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徐

孙钟是东汉孙坚之父，孙权之祖父，其人其事，不见于正史列传，仅辑录于有关文献典籍及一些方志、家乘谱牒，并流传于民间传说之中。孙钟是吴郡富春（今浙江富阳）人，相传为春秋军事家孙武的后代。据镇江旧志所载，孙钟于东汉末年移居曲阿（今江苏丹阳）城西白鹤山，以种瓜为生，死后葬于此。但究其是否迁居曲阿，目前有不同的看法。本文仅就此问题，对有关史料、丹阳孙氏宗谱和镇江方志的有关内容作一考证和辨析，就教于同仁。

一、孙钟传说的由来、流变及其影响

关于孙钟比较早的记载，是刘义庆的《幽明录》，但《幽明录》早已失传，部分内容被收录在《太平御览》中。《太平御览·卷五百五十九·礼仪部三十八》引《幽明录》曰：孙钟，吴郡富春人，坚之祖也。与母居，至孝笃信，种瓜为业。忽有三年少诣乞瓜，钟为设食，临去曰：“我司命也。感君不知何以相报。此山下善，可作冢。复言欲连世封侯，而数代天子耶？”钟跪曰：“数代天子，故当所乐。”便为定墓，曰：“君可山下百步后顾，见我去处，便是坟所也。”山下行百步，便顾见，悉化成白鹤也。

此后南朝梁沈约所著《宋书·符瑞志》也有孙钟故事记载：孙坚之祖名钟，家在吴郡富春，独与母居，性至孝，遭岁荒，以种瓜为业。忽有三少年诣钟乞瓜，钟厚待之，三人谓钟曰：“此山下善，可作冢，葬之当出天子，君可山下百步许，顾见我去，即可葬之也。”钟去三十步，便及顾见三人并乘白鹤飞去，钟死即葬其地，地在县城东。冢上数有光怪，云气五色，上属天衍数里。父老相谓曰：“是非凡气，孙氏其兴矣！”及母妊坚，梦肠出绕吴昌门，以告邻母。邻母曰：“安知非吉祥也？”昌门，吴（今苏州）郭门也。坚生而面貌奇异。

看来沈约的《宋书·符瑞志》应取材于《幽明录》和韦昭的《吴书》，同时添加了一些情节。比如：孙坚之祖名钟，家在吴郡富春；当年“司命”让孙钟走一百步再回头，而孙钟只走了三十步就回头；钟死即葬其地，地在城东等。并把三国吴人韦昭的《吴书》所记“冢上数有光怪 ”“及母妊坚”等内容掺杂在一起了。

问题是刘义庆《幽明录》所记简略客观，并没有交代故事发生地，仅交代了“孙钟，吴郡富春人，坚之祖也。”或许说的是孙钟籍贯是吴郡富春人。而沈约《宋书·符瑞志》所记却改成“孙坚之祖钟，家在吴郡富春”，这就明确孙钟家住在富春了，再加上“钟死即葬其地，地在城东。”也即明确了故事发生地也在富春城东。这就是沈约《宋书·符瑞志》所添加和修改的内容，这是其一。

其二，沈约的《宋书·符瑞志》还摘引了韦昭《吴书》的内容：坚世仕吴，家于富春，葬于城东。冢上数有光怪，云气五色，上属于天，曼延数里。众皆往观视。父老相谓曰：“是非凡气，孙氏其兴矣！”及母妊坚，梦肠出绕吴昌门，寤而惧之，以告邻母。邻母曰：“安知非吉征也？”坚生容貌不凡，性阔达好奇节。

这段内容记述的是孙坚，也是裴松之为《三国志·孙破虏讨逆传》作注时所引《吴书》的内容。但这段话引用到《宋书·符瑞志》孙钟的身上就张冠李戴了。而《吴书》记载的有些内容本来就含混不清，如“坚世仕吴，家于富春，葬于城东”。说孙坚祖上世代在吴做官，他家在富春，死后葬于城东。孙坚父亲孙钟明明是瓜农，何以“世仕吴”？说他“葬于城东”，但《三国志·孙破虏讨逆传》明明写着：“坚薨，还葬曲阿。”但《吴书》也已失传，是否辑录的人修改了呢？不得而知。

从这些情节累加的痕迹中，我们可以看出历史传说是如何一步步叠加演变，并最终进入正史的。这也给后人带来了一系列的麻烦和误解。之后有关孙钟的记载基本内容都源于此，包括唐人许嵩的《建康实录》、宋人李昉的《太平广记》等，所记的内容都和《宋书·符瑞志》所记的内容差不多，也即以讹传讹了。

《幽明录》为刘义庆所作。刘义庆，文学家，祖籍彭城（今江苏徐州），世居京口（今江苏镇江）。南朝宋武帝刘裕之侄，袭封临川王，元嘉中为丹阳尹。曾撰笔记小说《世说新语》和志怪小说《幽明录》。他于公元444年过世，刘义庆过世与孙坚出生（156）相距大约280年，相对来说不算太久远，刘义庆的记述应该比较客观可靠。《幽明录》是志怪小说，主要以志怪为主，所以他写孙钟，主要写孙钟的神话故事，而其他就忽略不计了。刘义庆世居京口，又任过丹阳尹，对本地的掌故应了如指掌，其时孙钟迁居曲阿有可能已是史实，不存在争议，所以他记孙钟，只指出他是吴郡富春人，即祖籍是富春人。然后就直接记述他的传说故事。刘义庆行文的风格以简洁著称，即“简约玄澹”“记行则高简瑰奇”。因此刘义庆没有交代孙钟从富春移居曲阿等枝蔓情节，而直奔主题，但给后人，特别是沈约编纂符瑞志时带来了误解。

在刘义庆过世44年后，也就是公元488年（南朝齐永明六年），沈约所著《宋书》成书。沈约在编符瑞志时采用了刘义庆《幽明录》中孙钟的故事。从编史的角度，沈约对孙钟的故事进行了增加和修改，似乎更具体了，但却变更了故事发生地，又把孙坚和孙钟的事糅合在一起写，无意中又给后人带来了新的误解和麻烦。

刘义庆的《幽明录》和沈约的《宋书》虽未明确记载孙钟迁居曲阿的史实，但并不代表孙钟迁居曲阿不是事实。所以我们要从这些叠加演变的过程中进行认真的考证辨析，还原事实的真相。

二、对孙坚“还葬曲阿”及孙策在曲阿的考析

《三国志·孙破虏讨逆传》曰：“坚薨，还葬曲阿。”中国有个习俗：“叶落归根”，坚薨为何要葬在曲阿而不葬到富春去呢？为什么说“还”葬曲阿呢？“还”字《辞海》解释为：“返回原来的地方，或回复原来的状态。如：还乡、还原。”如作副词，作“仍然”解。此处 “还葬曲阿”的“还”字应是“返回”的意思，即使作副词“仍然”讲，意思也一样。这句话翻译为：坚死后，返回到曲阿来安葬。那问题是，为什么要返回到曲阿来安葬呢？那就有两种可能：一是他父母安葬在曲阿，二是他祖先安葬在曲阿。他祖籍是吴郡富春，祖先不可能安葬于曲阿，那就有一种可能，是他的父亲孙钟已迁居曲阿，死后已安葬于曲阿了，所以《三国志·孙破虏讨逆传》才可能明确记载：“坚薨，还葬曲阿”。如果孙钟不移居曲阿，就不可能无缘无故地安葬到曲阿来了。但也有人说孙钟迁居曲阿应是与孙钟之子孙坚后来在军阀混战中战殁葬于曲阿而作的附会牵强，是古文献中常见的事类移植现象。这也未免有些想当然了，孙坚不是无名小卒，怎么在混战中战殁，就被随意葬到曲阿了呢？这也太不符合逻辑了，纯属信口开河。不信，再看《三国志·孙破虏吴夫人传》载：“建安七年，临薨，引见张昭等，属以后事，合葬高陵。” “高陵”即孙坚墓。宋《嘉定镇江志》卷十一陵墓条：“孙氏诸陵，坚曰高陵，在曲阿。”吴夫人临死时，“引见张昭，属以后事”，要与孙坚合葬于曲阿高陵，即使孙夫人对安葬之事也是非常慎重其事的，难道孙坚就可以“在军阀混战中战殁”就随意安葬于曲阿了吗？所以“坚薨，还葬曲阿”必定是有一定缘由的，“还葬曲阿”就是对孙钟移居曲阿并安葬于曲阿这一事实的有力证明。

另据《三国志·孙破虏讨逆传》曰：“刘繇弃军遁逃，诸郡守皆捐城郭奔走。”裴松之引《江表传》曰：“策时年少，虽有位号，而士民呼为孙郎，百姓闻孙郎至，皆失魂魄，长吏委城郭，窜伏山草。及至，军士奉令，不敢虏略，鸡犬菜茹，一无所犯，民乃大悦，竞以牛酒诣军。刘繇既走，策入曲阿劳赐将士，遣将陈宝诣阜陵迎母及弟。”当时刘繇为扬州刺史，治所在曲阿，孙策击败刘繇，刘繇弃城而逃。而孙策到曲阿后，虽有官衔，但老百姓不叫他的官衔，而都叫他孙郎，老百姓听说孙郎来了，都感到兴奋异常，竞拿出牛内好酒送给军士。曲阿的老百姓为什么会叫他孙郎？为什么如此亲切？这不正说明孙策是曲阿的乡亲吗？更能说明这一点的是《江表传》中接下来的一段话：“发恩布令，告诸县：‘其刘繇、笮融等故乡部曲来降首者，一无所问。乐从军者，一身行，复除门户。不乐者，勿彊也。’旬日之间，四面云集，得见兵二万余人，马千余匹，威震江东，形势转盛。”其“故乡部曲来降首者，一无所问。乐从军者，一身行，复除门户。不乐者，勿彊也。”是说：跟随刘、笮的曲阿老乡的人来投降的一概不追究，如果愿意当兵的，一家只出一人，还免除全家的赋役负担，不愿再当兵的，也不勉强。孙策对家乡的刘、笮的部下，制定了特殊的政策，这也是出于对故乡的特殊感情吧！如果“刘繇、笮融故乡部曲”作原刘、笮原籍的部队解释，那“一身行，复除门户”的政策就无意义了。因刘繇的原籍在山东牟平，那是曹操的管辖范围，孙策也不可能免除山东的赋役。此“故乡”当指参加刘繇部队的曲阿老乡。很显然，此处的“故乡”是把孙策看作曲阿人才这么写的，这不是又从侧面证明孙钟移居曲阿并安葬于曲阿这一事实了吗？

于是孙策又“诣阜陵迎母及弟”来曲阿，其母也不止一次徙曲阿了，其实孙策的姐姐也是嫁给了曲阿人弘咨。据《三国志·诸葛瑾传》载：“值孙策卒，孙权姊婿曲阿弘咨见而异之。荐之于权。”孙策的姐姐嫁给曲阿人弘咨肯定也有一定的姻缘关系，可见曲阿对孙氏来说是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从曲阿人对孙郎的亲切称呼和对孙策军士的热情态度以及孙策对“故乡部曲来降首者”的特殊政策来看，这不仅是其父孙坚葬于曲阿的缘故，更可从侧面证明孙钟迁居曲阿的事实，因为这是只有故乡的人才有的一种特殊情感。

因此，从孙策击败驻扎在曲阿的扬州刺史刘繇的这个史实，更可证明孙钟已迁居曲阿的事实。

三、从丹阳孙氏宗谱看孙钟迁居曲阿的事实

孙姓是中华大姓，据丹阳《孙氏宗谱·钟公传》记载：东汉隐贤孙钟，字光禄，生于汉安帝延光甲子（124），其先世乃春秋时期吴军事家孙武。东汉末期，孙钟为避战乱，自吴郡富春“遁居曲阿山中，种瓜蔬度荒养母。每遇熟，必先献天而后鬻。路人有求，慷慨相赠。孝友之名，肆闻乡里。”其德行“感孚上苍”而被仙人“指葬吉壤”白鹤山。孙权称帝后，追尊祖父孙钟为“吴孝懿王”， “恒享历代祀典”，并在白鹤山立庙祭祀。光禄公后14世裔孙缙在《白鹤山祀典》文中咏诗致敬先祖：“种瓜为业力辛勤，岁遇凶荒苟活贫。瓜到熟时能设客，几多行路感恩人。”“神向山中启地灵，鹤飞去处是佳城。子孙数世王吴地，万古堪为积善征。”

“孙氏之家于云阳者，乃其裔焉”。《孙氏宗谱》钟公遗像赞曰：“粤自富春，聿来胥宇。隐居种瓜，志心归礼。白鹤飞翔，子孙显贵。千载流芳，四时享祭。”

镇江经济技术开发区丁岗镇丁岗村也以孙姓居民为主，村内现存一座孙氏宗祠，始建于南宋年间，现存建筑为晚清所建，祠堂精美，砖雕门楼依然保存完好。门楼正面刻有“克昌厥后”，寓意庇佑子孙，绵延昌盛；背面有七块砖雕图案，为吉祥花草、人物故事，中间匾额刻有“白鹤流芳”四字，意为丁岗孙氏为东吴孙氏后裔。因此“白鹤”也成了镇江地区孙氏宗族的图腾。

从上述丹阳孙氏宗谱和丁岗孙氏宗祠匾额的有关内容来看：其一，孙钟从富春移居曲阿，在西门外白鹤山以种瓜为生，后死葬于此，是有依据的。钟公遗像赞写得很明确：“粤自富春，聿来胥宇。隐居种瓜，志心归礼。白鹤飞翔，子孙显贵。”其14世裔孙缙在白鹤山祀典文中诗咏先祖：“岁遇凶荒苟活贫”，是指遇到了年谷不熟的荒年，迁居曲阿而苟活了下来，过着贫苦的生活。其二，钟公传记载了孙钟的生年及孙权称帝后，追尊祖父孙钟为“吴孝懿王”。其三，并在白鹤山立庙祭祀，“恒享历代祀典”。一般史籍上都没有这些相关内容的记载，只有族谱上才有，也弥足珍贵。一般来说家，乘谱牒的记载也是比较可靠的。

四、从镇江历代方志看孙钟迁居曲阿的事实

本邑府志、县志都记有孙钟墓、白鹤山三仙庙和灌瓜井等遗存与传说。

最早见于元《至顺镇江志》。《至顺镇江志》卷八神庙条：“白鹤三仙庙，在县西十里钟离村。”其按语云：“土人相传，孙钟设瓜之地，此庙最古。”卷七山水条：“白鹤三仙庙前井，在丹阳县钟离村。”其按语云：“其井最古。”可见，元时已有丹阳城西白鹤山为孙钟种瓜之地的传说，并有白鹤三仙庙及井的遗存，在按语中还强调其“此庙最古”，“此井最古”说明很久很久之前就有庙和井的遗存了。

清乾隆《镇江府志》卷三山川条：“白鹤山，在县西十里，孙钟墓在焉，前有枝子岗。”

而县志的记载又比府志详尽些。清光绪《丹阳县志》卷二十三隐逸条：“孙钟，隐居不仕，种瓜于县西白鹤山，死即葬其地，坚父也。其踪迹颠末，人莫能窥。今每岁三月十五日，有司祭于其祠墓。”其志卷十二陵墓条中又记：“孙钟墓，在白鹤山。”

民国《丹阳县志补遗》卷六古迹条：“灌瓜井，在县西十五里的白鹤山。山有三仙庙，庙前有井，相传为孙钟灌瓜井。”卷七山水条：“白鹤三仙庙前井，在县西十五里钟离村。其井最深，俗传孙钟灌瓜井也。”此条基本沿袭《至顺镇江志》神庙条，并对其错误之处进行了修正，即将《至顺镇江志》中“在县西十里”修正为“县西十五里”。这是在修志的过程中对前志的刊误，属正常现象，更说明民国《丹阳县志补遗》是部严谨的志书。

以上志书在记述的过程中有几处冠以“相传”“俗传”，这是沿袭前志，因前志并未有文字或碑文记录此庙和井的由来，而是根据民间传说交代其所据和由来。因孙钟的事迹不见于正史列传，志书是信史，不能杜撰。所以冠以“相传”“俗传”，这正说明了此志书的严谨与可信。

清代其他文献也有类似记载，如《大清一统志》卷九十“镇江府·陵墓”篇记：“汉孙钟墓，在丹阳县西白鹤山。”

本邑府志、县志记载的孙钟墓、白鹤山三仙庙和灌瓜井等遗存与传说，是具体、客观的。目前丹阳孙钟墓、孙坚墓犹存，还存有灌瓜井古井圈和一块清代白鹤山孙钟祠白矾石匾额，上刻楷书“勅赐先贤孙公祠”。

另外，我们也可摘录几则富春较早记载孙钟的县志与之作一比较。

南宋《咸淳临安志》卷二十七曰：“阳平山，在（富阳）县南一十五里，高五十丈，广二十里，面大江，有孙钟墓在焉。”

明《正统富春志》曰：“阳平山在县南十五里，后汉孙钟种瓜其上，一日有三少年诣钟，献瓜，谓钟曰：‘予司命也，以君孝感于天，故来耳。’遂指山曰：‘此堪为墓，行百步可顾我，见我去志地。’钟行三十步误顾之，三人曰：‘顾太早’，三人化白鹤冲天，钟以物志之。后钟卒，子坚葬钟于穴。”《正统富春志》又曰：“孙钟性孝，种瓜为业，今阳平山所谓瓜田是也。”

上述所引富春志记述简略，内容无非还是引用《幽明录》《宋书·符瑞志》。只是说明，在阳平山有孙钟墓在焉，且阳平山广二十里，也未记载钟墓的具体位置，也没有其他任何遗存，只是引述了传说，并轻描淡写“所谓瓜田是也”。而丹阳志书就有墓、庙、井等遗存和祀典的详尽记载。孰真孰假应可辨析。

综上所述：孙钟迁居曲阿，虽正史中没有明确的记载，但通过对有关史料的梳理考证，对丹阳孙氏宗谱和镇江方志内容的辨析，可证，孙钟迁居曲阿的事实是明确的。

(作者为镇江市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