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心雕龙》对中华传统美学精神的继承与弘扬
                              吴晓峰
［摘要］ 刘勰《文心雕龙》是一部论述文章写作与文章批评的著作，又是中国传统美学精神的有效载体,美学意蕴深邃,是中国传统美学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我们今天认真地学习和继承。具体体现在他的创作动机、创作内容以及论文依据都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表现出强烈的自强不息和积极进取精神与以传承中正和谐的中华美学精神为己任的人生态度，在继承前人美学思想的同时也体现了自己的创新之处。本文即从上述几方面加以分析，以揭示其美学精神的内涵。
［关键词］  文心雕龙 传承 美学精神

    2014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作重要讲话，指出：作家、艺术家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要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和先倡者；要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强调要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文艺评论工作，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从而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和伟大时代。这一讲话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我国文学艺术事业发展的殷切期盼，也为我们从事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工作指明了方向。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是文艺工作的主要组成部分，更是人们审美意识的集中体现。因此，文学创作的价值导向和文学作品的鉴赏评判也可以从讲话精神中获得理论的支持。
    习总书记的讲话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在当代的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昭示了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体和原动力。文艺作为人类自我意识的表达，它必然要超越孤立自我的个体性，成为个体性与人类社会性相交融的统一体。因此自觉地“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这样创造出的作品就不会是“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用习总书记的讲话精神来审视我们的《文心雕龙》研究，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百年“龙学”成绩斐然，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总体来看也还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如单纯地字词考证、语句分析忽视了整体意识的表达；纯粹的结构分析忽视了精神思想的传承；重文学思想、创作理论、批评理论的研究而忽视美学精神价值的挖掘，等等。尽管某些单篇作品的研究也注意到其中所蕴含的美学精神，但还是比较零散的，没有完整揭示刘勰在《文心雕龙》创作中的全部美学精神内涵。因此，“龙学”研究如何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使之不至于成为“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这是习总讲话对每一位《文心雕龙》爱好者提出的时代课题。
    事实上，综观刘勰的《文心雕龙》创作，其中不仅体现了他对于中华传统美学精神的认知与接受，更重要的是，他是在通过自己的创作来传承中华优秀的美学精神，这样的先导意识确实值得我们深入挖掘、认识和学习。
    据《梁书》本传记载，刘勰少孤家贫，终生未娶，曾依靠佛门僧佑十几年，笃信佛教，精通各家经典，梁武帝时曾任奉朝请、东宫通事舍人、步兵校尉等职，晚年出家为僧，出家不到一年去世。史传的简单记载，不足以让人对刘勰留下更深刻的印象。他的不朽，完全由于写作了《文心雕龙》，他通过创作这部中国古代重要的文学理论著作，表达了对于文学创作、文学批评的审美认识，并由此传承和弘扬了儒家思想中的优秀的中华美学精神。
一、在创作动机和创作目的上体现了对儒家优秀美学精神的继承与弘扬
    1.积极进取、乐观上进是《文心雕龙》创作的精神动力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很早就有所谓“三不朽”的人生理想。据《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载，穆叔曾云：“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1］（P1979）这是儒家思想当中最重要的方面，代表了中华传统美学精神中对于塑造完美人格的审美追求。这种追求在当今来看，也可以理解为一种积极进取、乐观上进、敢于担当的人生态度。刘勰创作《文心雕龙》就体现了这样的精神追求。他在《序志》篇中明确表达了自己写作《文心雕龙》的动机，就是要使声名和事业流传，通过著书立言以实现不朽的目的。
    在中国历史上，历代知识分子有理想、有抱负、想做一番事业者大有人在，但是又多是道路坎坷、命运多舛。刘勰的经历正证明了这一点。刘勰认为人生短暂，不甘于默默无闻地荒度光阴，很想做一番事业，建立功名。但是这个愿望不容易实现，他当时所处的时代，正处于社会动荡、政权更迭特别频繁的时期，一介书生，出身寒微，当时连生存都成问题，想要进身出仕根本就没有机会。可见，刘勰选择通过立言以求不朽，其实是在立德与立功无望的情况下，退而求其次不得已的选择。处于困境而不绝望，努力奋斗、自强不息、积极进取，这是儒家思想中的优秀传统。刘勰接受并努力践行、传承了这一优秀传统。孟子曾云：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诗》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则莫我敢承。”无父无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滕文公下》）［1］（P2715）
    孟子以大禹、周公、孔子为榜样，继承他们的遗志成为亚圣，故刘勰也希望通过写作《文心雕龙》而成为历史上可以不朽的人。带着这样的动机写作，在《文心雕龙》其它各篇中也就时时流露出强烈的对于建言不朽的渴望。如《诸子》篇云：
    太上立德，其次立言。百姓之群居，苦纷杂而莫显；君子之处世，疾名德之不章。唯英才特达，则炳曜垂文，腾其姓氏，悬诸日月焉。［2］（P253-254）
    嗟夫！身与时舛，志共道申，标心于万古之上，而送怀于千载之下。金石靡矣，声其销乎！［2］（P261）
    人生的最高理想就是立德，其次是立言。千载之下，金石也会消散，唯有声名可以不朽。在《程器》篇中，他表达了同样的心声：
    是以君子藏器，待时而动，发挥事业；固宜蓄素以弸中，散采以彪外，楩楠其质，豫章其干。攡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2］（P599）
    “君子藏器，待时而动”出自《周易•系辞下》，原文云：“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1］（P88）是说君子应该具有良好的才德，如怀抱利器一样，等待时机，一旦机会来临就施展才干，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因此，刘勰主张平时应该注意加强自身修养以增长学问，使自己充实才德于内，散发华采于外，就犹如楩树、楠树的材质一样坚实，又如豫树、章树的树干一样高大。如果写作文章，就一定要有助于军国大事；如果承担国家重任则要成为栋梁。如果仕途不利，就保持节操独善其身而写作著书；如果仕途顺利则驰骋才力而建功立业。
    曹丕早在《典论•论文》中就说过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在这里，刘勰也把写文章与军国大事联系在一起，仍是在强调自己在仕途失意的情况下选择著书立说，不是消沉的表现，而是一种积极上进的人生态度。也正因如此，他才把写作《文心雕龙》这部著作作为自己精神和生命的寄托，在《序志》篇结尾他充满深情地说：“文果载心，余心有寄。”如果这部书能够真正表达自己的心意，我的精神和思想也就有所寄托了。这样的人生态度，确实值得我们学习和弘扬。
2.传承中华传统美学精神是《文心雕龙》写作的直接动因
     确立了著书立言的目标以后，接下来就应该解决究竟要著一部什么样的书的问题。刘勰在《序志》中描述了自己的一个梦：
    齿在逾立，则尝夜梦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旦而寤，乃怡然而喜。大哉，圣人之难见哉，乃小子之垂梦欤！自生人以来，未有如夫子者也。 ［2］（P603-604）
    他追忆自己在年轻的时候曾经梦见自己追随孔子南行，并随从孔子参与礼仪活动。为此他十分兴奋，赞颂说自从有人类以来，没有人如孔子一样伟大，所以能够见到圣人是多么难得的事啊！没想到自己竟然能够在梦中见到圣人。
    俗话说：日有所思，才会夜有所梦。刘勰在追述《文心雕龙》的写作目的时安排了这样的一个梦圣情节，表达了自己对孔子的无限崇敬之情。借以说明自己决定写作《文心雕龙》是受到孔子的直接影响，是随从孔子而行动。因而证明孔子正是对刘勰《文心雕龙》创作影响最深、贡献最大的人。
    在中华几千年的文明发展中，孔子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最深、贡献最大的人，钱穆先生曾说，是孔子指示了中国历史的进程，建立了中国文化的理想。而对孔子影响最深、贡献最大的人就是周公。非常有意思的是，孔子正是通过梦圣情节来表达对周公敬仰的。孔子曾经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论语•述而》）他说自己衰老得太厉害了，好久没有梦见周公了！由此可见，刘勰对孔子精神的继承。孔子曾说自己“述而不作”（ 《论语•述而》），“述”可以理解为传述、阐发。他对后世所做出的重要贡献，就突出表现在通过自己的著述阐发，传承和弘扬了中华传统美学精神中以礼乐为代表的伦理道德。而这些精神思想的源头则来自于周公，以致后人尊孔子为“至圣”，而以周公为“元圣”。《孟子•滕文公下》曾云：“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1］（P2714）司马迁也说：“周室既衰，诸侯恣行。仲尼悼礼废乐崩，追修经术，以达王道，匡乱世反之於正，见其文辞，为天下制仪法，垂《六艺》之统纪于后世。”［3］（P3310）（《史记•太史公自序》）都证明孔子由于担忧自周代以来开创的中华优秀的礼乐文化在他所处的时代断缺，因而进行了文化典籍的修订整理工作，即作《春秋》，整理解读《诗》、《书》、《礼》、《易》等经籍，希望借以实现思想文化领域里的拨乱反正，即回归到孔子所向往的西周礼乐时代以中正和谐为美的理想状态。事实证明，正是经过孔子及历代儒家的不懈努力，依赖他们认真地阐述、发扬，这些先秦的文化典籍，被作为中华传统美学精神的直接载体而得以世代传播，且从未间断或丧失。
    所以，从刘勰的梦圣情节中，让我们在深刻体会到他写作《文心雕龙》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要继承孔子的精神，以弘扬中华传统美学精神为己任，沿着孔子开创的传承之路继续走下去。而在当今情况下，圣人已经离我们很远了，传述圣人思想的文章体制遭到破坏。许多作家喜欢新奇，写文章一味地追求浮华的言词，以致使文章越来越离开根本。所以，刘勰为了能够继承孔子的遗志，做一个真正的中华传统美学精神的传播者，他要通过纠正文章写作中的弊端，实现中华传统美学精神传承过程中拨乱反正的目的。
二、在文章写作要求、评价标准上体现了对中华传统美学精神的继承与弘扬
    1.主张写文章要以表现“自然之道”为主，反对浮华的言辞
    刘勰论文体现了重内容、轻形式的审美价值取向。他批评时下文风是“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帨；离本弥甚，将遂讹滥。”（《序志》）因此才要以“《周书》论辞”和“尼父陈训”为依据来论文。而《周书》和尼训虽然有差别，但是主体精神却是一致的，都是主张写文章要以体现内容为主，不要只追求华丽的文辞。
    至于写文章应该表现什么样的内容，如何表现具体的内容，刘勰通过阐述自己对于《文心雕龙》创作的主张，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具体回答。他说：
    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序志》）
    詹锳解释说：“‘本乎道’是以道为本原，于是乎有《原道》篇。‘师乎圣’是以儒家的圣人为师，于是乎有《徵圣》篇。‘体乎经’是以经书为主来定体制。‘酌乎纬’是对于纬书要斟酌去取，就是对于其中‘无益经典’（《正纬》）的部分要去掉，对于其中‘有助文章’（《正纬》）的部分要酌量吸收，于是乎有《正纬》篇。‘变乎骚’说明《楚辞》是《风》《雅》的变体。于是乎有《辨骚》篇。” 刘勰批评当时文风，认为好的文章“详其本源，莫非经典”，而差的文风则是“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帨；离本弥甚，将遂讹滥”。即以经典为本源的就是好文章，“离本弥甚”者，严重脱离经典的就是差的文章。因此，刘勰就是要纠正脱离经典来写文章的风气。
    如何纠正这种风气？刘勰强调要以圣人为老师，以经典为主体，以纬书为参考，以《楚辞》为变化。其基本精神就是说写文章要以儒家经典为依据，以“道”为根本。即从内容到形式都要为体现儒家经典中的“道”服务，所谓“本乎道”，又所谓“原道”。陆侃如、牟世金解释：“文原于道。原是本，道是自然之道；原道，就是文本于自然之道。所谓自然之道，刘勰是用以指宇宙间万事万物的自然规律。”［2］(p95)。以“宇宙间万事万物的自然规律”解释“道”是正确的，这个“道”即如《易•说卦》所说：“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故《原道》赞曰：“道心惟微，神理设教。光采玄圣，炳耀仁孝。龙图献体，龟书呈貌。天文斯观，民胥以效。”意为：宇宙间万事万物的自然规律是非常精妙的，以其神奇的道理进行教化。通过古代圣人的光采发挥，使仁孝之道得以彰显。通过河图、洛书的呈现，使人们了解宇宙自然的分布规律。显示天文变化，使人民能够观察并效法。
    因此，在《原道》篇中，刘勰为我们阐述了写文章就应该以揭示事物的规律为根本这个道理。圣人的典训能够流传无违，是因为这些圣人典训“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原道》）。即根据事物的基本规律来写作，并对这些规律所蕴含的神奇道理进行深入阐发而施行教化。所以，在《征圣》篇中就强调写文章应该向圣人学习，以圣人为老师。从刘勰的反复论证中，我们不难体会到，他所提倡的、用以匡文风之偏的“正”，就是要求文章写作必须以遵道、述道为根本，以圣人原道心、研神理的典训为依据进行深入阐发，以揭示事物规律，实现有益于人文教化的目的。
    如《原道》篇云：“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旁通而无滞，日用而不匮。《易》曰：‘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指出圣人的经典所以伟大，就在于是“道”的呈现，圣人的意义在于秉承“道”作文章，故圣人所作的文章都是对“道”的阐发，故可为经。因此《宗经》篇就说“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故象天地，效鬼神，参物序，制人纪。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者也。”［2］（P110）因为经书都是能够取法于天地，征验于鬼神，深究事物的秩序，从而制定出人伦纲常。也就是能够反映宇宙间万事万物的自然规律，所以，它们能够洞彻到人们的灵魂深处，也就达到了文章的最高境界。

2.主张评价作家作品优劣要以是否反映儒家的人伦纲常为依据，强调要有益于教化
    既然写文章要以反映宇宙间万事万物的自然规律为主，那么评价作家作品的优劣也自然是以此为标准。
    刘勰认为在自己之前有曹丕、曹植等等这些评论家对于前人的文章进行了评论，但是他们做得都不够好，存在很多毛病。归根结底都是“没有能从树木的枝叶寻找到根本，从水的波澜追溯到发源的地方。” ［2］（P607）从上文关于文章写作的原则的阐述，我们可以看出，这里所说的“根”和“源”，应该就是指“自然之道”，即反映宇宙间万事万物的自然规律。刘勰批评曹丕等前代评论家不能按照是否体现“自然之道”这个写作原则去评价作家作品，所以不能从根本上探讨问题，也就不能做出公允的评价。针对前人评论作家作品的失误，刘勰结合自己确立的写作原则提出了具体的评价体例与评价原则。他说：“若乃论文叙笔，则囿别区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2］(p608)即根据不同文体探索其源流与发展演变的情况；解说文体名称，揭示其意义；选择相关文章，确定具体篇目，陈述它们的写作特点，以揭示其所代表文体的总体特征。
    从刘勰对于不同文体特征的评价，可以看出刘勰以反映儒家人伦纲常，有益于教化作为文学评论依据的主张。如《明诗》篇，刘勰对于四言诗和五言诗的评价标准不同，从风格形式上看四言诗以“雅润为本”，五言诗则以“清丽居宗”；而从刘勰所注重的内容标准来看，他主张诗歌是诗人受到外物的感染而抒发情志，即“舒文载实”，“持人情性”，且有“义归无邪”和“顺美匡恶”的作用。这与刘勰关于文章写作要以表现人伦纲常，反对浮华言辞的主张是一致的。在《乐府》篇中，刘勰认为乐府本是来自四方的土风歌谣，所谓“匹夫庶妇，讴吟土风”之类，被官府采集来配上了音乐的作品。故“诗为乐心，声为乐体”，“乐辞曰诗，诗声曰歌”。所以赞云：“韶响难追，郑声易启，岂惟观乐？于焉识礼。”可见，对于乐府诗的品评仍然出于礼乐教化的目的。同样理念于其他各篇皆有表现，遂不一一列举。
结 语
    综上所述，刘勰通过对《文心雕龙》一书的写作，传承和弘扬了中华传统美学精神。他写作的动力来自于儒家的立言理想，体现了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他创作《文心雕龙》的目的，则是出于对孔子以传承中华传统美学精神为己任的精神的继承；他关于文章写作的基本原则以及评价作家作品标准的确立，也都是以反映儒家的人伦纲常之道为依据。这些方面充分反映出刘勰《文心雕龙》对中华传统美学精神的继承与弘扬。

      参考文献：
    ［1］十三经注疏［C］.北京：中华书局，1980
    ［2］陆侃如，牟世金.文心雕龙译注［M］.济南：齐鲁书社，1995
［3］汉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4］清 纪昀.纪晓岚评注文心雕龙［M］.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77

 
               （作者为江苏大学文法学院副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