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义

      康有为同镇江颇有渊源。他一生多次到镇江的金山、焦山、南山及茅山游览，并留有题诗、题字。晚年又信堪舆家“金陵地肺”之说，将母亲劳连枝、幼弟康广仁和妻子张妙华葬在茅山， 并多次携家眷省墓。而在典籍方面，康有为有一批珍贵的图书藏在镇江市图书馆。这批图书经过几十年的变更，现在可以查实的，共63 种2860 册。以明版为主，有少量元刻和清刻，其中不少都已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江苏省珍贵古籍名录》或《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这是他留给镇江人的一笔重要的文化财富。那么，从康有为去世，到这批书辗转流入镇江，中间经历过哪些人？发生过哪些事？笔者综合相关人员的文集、年谱、日记及一些回忆录等，尝试对这个过程简述如下。

      1.康有为藏书的去向

      1927 年，康有为去世后，其侧室夫人梁随觉治家。由于康家当时已欠外债达六七万元之多，遂打算“将游存庐遗宅、宋元明刊本书籍及书画碑帖古器等变价清偿”。康门弟子徐勤、刘海粟等相当惋惜，打算筹设一个“南海学会”，以愚园为会址，并利用康有为所藏的图书、名画、古器等建立一座“南海图书馆”，结果经费迄未筹及。“故先将愚园路本宅变卖。其藏书由徐勤向香港大学接洽，拟半赠半卖，出价四万五千元，梁夫人以款少不肯出手。嗣后济南图书馆亦拟照赠买办法出价七万五千元，在大明湖专建一馆以作纪念，亦未成交。”最后康氏藏书约有两万册清版书出让给广西大学，后来由黄华表将其中一部分带到香港新亚学院（今归香港中文大学），其余部分零星在上海出售，又为上海及各地藏书家、藏书机构所得。（以上参见任启运《康有为晚年讲学及其逝世之经过》，蒋遗麟《追忆天游学院》，《追忆康有为》P465 －466、P475，李耀彬、蔡公天《康有为藏书考》。）

      任启运、蒋遗麟的记载都提到康有为藏书曾有一部分出售给上海当时的机构和个人，但这些机构、这些人都有谁？目前并不清楚。但任启运提到“中华书局新印之《图书集成》，即康氏家藏之原本”，那么这部雍正铜活字本《古今图书集成》应当就是中华书局或与之关系较近的人物买得后，供给中华书局影印。郑振铎题明万历十二年刻《唐十二家集》说 ：“每册均有‘御赐天存阁’及‘南海康有为更生珍藏’二印，盖自康氏散出也。”同时散出者尚有刘侗《帝京景物略》等，悉为平贾所得”（《西谛书话》P254 页）。可见北京也有商人买到了一些康氏藏书。

      从近年国家和各省发布的珍贵古籍目录和古籍普查数据来看，我们又可以根据一些线索，判断有少量的古籍可以确定是出自康有为的藏书。国务院发布的六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中，其中元刻明修本《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集》等5 种属镇江市图书馆藏本，稿本《南海先生大同书稿》《礼运注》《论语注》《孟子微》4 种属天津图书馆藏本，此外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各1—2 部，共16 部。

      2.蒋百里获康有为藏书

      从镇江籍商人严惠宇的秘书徐国昌、女儿严忠婉的说法来看，蒋百里应当是直接或间接购买康有为藏书的一个人物。严忠婉在《慈父 严师 益友》中提家藏康有为图书的来源时说 ：

      “在上海我们所住的屋子，原是一位蒋姓达官贵人的住所，里面有康有为的很多藏书，父亲把书买了，供我们选读。”（《镇江文史资料》第27 辑P95）这里只说严惠宇的康有为藏书得之于一位蒋姓贵官，而未明说其姓名。徐国昌则在《缅怀身系民生的严惠宇先生》一文中明确提到 ：

      “镇江绍宗楼重建，（严惠宇）先生慨赠图书百余箱。此批图书原是康有为旧物，后归蒋百里入藏，蒋故居在上海衡山路畔国富门路（今安亭路20 号），缘于40 年代此屋由先生向经营银行租得，书籍亦随之价归先生，此批藏书，目录不详，据测既是康氏藏件，自必非属一般。”（《世纪》2010 年第6 期）这里明确指出严忠婉所说的“蒋姓达官贵人”就是我国现代著名的军事理论家蒋百里。

      蒋百里（1882 －1938），名方震，以字行。浙江海宁人。少学于求是书院，1901 年赴日本留学，创办《浙江潮》，宣传民主革命。回国后被聘为东北新军督练公所总参议，复派德国研习军事，回国后任京都禁军管带。武昌起义后先后担任浙江都督府总参议、总统府一等军事参议、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1916 年助蔡锷讨伐袁世凯，之后任黎元洪总统府顾问。1920 年任浙江省议会议员，后参与创建文学研究会、新月社。1925 年以后先后从吴佩孚、孙传芳、唐生智，1930 年以后依附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高级顾问。著有《军事常识》《国防论》《欧洲文艺复兴史》等。

      蒋百里与蔡锷同学，也是梁启超的学生，但其参加的政治派系不管是北洋系还是革命党系，都站在康有为等保皇党、立宪党的对立面。笔者曾翻检《康有为全集》《蒋百里全集》以及陶菊隐、曹聚仁、许逸云编纂的《蒋百里传》《蒋百里评传》《蒋百里年谱》等，并未发现有康有为与蒋百里的通信或赠诗之类。只是康有为身故之后，其弟子打算设立“南海图书馆”，可能正是受梁启超、蒋百里为纪念蔡锷所建“松坡图书馆”的启发。至于蒋氏是在什么时间、以什么方式从自己的“太老师”家购得这批古籍，暂无从查证。

      但从《蒋百里全集》第8 册张宗祥、黄征夫的文章来看，蒋百里寓居上海国富门路并藏有书籍，后来又出手的事应当不谬。蒋百里国富门路寓所是唐生智所购，供蒋休养之用。（张宗祥《蒋方震小传》《蒋百里全集》第8 册P132）1928 年黄征夫“在国富门路先生寓所……的内书房详谈”，看到“这个书室收藏不少宝贵的书籍和古玩，以及有关历史人物的纪念品”。（黄征夫《师门小记》《蒋百里全集》第8 册P258）1938 年蒋百里死后，其弟子万耀煌曾劝蒋夫人左梅将藏书捐给陆军大学图书馆而未果，十年后的1949 年，蒋家又将国富门路的书籍尽行出售。（《蒋百里全集》第8 册P130、368）只是相关记载并没有提到康有为藏书的事。

      据严忠婉和徐国昌的说法，严惠宇一家是在抗战开始后从镇江逃到上海租界，之后向经营蒋家房产的银行租到，并买下了蒋百里的藏书，也就是原康有为所藏古籍中的一部分。这个时间同蒋百里一家的经历也是吻合的，因为就在抗战全面爆发后不久，蒋百里作为陆军大学的代理校长，随学校迁往西南，不久病逝于广西宜山。因此在这期间，蒋家将国富门路的房产委托给银行管理是可能的。

      3.严惠宇赠书镇江文管会

      3.1 严惠宇赠书的经过

      上世纪三十年代，实业家吴兆曾等以“绍承文宗阁”为志，合镇江乡贤冷遹、陆小波、丁传科等多人之力，在镇江云台山建成一座社会性的“绍宗藏书楼”，藏书丰富。但在日军攻占镇江后，这批图书全部散失。新中国成立后，史学家柳诒徵等向各界门生故旧多方征集，先后得书80000 余册。其中有一批原属康有为的藏书，也被捐赠给绍宗藏书楼，藏书的原主人则是镇江实业家严惠宇。

      据严惠宇亲友及一些相关人士的回顾，1950 年，时任镇江市文教局局长姚荷生获悉镇江商人严惠宇在上海的烟厂被工会封存，其中有大量珍贵图书，因此派人交涉，捐赠给镇江市， 并主要收藏于绍宗藏书楼。下面主要引述《镇江书话》和《柳翼谋先生纪念文集》中的说法 ：

      1950 年资本家严惠宇（镇江人士）在沪开办的大东烟厂无款给工人发放工资，厂工会封存其在厂的全部资产，其中有大批珍贵图书。此消息给当时任镇江市人民政府文教局局长的姚荷生得知，即向市政府汇报，经市领导批准，由文教局派员去沪联系，索取这批图书。厂工会同意无偿捐赠。此批书运镇后即收藏绍宗楼之中。这批书中有一部分是康有为的藏书，每书上都有他的亲笔题记。如在《白孔六帖》上他写道这部书是宋版（？）。有些书是元明版珍籍，如明宫中御览的《隋书》，一百册的全部《白孔六帖》等。（王玉国《镇江书话》P34）

      一九五一年三月镇江实业家严惠宇在上海开设的烟厂，因欠工人工资，为工人将其厂内全部资产封存，其中包括一部分珍贵图书。此消息为姚荷生同志所知，遂报告市长何冰皓，市府对保护利用文化遗物十分重视，因同意荷生同志意见，与上海方面联系，请求烟厂工会将严书让给镇江人民，并由市府修葺绍宗楼收藏。（柳曾符《衰翁尽瘁绍宗楼》《柳翼谋先生纪念文集》P220）

      一九五一年七月五日，得姚荷生书，述绍宗楼修理费一千二百万，顷将竣工，唐、严所捐已运至山楼，并寄募书启来。（柳曾符《衰翁尽瘁绍宗楼》引柳诒徵《劬堂日记抄》《柳翼谋先生纪念文集》P221-222）

早在30 年代，他就是镇江吴寄尘创办的绍宗藏书楼经费筹委会的委员。特别是在1951 年他将封存在上海烟厂的100 箱图书捐送镇江，对恢复绍宗国学藏书楼起到了促进作用。（陆九皋《悉心收藏 无私捐献》《严惠宇纪念文集》镇江文史资料第27 辑，P35）

      解放后，镇江绍宗藏书楼重建，先生捐赠图书一百余箱，为楼重建后第一批藏书。其余捐赠镇江博物馆书画文物，亦数百件。（李家本《严惠宇先生传略》《严惠宇纪念文集》镇江文史资料第27 辑，P5）

      连同前述徐国昌、严忠婉的两条回忆，可以说整个事件的脉络是清楚的 ：1. 康有为藏书曾部分出售至蒋百里家，抗日战争爆发后严惠宇居住在蒋宅，买下这批藏书 ；2.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大东烟厂经营不善，在厂资产被工会封存，经市文教局局长姚荷生努力，镇江市专门修缮绍宗藏书楼，厂工会将图书移交镇江，严惠宇本人也愿意捐赠；3. 这批书的数量是“一百余箱”，其中包括严氏得到的康有为藏书 ；4. 严惠宇捐书是绍宗藏书楼第一批接受捐赠的第一批藏书，至迟于1951 年7 月前已经移交到位。

      3.2 严惠宇移交图书的两点疑问

      但是这里也存在一些疑问 ：1. 严惠宇捐赠的一百余箱图书全系康有为藏书，还是也包括蒋百里、严惠宇所藏的其他部分？这个问题暂时难于解答。因为从镇江现存康有为藏书的实物来看，书上只有康有为及以前诸藏家的藏书印，而康氏以后则只有“绍宗藏书楼”“江苏省立镇江图书馆”和“苏南镇江市图书馆”的藏印，蒋百里、严惠宇都没有留下藏书印或批点、序跋之类的印迹，因此以后也很难确定其中是否有蒋、严两家自己的藏书。

      2. 严惠宇移交的康有为藏书是否悉数归绍宗藏书楼收藏？目前公开发表的文字都持这一观点，只有张爱民《绍宗国学藏书楼及康有为藏书》一文提到 ：“在绍宗藏书楼藏书散移过程中，现由镇江市图书馆收藏的康有为藏书也有27 种。”这个说法是有依据的，因为从我们进行实际考查的情况来看，显然镇江现存的康有为藏书显然在建国之初就已一分为二，一部分保存在绍宗藏书楼，另一部分保存在镇江市图书馆。但问题在于，绍宗藏书楼所藏古籍除了2002 年移交镇江市图书馆之外，中间并没有发生过散移的情况，而镇江市图书馆在2002 年以前保存的20 余部康有为藏书，应当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已经保存于此了。理由就是藏书印，凡是原来保存在绍宗藏书楼的康有为藏书，书前皆钤“绍宗藏书楼”印，一般在书眉上 ；2002 年以前即已保存在镇江市图书馆的，钤“江苏省立镇江图书馆”“苏南镇江市图书馆”印，按传统习惯钤于书前卷端版框右下角。而据《镇江市志》可知，新中国成立初期，清代的江苏省已经被分成苏南行政区、苏北行政区、上海市、南京市4 个省级行政区，1953 年1 月苏北行署区、苏南行署区和南京直辖市合并为江苏省。镇江在1953 年1 月以前隶属于苏南行署，但可能最初未及制新印，因此最初钤“江苏省立镇江圕藏书”“省立镇江图书馆藏书”印，后来治新印后则钤“苏南镇江图书馆藏书”印。因此，这两枚藏印的存在，足以证明康有为藏书应当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在镇江市图书馆保存了。

      此外，新中国成立后镇江市图书馆馆长江源岷曾在馆藏的绍宗藏书楼古籍上留有题跋， 其中明正德刻本《止斋先生文集》跋中说 ：“一九五〇年七月收自镇江人民法院。”明成化内府刻大字本《资治通鉴纲目》扉页上跋称 ：“一九五四年五月，自镇江地方法院转归镇江图书馆藏。”如果此说准确，那么就存在另一个可能，即镇江市图书馆所藏康有为藏书并不是只来源于严惠宇的赠书，而是分多次从镇江地方法院移交的。但是我们应当认识到，其中仍然可能有一部分是来自于严惠宇的藏书。比如明万历北京国子监刻本的《二十一史》，其中《史记》《三国志注》《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后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新唐书》14 种原藏绍宗藏书楼，而《新唐书》《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6 种藏镇江市图书馆。而且更为奇特的是，镇江市图书馆和绍宗藏书楼各藏《新唐书》的一部分，绍宗藏书楼藏34 册，镇江市图书馆藏16 册。如果说这一批书，经过康有为家属转卖两家甚至三家之后，再分别流向镇江，似乎未免太过巧合。因此文管会接受捐赠后，可能当时就已将严氏的这批图书一分为二，分别拨付镇江市图书馆和绍宗藏书楼珍藏。

      以上关于现存于镇江的这批康有为藏书，我们似乎大致可以推定，康有为逝世后，其藏书散播于上海及各地的书商、藏书家，其中一部分经蒋百里、严惠宇、镇江市文管会之手，分别转入绍宗藏书楼和镇江市图书馆 ；另一部分书籍经其他人从康家购买，于新中国成立之初经镇江人民法院移交到镇江市图书馆。世事纷纭，变化多端，我们今天能从前人的回忆、书籍上的藏印或者某些过去遗存的档案中找到一些散碎的信息，或许可以推测一二，以接近历史的真相。但是真相到底是什么？尚待进一步的查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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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夏晓虹编，追忆康有为[M]，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 年版

 

［3］李耀彬、蔡公天 ：康有为藏书考[J]，图书馆学研究，1987 年第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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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谭徐锋主编，蒋百里全集[M]，北京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15，09

［6］曹聚仁著，蒋百里评传[M]，北京 ：东方出版社,2010，01，

［7］陶菊隐著，蒋百里传[M]，北京 ：中华书局,1985，02，

［8］许逸云编著，蒋百里年谱（1882-1938）[M]，北京 ：团结出版社,1992，10

［9］江苏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严惠宇纪念文集（江苏文史资料第74 辑）[M]，《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1994，06，

［10］镇江文史资料研究会 ：柳翼谋先生纪念文集（《镇江文史资料》第11 辑），镇江市政协1986 年编印

［11］王玉国编著. 镇江书话[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1.06.

［12］张爱民 ：绍宗藏书楼及康有为藏书[J]，《天一阁文丛》第2 辑，宁波 ：宁波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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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彭义 ：“南海圣人”康有为藏书6600 余卷在镇江[N]，《京江晚报》，2011 年8 月

［14］殷光中 ：关于严惠宇先生捐赠给绍宗藏书楼古籍中的康有为藏书［J］，《镇江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论文集》第12 辑，2011 年版

［15］郑振铎著, 西谛书话,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10, 第254 页

（作者为镇江市图书馆文献开发部主任、副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