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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镇江文化的发展
文章来源:历史文化研究会 添加时间:2022-09-13 阅读数:
元代镇江文化的发展
吴晓峰
元代镇江文化在延续往日辉煌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并因为《马可·波罗游记》的发表而开始为欧洲人所了解。
一、《马可• 波罗游记》中的镇江
元代发生了一件使镇江在世界文化史崭露头角的重要事件,那就是《马可• 波罗行纪》
(亦称《马可• 波罗游记》《东方见闻录》等)在欧洲问世。根据该书记载,马可• 波罗是意大利威尼斯旅行家和商人,曾在中国游历了17 年。而这部游记则是由他本人口述,经他人记录下来的。在《马可• 波罗行纪》中记述了他游历东方特别是在中国的见闻。
马可• 波罗于1271 年随父亲来到中国,这一年蒙古大汗忽必烈改国号为元,定都大都(今北京)。马可• 波罗到达大都后收到了大汗的接见和赏识,被任命为二品官, 后来担任过扬州的宣慰使。他上任后曾游历镇江,在游记中详细介绍了当时镇江的情况。说这里的人民多是佛教徒,接受大汗的统治,使用元朝的钱币。这里工商业发达,人民富裕,盛产丝绸,还介绍了这里的基督教教堂等内容。书中特别提到了金山寺,认为金山寺与当时许多寺庙相比,是规模最大的庙宇。马可• 波罗对大运河的作用评价很高,尤其关注了镇江在漕运和仓储方面的情况。这是有文字记载的关于镇江基督教发展情况的最早记录,也是镇江为欧洲人所了解的最早记录。
二、元代镇江的文学艺术与教育的发展
元代镇江的文化、教育得到了很大发展。书院办学进一步发展,并产生了几位著名的文学艺术家。
(一)元代镇江书院
宋元两代实行官学和书院两种形式。《至顺镇江志》记载了元代镇江的各级官办学校的设置情况,同时也记载了元代镇江书院的情况。镇江元代有三个书院 :茅山书院、淮海书院和濂溪书院。镇江官学分路学、县学,设有各级行政官员,有儒学教授、蒙古字学教授、医学教授、阴阳学教授、学正、学录、教谕等,官下还有吏等;书院设山长,元代书院山长享受俸钱15 贯,禄米3 石的待遇。
茅山书院是北宋仁宗天圣二年(1024),镇江处士侯遗(字仲逸,一作仲遗)在茅山西北(今属句容)创建的。最初自筹经费,教授生徒。后来朝廷赐给田亩,作为书院经费的补充。与当时的石鼓书院、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岳麓书院、应天书院齐名,并称为北宋六大书院。侯遗去世后,书院废弛,学田院舍被崇禧观道士侵占。南宋淳祐年间(1241-1252),有金坛县知县孙子秀访查书院故址,并恢复重建。咸淳七年(1271),书院迁至金坛县顾龙山麓。
南宋淳祐八年(1248),太常少卿龚基先提议在镇江建立书院,以解决建炎以来由淮南淮北南渡寄居镇江的淮民子弟就学问题。经时任镇江知府王埜批准,决定将北固山西麓凤凰池畔作为书院院址。同时,也得到了淮民中的官宦、富商的捐资支持,很快书院建成,宋理宗赵昀赐名淮海书院并亲题匾额。南宋灭亡后,书院被甘露寺僧占据,元代淮海书院院址迁到府治西南斜桥儒林里①。
濂溪书院建于南宋后期,位于镇江南郊黄鹤山下。为纪念理学家周敦颐所建。周敦颐(1017-1073)因父亲早亡,与母亲一起依靠舅父郑向生活。景祐四年(1037),郑向调任两浙转运使,周敦颐也随舅迁至润州丹徒县。结果在这里不到一年的时间,舅舅、母亲就相继去世,安葬于润州。周敦颐在黄鹤山鹤林寺为母亲守丧三年以后出仕做官,熙宁五年(1072),周敦颐辞官归隐居住庐山莲花峰下,他将母亲的坟墓也从润州迁来葬在他居所附近的地方。他将门前的小溪正式命名为家乡的“濂溪”。熙宁六年(1073)六月中,周敦颐病逝于庐山濂溪书堂。世称濂溪先生。因为周敦颐曾经在镇江生活过,且在鹤林寺为母守孝,所以在镇江黄鹤山下建濂溪书院“以奉元公,以处四方之士”②因纪念周敦颐而建书院,实为供来自四方的文人学子讲学之用。
(二)元代镇江文化名人
《江苏通志》记述了元代镇江的几位名家 :“杨如山,字少游,居京口。为淮海书院山长,著《读史说》《春秋旨要》及《诗集》若干卷。郭畀,字天锡,丹徒人。历鄱江书院山长,浙江行省辟充掾吏。工书画,得赵孟頫法。俞希鲁,字用中,德璘子,丹徒人。辟从仕郎,历官松江路同知,学业淹贯。金华宋濓推为先辈。有《竹素悬钩》二十卷,《听雨轩集》二十卷。子圭,长于古文。”③
关于杨如山的记载,其他文献,再见于朱彝尊《经义考》卷一百九十四 :“《镇江府志》:杨如山,字少游。蜀嘉定州人。宋末游江南,四请漕举。宋亡不仕。大德间,起为淮海书院山长,因家京口。著《春秋旨要》十卷。”④则元大德年间(1297-1307),杨如山曾经在镇江淮海书院任山长。
郭畀是元代著名作家、诗人、书画家。现有藏于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的《幽篁枯木图》传世。《云山日记》是郭畀在至大元年(1308)八月至次年十月,在镇江、杭州期间手书的日记,其中对当时镇江的人物、名胜、僧寺、街道、市场、园林等都有记载,是一部珍贵的地方史料,更是郭畀研究的第一手参考资料,亦是书法精品。这部日记原为四卷本,现收藏在上海图书馆。全国几大著名图书馆如首都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天津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浙江图书馆等还分别收藏了日记的清代手抄本,上有诸多名人的题跋。
俞希鲁出身世家,学识渊博。其父俞德邻是宋元之际著名诗人。俞希鲁的最重要成就当属编写了《至顺镇江志》,这是现存镇江古方志中较完整的一部。分卷首与正文两部分,卷首一卷,正文二十一卷。该书对历代兴亡史事,记载比较详细。因为元代镇江是江南重要都市,是江南财赋繁富之区,故于“田土”“赋税”诸门中许多数字都详加记载,而于“物产”“土贡”各类,广泛引证《说文》《广雅》《方言》《本草图经》等书,详解细述。且保存了许多民族、宗教史料及地方珍贵文献,是一部极为珍贵的历史文献。
三、元代佛教遗迹
元代藏传佛教极受重视,也影响镇江佛教的发展。建于元代末年的昭关石塔是中国目前仅存的一座完整的过街石塔,就是元代藏传佛教在镇江的遗迹。镇江的昭关石塔因其塔身刻有“昭关”二字而得名。“因其正好立在街中上方,其形如瓶,又叫瓶塔、过街石塔。据专家考证, 为元武宗海山命建造元大都白塔寺工匠刘高主持建造,竣工于元至大四年(1311)或稍前。”⑤
这座石塔采用藏传喇嘛式塔的建造形式,塔的下半部是用石块垒砌而成的四根石柱,上用条石铺筑而成的框架式台座,瓶型的石塔就坐落于台座之上,下面行人、车马可以从石柱间通行而过。塔高4.69 米,用青石分段雕刻而成。现仍矗立于镇江西津渡古街上,每天迎来大量参观游览的人们,成为镇江元代文化繁荣的一个历史见证。据专家考证,元代所建过街石塔共有四座,除镇江西津渡古街石塔外,还在北京南口、居庸关、卢沟桥建了同样的石塔,但如今居庸关石塔仅存塔基,其他两个石塔早已荡然无存。
四、元代基督教的传播
基督教与佛教、伊斯兰教并称世界三大教,它起源于西方,如今在中国也拥有很多的信众。基督教流传到中国的时间最早可追溯到唐朝,当时被称为大秦景教。元朝时,基督教开始进入快速发展期,当时基督教又叫“也里可温教”,这个名词是蒙古文“Arkagun”的音译,这个字的意思众说纷纭,有人说这个字是景教的第一个传道人阿罗本的蒙古语发音 ;有人说是希腊文“福音”(Euangelion)的意思;也有人说蒙古语中“也里”是“上帝”,“可温”是“儿子”;更有人说是“有福分的人”的意思,“也里可温”也就是一个有福分的宗教,基督徒就是有福分的人。
这是基督教第二次进入中国传播,第一次是在唐朝,由于武则天是佛教徒,又被人们恭为弥勒佛在世,因此她非常看重佛教,对基督教却没有什么好感,因此当时的基督教徒在中国受到了排挤。但基督教还是在中国边境地区顽强地生存了下来,特别在新疆伊犁地方还有许多基督教留下来的礼拜堂、石碑和基督徒的墓碑等。在那附近,曾发现有六百多个坟墓,上面有叙利亚文和十字架标志的墓石,墓石上刻有年代和基督教的一些事迹。元朝建立时,基督教会仍然在中国许多省份存在,并在元朝时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基督教属于外来教派,在当时之所以能够盛行于中国,有着很多方面的原因,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元朝的统治者是蒙古人。
成吉思汗在发动了几次大规模的西征之后,大批的西亚、东欧的基督教徒被掠到了中国境内,中国基督徒的数量大大增加。成吉思汗和他的儿子们都接受基督教的教义,并任命基督徒为官员。成吉思汗打仗时会向一些有学问的人请教,并启用他们为官员,其中一位是基督徒郑海,另外还有一位有学问的基督徒大臣博剌海,这两位是忠心又有才干的基督徒,成吉思汗很看重他们。在政治上有了这个优势,基督教追随着这个帝国的发展传到中国的绥远与新疆地区,随着蒙古统一全国,他们也扩散到了全国各地,并且居住了下来。后来,当蒙古人向西征战时,也带上了很多基督徒官员。值得一提的是,忽必烈的母亲就是一位基督徒。成吉思汗为儿子拖雷娶了一位信仰景教(即基督教)的克烈族公主为妻,她即是元朝开国皇帝忽必烈的亲生母亲。当忽必烈当上皇帝后,他的母亲还曾在皇宫中设立教会举行礼拜,并带领许多官员信耶稣。
1289 年,忽必烈设立了一个部门——“崇福司”,其职责是掌也里可温教(基督教)事务, 管理教士及十字寺(教堂)。所以在13 世纪,基督教非常的兴旺。当时信教的人大多数是欧洲人和中东人,但也有部分的蒙古人,信基督教的汉人则比较少,因为基本上很少有汉人能接触到基督教。到仁宗时期,改司为院,合并天下也里可温掌教司72 所,可见当时,基督教在中国的分布之广泛。在元朝的公文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以也里可温教于诸色人户并举,说明那时候基督教徒已经遍及各地,信徒众多,仅仅镇江,就有八个道院。而且有很多高官大臣也都是基督教的信徒,曾任平章政事、领崇福使的爱薛,镇江府路副达鲁花赤马薛里吉斯,御史中丞马祖常等,都是当时著名的基督教徒。
由于元朝当权者对基督教徒的种种优待,基督教徒在中国的数量急剧增加,基督教发展越来越壮大。据记载,元初,仅仅在大都地区就有聂思托里派教徒3 万多人,朝廷设有契丹、汪古大主教区管理,西北地区还有唐兀等大主教区的设置。另外,元朝统治者对宗教的开明态度也是基督教徒生存下来并发展下去的一个原因。昔日武则天只认佛教,打击基督教,但元朝统治者对基督教和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几乎都很宽容,他们都可以自由传教,为皇帝祷告祝寿。而且基督教徒同僧、道一样,都是优免差役,但规定他们种田要缴租、经商要缴税,而有的教徒则依靠元政府给予的种种政治特权,多方逃避赋税。元朝衰亡以后,中东阿拉伯的回教徒兴起,并于1369 年至1405 年攻占波斯,杀了许多基督徒,毁灭了礼拜堂。1368 年元朝灭亡时,基督教教会开始逐渐衰败,但基督教仍然存留在我国的一些地方,在明清时期的许多省份中,我们还可以找到元朝基督教留下来的东西,特别在新疆和绥远地区,还有许多关于基督教的历史文献。
镇江这座中国古老文明的城市,是基督教传入较早的地区。元代基督教在镇江的传播,是现代中国宗教史研究的重要材料。大兴国寺碑就是元代基督教在镇江传播记载的重要代表之一。
元朝统一中国后,蒙古人、色目人随便居住,基督教徒遂入居内地,当时称也里可温人。元代《至顺镇江志》准确记录了在至顺年间(1330-1332),基督教在镇江传播的状况。当时侨居镇江的外来户,包括蒙古人、色目人、契丹人等共3845 户13503 人,也里可温人在这些外来人口中,每167 户中有1 户,每63 人中有1 人。
元代基督教在镇江迅速传播,是与著名的基督教人物马薛里吉思分不开的。有关马薛里吉思在镇江推广基督教的情况,在著名的《大兴国寺碑记》中有详细的记载。他出生在现在中东的基督教世家,整个家族世代行医,因医术高明,祖辈、父辈都被元朝招为御医。后马薛里吉思也被招入宫中担当御医,深受皇上信任,至元九年至十二年他被派到云南、闽浙为官 ;至元十四年(1277) 他被授予怀远大将军,到镇江任副达鲁花赤,据《大兴国寺碑记》云,后来他因梦休官,矢志从事推广基督教活动,共建了七座基督教堂。“公任镇江五年,连兴土木之役,秋毫无损于民。”
这七座教堂,在现在镇江行政区域内的有六座,分别为铁瓮城的大兴国寺,云台山上的云山寺、聚明山寺,丹徒县开沙的渎安寺,登云门外的高安寺,大兴国寺侧的甘泉寺和杭州荐桥门外的晋兴寺。大兴国寺是他所建的第一座教堂,教堂建成后,镇江儒学教授梁相专门撰文记载。这块碑刻在元代末期已经淹没,但全部碑文被收录在元代《至顺镇江志》中,被完整保存下来了。这是一个与西安《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一样著名的古碑,是国内外研究基督教在古代中国传播的珍贵史料。
马可·波罗任扬州宣慰史的第二年(1284),曾经游历镇江,他现场访问了马薛里吉思在镇江建设的这些教堂,并在《马可·波罗游记》中作了准确记载,他说 :“城里有三个聂斯托利派的基督教堂,建于1278 年,那时候,皇帝陛下曾任命这一教派的一个教徒,名叫马萨奇斯的, 来这里担任本城的行政长官。任期三年之久。在他上任之前,这里原来没有教堂,是马萨奇斯来了以后才创建的。”
马薛里吉思在云台山上建造的两座基督教堂,占用的是金山寺的土地。早在宋代,朝廷已经把云台山划给了金山寺。马薛里吉思在金山寺的土地上建教堂,引起了镇江佛教徒的强烈不满,产生激烈冲突。三十年后,武宗即位,他为了调和国内矛盾。开始重视佛教,这时金山寺方丈应声长老向朝廷状告基督徒侵占金山寺土地,挑起宗教矛盾。这个上告,得到了武宗重视,亲自御批 :“也里可温擅作十字寺于金山地,其毁拆十字”。判令拆毁基督教堂,改建金山寺下院般若院。并派宣政院断事官泼闾和建设北京白塔寺的雕塑家刘高到镇江落实御旨。刘高在镇江期间,在西津渡按照北京的白塔样式,建设了一座过街石塔,这就是现在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昭关石塔。
马薛里吉思在镇江夺金山佛寺,建云山寺和聚明山寺的时间是至元十六年(1279),27年后,武宗御批将云台山的两个基督教堂拆除,将云台山佛寺原址还给金山寺,重建佛教寺院。至大四年(1311)集贤学士赵孟頫奉敕撰碑纪其事。在云台山归还金山寺后,随着《马可·波罗游记》的介绍,使西方世界不仅第一次了解了镇江的繁荣和富庶,也了解了基督教文化与佛教文化的一次撞击,给古老的镇江带来异域文化的影响。
注释 :
①严其林 :《镇江史要》,苏州大学出版社2007 年版,第130 页。
②俞希鲁编纂,杨积庆、贾秀英等校点 :《至顺镇江志》卷十一《书院·淮海书院》,薛正兴主编 :《江苏地方文史丛书》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 年版,第466 页。
③《江南通志》卷一百六十六,《人物志·文苑二》:松、常、镇、淮、扬、徐六府,太、海、通三州。文渊阁《四库全书》原文及全文检索版,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
④朱彝尊《经义考》卷一百九十四,文渊阁《四库全书》原文与全文检索版,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
⑤漾文澜 :《中国古塔游》,中国铁道出版社2016 年版,第120 页。
( 作者为江苏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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