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镇江民办慈善公益事业发展初探
张峥嵘  李厚豪
近代时期镇江的经济一度繁荣，为了济危扶贫，镇江官、民、绅、商、僧等阶层都加入了兴办慈善事业的行列，从而使慈善事业越出了家族界限，在更广泛的社会领域内发挥作用，促进了近代镇江民办慈善公益事业的大发展。
1.救生义渡的深入开展
镇江是长江与京杭大运河的交汇点，与扬州隔江而对，南来北往的船只过江安全是关系到百姓性命的大事，在清朝以前是靠官府投入由地方官吏督办而成的。但清朝以后，特别是清中期后，由于封建统治者的腐朽，国内外各种矛盾的激化，清政府的这种职能随着对地方直接控制的松弛日益削弱，而这些救生慈善事业却不能因此而废止。于是从康熙年间开始，地方绅士百姓就不断地兴办救生义渡事业，这些承办者为了能够长期地坚持这些慈善事业，用社会各界捐助的银两购买了义田，置办了房产，所得租金用于这些慈善事业的日常开支。西津渡北对瓜洲，是长江下游著名的古渡口，这里“江阔而险，每遇疾风卷水，黑浪如山，樯倾楫摧，呼号之声惊天动地”。〔1〕从宋朝开始，这里就设立了官渡与救生的水上机构，“始宋乾道中郡守蔡洸曾置五船”。〔2〕到了清康熙年间“救生会在京口昭关奉水府晏公……其首善十五人……自雍正以迄乾隆初年，系蒋豫与同志数人经理……始于本邑人士募捐执月捞救”。〔3〕当时的社会各界人士有感救生的义举，纷纷解囊相助， “乾隆五十三年（1788），本邑李英捐送登云寺田六十亩，五十八年（1793），镇江府知府王秉韬捐银三百两，存典生息。五十九年（1794）常镇道查 将育婴堂田地二百三十八亩拨送本会”。〔3〕在它的影响下，相继出现了江宁府齐济寺，设救生红船一艘，观音门设救生红船一艘；扬州与丹徒丰乐桥间也设有救生红船。一时大江南北呈现一派大家争做救生善事的景象。
江上虽有救生义举，但平安渡江仍是百姓日常所盼的大事。因太平天国起义失败，清廷大批裁减湘、淮军，镇江码头上一时出现了不少无家可归的解甲士兵，他们“……自兵燹（指太平天国起义）以来,多系外省小划装载，良莠不齐，每见过客带有货财，玩生异念，商民受害，惨不忍言”〔4〕。对此，地方官厅也束手无策。同治年间，“在镇江经商的余姚县人魏昌寿主动邀请同乡魏铭、严宗延等五人集议研究，决定成立义渡局，共同集资建造大型渡江帆船，帆船漆成红色，免费渡客，取名义渡红船，专门载渡瓜洲与镇江的旅客。使南来北往的人平安渡江，以免惨剧继续发生。”〔5〕
除了在长江上进行救生义渡外，镇江的义士在市内大运河上也设立义渡。“西门外通阜桥至京口闸外，系袁文独办，此外又有浮桥渡船一只，系民人私设。又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常镇道袁鉴从绅士议，在上河边缸厂对岸添设义渡船一只，人尤便之”。〔3〕
2．桥渡路圩的大量修造
镇江的义士们进行大量修造桥渡、路圩取得较大发展是在清乾隆以后，这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封建政府的支持鼓励以及尚义观念的普及相适应。邑人朱中孚“捐建三茅宫河边木桥”及“荷花塘西坞木桥距平政桥约一里临江”;〔6〕“金山新河桥光绪戊申(1908年)建先以小船为行人渡船之便，江宁曹万兴倡募改修木桥”〔6〕；“善庆桥俗名蒋桥在崇德乡横山南四里许,岁甲寅（1914年）里人王思灿等募修”〔6〕；“东方桥在高资镇光绪壬寅（1902年）常镇道蔡钧捐廉重建省记”〔6〕。为了树立更广泛的社会威望，这些兴办者往往多捐资于家族之外，除了造桥，他们也修路补圩，积善兴德。邑人仇宏梿“修筑南门外延生庵上下石路”〔2〕。邑人柳恂“……规划善举，凡修道路、设义学、敬老、保婴、救生、恤火诸务力所能为，无不举举……”〔2〕。宜兴人陈任旸在同治年间“筹款札办……协修筑沿江各州县塘闸、圩岸长江百五十三洲聚增腴田数十万倾，被惠者多为建生祠堂”〔2〕19页。以上各位邑人不少人是经商致富的大户，商业利润被转向包括修筑渡桥路圩在内的各项公益慈善事业，成为当时捐修公益事业的重要力量。
3．水利河道的广泛兴修
镇江是江淮漕运，南北货集散的重要港口，保持京杭大运河水道畅通，是利国利民的大事，也是保持镇江贸易繁荣的重要保证。但清代晚期的清政面对内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对外应付外国列强的侵扰，无力对这些江河要道进行管理、修建。但镇江的士绅官宦却深深地意识到了这点，他们经常捐资出力，兴修水利，疏通河道，以弥补封建官府管理的不足。如赵国儒与兄赵国鋆召会家乡绅士承办善事“城内河道日就淤塞，复商邑令督工疏浚……”〔2〕。陈任旸在同治年间“筹款札办，究心水利，以工代账，涓滴归公。先后浚九曲河、沙胶河、镇江运河、金山便民河、谏壁河并修筑沿江各州县塘闸……”〔2〕；“金山新河同治八年（1869）当事开新河一道，上老鹳河南岸筑堤以资行舟……光绪三年（1877年）河渐淤，常镇道沈敦蘭倡首捐廉复开……”〔7〕；“荷花塘—名荷花坞，在北固山小闸之间临江。光绪壬辰（1892年）冬，镇道黄祖络、郡守王仁堪、邑宰王芝兰以长江往来无避风浪之所，将已坍新城得胜门内之荷花塘，兼买民地，开为东西二坞，直达江岸。并将向东旧有河形开宽浚深，直达甘露港……由沪绅施善昌捐募，并本地及广帮糖油各业捐助，道府县亦捐廉用。费钱一万三千余串。光绪辛丑（1901年）排浚一次……”〔7〕。可以说，义民兴修河道水利，能克服狭小家庭之间的利益之争，疏通河道，发展交通，能在更大范围内实现水利资源的合理利用。
4．书院义学的全面普及
镇江素来重视文化教育，官府设立府州县学，地方设立书院，家族私塾义学，形成了一套完备的学校系统。但是，官府学堂有时因财政困难有减裁之政，地方书院也会因灾异而废圮，家族内义学还只局限于富家大户范围内。为了促进整个社会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义民们超越家庭范围兴办义学，可弥补三者的不足。
清朝时期，镇江的义学名称多种多样，有初等小学堂、高等小学堂、劝学所、惜字社教育会等。兴办性质有公、私立之分。所办的学堂经费一般分创办经费、日常经费和开办场所等。公立学校如“官立高等小学堂，坐落镇江府城内，白马坊绿水桥沿，光绪三十年（1904）正月开办，创办者知县洪尔振，经者邑人何思浩、赵宗抃、薛传薪”〔8〕。开办费的来源多渠道，“培风书院，积谷项下提一年息款、刑讼罚款、商民捐款。学堂舍药师庵文昌宫，改造计二十八间”。〔8〕2页还有坐落在北门大街的公立求己学堂；坐落在西城外王家巷的商立高等小学堂；坐落在西城外杨家门的穆源两（高和初）等小学堂等等。私立学堂坐落在西城外云台山边的私立玉英贫儿院，“宣统六年（1914年）七月开办，创办者邑人王西星为其女玉英烈妇纪念，于桑梓而建设。开办费由王西星一人担任，学舍就财神庙改造计共十三间”〔8〕；有坐落小码头街的西三区简易识字学塾，“宣统二年（1910年）二月开办，创办者丹徒劝学所。开办费由劝所担任。堂舍借用元坛宫计三间”〔8〕；还有坐落于城内万寿宫的丹徒劝学所，坐落于城东乡西石村的道立初等小学堂。坐落于城南北外孙家湾的敦本第二初等小学堂等等。另外还有专供女生上学的学堂，例如坐落在西门外杨家门的天足会第一女学堂，“宣统元年（1909年）正月开办。创办者邑人李翰翔，开办费由私人筹集”〔8〕；坐落在西门外打索街邹家巷的天足会第二女学堂，“宣统二年（1910年）正月开办，创办者邑人邹宜瑾等，开办费由私人筹给，堂舍借用邹宅”〔8〕。还有由回族人士创办的，坐落于城内剪子巷的清真第一女学堂等等。在各类学校经费中，民办捐助义助成分较大，可以视作民办地方势力对官府权力的侵蚀。
由于书院义学的全面普及，加上源源不断的义田设置、捐助，这就为地方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足够的经费。一些有钱的乡绅超出族外兴办义学，不单是为了本家子弟荣登科第而光宗耀祖，它的目标还在于把本地的优秀聪慧分子送入官僚机构中，从而为地方谋利益。这是根深蒂固的家乡观念在起作用。同时，学校的普及又为儒学思想的广泛传播，创造了积极的条件。
5．救火消防设施和机构的陆续筹办
清朝康、乾时期，镇江商业繁盛，人口增加，商铺云集。由于店面集中，房屋大部分是易燃建筑构成，加之消防力量薄弱，消防设施奇缺，所以一旦发生火灾，往往危及数家，有时甚至燃烧数日，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自保，镇江的士绅义民非常乐于义办水龙（消防设施）、创建消防组织水龙会、义扛会。例如乾隆二十六年（1900），邑人袁文等人捐办乐济堂水龙五架。“……分设大云坊、小云坊、大围坊，主簿衙署张德元号等处，而以主簿总理，其一切雇夫救火事宜俱系张德元承管……”〔3〕；“上河边各米行捐办水龙一架，按年轮执，系唐瑞年经营。西门桥吴景先等捐办铜水龙一架，系胜茂号经营……按以上水龙计十四架俱乾隆间捐设。嘉庆以后愈设愈多，城内外各街巷均各添造，至道光中有三十架之多。咸丰间尽毁于寇（文中指太平军）。同治初以次重设，至十三年计水龙十四架”〔3〕。同治年间，常镇道沈秉成，以冬天水涸取水艰难为由，要求“民间积水，防不虞，城内外捐设太平水缸，水桶百数十，具分置各坊街巷宽衍之处”〔3〕。参加消防灭火的人员除各水龙会成员外，有一个叫义扛会的组织也参加了灭火工作。义扛会当时的主要职能有二个，一是救生，二是抢柩（即恤贫代葬）。“水龙传水接济给身价（每名一干二百文）外每次酌予奖赏……所有经费俱系同邑捐助……义扛二处——在城内实济堂——在城外安仁堂”。〔3〕当时的水龙会设备比较陈旧，但到了道光宣统年间装备了洋龙(又名腕力龙，装有轮盘可以推动，仍用腕力出水)：“义福堂在宝塔巷，同济堂在万家巷，众善堂在柴炭巷，永靖堂在银山门，金山新河亦置一架，未立堂名，均是洋龙”。〔2〕到了民国初年，消防组织也有了变化，当时地址在薛家巷内设了消防队，有了专职的消防组织，消防的功能也大大地增加。社会普遍义办消防，对稳定社会秩序，保障居民的生命财产赶到了很大的作用。
6．公益事业的全面展开
清朝时期，镇江商品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当地的社会秩序并不安宁，时有盗匪，天灾人祸又有侵袭，官府的赈济却杯水车薪，不能解决问题。民办的各种公益事业便在当时的社会氛围中应运而生。如用于保婴救婴的组织：育婴堂“在顺江洲四方桥镇，光绪三年（1904年），洲人王晋侯等创建”〔2〕；接婴堂“在顺江洲四方桥镇西首，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陶贡九、王建侯创建”〔2〕；保婴局“在辛丰镇，前志已载，罗慵、袁光壁、殷燮堂、魏秉诚、朱炳炎创建”〔2〕；保婴自乳局“在宝堰镇,光绪十九年(1893年)鲍上传、李慎儒、柳昕创办”〔2〕。收留寡女孤儿的组织：儒嫠会“光绪初张锡林、杨鸣相创立”〔2〕；完节堂“在城内七星街口，同治十二年（1873年）柳旭创”〔2〕。收留妓女的组织：济良所“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吴兆思、夏涌平……创立……兼收被虐妓婢……”〔2〕。收留乞丐的组织：栖丐所“在城外京几岭，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李树荣等创办，内设二舍，男女分别居住，冬则施粥，殁则殓埋，规条美备”〔2〕；留容所：“原附普仁堂已载有，光绪 二十年（1894年）……内详育婴堂条”〔2〕；留客处：“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李树荣等奉常镇道郭道直谕创办，并拨小闸口雁翅市房一所，以为经费，专为轮船客栈无所投止诸病客养病之所。生则药饵调养，殁则棺殓埋葬，并函招家属具领……”〔2〕。济贫的组织：启善堂粥厂“在城内千秋桥东，先是每届隆冬，于学源、柳昕等募资，散放米票，光绪十九年（1893年）冬奇寒，冻殍日众，即于冬至日起，在新城邹家门，赁屋煮粥，每晚携送。继又令人肩荷至城内外散放……”〔2〕；冬赈局：“在城外万家巷底火星庙，原为课桑局 ……每年冬至放粥，迄明年二月止……由五业中人认捐，举于学源为经理 ……”〔9〕。义诊施药的组织：思城堂施材局“赵长庚倜傥尚义……实心任事，精医孤寡贫民，送诊施药，活人无算……”〔2〕；卫生医院：在城外小街都天行宫西首，光绪十九年（1893年）张仰蟾、杨汉文创办，常年施诊施医……”〔2〕。义务植树的组织：树艺垦荒局“在城内府署土地祠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鲍心增、柳昕创立……尽力振复，种树几二百万株……”〔2〕。为贫民小额无息贷款的组织：因利局“在城外打索街，严寿彭、严作霖等创办 ……凡作小负贩而无资者，均可往贷……借出之资少则一千文，多不逾五千文，佰日偿，毋不权其息……”〔2〕。公益事业的全面展开有利于拯救生命，缓和社会阶级矛盾，从而保证基层社会的基本稳定。
7．几点结论
首先，社会慈善事业的兴办，由官办转为依靠义捐作主要渠道，这表明封建官府对社会基层的管理更加间接化和无为化，同时也反映了社会基层的自治化趋向，由地方绅士或其他有声望者出面集义资，创捐助，发展城市乡村的各种公益事业，从而形成地方经济文化社会治安状况的错落参差，亦使地方利益和地方意识由此强化，地方意识的强化往往为械斗与局部利益的争夺争取创造了现实条件，也为地方民众更认同于某一地区的老大创造了现实土壤。
其次，从兴办社会慈善事业的捐助者来看，涉及社会各个阶层，有的是巨额家产的富户，也有的是资产有限的贫民甚至义节之妇，这反映了我们民族所固有的互助精神、协作精神，反映了人们对安定和谐社会秩序的向往，即使在官僚机构腐败官府统治瘫痪的时候，当时地方秩序仍然维持相对稳定，并继续保持经济的发展。虽然晚清时期阶级斗争是激烈的，但慈善社会事业的发展，我们不难看到这些缓和阶级矛盾机制的作用。
此外，在清朝镇江民办慈善事业的发展中，商人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商人没有把商业利润更多地转向产业却大量用于兴办社会慈善事业，这是政法体制文化与当时社会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它显示了中国封建后期商人阶层利义兼顾的特征。
参考文献：
〔1〕范然《镇江救生会始末》，《镇江高专学报》，2002年第一期 。
〔2〕高觐昌等纂《续丹徒县志•人物志 附义举》卷14，民国19年（1930）刻本。
〔3〕吕耀斗纂《光绪丹徒县志•人物志 义举附》卷36，光绪五年（1879）刻本。
〔4〕李恩绶纂《丹徒县志摭馀•（九）尚义》 民国7年 （1918）刻本。
〔5〕祝瑞洪、庞迅、张峥嵘《京口救生会和镇江义渡局》，《东南文化》，2005年第6期。
〔6〕李恩绶纂《丹徒县志摭余•河渠志》卷3 民国7年 （1918）刻本。
〔7〕高觐昌等纂《续丹徒县志•河渠志 运河》卷4 ，民国19年（1930）刻本。
〔8〕高觐昌等纂《续丹徒县志•学校志 学堂》，卷6，民国19年（1930）刻本。
〔9〕高觐昌等纂《续丹徒县志•食货志 附义举》卷5，民国19年（1930）刻本。
 
（张峥嵘为市西津渡文史研究院高级经济师；李厚豪为镇江技师学院建筑系高级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