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荆王庙、墓及其碑记考略
潘美云
【摘要】汉荆王刘贾是刘邦堂兄，为汉初开国兴邦功臣，后战死于富陵。传润州为“荆王刘贾所都之地”，并建有荆王祠庙及墓冢。唐代先天二年（713年），重新修建荆王庙，并由孙处玄等为两方碑刻撰文，详细记述其修建过程、规模形制以及相关人员的事迹，具有重要的文史价值。另据志书记载，庙、墓位于润州城（铁瓮城旧址）内，早先地处“州城西北墉上”，明代开始先将荆王庙移建于斯城东南一隅，清代亦将墓葬迁于庙之后侧。咸丰年间，庙毁于战火。迄今唯墓址遗迹尚存,并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
【关键词】汉荆王刘贾祠庙墓冢碑记
   
刘贾（？－前195年），沛郡丰邑（今徐州丰县）人。《汉书》有
传：“荆王刘贾，高帝从父兄也，不知其初起时。汉元年（前206年），还定三秦，贾为将军，定塞地，从东击项籍。”后，因其战功显赫，“立刘贾为荆王，王淮东。立六年，而淮南王黥布反，东击荆。贾与战，弗胜，走富陵，为布军所杀。”［1］544
至于刘贾与镇江有着怎样的关系？北宋乐史在《太平寰宇记》中记述：“润州，汉初为荆国，故荆王刘贾所都之地，今郡城中贾墓尚存。”［2］1而更早的史料则见有唐先天二年（713年）《荆王祠神记》，曰：“汉兴，为将军，有功封为荆王，王于此地。与黥布战，薨，人为立庙。”［3］335—337至今，刘贾墓仍遗存于镇江市区鼓楼岗东侧，并被列为镇江市文物保护单位。1荆王庙、墓当是镇江历史上标志性的文化遗产之一。
1         唐代荆王庙及其碑记
在古代史料中，所见最早记载荆王庙者为两方唐代碑刻。其碑目
载录于宋人陈思《宝刻丛编》中：“唐·《荆王神庙碑》，唐孙处玄撰，正书，无姓名。先天二年（713年）三月立。”（简称《碑》） 另，“唐·《荆王祠神记》，唐张文瑾撰，正书，无姓名。先天二年八月立。”（简称《记》）［4］416其所谓“无姓名”，是指两碑正文之后未见另署撰者姓名。但，其实《碑》的撰者在《记》文中已经点明：“吴郡孙处元撰碑，披文相质，穷理尽性，稽诸典故，备通神道。”而《记》文自身则是以第一人称记述，文中自我介绍为“祝张文瑾”（“祝”者，祠庙主持人）；并以“文瑾修身洁己，常主奠祭，岁月躬亲，不懈其事”句结束正文。可见，张文瑾即是《记》文作者。2
孙处玄（一写孙处元），《旧唐书》有传：“孙处玄，长安中（701-704年）征为左拾遗。颇善属文，尝恨天下无书以广新文。神龙初（705年），功臣桓彦范等用事，处玄遗彦范书，论时事得失，彦范竟不用其言，去官还乡里，以病卒。”［5］616他回到江南以后，利用几年时间撰成二十卷《润州图经》。原书久佚，只有少量断简残篇散见于宋、元志书之中。其中，载有两件镇江文化史的大事：一是，关于书法瑰宝《瘗鹤铭》的作者，《润州图经》记曰：“为王羲之书，字亦奇特。”3可谓是《瘗鹤铭》石刻传世中的最早史料。二是，关于“州城西北墉上神祠”，《润州图经》云：‘本汉荆王之庙也’。”4这在历代地方志书中，堪称记录荆王庙历史的最早先例。
《碑》、《记》的主要内容大致有三个方面，且又各有侧重：
（一）歌颂刘贾的丰功伟绩
其中，以《碑》文为甚。它介绍了荆王一生的主要事迹：“一麾而获马欣，三捷而强彭越。围寿春，举周殷之众；会垓下，收项籍之功。取临江若拾遗，分旧楚犹摧朽。因谋出于不代，异绩崇于一时。”“富陵之釁，蝉蜕道穷”。孙处玄在文后的铭辞中进而作出评价：“帝王兴起，必有藩捍。匪独也周，亦闻于汉。”“德盛伊何？辅主惠民”。“欲达吾信，词陈史视。”这里，孙处玄尤为推崇的是刘贾“辅主惠民”的精神，认为这是德盛所在。同时，他以“帝王兴起，必有藩捍”，阐述了君主要善待贤良功臣，如此方能得到更多人的辅佐，去成全事业。
（二）记载庙、墓的祭祀活动
《记》文述及庙、墓祭祀的内容较多。先是追记唐以前的简历： “（荆王）王于此地。与黥布战，薨，人为立庙。历吴、晋、宋、齐、梁、陈，俗皆享祀。”继而，《记》文作者举了入隋后的两个事例：
其一，隋末、唐初茅山道士江旻作祭文
《记》文介绍：“隋平陈，废州为镇，数经寇贼，镇官溷惧，屡祷求福助焉。其祭文，道士江旻所作，词甚华美。”江旻是“贞观时希元观三洞道士”［5］4263希元观为茅山著名道观之一。
其二，润州司马薛讷恭祀
《记》载，“前后二千石及上佐下车，辄先祭而始莅职。如慢黩不虔，应时致祸。”汉郡守俸禄为两千石，所谓“二千石者，（月各）百二十斛（粟）。”［6］73此处代指润州刺史。“上佐”，唐《通典》曰：“大唐州府佐吏与隋制同，有别驾、长史、司马一人，大都督府司马有左右二员。凡别驾、长史、司马，通谓之上佐。”［7］910这说明历届润州刺史以及上佐等履职赴州，必先来荆王庙、墓祭祀后上任，方可保佑平安、顺利。
而《记》文又以润州司马薛讷为例：“左骁卫大将军薛讷，尝为此州司马，被病危笃，令祝张文瑾至诚乞请，当时获愈。自是恭祀有加。”薛讷（649－720年），字慎言。唐朝右威卫大将军薛仁贵长子，新、旧《唐书》皆有传6。传载，其早年初任蓝田令，但未述及薛任润州司马事迹，《记》文可补本传之欠缺。后来薛讷擢升，“突厥入寇河北，则天以讷将门，使摄左武威卫将军、安东道经略。”［8］359而突厥入侵，即嗣圣元年（684年）“秋七月，突厥骨咄禄、元珍寇朔州”［9］22可以推知，薛讷任润州司马是在嗣圣元年之前，早于立碑有三十年左右。
其三，刺史毕构、韦铣祭奠
孙处玄在《碑》文记述：“遗灵宅此，历代攸钦。自昔二千石临郡，未尝不先致飨而后莅职。前刺史东平毕构亲为祭文，今刺史京兆韦铣手荐脯醢。”其中，“前刺史”毕构(650—716年)，字隆择，“神龙初（705年），为中书舍人，……（后）出隆择为润州刺史，政有惠爱”［10］129“后刺史”韦铣，“景云中，为润州刺史兼按察使。……至先天、开元中，铣犹为刺史。”［11］129
（三）荆王庙修建纪实
从《记》文中得知，在先天年间及其之前先后有两次修庙之举，前者重在建筑和环境，后者以重塑神像为主：
第一次修缮。《记》文：“刺史王美畅修饰堂宇、门屋、步廊，皆令文瑾监领。瑾亦勤恳，手种果木一百余株。”此次修缮为刺史王美畅主持，并以庙祝（管香火、祭祀）张文瑾监领负责，其装饰包括山门、殿堂、回廊等建筑，同时又在庙内栽种百余棵果树，外观气象为之一新。而王美畅，“字通理，太原祁人，官至润州刺史，其女为睿宗德妃。”［12］556另据王美畅夫人长孙氏墓志载：“圣历元年（698年），王府君止坐延灾，奠楹俄及。”［13］1029“王府君”即王美畅，是于圣历元年去世，可见此次修缮荆王庙要比先天年间早了10余年。
第二次修缮。《碑》、《记》都载为重点，且两文又互为补充。而这次修缮的主事者为成敬荷，上谷人，时任潤州司馬。孫處元记曰：“慨祠堂之褫落，悲厥之堙讹。乃命众工，精求班匠，旋加刻削，广事雕锼。”成敬荷感慨祠堂已年久失修，失去了原来的模样，遂招聘精艺的工匠，精心雕制塑像。而《记》文所载更为具体：“乃于先天二年三月，内命工人雕刻神仪，并造王之后妃嫔妾及左右侍从威仪图于壁上，总三十余躯，盛矣哉！虽太伯、子房祠中象设严丽，不之过也。……时秋八月工毕。”施工从三月到八月历时半年，制作主要分雕像和画像两种：主尊是居中的汉荆王像，由工匠精心雕刻而成;两侧的墙壁上则绘有后妃嫔妾及左右侍从簇拥、护卫荆王的威仪图，共30余人，车马伴行，浩浩荡荡。孫處元在《碑》文中形容道：“同有子之追写仲尼，等左彻之共朝轩帝。精诚通于至理，仿佛见于仙祇。烟云气色，似获严凝之助；日月昭临，如增降鉴之象。延群峰于户牖，遶浚壑于阶墀。众圣尽臻，百灵咸暨。……威仪悉整，箫管皆彻。”即评价修缮者之举，如同春秋有子（有若）对老师孔子去世后的追崇，左彻在黄帝（轩辕）离世后的感思帝德、岁时朝飨。如此，则祠堂仿佛形成仙祇世界，敬颂的音乐缭绕不绝。
2 荆王庙、墓历史变迁
荆王庙的位置，《碑》文记曰：“润州城内荆王神庙”。而有唐一代，润州共有四座城池：即润州衙城（子城）、东夹城、西夹城及润州罗城。其中，惟子城年代最早，“郡有子城，周六百三十步，即三国吴所筑，内外皆甃以甓，号铁瓮城。”“自晋以来，郡治皆据其上”［14］1177、1178故亦是唐代润州衙城所在。余则皆属晚唐：稍前是东、西夹城，“长十二里有奇，唐太和中（827—835年）（浙江西道）观察使王璠筑。”［15］ 卷三夹城分东、西二城，位于铁瓮城两翼及南侧，故称夹城。而最晚为润州罗城，“乾符中（874—879年），周宝为镇海（军）节度，筑罗城二十余里”［16］18可见，先天年间的润州城，即是建在铁瓮城旧址之上的润州衙城（子城）。
至于荆王庙在润州城内的具体位置何在？首先，在《记》文中有明确记载：即“州城西北墉上”；另据北宋《新定九域志》称：“汉荆王庙，在州衙内”［17］618两者对照，表明荆王庙位于润州衙城之西北隅。但是，现今被公布为文保单位的荆王墓址却是在鼓楼岗，亦即清代《京口山水志》所记的地址：“荆王墓在（月华）山下府治东，荆王庙后”［18］卷四月华山即子城南垣，其府治东实指子城东南隅。问题是：唐人记述在子城西北墉，清代志载在子城东南隅，两者差距较大。那么，它们究竟是因年代久远记载失误，还是历史上确是发生过变迁之事？对这一文化之谜，有必要厘清、还原其历史真相——
先看北宋诗人蔡肇写有的一首《登城见古陵墓》诗：“诸豪衰季此并吞，形势当时苦未论。 不见江山开北户，竟随玉驾走中原。雄心尚记苍崖石，战血今消折戟痕。枯冢至今余拱木，夹城风雨有孤魂”［19］13660蔡肇是润州诗人，所作《登城见古陵墓》，其内容为凭吊汉荆王墓。而诗中有“夹城风雨有孤魂”句，表明此墓宋时是在“夹城”之上，此即铁瓮城西垣与唐代西夹城东垣共用之垣，这与《记》文所载 “州城西北墉上”相合。
及至元代，《至顺镇江志》记述：“顺佑王庙，在府治之后圃，即汉荆王贾庙也。”“汉荆王墓，在府治后圃”［20］325、497其“后圃”一名，较早已见于《新唐书·裴宽传》：“景云中，（裴宽）为润州参军事。刺史韦诜有女，择所宜归，会休日登楼，见人于后圃有所瘗藏者，访诸吏，曰：‘参军裴宽居也。’”后来，韦诜之女许配于裴宽。［21］465而州衙（府治）坐北朝南，所谓后圃，实与西北墉相近。
情况发生变化，见之于明代志书。《正德丹徒县志》记曰：“汉荆王庙，在县治西北。”［22］祠庙考之，明时丹徒县治，“在小市街北”［23］公署其地紧邻衙城东南外侧；而“县治西北”，则是指衙城东南内侧，此处在衙城内与原庙址呈对角状态，两者相距有数百米远。对此，《京口山水志》总结道：“荆王庙，《至顺镇江志》：‘在府治后圃。’案：庙，今在治东，盖明时移建。”［24］卷四
并且，志书还透露出迁移后的重建信息：“正统十二年（1447年）郡守吴崇重建；弘治十四年（1501年）郡守王存忠重建。祀典以七月五日有司致祭。”［25］祠庙“后倾圮。天启乙丑（五年，1625年），郡守贺仲轼重修，复构前厅三间，外建大门，立汉荆王庙额。”［26］卷五
明代，荆王庙已迁移新址，而荆王墓又是如何？明代志书记载：“汉荆王墓，在府治后堂。”［27］陵墓所谓府治后堂，其位置即府治后圃。史料说明，其时虽然荆王庙被迁移，而墓址仍然依旧。
进入清代，直至乾隆年间依然保持着这一格局，有《乾隆镇江府志》为证：“汉荆王庙，在府治前。”［28］卷十七又，“汉荆王刘贾墓，在府治后圃。”［29］卷二十一可是，至嘉庆年间，志书有了新的记述：“荆王刘贾墓，《城塚记》：‘在郡城内。’《府志》：‘在府治后。’按：今贾庙后封土为墓，表以碑，未知孰是”［30］卷四此处文字，是说之前《府志》（系指《乾隆镇江府志》）所记墓‘在府治后’，而现今在府治前荆王庙后面看到堆有封土，并树立荆王墓碑。故推测此墓的迁移，应是在乾隆后期或嘉庆前期这一时段。
概括起来，荆王庙、墓的变迁经历了3个阶段：
一、明初之前，庙、墓皆位于润州（镇江府）衙城西北墉，亦称后圃之地。
二、明正统年间，荆王庙迁至府治前，亦即衙城旧址东南隅；而荆王墓仍在原址。
三、清代乾嘉年间，荆王墓亦迁至荆王庙后，两者又合于一处。
 晚清时期，“道光初，是庙并墓皆俱圮，郡守罗琦重加缮葺；咸丰间，毁于寇，今（光绪年间）俱未复”［31］卷五近些年，墓址得到修葺，并被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成为镇江一处名胜景点。
注：
1荆王刘贾墓，镇江市人民政府于1982年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2此处及以下《碑》、《记》的引文，出处皆同参考文献：［3］，不再另注。
3孙氏著作，见《旧唐书》卷四十六《经籍上》：“《润州图经》二十卷，孙处玄撰。”
4此处佚文，转引自宋·欧阳修：《集古录》卷十（瘗鹤铭）。
5此处佚文，转引自唐·张文瑾：《荆王祠神记》。
6薛讷传，载《旧唐书·列传第四十三》及《新唐书·列传第三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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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清·杨棨：《京口山水志》，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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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清·蒋宗海等：《嘉庆丹徒县志》，嘉庆十年(1805年)刻本。
［31］ 清·杨履泰等：《光绪丹徒县志》，光绪五年(1879)刻本。
 
（作者为焦山碑刻博物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