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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荪选评《唐贤清雅集》
文章来源:历史文化研究会 添加时间:2024-12-20 阅读数:
张文荪选评《唐贤清雅集》
杨贵环 姚懿
摘要:目前学界对于镇江籍张文荪选评的《唐贤清雅集》涉及较少。本文结合张文荪的 生平交游、《唐贤清雅集》的成书背景,探讨其选编特征、评点特色等。张氏持以“神骨、词意”为旨,推尊王、孟诸公,中晚唐风格高秀者之选诗标准,主张学习古人神韵气骨、清雅之作,为诗强调性情之真、学问之实,有清真之味、浩然之气,与古人精神相际,传承“《风》《雅》真脉,免致汩没于流俗”。这对于发掘镇江文学资源,展现历史文化名人的文化贡献,增强历史文化底蕴, 彰显文化名城特色,丰富文学批评史均有所助益。
关键词:张文荪《唐贤清雅集》诗歌 选本 评点
南京图书馆藏清代张文荪选评《唐贤清雅集》三卷,清乾隆三十年(1765 年)抄本,学界相关研究较少。《唐诗选本六百种提要》:“《唐贤清雅集》,清张文荪撰。有精钞本,世所罕见。文荪字研香,丹徒(今江苏省丹徒县)人。”[1]“此书虽无笺注,却有眉批,极精。”[2]《江苏艺文志》载:“以为‘诗无性情不真,无学问不实’,故‘盛唐以王、孟诸公为准,中晚唐则择风格高秀者’,选录唐人诗近200 首,且有眉批,见解颇精。”[3] 书后跋曰:“斯编虽成于两月,然余蓄之二十余年。”本文结合选评者生平经历、编选背景等对其编选特征、评点特色等进行研究,探讨其选诗标准、审美追求以及选评本的独特价值。
一、《唐贤清雅集》的成书及背景
南京图书馆藏所藏张文荪《唐贤清雅集》三卷,半页九行,行二十字,有朱笔圈点,有眉批。卷首有张氏自序,书末有其跋,选录唐代45 位诗人的诗180 首,按体编排。卷一为古体诗,含五言古体35 首、七言古体25 首。卷二、卷三为近体诗,卷二含五言律诗40 首、七言律诗20 首,卷三含五言长律10 首、五言绝句20 首、七言绝句30 首。其中王维41 首、孟浩然12 首、王昌龄10 首、岑参10 首、李商隐29 首、杜牧8 首、邱为3 首、刘昚虚5 首、常建2 首、崔曙2 首、韦应物7 首、孟郊3 首、储光羲2 首、李颀6 首、高适2 首、崔颢2 首、元结2 首、韩愈3 首、温庭钧3 首、裴迪2 首、李贺2 首,卢象、阎防、祖咏、贾岛、殷遥、奚贾、钱起、朗士元、郑巢、李频、柳中庸、王缙、崔国辅、卢纶、于武陵、杨凝、刘长卿、韦庄、贾至、长孙佐辅、张祜、李洞、崔兴宗、张旭各1 首。选诗注重性情风骨,以“神骨、词意”为旨,尤重真实,以王维诗为尊。
张文荪约生于雍正元年[4],清代诗歌创作与诗学理论繁荣,王士祯的神韵说强调含蓄蕴
作者简介:杨贵环,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姚懿,江苏大学本科生。
[1]孙琴安著. 唐诗选本六百种提要[M]. 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456.
[2]孙琴安著. 唐诗选本六百种提要[M]. 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457.
[3]江庆柏主编《江苏艺文志·镇江卷(一)》(增订本),凤凰出版社,2019:238.
[4]据《唐贤清雅集》编选时间与跋中所言,乾隆三十年(1765 年)该选本成书时“今年四十有二矣。”可知,张氏约生于雍正元年(1723 年),卒年不详。
藉, 翁方纲的肌理说包括义理、文理,沈德潜的格调说悉依儒家诗教。[1]……康熙三十一年[2] 左右,王士祯的《十种唐诗选》与《唐贤三昧集》相继刊刻问世。这两部唐诗选本契合王士祯所倡导的“神韵说”,王氏论诗以神韵为宗,与“滋味说”[3] 和“韵外之致”[4] 一脉相承,以“不着一字,尽得风流”[5] 和“羚羊挂角,无迹可求”[6] 为最高境界。[7] 而完成于乾隆三十(1765 年)的《唐贤清雅集》对王、孟诗风推崇备至,选诗多重词骨、神韵,故而与颇重清幽淡远、不可凑泊,将王、孟诗作视为典范的王士祯神韵说似有契合之处。
纵观清代唐诗选本分类,一类是体现诗家思想的专门选本,一类是多作于清后期用于启蒙的蒙学普及性选本。《唐贤清雅集》无疑属体现诗家思想的专门唐诗选本,编选此书的主要目的是作为选本读物供二子学习的。其跋文曰:“书亭章公命二子肖臣寿人从游,因其有志学诗也。”“选兹一集,复以已意评点。俾展卷瞭然,二子勉之记云”。由此可见,《唐贤清雅集》既体现诗家情志的唐诗选本的主流意愿,又暗连些许清后期蒙学选本兴盛的浪潮。
二、《唐贤清雅集》的选诗
(一)选诗以王、孟诸公为准,中晚唐则选风格高秀者
《唐贤清雅集》序云:
客又曰:诗家动言李、杜、元、白,何皆不选?唐代传诵者何多不录?得毋见笑大方乎? 曰:李、杜,大宗也,不易学;元、白,大家也,须善学。无天才而妄学李、杜,必致粗疏;无妙笔而漫学元、白,易流浅滑,故不滥选。
作者开宗明义,在序中便道出《唐贤清雅集》最主要的选诗标准,并言及不录李、杜、元、白诗的原因。张氏认为,李、杜乃大宗,不易学。无天才之姿者妄图学习李、杜诗风,必导致粗俗; 而元、白虽略逊于李、杜,但作为大家,须得善学,而自身无妙笔者盲目学习元、白诗风,易流于浅俗油滑,故不选。既不录李杜、元白,张氏又以何人为自己的选诗中心呢?《唐贤清雅集》序中云:
今吾斯编,截然以盛唐王孟诸公为准,中晚则审择风格高秀者。
盛唐时期多选录王、孟诸公诗,中晚唐则多择风格高秀者如李商隐等人诗。《唐贤清雅集》选录45 位诗人180 首诗,按照各家收录作品多少,大致有四类。其一,王维独占41 首,数目最多;其二,李商隐29 首,仅次于王维,并以七律为多;其三,所录较多者还有孟浩然12 首、杜牧8 首、王昌龄10 首等,略少于王维、李商隐诗;其四,其余所录不多,只有数首或一二首。由此可见,张氏最推崇王维诗,而晚唐则多选李商隐诗,且以律诗尤多。选小李杜、韦应物等人诗之长
[1]袁行需主编,《中国文学史》(第四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205.
[2]据王士祯《唐贤三昧集》序中得知,《唐贤三昧集》编辑于康熙二十七年。渔洋门人盛符升《〈十种唐诗选〉序》,又有“壬申春,我师渔洋先生以《唐贤三昧集》垂示,因受而雠校之。集成,读者靡不叹其神简”云云,则直至康熙三十一年壬申,《三昧集》始校定。(参见张寅彭.《唐贤三昧集》与诗、禅的分合关系[J]. 文学遗产,2001,(02).) 据《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94 册载,北京图书馆藏《十种唐诗选》清康熙三十一年刻本,可知,此两种书约刊刻于康熙三十一年.
[3][ 梁] 锺嵘著. 曹旭笺注.《诗品笺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4][ 唐] 司空图.《诗品二十四则》,北京:中华书局,1985.
[5][ 唐] 司空图.《诗品二十四则》,北京:中华书局,1985.
[6][ 宋] 严羽著,郭绍虞校释.《沧浪诗话校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7]江庆柏. 论古代文学选本的意义[J]. 文学遗产,1986,(04):30-35.
律以展晚唐高秀之风;边塞诗人王昌龄、岑参、李颀的诗亦选录不少;卢象、元结等30 余位诗人只录一两首,与王孟所录诗歌比例形成鲜明对比。
《唐贤清雅集》所选45 位作家排列,也类似于诗歌数量,以王维为尊,归为四类。王、孟交友甚密,传为佳话。王缙为其胞弟[1],裴迪为其密友[2],崔兴宗为其内弟[3]。卢象[4]、储光羲[5]、殷遥[6] 等人亦与王维有所交游,选录的绝大部分诗人都与王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此为第一类;李商隐、杜牧等都作为中晚唐高秀者代表出现而被选录,此为第二类;韩愈、李贺等与王维无甚关联,但选录诗歌多数仍为有风调者,故选录,此为第三类;而高适[7]、岑参[8] 与李杜交好, 张旭与李杜亦有交游,元结[9] 诗曾得到杜甫推重,较为特殊,归为第四类。整体而言选诗以王维为尊,广涉交游圈,同时选录小李杜等人诗歌,可补不录李、杜之缺憾。
(二)选诗风格:清雅真实,富有神韵
张氏序中以主客问答的方式解释成书原因:
“客有问于予者曰:子编唐诗,名《清雅》,何也?予悚然应曰:惧夫学诗者之浊俗而然也。何以浊俗?有在神骨者,有在词意者,欲防其弊,必现正其趋乎?夫诗无性情不真,无学问不实,古之诗人以此不朽。……学者试于窗明几净,屏除俗虑,静玩长吟,胸中自觉有清真之味、浩落之气,与古人精神相际,恍悟不真不实之不可为诗,而犹有作识见伧父态者,吾不信也。”
序中交代张文荪选唐诗,盛唐以王孟诸公为尊,中晚唐则择风格高秀者。所选诗歌尤其注重“神骨”“词意”,使时人学诗得古人之所长,胸中有情真之味、浩落之气,以致与古人精神相际,尤重真、实。
张氏所选盛唐诗以王、孟为尊,并选录与王、孟交游者数人。王、孟作为山水田园派代表诗人,其诗歌风格冲和淡远,最符合其清雅之审美追求,且皆神韵超绝。张氏多用“兴味”“气骨”“超旷高妙”“清秀彻骨”等评价王、孟诗作,与其最重视的神骨、词意相契合。王、孟诗歌亦多清雅之作。明人胡应麟云:“张子寿首创清淡之派,盛唐继起,孟浩然、王维、储光羲、常建、韦应物本《曲江》(杜甫诗)之清淡,而益之以风神者也。”[10] 初唐张九龄好山水诗,以清淡之神韵胜。而王、孟等人承袭山水田园诗派清新淡远的风格,符合清雅特点,更具风神。张氏评王维《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神韵止可意会,才拟议便非”,评孟浩然《九日怀襄阳》“襄阳诗神闲骨峻,用意最深稳”“自然合拍,神力完厚”,评《与诸子登岘山》“具此襟怀,方可作诗。漫言吊古者
[1][ 后晋] 刘昫等撰;陈焕良,文华点校. 旧唐书第3 册[M]. 长沙:岳麓书社,1997:2136.
[2]张忠纲主编. 全唐诗大辞典[M]. 北京:语文出版社,2000:80.
[3]崔聚成主编;崔延山,崔孟彦,崔正旭副主编. 历代崔氏人物辞典·古代卷[M]. 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 2011:231.
[4]北京语言学院《中国文学家辞典》编委会. 中国文学家辞典·古代第2 分册[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3:137.
[5]北京语言学院《中国文学家辞典》编委会. 中国文学家辞典·古代第2 分册[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3:156.
[6]孙建军,陈彦田主编;于念等撰稿. 全唐诗选注[M]. 北京:线装书局,2002 年:747.
[7]北京语言学院《中国文学家辞典》编委会. 中国文学家辞典·古代第2 分册[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3:136.
[8]孙建军,陈彦田主编;于念等撰稿. 全唐诗选注[M]. 北京:线装书局,2002:1550.
[9]孙建军,陈彦田主编;于念等撰稿. 全唐诗选注[M]. 北京:线装书局,2002:2081.
[10]郭绍虞编,富寿荪点校:清诗话续编(上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920.
未许梦见,妙处只是情深”等批语,皆抓住其神韵、气骨等加以评价。神韵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气骨苍劲雄浑,极具风神。评其神闲骨峻,神力完厚、用意沉稳等,显示张氏对诗中所现神骨、词意有所体悟。
与王孟有交游的诗人张氏所选亦不少。他们的诗作中也有神韵体现,如评李颀《送刘昱》:
“转折有神无迹,可称一片宫商”;邱为《题农父庐舍》:“妙不费力,是炼神法。”等。
综而观之,张氏所录具有神骨、词意之作以王、孟为中心,兼及交游诸友。山水田园诗、送别诗、边塞诗、怀古诗等皆有所录,重神韵不可捉摸,清真古雅,风神独绝、气骨超群者,独具匠心。神骨、词意乃其择诗第一要义,题材不限,蕴藉丰富。
论及中晚唐,《唐贤清雅集》序中有言:“中晚则审择风格高秀者”,注重诗歌真与实。晚唐诸公,张氏选李商隐29 首、杜牧8 首,温庭筠、韦庄等人亦有所选。张氏对这些诗歌的选录以是否符合风格高秀、是否具备真情实感为标准。
小李杜作为晚唐诗坛的代表,张氏多有选录,且对李商隐所视甚高。选录李商隐、杜牧二人诗作时有两重:
一重风格高秀,侧重选多为大众熟知、但风神独绝之作,如评李商隐《春游》“韵秀而骨气健甚。”评杜牧《扬州三首(其一)》“绝世风调”等;二重真情实感,诗无性情不真,诗歌真情漫溢方得用心良苦。所选诗虽注重真情流露,但对克制其情,含而微露,情真意切的诗所选较多。如:评李商隐《七月二十九日崇让宅宴作》:“此当是义山悼忘后失意感怀之作,故而哀怨动人。极无理语,极有情诗,得风人怨字意。末处自叹字解,凄绝。”评杜牧《齐安郡中偶题二首·其一》:“极失意时,极有趣景,极无理话,极入情诗,胸中别有天地。俊健有婉致。”
张氏选录中晚唐诗人作品中,除却以李商隐、杜牧为主诗之外,对温、李并称的温庭筠诗也有选录,选诗风格与小李杜二人类似,且多与李商隐诗作对比,如:评温庭筠《春日偶成》:“义山‘浮世”“红蕖’二语,无理得妙;飞卿‘放怀”“经世’二语,有理得妙,须参看始得。”
《池塘七夕》:“采用活法,与义山《隋宫》同调。”皆与义山诗相较。
又有:评韦庄《台城》:“端已声调宏壮,亦晚唐好手。此诗厚而有味。”评李洞《山居喜友人见访》:“清峭,是晚唐杰出异才。”
温、李、杜三人外,晚唐诗人仅选韦庄、李洞二人。据其批语可观之,张氏认为这二者亦为晚唐好手,在诗歌品味上清隽宏壮,有独特品位。符合所谓风格高秀者之列,故选。
三、《唐贤清雅集》的批点
《唐贤清雅集》批语共约261 条,详略得当,见解颇精。张氏多用比较批评的方法评点诗歌,且注重对章法、结构的起承转合等进行分析。
(二)品评诗歌,善用比较
比较批评是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常用形式。评点者通过对比等方式,比较诗文在风神、结构、风格、技巧等方面的不同来品鉴诗歌。张氏选评《唐贤清雅集》时多用此法。
一是通过诗人风格等角度对同类诗人进行比较,如:
评王维《同崔员外秋宵寓直》:“右丞多解语,襄阳多苦词,固是性情,亦由境遇不同也。右丞五律诗,苍浑秀逸,气体甚大。襄阳清秀足相尚,而微偏峻历,似当逊一筹。丽而逸,无士宦气。”
评孟浩然《秋登兰山寄张五》:“超旷中独饶劲健,神味与右丞稍异,高妙则一也,结出主意,通首方着实。”
张氏多次论及王、孟诗歌之异同,其在首王而次孟的同时,也指出孟浩然诗之清旷高妙。二是对不同诗人的同类诗歌进行比较,如:
评孟浩然《夏日南亭怀辛大》:“清旷, 与右丞《送宇文太守》同调, 气色较华美。”
孟浩然《疾愈过龙泉寺精舍呈易业二公》:“构局与右丞《宿郑州》同法。‘石渠’二语,洗练精绝。襄阳高于东野等在此。使郊、岛为之,便有苦涩之态。”
张氏认为孟浩然此诗做法、结构与王维《宿郑州》相同“石渠”二语洗练精绝,其高于孟郊之处也在此。而孟郊、贾岛之诗多苦涩之态。
三是对同一诗人的不同诗歌进行比较,如:
评王维《过香积寺》:“‘古木’一联远写,‘泉声’一联近写,总从‘不知’生出,渐次行来,已至寺矣,故以‘安禅’收住。构局炼句与《山居秋暝》略同,超旷稍异,乃相同写景法。”
张氏将同一诗人的同类诗歌进行对比,选王维田园诗从文词、句法结构、风格神韵等方面细致比较,细腻入微,亦可见张氏对王维之偏爱。
四是对所录诗歌与时人对诗人诗风的刻板印象加以反驳,如:
评孟郊《答韩愈、李观别,因献张徐州》:“转接具大神力,世人竟言‘郊寒岛瘦’,真小见语。”
张旭《柳》:“寄意如此深婉,谁谓此君颠?”
其所评诗歌风韵与固有观念相碰撞,角度新颖,彰显张氏不流于世俗的评诗宗旨。
(二)诗法结构,各得其法
中国古典诗歌讲究章法、结构,作诗有起、承、转、合,即起句、承句、转句、结句。正确解读和阐释诗句之间的衔接与层次结构的安排,有助于读者了解诗歌创作思路,进一步体悟作者的情感表达。张氏在跋中云,《唐贤清雅集》编选的主要意图是教授后生诗学,使吾先人诗学得广其传。因此张氏的批点也多就诗句的起承转合加以评述。
首先,起句在诗歌中一般起统摄全篇、奠定感情基调的作用。张氏在批点唐诗时注重起句对于后文基调的奠定,如:
评王昌龄《过华阴》:“奇笔写奇景,了了如见绝妙起境。”
李颀《送陈章甫》:“开局宏敞, 音节自然。”
同时,也有不少指出起句结构上作用的批语,如:
王维《老将行》:“起势飘忽,骇人心目。”
常建《送楚十少府》:“起境微妙, 渐渐说开阔去, 构局极精。佳在全用兴比, 境味便深厚。”张文荪对起句的评点点到即止,还多关注到与后文的关系。起句对后文音节、意境、结构等均有影响。
其次,承句与转句在起句与结句之间,上承下启,承接转连,张氏在评点唐诗时亦注重对于承句与转句的评价,如:评刘昚虚《暮秋扬子江寄孟浩然》:“转接无痕,裁对亦稳,字字用意。”
李颀《送刘昱》:“转折有神无迹,可称一片宫商。”
张氏对于诗歌转折处了无痕迹的评点较多,崇尚“羚羊挂角,无迹可求”之美感。
最后,张氏亦重视结句在诗歌中的作用。结句或收束诗歌,余韵悠长;或干脆利落,洒脱超妙。如:
其评邱为《寻西山隐者不遇》:“着想幽异,蹊径甚别。结得更洒脱。”
李颀《送陈章甫》:“收得冷妙。”
张氏对句式结构的起承转合评价精深,亦有一些谋篇布局、用韵等的整体评价。如:评岑参《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才作起笔,忽然陡插‘风吼’‘石走’三句,最奇,下略平叙,舒奇气,复用‘马毛带雪’三句,迭荡一番,急以促即收住,微见颂扬,神完气固,谋篇之妙,与《白云歌》同工异曲,三句一转,都用韵,是一格。”
张氏所评将整首诗作的谋篇布局、诗法用韵等分析透彻。起笔后突转,承句、转句回环曲折,跌宕有致,后促以收束,整首诗浑然天成,曲折神妙。
(三)注重神韵自然,清旷骨峻
张氏以“神骨”“词意”为选诗标准,主张诗歌具有真情实感,对清真古雅的诗歌最为推崇,重视诗歌风格与意境。如:其评王维《归嵩山作》:“苍凉在目,神韵要体味。”评王维《送宇文太守赴宣城》:“兴、比,清旷,字字响。”评殷遥《春晚山行》:“语意自然,拈来即是,真乃高妙。”评杜牧《商山麻涧》:“朴而弥雅,源出《国风》, 非后人好书琐事可比。”郑巢《送琇上人》:“清绝,妙用加一倍写。”张氏评点体现出其清雅高妙的诗歌审美趣赏,其评点多用“清”“雅”“骨”“妙”等字,源出《国风》等。
结语
清代丹阳籍张文荪选评《唐贤清雅集》不录李、杜、元、白诗,盛唐推崇王、孟诸公,中晚唐多录李商隐、杜牧等风格高秀者,以“神骨”“词意”为旨,推崇诗歌神韵气骨、清雅之作。选本编选风格鲜明,用意深厚;批点善用比较批评,诗法结构,各得其法,注重神韵自然、清旷骨峻等, 见解颇精。张氏主张学习古人神韵气骨、清雅之作,为诗强调性情之真,学问之实,有清真之味、浩然之气,与古人精神相际,传承“《风》《雅》真脉”等。清代唐诗选本种类众多,但它不失为一部好的唐诗选评本。《唐贤清雅集》藏于南京图书馆,未见学界论及。选本的研究对于发掘镇江文学资源,展现历史文化名人的文化贡献,增强历史文化底蕴,彰显文化名城特色,丰富文学批评史均有所助益。
(作者:杨贵环为江苏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姚懿为江苏大学文学院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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