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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第一钟”的前世今生

文章来源:历史文化研究会      添加时间:2022-03-30      阅读数:
“江苏第一钟”的前世今生
杨再年

      【摘 要】 在我国民族特色的传统金属铸造工艺中,泥范铸造最为重要,应用普遍。唐宋时期,泥范铸造工艺有着很大发展。丹阳铜钟就是国内现存最早的泥范铸造的唐代佛钟中的佼佼者,有着“江苏第一钟”的美誉。观赏之,获益良多。
      【关键词】 泥范铸造 江苏第一钟
      江南的开发,肇始于水利的开发。城以水兴,市以水旺,古城丹阳是一座在举世闻名的大运河的滋润下发展起来的运河城市。现今市区断断续续的城河就是古代贯城而过的大运河遗迹,那一座座似虹卧波的石拱桥就是最好的见证。
      唐朝时,运河丹阳段已是“两岸饶商贾”。河道舟船如梭,过往的商旅不仅看惯了船上的白帆,听惯了桨声、橹声和船工的号子,而且在每逢农历初一、十五的日子里,同丹阳城的百姓一样,他们还可以听到雄浑的古刹钟声,正是“丹阳城西朝阳寺,朔望钟声到客船”。
      一、王珣舍宅朝阳寺
      丹阳朝阳寺,在宋《嘉定镇江志》中就有记载,只是《嘉定镇江志》原书早已佚失,但从清代阮元珍藏的《嘉定镇江志》抄本中得知原文是“王宅, 在丹阳县南一里,后舍为朝阳寺”。这座舍为朝阳寺的王宅,《至顺镇江志》卷十二云:“晋王珣宅,在县市中,后舍为朝阳寺。”明证朝阳寺的前身为晋王珣的居宅。
      王珣,他是东晋著名书法家王导之孙,王洽之子,王羲之的侄子,工书法,他的行书《伯远帖》与王羲之《快雪帖》、王献之《中秋帖》,俱被清乾隆帝视为希世之珍收藏于内府藏所。这藏所称“三希堂”, 以至王珣的名字与王羲之、王献之并重于中国书史。而王珣《伯远帖》被认为是传世惟一可信的东晋名家署名书法真迹,历1600 多年,它完好如初,现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
      东晋南朝时,由于统治集团的提倡,大批佛教寺院兴建,达官显贵们舍宅为寺成为风尚, 身为东晋内史的王珣自不例外,朝阳寺应运而生。在元《至顺镇江志》卷九《僧寺•丹阳县》、卷十二《古迹•居宅•丹阳县》条中均有记载。卷九《僧寺•丹阳县》条中对朝阳寺的变迁有着详细的记述,文曰,内史王珣舍宅为寺,寺本名显阳,因避中宗李显讳,改名朝阳,开元、天宝年间重修,寺门西向易以南向,前临市街。宋大中祥符年间(1008 一1022), 真宗赵恒赐额“普宁”。从此,朝阳寺更名普宁寺。
      岁月流逝,原距县治南一里的普宁寺,虽坐落未变,但随着丹阳城域由西向东展拓,则位于丹阳城西了。而今,荡然无存的普宁寺旧址上,矗立起江苏省丹阳高级中学教学大楼。
      虽如此,丹阳朝阳寺名载正史,有案可稽。而历唐、宋、元、明、清和民国的朝阳寺古钟,常引发世人的历史记忆。
      二、名闻遐迩古佛钟
      远在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出于娱乐的需要,劳动之余从敲击工具发出铿锵之声中得到启发,创造出了陶钟。在陕西省西安市距今五六千年龙山文化遗址出土一只仅有火柴盒大小的陶钟,被认为是中国钟的始祖。之后,古钟从陶制发展到金属质地,金属质地的铸钟又有铜者上、铁者下之分,从个体钟发展到组合的编钟。从击发较单调的音响到演奏乐曲,出现过“钟鸣鼎食”的时代,乃至发展成为祭祀、求雨、驱疫、射仪、王师大献、庆祝凯旋等活动无一不用的重器。还有与青铜礼器组合,以其组合器物的多寡来区分统治阶级不同的级别。功能的变化,丰富了钟的种类,继陶钟之后,我们的祖先还先后发明了各种乐钟、朝钟、佛钟和道钟…… 逐步形成了一个钟的王国。
      魏晋南北期时期,匠人为适应弘扬佛法的需要,汲取保留有华夏中原文化特征,横截为中空正圆形的金刚铃的特点,在传统的外观作合瓦状,横截为中空扁圆形的编钟之外,创制出了外观似筒状,横截为中空圆形的中国佛钟( 亦称梵钟),从而展现了寺院“晨钟暮鼓”的新格局。根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现存最早的佛钟实物,铸造于南朝陈太建七年(575),但早远渡大洋,被日本国东京一个叫井上源太郎的人收藏着。中国国内现存最早的佛钟实物就数唐代的遗物了。丹阳朝阳寺古钟就是此族中的一员。
      丹阳朝阳寺古钟,铜质,因铸造于唐僖宗中和三年(883),为区别其他铜钟,故称之为唐中和铜钟。它是由信女王十四娘捐款铸成,悬挂于寺内钟楼。《增一阿含经》说 :“若打钟时,一切恶道诸苦並得停止。”刻有经咒的佛钟,每被敲击一次,犹如诵经一次,如俗话所说,“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钟能使人脱苦得乐,铸钟人也就功德无量,王十四娘的名字及她所请佛教经文被镌刻在钟上。当然,她的功德不在对佛教的虔诚和追求,而是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文化遗产。
      唐中和铜钟因其有1100 多年的历史资历,在被列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的四口古铜钟中,胜过泰州南唐铜钟、淮安金代铜钟和南京鼓楼明代铜钟,以誉称“江苏第一钟”而闻名遐迩。
      三、岁久弥珍惠后世
      (一)传承泥范铸造工艺
      在我国古代金属加工工艺中,铸造占有突出的位置。我们的祖先通过世代相传的长期生产实践,创造了具有我国民族特色的传统铸造工艺。其中泥范、铁范和熔模铸造最为重要,被称之为古代三大铸造技术。丹阳唐中和铜钟就是采用我国传统的泥范法,用四圈泥范套合戴帽,顶注式一次浇铸出这口高2 米许,横截口径有1.41 米,厚0.11 米的铜质佛钟。它的内壁几乎没有缺陷,表面光滑严密,范缝细并经过磨锉,表现出高超的铸造水平。
      传统的泥范铸造技术,继往开来,从唐宋时期起,用泥范铸造大型和特大型铸件有着很大的发展。北京大钟寺明代特大铜钟就是典型实例。它铸造于明永乐年间(1420 年前后),形体庞大,通高6.75 米,最大直经3.3 米,钟体内外遍铸文字,有用汉文和梵文书写的佛教经咒一百多种,总计二十三万多字,字字隽秀,笔划工整,是明初楷书“台阁体”书法的代表作。这口重约九万三千斤的精美大钟,每当钟声响起,音色圆润深沉,声传方圆百余里,余音可持续三分钟,其声播距离在世界古钟中名列前茅。铸造于十五世纪初的永乐大钟,在其后的三个世纪里,一直保持世界最大钟的记录。十八世纪初,俄国沙皇意欲铸造一口超过北京永乐大钟的皇钟,投以巨大财力、物力,耗时五年,铸出一口重约一百九十三吨的大钟,重量虽刷新了世界纪录,但在浇铸冷却后,钟体出现了大裂缝,成了世界上从未敲响的大钟。由此,永乐大钟是当之无愧的“钟王”。值得注意的是,永乐大钟是传承发展从唐宋时期起铸造大型和特大型铸件有很大发展的技艺,采用地坑泥范法铸造的,可以说唐钟是它的“祖师爷”,丹阳唐中和铜钟是唐代佛钟中的佼佼者被广泛关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北京钢铁学院《钟王的秘密》摄制组专程赴丹阳“探秘”,拍摄唐中和铜钟; 以永乐大钟为镇馆之宝的北京大钟寺博物馆征集唐中和铜钟的图文资料,丰富馆藏。
      (二) 刮目相看中和钟
      唐代,古钟造型呈现多元化的趋势,成为当代收藏家们青睐的研究对象。收藏界根据钟体形制和装饰特征将唐钟划分为“荷叶口”造型铜钟、直筒造型铜钟和“荷叶口直筒”造型铜钟三类,其中“荷叶口直筒”造型铜钟数量极少,因为这类铜钟能将“荷叶口”与“直筒造型”完美结合而弥足珍贵,令人刮目相看。唐中和铜钟被收藏家作为范例向社会推介:“钟顶为平面且面积较大,与‘直筒’造型铜钟较为相似。钟肩为平肩,呈现出弧形,钟身上下直径差异不大, 钟腰位置周长最大,钟口为波浪型‘荷叶口’。”
      唐中和铜钟立面呈微开的莲花状,钟唇六曲,形似藏家所云“荷叶口”。钟体铸出的矩形、梯形纹饰,分八块布图,质朴大方,简而不陋,增强了铜钟的立体感和饱满度。钟纽造型为连体双龙( 图1),头有双角,长舌吐出直逼钟顶复又微微上卷,身体满披鳞甲,四足撑立,形象生动而逼真,设计者匠心独运,塑造出我国古代神话传说中龙子蒲牢的形象。蒲牢生性好鸣叫,于是被量才安置,铸于钟顶,期望能因蒲牢相助钟声洪亮悠扬。
      (三) 钟体镌文信息多
      1927 年成书付梓的《丹阳县志补遗》(附考证)卷之七《职官》,以《朝阳寺钟文》为据, 弥补了唐中和三年丹阳县职官的缺漏。这口被称之为唐中和铜钟的朝阳寺铜钟铭文云:“承奉郎润州丹杨县令李元翊、将仕郎守润州丹杨县丞独孤岳、摄尉前行丹杨县尉盛臻。”真名实姓,官阶清楚: 县令从八品上、县丞从九品下、县尉正九品上。
      一县职官的官阶、姓名郑重其事地镌刻在钟体的正下方,可见朝阳寺铜钟铸成,在丹阳县一定是万人空巷的盛举。至于钟文中丹阳之阳,从木而不从阜,说明“杨”、“阳”音同古通。早于中和三年的唐《元和郡县图志》印行的就是“润州丹阳”。
      钟体铭文还镌有“铜钟重五千五百斤,信女王十四娘捐款铸造”字样,证实了王十四娘捐款铸钟的善举 。1984 年,铜钟搬迁时,我们有机会给它称重,电子秤准确地报出了它实重6025 斤。这为研究唐代衡量轻重及与现代斤两的比率,又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数据。
      风雨侵蚀,战火摧残,朝阳( 普宁) 寺钟楼多次兴毁,铜钟多次堕地,直至后来寺院荡然无存,铜钟竟然奇迹般地安然无恙。这与其说是佛主的庇护,毋宁说是唐代铸匠技艺的巧夺天工。
      丹阳铜钟是珍贵的,人们倍加重视。民国初,铜钟从荒芜的寺院旧地移置丹阳公园内,以六只小石狮拱托并建亭保护。1972 年因丹阳公园废止,铜钟又移至县文化馆强化管理。1984 年经江苏省文化厅批准,铜钟迁至丹阳人民公园内。为保护这一珍贵文物,它已不再被悬挂敲击,仍由六只小石狮拱托,新建一座仿古六角亭为它遮阳避雨。( 图2)。亭柱间以栏栅阻隔人们的步履,使铜钟看得见摸不着。人们不再追求它那“声闻数十里”的声响。它作为一座显示古代工匠惊人想象力和创造力,具历史性、科学性和艺术性的“智造”珍品,吸引中外宾客纷至沓来,观赏、赞叹,真是此钟无声胜有声。

图一

图二

( 作者为丹阳市原文化局副局长、江苏省六朝史研究会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