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镇江籍银行家
杨中顺   王荣
 
 “江浙财阀”一词，最早出自1928年前后日本人之笔。据中国台湾名作家、大陆读者熟知的长篇小说《胡雪岩》的作者高阳考证，江浙财阀中的“江”，并不指江苏，而所指的却是“镇江”，原因是晚清至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最主要的银行襄理或董事长，几乎全是镇江人。当时金融界著名的镇江人有倪远甫、陈光甫、吴蕴斋、胡笔江、唐寿民、赵棣华、李锡纯、陆小波、严惠宇等，甚至清朝大清银行董事长严炳生也是镇江人，他的儿子严菊甫在北京创设大有银行都很有名。
 
胡筠(1881-1938) 字笔江，生于江都（今扬州市），祖籍镇江。幼年多病，在家中读书。16岁到钱庄学徒，很快掌握了老式金融业务要诀。
宣统二年（1910年），去北平公益银号任职员。1914年任北平交通银行总行经理。
1921年，他在上海与南洋华侨巨商黄奕住合创中南银行，获取钞票发行权。他严格按照法律，备足储备金，并在钞票上印明总行和各分行的行址，保证随时兑现。他又在银行界率先开展外汇业务，信用大著。1923年，中南银行与金城、大陆、盐业三家银行合并财力成立四行联合准备库和四行储蓄会，吸引了大量资金，用来投资于上海地产和国内外证券，获利极厚。1932年起，他开始转入振兴工商业，首先和友人在镇江创办了蚕丝和桐油的专门学校，以培养人才。接着又接管了几被日商挤垮的溥益和民生两个纱厂，聘用专家解决技术问题，整顿财务管理，使两厂得以复苏。
1933年，胡筠得到宋子文支持，担任交通银行董事长，着手准备国防财政和战时经济。他把流动资产分散到各地交通银行分行。1937年日军侵入上海，他支持抗日，积极动员捐款，并负责把交通银行和其他银行的资金和业务转移到香港，然后又转移到重庆和昆明。这一时期，胡笔江兼任了新华、金城、江苏典业等银行的董事,还兼任蚕丝改良委员会委员、华南米业公司董事等职。
　　1938年8月24日，他应国民政府之召，由香港赴重庆参加紧急财政会议，途中客机遭到日军飞机野蛮攻击，堕入海中，胡筠与同机的上海银行家徐新六等18位乘客同时遇难。
胡筠遇难后，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发布褒奖令，追认他为烈士。
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皆送了花圈挽联，在挽联中称其为“金融巨子”。
蒋介石得悉，电唁家属，称他为“金融硕彦，劳绩卓然”。
汉口市商会银行业公会在武汉总商会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中共代表董必武前往吊唁。
在香港追悼会上，宋子文主祭，并致挽联：“忠于事、恕于人，血性论交，常披肝胆肺腑至诚以相见；敌之仇、国之宝，奇才招忌，竟历刀兵水火诸劫而成仁。”
 
赵棣华(1895-1950) 又名同连，生于淮阴，祖籍镇江。金陵大学毕业，曾赴美国伊利诺大学深造。后转入西北大学商学系获经济硕士学位。先后任教于国立东南大学及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后加入中国国民党。
1927年后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统计科主任，国民政府主计处会计局副局长、局长。
1929年4月,陈立夫出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他到任后发现秘书处财务账目非常混乱,便请赵棣华帮助清理，将其调到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负责财务和总务管理工作。赵棣华上任后，很快便理清了账目,同时还建立了财务管理规章制度和实施细则,使其所负责的财务和总务管理走上了规范运转的轨道。此后，国民党成立了中央华侨捐款保管委员会，陈果夫出任主任委员，赵棣华受邀兼任该委员会秘书,成为陈果夫的主要助手。在此期间，赵棣华主持了北伐战争国民党阵亡将士公墓、国民党中央大会堂、飞机制造厂、南京自来水厂、南京中山路等一批国民党定都南京后的重要基础建设工程。他在这些工程建设中所表现出来的卓越管理才能，得到朝野一片赞扬。国民党元老们评介他“有能力且廉洁，是不可多得的理财好手”。
1933年，任江苏省政府财政厅长、江苏省农民银行总经理。在此期间，他全力革除世代相传的田赋积弊，实行收支分掌，设金库收管现金，派驻县会计专管账务，改变县长包办的理财方法，使江苏各县都建立预算制度，此属中国地方财政史一大创举。同时，整顿发展江苏农民银行，设分行80余家，农仓300多所。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赵棣华在国家危难之际受命筹建并主持第三战区经济委员会。他从战时需要出发，提出并推行“调整生产,促进贸易,储备物资,加强运输,调节金融,严密缉私”的经济工作纲要,并组建了贸易委员会、合作委员会、五省(苏,皖,赣,浙,闽)通汇处、水陆联运处等机构,保证了战区经济的发展和军粮供应、金融稳定，为国家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到抗战胜利该委员会结束时,第三战区除如数缴还国库拨给的事业基金一千万元以外,还上交盈余资金二百二十五万元和大量的物资。
　　1942年，赵棣华任交通银行代总经理。到任后，赵棣华从抗日大局出发，制定了“增加生产、发展工业、保障人民生活”的办行方针,充分使用金融杠杆，发展战时后方经济，支持全民抗战。在纺织、机电、矿冶、农村、金融、经济方面，面向全国广罗专家，有针对性地开展各项业务，支持后方工商农业发展。为保证后方工业装备购置，他组织推出了工厂购置机器专项基金保值存款业务,约定凡接受这一业务的企业,交行将保证给予相应的生产贷款资金。这项业务的推行,为以后迁川工厂在战时和胜利后迅速恢复发展生产,发挥了重大作用。在民生方面，为保证战时生活物资供应，他以交行信托部出面,投资组建企业公司,将川盐运到湘、鄂、滇、黔等缺盐的省份,然后将这些省份的土产运回四川,使得大后方的人民生活必需品互通有无，保障供应。交行不仅扶助工农商企业,还支持发展广播新闻事业, 借以宣传抗战，鼓舞全国人民士气。当时全国由交行直接或间接扶助的广播电台有二百多家,新闻报纸有三百多家。
抗日战争胜利后，兼任镇江旅沪同乡会理事长，镇属五县旅沪同乡会征求总队长，动员有财力的同乡回镇江创办实业，复兴家乡。民国36年当选国民大会代表。
1949年秋去台湾，改任交通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并创办中本纺织公司。1950年秋，赴法出席国际货币基金会议。12月病逝于美国纽约。
卓越的才干使赵棣华成为一位杰出的银行家。抗战期间，周恩来曾与其同乘一艘长江轮，共论经济政治形势。这次交谈，赵棣华给周恩来留下了深刻印象。1949年11月，周恩来曾经向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从国外归来的镇江籍银行家徐国懋回忆这次经历，并请他转告赵棣华，希望他能回来参加新中国建设。但此时的赵棣华已经随交通银行一起去了台湾，不久后即因病去世。
1992年5月，其子赵耀东访问大陆，受到杨尚昆、朱镕基、李岚清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他对加强两岸经济交流和发展提出了许多建设性建议，在台湾岛内引起震动。
 
唐保恒(1892-1974) 字寿民，出生在镇江谏壁镇。
14岁到芜湖德泰钱庄学徒，后随父在南洋劝业会当会计。在辛亥革命期间，他随陈光甫一起创办江苏银行，江苏银行改组后，又转入中国银行和常州商业银行。
1915年，参与陈光甫在宁波路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任总行副经理兼汉口分行经理，曾协助北伐军筹措经费。1927年出任华侨集金的国华银行，任总经理。
1928年-1929年，与孔祥熙等创办中国国货银行，任常务董事。
1928年后，曾任交通银行上海分行经理、上海造币厂厂长、交通银行常务董事及总经理、大通煤矿董事长、上海银行公会常务委员、上海银行联合准备库常务委员、上海银行票据交换所常务委员等职。
抗日战争爆发后去香港。1941年底，日军攻占香港，正在组织印刷、运输钞票的交通银行总经理唐寿民被困在了香港。他临危不乱，命令员工把所有印好的钞票打洞、切角、销毁，避免了一场冲及全国的金融巨祸。在他化装成搬运工人准备逃出香港时，被日本人识破逮捕。
让唐寿民感到失落和愤怒的是，在香港沦陷前夕，国民党中央曾经派来飞机，把滞留香港的重要人士秘密接走了，其中包括与他同在香港的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新之，而他事先一点也不知道。他感到自己对国民党有重大贡献，在这个关键时刻，却被无情的抛弃了，由此产生了对国民党的痛恨。在香港被看押的四个月里，唐寿民曾经跳窗自杀，想以此结束眼前的屈辱生活，但被看守严密的日本士兵发现后制止了。在被押送到上海后，他经不住老朋友周佛海的拉拢引诱，最终出山恢复了交通银行在敌占区的营业。他认为，这是管家在主人走了以后，出来为主人保全财产的道义行为。殊不知，这时的主人已成为了日本人，这是背叛国家民族的可耻行为。
1943年，汪伪政权成立全国商业统制委员会，这是战时汪伪政权最高的经济管理机构,他担任理事长。1945年任汪伪中央储备银行参事会参事、参事会主席。
在当了汉奸以后，唐寿民做了许多事来表达自己的清白。他在伪交通银行的行徽上全部刻上了“清白人心”，并在行内设立了“调查统计室”，专门收集日军情报，秘密提供给军统潜伏人员,以此与重庆政府建立密切联系；同时利用他掌握物资统配的权力，通过潘汉年的秘密渠道为新四军提供战时紧缺物资。
但这些立功行为已难以拯救他的污身浊体，抗战胜利后，他被以汉奸罪判处无期徒刑，上诉后改判有期徒刑八年。1949年初，受了三年多牢狱之苦的唐寿民被提前释放。他的朋友买好机票请他去香港居住，但遭到了他的拒绝。他说“国民党早就抛弃了我，要不是他们失败，我还在做他们的牢，他们失败我高兴还来不及，我为什么跟他们走”，为此他留在了大陆。1953年因汉奸罪由上海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年，缓刑两年，缓刑期间又改为管制。
唐寿民曾积极参加镇江的经济社会事业，在冷御秋倡议建设伯先公园、发起成立的镇江四益蚕种场和民国期间镇江最重要的社会公益项目——绍宗藏书楼委员会中，他都襄助其事。解放后，他先后多次向镇江博物馆捐赠文物，共计948件之多。其中一幅明代早期人物画代表作“谢环杏园雅集图手卷”（副本藏于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为国家一级文物，现为镇江博物馆镇馆之宝之一。
晚年的唐寿民，内心满是苦闷与压抑。在疾风暴雨的“文革”期间，有人问他当初怎么不出走国外，他说“我是一把阳伞出来学做生意的，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没有什么好后悔的”。
1974年，82岁的唐寿民在上海病逝，走完了起伏曲折的一生。
 
 陈光甫(1881-1976) 又名辉德，镇江人。幼读私塾，先在报关行学徒。因业务需要，刻苦学习英文，后考进汉口海关邮政局。
1905年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商学院学习。回国后任江苏巡抚程德全的英文秘书。当时他深感中国贫穷落后，在于民族工业发展迟缓，建议程德全在南京举办物产博览会。程采纳其建议，并派他参与筹办南洋劝业会。
1912年1月，主持组建江苏银行，迁址上海后，陈光甫任总理。在职期间，首先提出参加外国银行票据交换组织的要求，初未被接受，即毅然用暂停解交赔款的办法，迫使外商银行就范。
1915年，他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从资本10万元发展到民国26年拥有资金500万元、公债金760万元、存款总额3亿余元，成为首屈一指的“平民化”银行。鼎盛时期，本外地分支行有111处。陈光甫重视培养人才，将部分高级职员送到美国留学，并分批招收高中学生，开办行员训练班，培养骨干。他关心职员生活福利，在工作上要求极严，把顾客比做衣食父母。他编有《陈光甫言行集》分发给行员学习。在银行具体经营上创新很多，如调查研究、办理贷款、辅助工商、社会服务、抵制国际侵略、建立银行信用等。
1917年5月，黄炎培、梁启超、陈光甫等48位人士发起成立中华职教社，为特别社员。1929年，他当选中华职教社第二届董事会董事。1931年中华职教社改选部分董事，仍当选。1946年当选中华职教社名誉理事。
1923年率先创办上海银行旅行部，后成立中国旅行社。从而成为中国近代旅游业的创始人。
陈光甫曾代表国民政府于民国25年赴美签订《白银协定》。民国27年洽订《桐油借款协定》，同年任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民国28年完成“云南锡业借款”。民国30年任中美英平准基金委员委员。民国36年任国民政府委员。民国37年赴曼谷筹设上海银行分行。
上海解放前夕，前往香港。1951年将原上海银行香港分行改为上海商业银行，向香港英国当局注册。1954年去台湾，设立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任董事长。1976年7月1日，病逝于台北。
 
 
      徐国懋（1906—1994）出生在镇江新河街。有兄弟姐妹八人，一大家全靠父亲徐瑞杰操持的一条驳船维持生计。尽管生活负担很重，但他的父亲还是在他11岁的时候，把他送入当时由基督教会办的润州中学读书。
1928年，徐国懋金陵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
　　1929年，徐国懋在同校教授贝德士帮助下，赴美国霍曾金斯大学政治系攻读博士学位。
1936年，正在全国经济委员会具体负责国际技术合作业务的徐国懋接受金城银行董事长周作民的邀请，出任金城银行汉口分行副经理，开始了他作为中国现代银行家的人生跋涉。
1941年，徐国懋被委以重任，出任金城银行重庆管理区副经理和重庆分行经理。
抗战胜利后，徐国懋把在重庆分行期间积累的二百多万美金全部留下，出任金城银行上海分行行长。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汤恩伯胁迫他去台湾，而他巧妙地携全家去了香港。到香港后，陈诚又专门派人到香港请他到台湾，遭到他的拒绝。当年秋，周恩来总理派章士钊到香港动员金融界爱国人士回国参加新中国经济建设，他响应号召在11月回到北京。
　　徐国懋是第一个经过动员回到新中国的银行家。他回到北京，周总理非常高兴，第二天晚上，就在怀仁堂接见了他。
　　解放后，徐国懋任公私合营银行副总经理兼常务董事、中国银行董事、交通银行和上海投资信托公司常务董事、杭州浙江投资信托公司董事、上海爱建金融公司董事、上海市政协常委兼秘书长、民革上海市委副主委、民革中央常务委员、全国政协委员、全国红十字会执行理事、全国基督教青年协会会长、上海金融学会名誉会长、上海中华造船厂顾问、人民银行金融研究室主任。编有《上海钱庄史料》、《金城银行史料》。
　　1994年8月，徐国懋因心脏病发作在上海逝世，享年88岁。
 
吴蕴斋（1886—1955），镇江人。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并获得商学士学位。曾任金城银行上海分行经理，中国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
1924年9月，上海市银行商业同业公会改选，当选为书记董事。1927年2月经会员大会决议，银行同业公会改委员制，选举11人为第一届执委，当选执委。1931年10月，银行公会改名银行学会，当选常委。
1927年当选上海市商业联合会总务委员。1930年6月，当选上海市商会候补监察委员。
1933年10月，上海市兴业信托社成立，为常务董事。1935年，任上海圣心护士学校董事。1939年，被聘为中华职业教育社上海办事处辅导委员会委员。
1941年，日本海军部派吴蕴斋任《新闻报》报馆董事长，李思浩任社长。
1942年9月，为世界书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成立上海商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出任董事长。同年，东吴法学院决定采用原英文名“中国比较法学院”作学校中文名，设立院务委员会，推举吴蕴斋任院长（一说称“校务主席”），由鄂森代表院长主持校务。
抗战胜利后，曾任上海圣约翰大学董事。后以汉奸罪被关押在提篮桥监狱。解放前夕被释放出狱。后秘密去了香港。
之后其生平资料很少，一说是在解放初期回国，一说避居在香港九龙的一家寺庙。据说，他深居简出，远离红尘，以念佛诵经度日，于1955年离世。
 
李锡纯（？—1950？），字耆卿，祖籍丹徒。父为盐商，后迁居如皋城内苏家巷。他少年时曾与陆小波同在一钱庄习业。光绪末年，与道少吾、胡志清等合资开设大咸官盐栈如皋分栈。宣统三年，任两淮盐政会计科长。中华民国成立后，历任交通银行清河、扬州、江宁分行行长，江苏银行经理，上海盐业银行经理等职。
1922年，韩国钧就任江苏省长，因“军费滥支、历年亏欠，财政有破产之势”，调李锡纯任江苏省财政厅厅长，以整理财政。在任数年，颇著劳绩，获授三等嘉禾奖章。
1918年秋，由沙元炳（健庵）、沙元榘（士度）、汪云龙（子霖）等集资六万银元，由南通通明电灯公司协助，创立皋明电灯公司。经营数年后，如皋、南通两县董事不洽，南通股东退股，公司资金窘绌。董事长沙元炳请李出面扩股，李尽力资助，使公司得以继续经营，改名耀如电气公司。1927年，沙元炳病故，公推李锡纯继任董事长，聘陈建岐任经理，陈精通业务，善于管理，克尽厥职，公司大有进展。
1923年，汪永沂、马士杰、李耆卿等发起募捐白银约3万两，建造用于长江南北义渡的普济号钢质蒸汽机客轮。船体由李恒记船厂老板李国恒设计、放样，蒸汽机由茂昌机器厂生产，锅炉制造和铆工聘请上海师傅承担。总吨位188.07吨，净重78.83吨，总长31.39米，总宽6.41米，型深1.95米，载客416座，时速15.4公里。这是镇江造船史上第一艘、也是解放前生产的唯一一艘民用机动钢质船舶。
李锡纯彬彬儒雅，热心公益，好与文士交往。江北沦陷前，其举家迁居上海，住宅曾为日寇占据，家藏书籍文物，或被劫掠，或遭焚毁。
1946年，与李济华、朱焕彤等发起创设如皋县银行，李锡纯任董事长。1946年9月，李锡纯当选中华职业教育社名誉理事。1950年，李锡纯病故于上海。
 
束云章
束云章（1886－1973），丹阳人，金融家、实业家。1912年毕业于京师大学堂，1915年进入中国银行工作，历任中国银行汉口、郑州、天津、西安等分支行襄理、经理等职。1940年创办雍兴公司。抗战胜利后，任中国纺织建设公司总经理。1949年赴台湾，1973年12月15日病逝。
 
   结语：
在镇江这片热土上，走出了一批银行家、金融家、实业家和优秀的民族工商业者，挖掘和提炼“工商文化”，一是可以为镇江留下“历史的记忆”，二是可以进一步激发镇江市民的“创业激情”，增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自信，营造“创客脱颖而出”的社会环境。
 
（杨中顺为镇江三联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王荣为镇江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管理部主任、企业文化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