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江广肇公所记》碑石考
 张峥嵘
    位于镇江伯先路92号的广肇公所为一座古典式的建筑，它坐东向西，房屋有10多间，占地面积近600平方米。厅前南侧厢房中墙内嵌有 “京江广肇公所记”石碑一方，记述了广肇公所的由来及重建始末。近来作者对该碑进行了校勘工作，欣赏了使人赏心悦目的文章和书法，得到美的享受。更令人振奋的是，这方被埋没了一百多年的石刻文字重见天日之后，可以在许多方面佐证史书的记载，补充史书的缺漏，纠正史书的谬误，帮助我们辩证广肇公所建造的源流，了解镇江行业会馆的演变，为研究历史上镇江工商会馆的一些疑难问题提供方便。现将从事这一工作中所得粗浅的感受摘录如后，借作“引玉”之用。
    碑石，青石质地，通高55厘米，通宽133厘米，碑石外框系宽16厘米的白石四边镶嵌，靠碑石部分有单阳线装饰。碑文呈黑色，铭文阴刻，行楷，直书，五十行，共七百五十三字。内容分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为题目，一行计七个字；第二部分为正文，三十七行计六百二十一字；第三部分为附录，十二行计一百二十五字。字体分三种：标题与正文为大号字，2厘米见方，计六百六十字；附录中值理名单与广肇公所地基组成为中号字，1.2厘米见方，计七十一字；租赁范围与租金数额为小号字，1厘米见方，计二十二字。其内容如下：
    京江有广肇公所，由来久矣，原居在运粮河之，廪两府同人商斯土者，向以为会议之地，额之曰公所，明众建也，系之曰：“广肇”别郡属也。问其经费所在，则歛取于进出口货物，抽厘以佽助之，岁有赢余，积而存之。有倡之者曰：今商业日盛，众会日緐，此所几历春秋，丹青曼漶，且偏僻不近于市，湫隘不可以居，既有蓄赀，其迁之便，盇筹诸佥日善，于是改作之议决，而卜地犹为定也。香山卓君翼堂好义急公，以其自置南马路银山坊税地慨然售旧公所，并于其邻价买唐氏房地，有所不足，复与留养堂永赁产地，合而廓之，而基以成。迺廪量，日力详度费务，鸠工庀材，用蒇厥事，事告竣，为文以记之。夫泰西以商之国，有商必有会，会之在京城者官设之，其在各口岸者商自设之，遣公使驻领事以为保护，必使官与商联其气，商与商复联其情。我朝商务振兴，悉仿西法商部、商局，而外亦有商会之，会有董时，相提议剧谈雄辩之辈，抳掔抵掌关陈厥谋盇，合群智而智益广，合群力而力益厚，此商界所以重公会也。若夫乡党邻里之中，殷富者各本身资自竭其力，任其能命侣歗俦航海而赍迁异地，则自为公所，以联群谊，媐媐妟妟，桑梓言恭，是亦议会中所宜有者。京江为万商之渊，介于沪汉海舶之输，运鹬如儵，如诉洄沿流络绎不绝，乡人久客于此，经商之道规画悉周，而泶玃交赍之余，时复萃处一堂，互相咨度。虽旧庐犹在，因陋就简，未可没刱者之本意，然更诸爽垲拓而广之，具足见后起者之溢美，前人刱而仍因，因而实刱且愈以征同业之兴，生举息蒸蒸日上，何其隆也。夫岂谓堂櫩辙翥棼撩布翼，徒羡其迢嶢，倜傥丰丽博敞，皓皓旰旰，以为壮双云尔哉是役也。卓君翼堂总其成，郭君文典赞之，艰顇不辤，各尽义务，经营将两载，动款逾万金。经始于丙午年三月落成，于丁未年八月于是乎记。
    总理：卓翼堂；协理：郭文典；董事：梁仲畏；值理：广诚隆、德记、联益堂、广安祥、利记、李述溪、业安隆、永记、卓鉴秋、均昌泰、利和泰、邱伟臣、广临源、顺昌泰。
    光绪三十三年岁次丁未嘉平月  壳旦
一 价买卓维礼堂税地六分半；一 价买唐次淮税地八厘；一 永赁留养堂产地一段：议事厅至厨房即其地址，每月租洋三元肆角四季交付。
关于该碑石的价值有以下几点看法：
1.碑文开头介绍了原址及广肇公所名称的缘由：“镇江的广肇公所历史悠久，原址在市运粮河畔，是在镇江经商的广州、肇庆两府的商人，作为开会议事的场所叫做公所，这是大众修建的，名字叫做“广肇”。这是建造这座建筑商人的家乡广州、肇庆的简称。”
2.以卓翼堂为首的在镇江经商的广东籍人士主持重建会所，介绍了会所地基组成及租金情况：“广东香山的卓翼堂是一位急公好义，热心公益事业的人，将自己购买的位于南马路银山坊的地皮，慷慨的出售给公所，并购买邻居唐氏的房屋地皮，这些加起来新会所的地皮还是不足，又与留养堂商量，租赁其产地，以上的地皮集合起来（新公所）的基地终于集成。”
3.介绍了建造的艰难，建造、竣工与作记的时间：“卓翼堂总负责，使其建成，郭文典赞同并尽力帮助，虽然过程艰难，但（他们）毫不推辞，尽了最大义务。整个过程将经二年之久，整个费用达上万金额。该建筑于丙午年（1906年）三月落成，丁未年（1907年）八月作记。”不难发现，该碑准确的记载了广肇公所历经二年的施工，于1906年三月竣工。纠正了许多资料都认为镇江广肇公所为：“光绪卅三年（1907）由卓翼堂主持重建”的错误。
    会馆出现在明末清初，清朝则是会馆兴盛昌隆的时期，民国时期也曾经设立过一些会馆。镇江目前保存完好的会馆大多是清代和民国留存下来的。
    会馆的兴盛和科举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每逢京师举行会试“春闱”，数以千计的举子涌入京师，于是出现了一些专为考试举子开办的“状元店”，但这类“状元店”租金昂贵，一般贫寒子弟难以负担，他们中不少人在来京的路上省吃俭用，有的甚至被迫乞讨。于是，会馆便应运而生了。这类以接待举子考试为主的会馆有的就叫做“试馆”。
    后来，科举制度废除，但仍有大批各地的中小官吏及其家属、在京商人及学生借会馆居住、集会，这些在京人员为联络乡谊、互相照顾同乡利益而设立馆舍，称为会馆。试馆经过这样的变革，后来就发展成同乡会性质的会馆了，并且在全国范围内兴起。另外，还有一些会馆属于行业的联谊场所，这类会馆被称作“行馆”，而镇江广肇公所属于“行馆”的性质。
    近代的镇江是交通要道，便利的水运条件使这里客商云集、商贸繁荣。住在这里的居民来自全国各地，同乡会是他们最熟悉的组织，同乡是他们最亲切的关系，许多的会馆、公所纷纷建立，它们为同乡交流信息、寻找工作、排解纠纷、申诉冤屈、子女就学、看病就医、办理婚丧嫁娶之事，发挥重要作用。在这碑石铭文中，作者用较多的篇幅介绍了移建京江广肇公所的各种主客观原因及内部和外部各种因素的影响。
    碑文叙述了建造新的广肇公所的二个直接原因和结论：第一、“究其建造公所的经费来源，则是在（这些商家）进出口货物中，以抽取厘金的形式收取。每年有了积余，积少成多。”说明了资金已有了保证。第二、“有倡导者说：现在商业兴旺，各种会所繁多，原有会所经历了很长时间，会所雕梁上的彩画颜色模糊不清，而且地址偏僻，不靠近繁华的商业闹市，低下狭小的建筑也不方便使用。”介绍了原有会址建筑年久老化，使用很不方便且地址偏僻。鉴于以上两个直接原因，加之“既然有了建造新会所的资金，各项条件也日渐完善。于是，议定将旧会所迁移，重建新会所。”从以上的介绍中我们可以推理：重建的广肇公所位于镇江南马路（后改为伯先路）银山坊，是当时镇江商业最繁华的地段之一。
“西方通商的各个国家，有经商的必定有会所组织，总会设立在京城的是由各国政府设立。其在各个通商口岸的会所，由商人自己设立，政府派遣公使，进驻领事，保护各国经商侨民的利益，这样做的目的，是有利于各国政府与其经商侨民互相通气，商人与商人之间互通行情。”
    “我们大清朝为了振兴商务，仿效西方各国设立商部、商局。而各个城市口岸设立商会，各商会有会董事，当时这些具有雄辩之才的人，大家聚集在一起，共谋经商大事，集合大家的智慧而智慧愈大，集合大家的力量而力量愈大。这是大家重视公会，兴建公会的原因。这些在异乡经商殷实富有的同乡好友，大家团结在一起，竭力维护自身利益，选取其中有能力的人，做同乡同辈中的首领。这些漂泊在外的同乡，虽人在外地，则建立同乡会所，以联系同乡的情谊和力量，这就是成立同乡公会，并受同乡人欢迎的原因。”
    ：“镇江是中外、南北客商汇集的码头，有通上海、汉口等地及海上交通，快速便利的交通条件，使沿长江的客商络绎不绝，长久客居此地经商的同乡人相聚在此，经商的信息和当地的行情，都能知晓并能得到周到的安排，经过了旅途繁忙和扰乱等各种遭遇的同乡人在闲暇之时，能够有一处互相咨询，落脚议事的地方。”
    第三部分为附录。包括广肇公所组织的名单、广肇公所地基面积数量、租赁地皮的范围及租金数量与缴纳时间：“总理是卓翼堂，协理为郭文典，董事为梁仲畏，值理由十四位个人和商铺组成，它们是：广诚隆、德记、联益堂、广安祥、利记、李述溪、业安隆、永记、卓鉴秋、均昌泰、利和泰、邱伟臣、广临源、顺昌泰。  整个地基包括以下三部分：1. 购买卓维礼的地皮六分半；2. 购买唐次地皮八厘；3. 永久租赁留养堂的产地一段，范围从议事厅至厨房，每月租金大洋三元肆角，一年中分四次（季度）交付。”从以上的叙述中我们可知镇江广肇公所的组织是由总理、协理、董事与值理组成，特别是值理一职，除了三位人名外，其余十一位为各店铺的商号，这些可能都是具有一定经济实力和影响的在镇经商的广东客商。
    碑文用较含蓄的春秋笔法叙述了重建京江广肇公所的必要性，使我们了解了清末民初镇江广肇公所的社会功能，综合各种因素，可以归纳为对内对外两大方面。对内而言：
    由于普遍存在着规模较小、实力较弱、社会地位低下、土客矛盾不断等因素，远涉它乡的广州、肇庆客商，具有较为强烈地团结协作需要。
同一行业，既有对外协作共同谋利的一面，又有相互竞争各计私利的一面。近代在镇江经商的广东商人认识到商情涣散，铺面、行店利权各有所失。故有成立公会以“一其利”的必要。
    在传统社会种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工商业者常常会遭遇许多难以预料，同时凭一己之力也难已解决的困难和问题，因而普遍感觉到难以把握自己的命运，无奈之下，只得多多祈求同乡公会的作用。
    除了对内的社会功能之外，建立高大华丽的同乡会所还有对外的意义。其中，首要的任务是获取社会认同。从传统农业社会中脱身出来的工商业者，有时要远涉异地他乡，他们在商业经营与日常生活中，往往都能感受到外乡人生存的压力，会遭到许多由于当地人的排斥与歧视而产生的困难。因此，获取当地社会的认同，在一定意义上成了异籍工商业者能够立足和谋生的首要前提。
传统社会中，从业工商者虽然具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但社会地位相对低下，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其位居“四民”之末的状况。而旅居外地的客商感觉更是强烈，因此，以炫耀经济实力来争取社会地位的心态非常普遍。
    《京江广肇公所碑记》是一方保存完好的记载镇江广肇公所历史的石碑，这方存世将近一百多年的碑刻，不仅文字流畅优美，书法字体浑厚圆润，而且对广肇公所迁移的内外、主客观原因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对新会所地基的组成情况，周边环境进行了描述，是研究镇江广肇公所历史渊源的又一物证，并对研究镇江近代会馆的发展、兴衰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