他的行为使得北大一时人才荟萃，各种学术竞相传播。这种学术民主的实行，使五四时期的北大成为新文化、新思想传播的中心。
　　1918年（民国七年）秋，当时在扬州江苏省立第五师范学校任教的吕凤子（时33岁），被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图画科聘为科主任、教授，同时被聘任图画科的教师还有陈师曾、萧俊贤等。［姜丹书《我国五十年来艺术教育史料之一页》（P30）］ 作为一位年轻的美术教师，在两年左右的时间里，吕凤子经历了新文化运动的浸淫和“五四”爱国运动热情的影响，如饥似渴学习新知识，广泛地结交朋友。最重要的就是“与蔡元培交往，深受蔡的器重”。［朱学文、郑继棠《吕凤子年表》（《吕凤子纪念文集》P241，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 这对吕凤子来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时间段。在他任教北京的两年多时间里，蔡元培先后至少到北京女高师演讲了三次，1919年11月17日的《国文之将来》演说，11月30日出席北京女高师李超追悼会上的演说，12月8日应邀至女高师做《义务与权利》的演讲。这些使吕凤子有机会直接得到蔡先生的教导。有文章说，吕凤子还参加了蔡元培组织的北大画法研究会。虽然目前“北大画法研究会”的各类研究中没有吕凤子参与的史实，但当时有许多的北大学生和校外人士参加了画法研究会的各类活动，而北大的画法研究会主要活动的时间基本在这一期间，作为求知若渴的吕凤子也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而蔡元培的好友李大钊亦在北京女高师任教，与吕凤子朝夕相处，使得吕凤子深受李大钊的影响。正是这段时间，使吕凤子的世界观发生了较大的转变，也使他的艺术思想逐步完善、成熟。可以说，吕凤子的进步与蔡元培的影响是密不可分的。
　　2.在南京中央大学任教职时与蔡元培的交往
　　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6月13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105次会议议决，组织中华民国大学院。特聘蔡元培为该院院长。10月1日，正式就任大学院院长一职。” ［王世儒《蔡元培先生年谱（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5月　P480］ 蔡元培先生就任大学院院长后，十分重视艺术教育，他在《全国教育会议开会词》上说：“当大学院成起之初，鄙人对于教育方针，曾经提出三点，认为今后亟须努力进行者：一、提倡科学教育，一方面从事科学上高深之研究，一方面推广民众的科学训练，俾科学方法得为国内一般社会所运用；二、养成全国人民劳动的习惯，使劳心者亦出其力以分工农之劳，而劳力者亦可减少工作时间，而得研求学识机会，人人皆须致力于生产事业，人人皆得领略优美的文化；三、提起全国人民对于艺术的兴趣，以养成高尚、纯洁、舍己为群之思想。简言之，使教育科学化、劳动化、艺术化。”（沈善洪《蔡元培选集》上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2年9月版p641）为了推行他的教育主张，一方面积极组建艺术高等教育，开设专业培养人才，另一方面加强学术研究，在理论上引领艺术教育的发展。
　　于是蔡元培在“国立中央大学教育学院设‘艺术教育专修科’，下设西画、国画、工艺、音乐四组。经蔡元培推荐，李毅士任国立中央大学教育学院艺术科西画主任教授；吕凤子任图画组主任教授，受聘为画学研究员；工艺组主任为吴溉亭。”［尹文《两江师范图画手工科与国立中央大学师范学院艺术学系年表》（《艺术学界》P84）］蔡元培于1928年聘请43岁的吕凤子为大学院画学研究员这一行为，就是通过加强艺术教育、艺术理论的学术研究工作，来实施他的“学术、教育并重”的理想目的。吕凤子作为大学院所聘的画学研究员，有着专门从事绘画艺术学科的研究工作。蔡元培的这一选择，一方面可以看出才先生对吕凤子的熟悉和了解，没有一定深度的交往和友情，蔡元培不会轻易地选择他去承担这样一个学术性要求很高的岗位；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蔡元培在多年的交往过程中，清楚地认识到吕凤子艺术成就已经达到国内领先的地位，在学术研究上也具备了一流的水平。也只有这样，蔡先生才可能将一个引领艺术学科的国家层面任务交给他。足见其二人的情义和了解。
　　3.蔡元培为吕凤子所作《追摹母像》题字
　　1936年5月30日，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七十高龄的蔡元培与佛学大师欧阳渐（竟无）为吕凤子所作《追摹母像》题字。欧阳渐（竟无）题：“吕母李夫人遗像，欧阳渐敬题”。蔡元培题：“病夫之国，众疾方滋，惟有哲人，百乐兼施；教泽覃敷，释典深究，医宗革新，家风恪守；分工并进，子孝孙慈，睦渊任恤，众人熙熙；暂息尘劳，常留范式，善继善逑，庶以救国。中华民国廿五年五月卅日，蔡元培敬题。”［《吕凤子画鉴》吕去疾主编，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4］
　　从蔡元培精心创制的四言古体诗句题跋中，我们可以看到蔡元培对吕母的赞美之词，并非随意编撰，而是据实陈述，64个字的赞词，将吕母的功绩从哲人的高度、从救国的层度、从范式的角度，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从中我们也能看到蔡元培非常熟知吕凤子家中众多家属的生活、工作经历，并将其中有从事教书育人的、有从事佛教研究的、有从事医生治病的等等，一一点过。如此这些，我们清楚地看到蔡先生与吕凤子交往的密切程度，从中也看到蔡先生对吕凤子及其家人的尊敬和推崇。
　　二、蔡元培对吕凤子的影响
　　之所以讨论这三段吕凤子与蔡元培的交往，在我看来，它们有着三种不同的意义，体现了蔡元培对吕凤子的三层影响力。通过三段交往的分析可以寻找出吕蔡之间的关联度，准确把握吕凤子成长发展过程中的脉络，厘清吕凤子思想、艺术的发展轨迹。
　　1.北京期间受蔡元培所具有的新文化运动、西方文化和“美育”思想的影响
　　蔡元培执掌北大期间，不仅改造了北京大学,使其成为焕然一新的中国最高学府，也通过个人的引领使新潮流新思想在校中应运而生,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摇篮和中心,而且对整个中国的政治、思想和文化领域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和震撼。其大学教育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教育独立；选科制度”思想等,为北大师生思想与学术的发展、人格的培养提供了广阔、多元的精神资源与自由、宽松的人文环境,在中国开了学术自由的新风气。蔡元培“兼容并包”的办学思想,是他受到中西方文化的影响产生的,也是他遵循西方的思想自由和学术民主原则的一个典范。同时，他的“兼容并包”的办学思想,和他一贯反对专己守残,注重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和主动精神的主张密不可分。封建的文化专制主义,造成学生抱残守缺、主观盲从、守一排他的狭隘学风。他认为必须打破这数千年来专制主义在文化领域中的反映，因此他坚决主张在大学教育中要注意启发和引导学生发挥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养成科学地钻研学问的态度。
　　这些思潮和主张，在北大得到了较好的施行，也深深地影响着吕凤子任教的北京女高师，学生自治以及社团活动也开展起来,“仅1918 年3 月至1919 年3 月, 就先后组织发起了学生自治会、文艺研究会、数理研究会、博物研究会、幼稚教育研究会、英语研究会、图书研究会、体育研究会、音乐会、辩论会、哲学教育研究会, 等等。其中文艺研究会是女高师著名的学生社团组织, 成员一度多达37 人。产生了蜚声文坛的庐隐、冯沅君、苏雪林、石评梅、陆晶清等五四女作家。”［何玲华《蔡元培与北京女高师》（《高校理论战线》2007年9期P55］吕凤子作为一名思想开放，追求科学真理的进步青年教师，自然也会投身在新文化运动的热潮中。从他自己投身五四运动、鼓励青年学生上街示威的行为，可以看出他受蔡元培反对专制、主张自由民主的新文化运动影响，也显示出他对蔡先生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等教育主张的积极支持。也正是受到蔡元培思想的熏陶，吕凤子在一生的办学和教育事业中，都在积极实施蔡先生的教育思想，不管在他的正则学校、主持上海美专日常教学期间，还是在省六中（在镇江）和中央大学期间，或是在四川璧山期间的国立艺专和正则艺专办学中，都可以看到各类研究会、自治会等团体的身影，体察到他所倡导的思想自由和学术民主的氛围，在学生中都表现出广阔、多元的精神资源与自由、宽松的人文环境。
　　这一期间，吕凤子还受到蔡元培科学思想的影响，大量地从西方哲学理论中寻找出路。他不仅与蔡元培密切接触，参加北大画法研究会活动，亲聆蔡先生的教导，同时自己阅读了大量西方经典著作，使他的思想发生了较大转变。这些，通过对比他在1915年的演讲《美育与美术制作》和1919年7月发表在上海美专《美术》上的《图画教法》，可以看到他在《美育与美术制作》中，“已能熟练无误地运用佛学唯识中观的思辨方法，在表达自己的艺术思想和美术教育理想时，即有较为完备的体系，并为日后的艺术思想、教育思想的完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周永健《会当澡雪来，于焉证冲寂——<吕凤子文集>序》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年1月］这只是表达出他个人在传统儒家思想的基础上，融入了释家思想，使之能够更加深刻地理解社会，丰富个人的思想。而在《图画教法》中，由于北京这段时间的生活，在蔡先生的影响下，对西方哲学和艺术理论的学习与应用，完成了他在科学思想和艺术哲学上的提升。这使得他“不但学涉西画，而且对达尔文的“天演说”，康德的哲学，斯宾塞的“自然教训说”、“进化论美学”，邦加尔典的“始创美学”以及英国伦理学派、心理派美学，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均有较为深入的研究。” ［周永健《会当澡雪来，于焉证冲寂——<吕凤子文集>序》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年1月］这些为他日后的美学思想体系的建立、美育理论及其艺术实践的不断完善，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2.南京期间受聘大学院画学研究员所体现出的蔡元培对吕凤子的肯定和鞭策
　　早在1918年的时候，蔡元培就在《北京大学月刊》的发刊词上，清楚地阐述了他的大学办学理念：“所谓大学者，非仅为多数学生按时授课，造成一毕业生之资格而已也，实以是为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研究也者，非徒输入欧化，而必于欧化之中为更进之发明；非徒保存国粹，而必以科学方法，揭国粹之真相。”（沈善洪《蔡元培选集》上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2年9月版p528）在担任大学院院长后，他开始着手寻求各学科领衔人物，并使其在相应学科形成引领作用。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蔡元培的选择不能不说是一个慎重而严格的决定。作为我国唯一获聘大学院“画学研究员”的画家、美术教师，这决不是一种偶然，应该说这是对吕凤子个人学识和绘画能力的一种充分肯定。同时也不能否认这其中有蔡元培对吕凤子的信任，体现出他们之间交情的深厚。
　　作为我国第一批受过美术高等教育的人才，不仅自己长期办有一定规模的私立学校，为地方成功培育了许多优秀学子，且又有着丰富的艺术教育和管理经历，历经数所省立师范美术教师、国立北京女高师图画科主任、上海美专教务长、省立镇江中学校长以及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科主任教授等，不仅在艺术创作有了一定成就和影响力，在学术造诣上已具有了较为成熟的思想。这些就是蔡元培最为看重和赏识的。尤其是吕凤子的学术研究上的成就，仅他的《图画教法》一篇，就今天的学者感叹“吕凤子令人信服的才智表现了他对儒、释、道三家义理的本质理解，复化融于自己对教育的体认，因而对艺术教育的教旨有游刃恢恢的剖析。文中还广涉博引，尤多西方哲学和艺术理论的引证、辨析，足见吕凤子广阔的视野和深厚的学识。”［周永健《会当澡雪来，于焉证冲寂——<吕凤子文集>序》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年1月］
　　吕凤子在这一时段里，创作了大量的优秀作品，还撰写发表了一批研究成果。在绘画创作上先后有《凤先生人物画册》（由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黄宾虹题词作序）和《宋人词意工笔仕女画》（为张乃燕作八幅）等作品；在学术研究上还兼任私立金陵大学教授及东方艺术研究所中国文化研究员，指导东方艺术研究所的工作。研究计划中就有《画微》的课题研究，撰写发表了《中国画与佛教之关系——但就六朝、唐说》等论文。［《吕凤子文集》（吕去病主编，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年1月1版）］从后来发表的《中国画义释》一书中可以看见，吕凤子在研究《画微》课题时对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深入思考，从儒、释、道的艺术观上分析中国画的类别，形成了自然主义宗、教化主义宗、无相主义宗的“三宗”史论观。这种分类足见吕凤子对中国文化和中国画表现形式的独到思考和研究。
　　吕凤子这些成就的取得，应该归功于蔡元培的这一选择。正是蔡先生的这种关爱、肯定和信任，给吕凤子创造了一个更加广阔的空间，使他得到更大的勉励和鞭策，促使吕凤子承担起了“而必于欧化之中为更进之发明”，“而必以科学方法，揭国粹之真相”的责任。
　　3.《追摹母像》的题字进一步表达出蔡元培对吕凤子所取得业绩的褒奖与期望
　　1936年吕凤子51岁，他离开中央大学已近一年时间；而蔡元培也早就辞去大学院院长，一直为中央研究院奔走；但两人的交谊依然存在。应该说是蔡元培一直关注吕凤子的发展和成长。1936年5月30日的题字，足以证明这一现象的存在。不仅如此，从题字内容上看，蔡先生对吕凤子的家庭情况可以说是了如指掌，没有一定程度的交往，是断不可能陈述得如此清晰的。
　　在这种亲密的交往中，我们不仅可以从题词的字里行间感受到蔡元培对吕凤子一家的尊崇和敬意，更有对吕凤子兄弟姐妹从事社会事业的一种褒奖。这对吕凤子来说应该是一种极大的厚爱，所引发的便是前辈对自身的一种期望。吕凤子深感自己的责任，也体会到蔡先生的“善继善逑，庶以救国”的要求，于是在以后的时间段里，吕凤子在办学上历经千辛万苦，两次重办正则，在危难关头承接国立艺专重任，长期践行蔡元培的美育教育思想，这些业绩的取得，便是吕凤子深受蔡元培影响的重要内容，也不负蔡元培的一番褒奖和期望。
　　三、结语
　　吕凤子与蔡元培的三段交往，分别是1919年前后的北京时间段，1927年的南京时间段和1936年的两人分开后的时间段，也分别在吕凤子33岁、43岁和51岁上。在北京时间段里，年轻的吕凤子受蔡元培的新文化运动、西方文化和“美育”思想的影响，在导师的感召下，积极参加五四运动，学习西方哲学、艺术思想，投身到新文化运动中，接受了蔡先生的美育思想并进一步加以实践，为日后他的艺术创作和教育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南京时间段里，蔡元培的选择给了吕凤子以极大肯定和鞭策，促使他承担起更大的责任，也成就了他在学术和艺术上的地位。而蔡元培1936年的题字所带来的不仅是一种褒奖，更是一种精神上的督促，使得吕凤子在今后的事业和艺术发展上，不断进取，再创辉煌。应该说，这三个年龄段对每一个人来说都分别有着三种不同的人生状态。而这样的时间段，吕凤子都得到了蔡元培的亲授、教导和关爱，这是来之不易的事件，这些无疑对吕凤子的成长和发展有着深刻而重大的影响。

（作者单位：镇江高等专科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