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晨鹏  

曹彦约（1157—1128）是南宋一位不可忽视的诗人。其人身历孝宗、光宗、宁宗、理宗四朝，是南宋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之一，至少曾于淳熙八年（1181）、嘉定十五年（1222）、宝庆元年（1225）、宝庆三年（1227）多次往来于镇江，但由于资料缺失，加以对其研究不够深入，其与镇江的关系如何，尚为一片待垦之地。本文从其《陪使者护客晚发京口》一诗入手，试图精准断定其与镇江相交的一个精确的历史坐标原点，为后期其与镇江的历史文化关系研究，奠定一个坚实的学术基础。

《陪使者护客晚发京口》一诗辑于曹彦约《昌谷集》卷一，全文如下：

拖船鸟惊兽骇奔，追夫雷动云作屯。前日生辰使者去，贺正又出丹阳门。欲上未上军人马，似响不响县官喏。穷冬闸闭水不行，深夜火明山欲赭。尚书太尉传语来，夫船未足官须内。敌使三节能几耳，客载万舸何为哉。甘心事仇谁作俑，耻不自羞犹怂恿。古来秦祸不须胡，蒙恬斥外斯高宠。

此为一首七言律诗，通过描绘夜间护送金国使者离开镇江的场景，抒发了曹彦约自己对国事、历史与个人命运的深沉感慨与不甘，所用意象与时代背景、个人情感高度契合，自是一首好诗。不过，本文的重点并不在于分析该诗的意旨，而在于断其所蕴藏的精准的时代信息。

一、曹彦约曾为接送伴使，来往于镇江

镇江为宋金交聘史上最为关键的节点之一，牵连着整个南宋的对金关系，贺生辰使和贺正旦使，则是宋金之间常规的交聘内容。南宋为了维持与金朝的关系，对接待金使的工作非常重视，金使出入境均有专门的官员陪伴，这就是接伴使、送伴使。南宋的接、送伴使，正使一般由六部文臣担任，副使则由武官充任，如无特殊情况，接伴使即为送伴使。

在现有的宋金交聘史研究成果中，并没有曹彦约为接送伴使的记载。从诗的题目《陪使者护客晚发京口》本身，虽然尚不能断定所提到的使者和客为金使，但从诗的内容，则完全可以断定“使者”和“客”，即为金朝的贺正旦使。

其一，“前日生辰使者去，贺正又出丹阳门。”说明曹彦约接伴的使者，是紧跟着贺生辰使的，正是贺正旦使。其二，“敌使三节能几耳，客载万舸何为哉。”由“敌使三节”可知，曹彦约接伴的是敌国的使者——金朝使者及三节人从。宋金使者往来，例为三节，除正副使外，随从人员共分三节，上节人员十五人左右，中节人员二十左右，下节人员六十人左右，合计百人以上，统称为“三节人从”。其三，按例，唯有金朝使者经过镇江时，夜间可动用各类人员超过五千人，由镇江城内至丹阳吕城运河两岸，设火台两千左右、灯笼五百碗左右、火把船百艘左右。由“追夫雷动云作屯”和“深夜火明山欲赭”两句，可知镇江境内夜间护送使者规模队伍之庞大，正与金使过镇江时接待惯例相吻。

由此，我们至少可断，曹彦约时在镇江，必为接伴使。至于是正是副，后文再断。

二、曹彦约在镇江，必在十二月中下旬

由“贺正又出丹阳门”句，可知曹彦约接伴的是贺正旦使，时在元旦之前。南宋绍兴年间之后，金国使者由镇江至临安日程，按惯例为七日，抵达临安时间一般为正旦前四日左右。由此逆推，曹彦约由镇江出发时，当在十二月十九日左右。按惯例，金使由扬州抵镇江境内的瓜洲后（注：南宋时，瓜洲属镇江府丹徒县管辖，该古瓜洲遗址亦在今镇江市境内），即由镇江府安排，由瓜洲渡江至京口，随后参加两项重大活动：一为登金山，一为受御筵，因此，金使必会在镇江住宿一晚。由此可断，曹彦约接伴金使至镇江，当在十二月十八日左右。

曹诗中亦有“穷冬闸闭水不行”句。按，“穷冬”指冬极、冬穷之时，一般即指腊月、十二月。这亦与前判十二月中下旬相吻合。还可断定的是，金使由镇江出发后，当在丹阳、吕城各有一宿。因此，我们基本可判曹彦约在镇江时，当在十二月十八日至十二月二十一日。

三、曹彦约于镇江赋此诗，时在宝庆元年（1225）

那么，该诗赋于何年呢？经比对南宋历代皇帝生辰，可断曹彦约此诗当赋于宋理宗宝庆元年（1225）十二月。

由曹诗中“前日生辰使者去，贺正又出丹阳门”句，可知曹彦约作为接伴贺正旦使由镇江出发时，“前日”即两日之前，金国的贺生辰使正好离开镇江。因此，我们只需要查明南宋哪一位皇帝的生辰跟元旦相近即可。

曹彦约卒于理宗朝。经查高宗、孝宗、光宗、宁宗、理宗五位皇帝生辰，高宗出生于“大观元年五月乙巳”，孝宗出生于“建炎元年十月戊寅”，光宗出生于“绍兴十七年九月乙丑”，宁宗出生于“乾道四年十月丙午”，唯有理宗生辰为正月癸亥：《宋史·理宗一》：理宗“以开禧元年正月癸亥生于邑中虹桥里第”；《宋史·圣节》：“理宗以正月五日为天基节。”

理宗生辰为正月初五，十二月十七日由镇江出发前往临安的金朝贺生辰使，只会是为贺理宗天基节而往。由此可判，曹彦约此诗必赋于理宗朝。

根据曹彦约的履历，可以进一步断定此诗必赋于宝庆元年。《宋史·曹彦约传》：“理宗即位，擢兵部侍郎兼国史院同修撰。宝庆元年入对，劝帝讲学，防近习”；“寻兼侍读，俄迁礼部侍郎。加宝谟阁直学士，提举佑神观兼侍读。授兵部尚书，力辞不拜。改宝章阁学士、知常德府。”魏了翁《宝章阁学士曹公墓志铭》：宝庆元年“二月入对，首劝上讲学……九月，兼侍讲，未半月，除礼部侍郎，兼职依旧。二年六月谢病，除宝谟阁直学士提举佑神观，兼侍读，公求去愈力”。另，曹彦约知常德府陛辞于宝庆三年四月，卒于绍定元年（1228）。曹彦约于宝庆二年六月即谢病，随即提举佑神观，当不可能前往淮南前线为接伴使；宝庆三年已知常德府，更无可能接伴金使。综上，唯一可能，只能是宝庆元年。

从时间线来分析：其于宝庆元年二月入对，最迟在十月上旬即已为礼部侍郎。理宗将其由兵部侍郎重用为礼部侍郎，主要目的之一，当是更利于委任其为接送伴使。曹彦约当在宝庆元年十二月上旬、宝庆二年一月下旬两次经过镇江渡江北上接送金朝贺正旦使，并由宝庆二年二月上旬返回时再次经过镇江。由此，我们亦可回答曹彦约到底是正使还是副使的问题：曹彦约由礼部侍郎作接送伴使，身为六部文臣长官，按惯例，必定为正使。

综上，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宝庆元年（1225）十二月中下旬，南宋礼部侍郎曹彦约接伴金国贺正旦使经过镇江，夜间陪护使团乘船前往临安，赋诗《陪使者护客晚发京口》。

最后，再简略说一下断定该诗时间节点的学术意义。

当前史学界的主流意见认为，宋金绝交于兴定二年（1218）前后。一种观点是，自兴定元年（1217）四月金宣宗以宋岁币不至为由，发兵攻宋，自此两国便绝交进入战争状态。另一种观点则是，兴定二年（1218）十二月金国派出详问宋国使行至淮南，于第二年春天被宋人拒绝入境后，宋金两国和好遂绝。因此，对嘉定十二年（1219）之后的宋金两国的交聘，便少有关注。

但从《金史》记载来看，至少在金哀宗正大元年（1224）三月、正大四年（1227）六月，金廷仍向宋人派出了使者，而正大七年（1230），宋人亦曾向金国京东帅府派出约和使者。事实上，直到理宗绍定六年（1233）十一月，在元兵合围金主于蔡州后，宋廷仍与金国保持着表面上的和约关系。《宋史·理宗一》：绍定六年十一月，“己巳，赵葵入见，帝问以金事，对曰：‘今国家兵力未瞻，姑从和议，俟根本既壮，雪二帝之耻，以复中原。’”

我们知道，为了集中力量对付元军，金和西夏之间，曾于正大二年（1225）达成和约。《金史·哀宗纪》：正大二年九月，“夏国和议定，以兄事金，各用本国年号，遣使来聘，奉国书称弟”。从赵葵与理宗的对话来分析，在宋元联合灭金之前，宋金之间大概率是有着一个类似于金夏性质的和约的。

断定《陪使者护客晚发京口》一诗赋于宝庆元年（1225）十二月这一史实之后，我们可以看出，曹彦约接送伴金使的时间，正好在金夏和议书签订之后。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金夏和议之后，在宝庆二年（1226）至绍定六年（1233）之间，宋金应该签有另一纸重新调整双方关系的和约，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金史·哀宗纪》中所记载的这样一句话：正大三年（1226），“十一月庚申，议与宋修好。戊辰，又议之。”宝庆三年（1227）二月，发生了蒙古军攻打川陕宋军的“丁亥之变”。一个大概率事件是，为宋廷君臣所一时犹豫的新的宋金和约，当签订于丁亥之变之后，即宝庆三年。宋金和约的签订，意味着在宝庆三年（1227）至端平入洛之前的绍定六年（1233）十一月，宋、金、西夏三国之间，事实上是有着一个共同对抗蒙古军的军事同盟关系的。不过，正如当年联金灭辽造成北宋灭亡一样，最后关头的联蒙灭金，亦带来了南宋覆灭的后果。

最低限度上，从曹彦约在镇江接伴金使的事实来看，宋金两朝的交聘，至少在宝庆元年（1225）还保持着正常的贺生辰、贺正旦关系，这就已经颠覆了此前史学界对宋金交聘史以及宋、金、元三者端平入洛之前关系所作的现有结论。

（作者为镇江城建产业集团高级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