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略行径的自供状
        ——析侵华日军野战局的邮戳图
                
                    欣士敬

    2005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时，《镇江集邮》刊发一篇徐州碧海先生的来稿《从一枚邮戳看侵略野心》（附文1）。所指邮戳即全面抗战初期日本侵略军占领镇江后使用的军邮戳。碧海先生在文中说：该戳直径为40毫米（来稿附图经复印缩小）。戳面上刻有一古装日人以及江水、山峰与圆月，并刻有“阿部仲麻吕”（后二字叠加成一字）和“镇江野战局”字样。碧海先生还说：“日本侵略军侵华期间，其随军邮局使用了若干‘野战局’军邮风景戳，专为盖销函件所用。”他用了“若干”一词，看来是无法掌握准确的数字。除镇江而外，还有哪些地方，也未见介绍。这就给读者留下了“若干”个疑问。
    光阴荏苒，到了2011年，在《集邮》增刊第18期上，出现了张世成先生的《华东失陷后日军在华东最早使用的风景戳》一文（附文2），恰好对前述的疑问给出了“若干”个回答。在所附的20枚邮戳图中，碧海先生介绍的“镇江野战局”的一枚，也赫然在列，而且将不知何故被隐去的日期也复现在戳图中。
    张世成先生在文中介绍的20枚邮戳中，明确刻上“某某野战局”的有11枚，没刻“野战局”只刻地名的有9枚。张世成先生在文中说：这9枚“是日军侵华26个野战局在我国使用的以地名命名的30种风景戳中的9枚”。那么，有野战局字样的邮戳一共启用多少枚呢？张先生没有说。笔者设想，如果一个野战局只启用一枚的话，至少也有26枚，实际上可能不止这个数字。因为在张文所附的可以见到的这20枚戳图中，上海和南京两个野战局就各有两枚。可见当年日军启用的军邮戳数量比较多。而且，不论有无“野战局”字样，其戳图的设计理念、风格乃至汉字的字体都大同小异。如汉字字体除苏州野战局的“古寒山寺”外，大多是隶书字体。这表明，众多的野战局之间，不是各自为政的，是有统一的策划和安排的。启用这么多的军邮戳，固然是盖销函件的需要，但是，利用邮戳这一简便而又可控的形式，为日本的“大东亚圣战”作鼓吹和宣传，应该是更为重要的目的。
    细看张文所附的20枚邮戳图，可以印证笔者这一看法并非虚构。
    第一、 在邮戳图上突显了侵略者鲸吞中华的政治野心，并与固有的盖销业务作用相溶合。这20枚邮戳都是日本侵略军占领沪、杭、宁大片中国领土后启用的。其中上海地区的8枚、江苏地区的9枚、浙江地区的3枚。每枚戳图上的日期都用的是日本历法，即日本裕仁天皇年号昭和某某年加公历某月某日。如镇江野战局的一枚写为“13.6.13”，即为昭和13年6月13日，也即公元1938年6月13日。这20枚邮戳中启用时间最早的三枚为上海、杭州和湖州的三个野战局，时间均为“13.4.3”，即昭和13年4月3日，也即公元1938年4月3日。在中国领土上的邮件，肆无忌惮地启用具有日本特征的昭和年号，这表明什么呢？我们知道，确认占领或确认领土归属要改变许多东西，也就是除旧布新，历法便是其中重要的一项内容。如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立即废除前清的宣统年号，改为中华民国纪元。日本侵略军刚刚占领宁沪杭地区，战争还在继续，野战局就迫不及待地启用了日本历法，其政治胃口之大，真可算得上是鲸吞虎噬!
    再来看看邮戳图面又告诉我们一些什么，仍以刚刚提到的启用时间最早的三枚邮戳为例。一是上海野战局，图名“市政府”。戳面为当时中国上海市政府办公大楼，一幢具有中国传统风格的大屋顶建筑。屋顶上残破不堪，显然是炮火所致。画面虽然没有出现日本军人，但“上海野战局”五个字和昭和年号的日期，已经很清楚地告诉人们是什么意思了。这还是一种不那么直接的表现手法，最明白无误的是另两枚邮戳。杭州野战局的这一枚图名“西湖”，画面显示的是景点三潭印月的附近，有几条船在巡逻，船上插着日本国旗;湖州野战局的一枚图名“驿西桥”，桥上桥下均有日本兵在巡逻，桥下巡逻船上插有日本国旗一面。这两枚邮戳的画面等于日本侵略军在向世人宣告：这杭州和湖州已是我大日本帝国的领土了。
    由此联想到这批邮戳的名称问题，张世成和碧海两先生都称之为风景戳，笔者以为还是直接称为军邮戳比较符合实际。因为，这批邮戳的启用，其目的不是为了宣传有关的景点，而是借景点之名，行宣传日军强占我中华大好河山之实，有的甚至连景点之名都没有。用风景戳名之，实在是有点高看了侵略者的用心。
    第二、在邮戳上见缝插针地宣扬武力、炫耀胜利，使之成为一个戴着邮政面具的武士道精神的宣传品。日本侵略军踏上中国领土后，其不可一世的气焰是世人皆知的。他们凭借精良的武器和武士道精神在中国横冲直撞。当他们占领了一部分领土、杀死了一批无辜者之后，宣扬武力、炫耀胜利就成为他们威慑对手、为自己壮胆的拿手好戏，戳图的阵地虽小，也有施展拳脚的余地。比如上海“闸北”这一枚，戳面主图是一幢建筑物。其一侧外墙上弹痕累累，有不少大大小小的窟窿，显然这是在表现炮弹或炸弹的威力。张世成先生文中称：这是日本驻闸北陆战队本部大楼，自然也是日本陆战队占领闸北后侵用的中国大楼。楼顶上一面日本国旗在随风飘动。这意思非常明显：我胜利了！
    南京野战局的一枚也有类似的用意，戳面下方一门楼状建筑，上有“国民政府”四字。建筑物上方的空中就是飞机在空战，戳右竖写“南京野战局”五个字。言下之意无非是：你中国的国民政府已被我占领了！
    第三、在邮戳上虚情假意地演绎出一些自欺欺人的盗贼逻辑。最典型的就是镇江野战局的这一枚。这枚戳图上的古装日人，自然就是图上写着名字的阿部仲麻吕。阿部仲麻吕是一千多年前日本奈良时代（公元710----784年）的遣唐留学生。唐玄宗赐名朝（晁）衡，并授予官职。阿部仲麻吕在华认真学习汉文，并学会写格律诗，与王维、李白等人交往甚密。公元753年随日本使人东归。船过扬子江畔，留下了著名诗篇《望乡》（镇江北固山有一诗碑，即刻此诗）。后来在大海中遇到风暴，漂流到中国南海及安南一带，脱险后又重返长安，直到70多岁去世，没有再回日本。他在中国生活、工作50多年。这本来是中日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见证，可是在“镇江野战局”这枚邮戳上，他却被拉来为侵略者的无耻行径帮忙。阿部仲麻吕望月思乡之情成了日本侵略军强占古城镇江的遮羞布，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据《镇江市志》（附文3）载：1937年12月8日日本侵略军占领镇江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据日本人扶持的伪丹徒县署的不完全统计：镇江在日军占领的三周內，民众被杀有4525人，房屋被烧的有30151间，大牲畜（牛、马、骡）被杀、掠的有3490头，另库存粮食七万五千多吨，银行近六万元的抵押物资也被掠夺一空。试问：侵略军在干这些坏事时，想到阿部仲麻吕了吗！可在坏事做绝之后，又把阿部仲麻吕抬出来，强戴上“中日亲善”的伪善面具，真能遮住背后的狰狞嘴脸吗！打着阿部仲麻吕旗号的人配称为阿部仲麻吕的后代吗？
 可见，70多年前日本在华军邮戳的戳面完全是盗贼嘴脸的大暴露，也是日本侵略行径的自供状。我们今天认识、分析这一点，并非是延续仇恨，但“怨可恕而侮不能忘”。在日本军国主义走向复活、日本当政者日益右倾化的今天，日军邮戳画面上那些张牙舞爪的野兽行径和自欺欺人的盗贼嘴脸仿佛又显现在眼前。我们似乎看到已经埋入坟墓的恶魔又将从墓穴中爬了出来。作为长期遭受帝国主义蹂躏的爱好和平的中国人民，能不警惕吗！

                  （作者为镇江市文联原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