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源阁址话今昔
刘 蔷

    在北京西郊的圆明园遗址中，有一处早已湮没于荒草之中的古迹——文源阁旧址，这里曾矗立着一座恢弘的皇家藏书楼，是清朝乾隆年间庋藏《四库全书》的“四库七阁”之一。文源阁因存世时间短、实物遗存少，相对其它几阁，研究较为薄弱，少见专门文章发表。笔者曾撰有《漫话文源阁》一文，发表于《文史知识》1995年第6期上，此后一直关注相关材料的搜集。欣闻镇江文宗阁复建，特翻检旧文，重新撰写，探寻遗址现况，补入新近发现史料，特别是散存海内外的文源阁《四库全书》残本情况，备述成文，以志贺忱。

 庋藏始末

    清朝纂修《四库全书》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次重大的文献整理活动。这次由朝廷倡导的规模空前的修书活动，表面上是稽古右文，渲染文治修明的景象，而实际上是要通过编纂过程中的征书、禁书、毁书和编书等一系列做法，来清除汉族士人反对满族异族统治的思想和典籍，即钳制思想，消灭异己，也就是后世所谓的“寓禁于征”。《全书》广泛网罗和搜集了从上古流传至清初的所有著作，用经、史、子、集四大部分类，共收书3,461种，总计79,337卷，约97,700万字。［1］它不仅全面总结和系统整理了三千年来中国封建文化的学术成果，保留了丰富的典籍，而且任职于“四库全书馆”的官员学者，多是当时学术名流，他们倾十年心血而成的《四库全书》，无疑也是对中国古代文化的一大贡献。

    这部大丛书的主要历史影响除学术成就外，当数“四库七阁”的建立。该书因卷帙浩繁，不曾付梓刊行，只手抄了七部，分别建阁贮之，这就是被称作“内廷四阁”或“北四阁”的北京大内之文渊阁、圆明园之文源阁、承德避暑山庄之文津阁和盛京（今沈阳）故宫之文溯阁；以及被称作“江南三阁”的扬州大观堂之文汇阁、镇江金山寺之文宗阁和杭州圣因寺之文澜阁。阁与书历尽沧桑，伴随着中国近代史上的频繁战乱而饱受摧残，最短的存世仅六、七十余年，目前只有文渊、文津、文溯、文澜四阁尚屹立人间。

    文源阁位于京郊皇家园林——圆明园内。乾隆三十九年（1774）在园中原有的建筑四达亭的基础上，“略为增葺为文源阁”［2］，于次年继文津阁之后告成，为七阁中建成的第二座。它所贮藏的《四库全书》为抄成的第三份，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冬抄毕，转年春天装潢竣事后送藏文源阁。此后乾隆皇帝每年驻跸圆明园，几乎都要来此修憩观书，吟咏题诗。伴随着“康雍乾盛世”的余光，阁与藏书确也度过了半个多世纪宁静祥和的时光。但是好景不长，嘉庆、道光以后，清朝统治日渐衰微，国家多故，帝王已无暇顾及这里的藏书。咸丰十年(1860)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英法联军攻占北京，他们在饱掠圆明园珍宝之后，举全园而火焚之，大火在这座举世闻名的“万园之园”中肆虐了三日，文源阁和其中的《四库全书》以及贮藏于味腴书屋中的一套《四库全书荟要》也在这场浩劫中化为灰烬。阁与书从告竣送藏到被毁，存世仅七十余年。

 阁之建制

    中国自古便有重视书籍保藏的传统，上至天璜贵冑，下至平民百姓，对藏书大多珍爱有加，只要条件允许便精心营造专门建筑以庋藏图籍。乾隆皇帝对《四库全书》这部“浩如烟海，委若邱山”的巨书的贮藏是极为审慎的，早在乾隆三十九年（1774）六月，《四库全书》尚在编纂之中，他就想到了如何使编成之书“以垂久远”的问题。乾隆知道“藏书之家颇多，而必以浙之范氏天一阁为巨擘”，［3］并听说范氏的藏书楼“纯用砖甃，不畏火烛，自前明相传至今，并无损坏，其法甚精”，［4］便特谕杭州织造寅著“亲往该处看其房间制造之法如何，是否专用砖石，不用木植；并其书架款式若何，详细询察，烫具准样，开明丈尺呈览”。［5］寅著亲赴杭州，很快就将天一阁的构造、建制等情况一一查明，迅速禀告朝廷。乾隆皇帝见天一阁“间数及梁柱宽长尺寸皆有精义，盖取‘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意”，［6］下令“爰依《永乐大典》之例，概行抄录正本，备天禄之储”，［7］同时仿照天一阁的规制，兴建藏书之所。

    据《日下旧闻考》卷八十一记载：圆明园“水木明瑟以北，稍西为文源阁，上下各六楹，阁西为柳浪闻莺。阁额及阁内‘汲古观澜’额皆御书”，［8］不仅阁额，阁内三幅楹联亦为乾隆御书。旁边联为：

因溯委以会心，是处原泉来活水。

即登高而游目，当前奥窔对玲峰。

阁内屏扆联为：

宁夸池馆消闲暇

雅喜诗书悦性灵。

檐柱联为：

讨寻宜富波澜，浩矣无涯神智益。

披揽直探星宿，挹之不尽古今涵。

    文源阁为一独立院落，东西50米，南北80米，开南北二门，有水渠环绕四围。阁南向而立，平台上有铜鼎、铜鹿各一对，前方凿挖曲池，并放养金鱼于其中，据说大可盈尺。池中还竖立着一块巨石，名为“玲峰”，高逾六米，玲珑剔透，环孔众多。此石产于北京房山，正视之，则如乌云翻卷；手叩之，音色如铜。石宽盈丈，四周俱镌有名臣诗赋，是当年圆明园中最大、也是最著名的一块太湖石，与颐和园乐寿堂前的“青芝岫”齐名。乾隆皇帝在《御制玲峰歌》中说它“大孔小穴尽灵透，凸突凹窊仍蹇产”，“体大器博复玲珑，八十一穴过尤远”，称赞它周身84个玲珑剔透的孔洞，数目超过了北宋书画家、被称作“石痴”的米芾拥有的81个孔洞的“一品石”。池南为一大片怪石嶙峋的太湖石堆成的假山，在假山西面有一四方亭，名曰“趣亭”，东面与其相对的地方筑有一平台，平台上竖有乾隆御书“月台”二字，假山与趣亭、月台形式皆仿照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修建。阁之北侧亦有一座小型假山，遮掩着北院墙上的月洞门。阁之东侧为御碑亭，碑上勒有乾隆三十九年孟冬御制《文源阁记》。

    据光绪朝《圆明园慎修思永及文源阁丈尺册》载，“文源阁一座六间，明间各宽一丈六尺四，次间各面宽一丈二尺五寸，西稍间面宽五尺，前后廊上步各深一丈一尺。”文源阁虽已不存，但其格局当与文渊、文津、文溯三阁无异。从实物来看，现存的其它内廷三阁均为正宇上下六楹、各通为一间，内部则对天一阁予以改进，采取了明两层暗三层的“偷工造”法，即外观重檐两层，实际上却利用上、下楼板之间通常被浪费的腰部空间暗中多造了一个夹层，全阁上、中、下三层都能用来贮藏书籍，既充分利用空间，又节省工料，体现了清代宫廷建筑师们在工程设计和建造艺术上的高度造诣和技巧。

    阁之外观为水磨丝缝砖墙，墙色为沉静无华的灰色，深绿廊柱，歇山式屋顶，上覆绿剪边琉璃瓦。为显示建筑的藏书功能，楹柱间特地绘以河马负书和翰墨卷帙画面，色调清雅。全阁外观古朴典雅，蕴含深意，内中遍藏宏富卷帙，宁静肃穆，堪称中国古代藏书楼的典范。文源阁地处皇家园囿中，在一片金碧辉煌中卓然不群，更是独擅朴素之美。

    阁名“文源”的原因，乾隆皇帝在《文源阁记》中写道：“文之时义大矣哉！以经世，以载道，以立言，以牖民，自开辟以至于今，所谓天之未丧斯文也。以水喻之，则经者文之源也，史者文之流也，子者文之支也，集者文之派也。流也，支也，派也，皆自经而生。故吾于贮四库之书，首重者经，而以水喻文，愿溯其源。且数典天一之阁，亦庶几不大相径庭也夫。”［9］七阁之命名，既表明了乾隆帝推崇儒家经典的宗旨，也借若“渊”、“源”、“津”、“溯”等字，从水而立义，仿效范氏天一阁的“天一生水”而克火，以求阁书永存。

    阁内《四库全书》以开化纸缮写，共抄得36000册，分储经部20架，史部33架，子部22架和集部28架上。书册封皮采用“经、史、子、集四部各依春、夏、秋、冬四色”［10］的装潢办法，“经诚元矣标以青，史则亨哉赤之类，子肖秋收白也宜，集乃冬藏黑其位”，［11］即用象征四季的颜色来标明书的类别：经书居群籍之首，尤如新春伊始，标以绿色；史部著述浩博，如火之炽，应用红色；子部采撷百家之学，如同秋收，着以浅色；集部诗文荟萃，好似冬藏，适用深色。以色分部，一目了然。装帧上为软绢包背装，束之绸带，并以楠木为匣，既精致美观，还能防潮防蛀。据档案记载，文源阁全书每册的首页都钤有“文源阁宝”白文大方印和“古希天子”朱文圆印，末页则钤上“圆明园宝”白文大方印和“信天主人”朱文圆印，［12］朱色晶莹，又为全书增色不少。

    四库七阁的主要职官由当时朝廷重臣和翰苑文士担任，如文渊阁于乾隆四十一年建成后，即于六月初设官兼掌：“文渊阁领阁事三人，掌典综册府由大学士、协办大学士、掌院学士兼充；直阁事六人，掌典守厘辑，由内阁学士、少詹事、讲读学士兼充；校理十有六人，掌注册点验，由庶子、讲、读、编、检兼充；检阅八人，由内阁中书派充；内务府司员、笔帖式各四人，由提举阁事大臣奏充。”［13］由这些官员负责阁书的日常管理，注册点验和按时晾晒。七阁全部建成后，改由专人专司其职，内务府提举阁事，建立起了一个较为完备的管理机构。为方便查检翻阅，还另外绘制了《四库全书排架图》，具体标明《全书》及其它藏书的排架位置。

    文源阁《四库全书》的利用情况已不可考，只知道乾隆帝曾于五十二年（1787）和五十六年（1791）两次派人复校阁书，改正了其中诸多讹误，并补充了缺文、缺卷，使质量大为提高。此外，便是高宗御制诗中多次提到他在阁内遍阅经史，可见文源阁藏《四库全书》纯属皇帝私人藏书，只供皇帝“御览”，其余时间无异于被束之高阁了。到后来乾隆帝又诏令在江南建三阁时，“如有愿读中秘书者，许其陆续领出，广为传写”，“允其广播流传，以光文治”［14］，才使得这部大丛书“嘉惠士林”，得以为一般士子学人所利用。

 遗址遗存

    现在的文源阁阁已不存，仅余阁基，其上青砖仍较为规整；曲池已涸，高大的“玲峰”石因民国时两股土匪争相盗卖不得，被其中一方炸为数截，轰然坍于蔓草。民国初年的文源阁遗址，此时“玲峰”、《文源阁记》石碑尚屹立其间之中。其上刻写的乾隆皇帝御笔题诗及四库馆副总裁彭元瑞、曹文埴等人题写的诗文，虽湮没在一片荒芜中，尚依稀可辨；而乾隆帝的御碑已挪至文津街的国家图书馆分馆院内，文字仅存其半。整个文源阁遗址和旁边的舍卫城遗址遥相呼应，偶有游人凭吊至此，不胜唏嘘慨叹！

    国家图书馆收藏有一张样式房图《光绪二十四年文源阁踏勘图》，清华大学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再造圆明园”项目组依据此图以及故宫博物院所藏“样式雷”图纸，尝试以3D形式复原文源阁的建筑及园林景观，于2011年秋天首次公开展示，引领观众“穿越”历史，走进那座著名的皇家藏书楼，效果逼真，令人叹为观止。

     至于阁中所藏《四库全书》，大多以为全毁于1860年10月的圆明园大火，然而据现存古籍实物来看，文源阁本《四库全书》并非全部毁灭，尚有残本存世，一一述举如下：1、《公是集》十卷，六册，现藏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朱丝栏，每半叶8行，行21字。书尾副页粘贴黄签，题“总校官检讨臣何思钧  校对官待诏臣胡士震  謄录监生臣朱恩”三行。末录《四库提要》，题云：“四库全书 集部三 别集类二 宋”，提要文字与今本不同。每册首页天头处钤“古希天子”朱文圆印，板框内正中上方钤“文源阁宝”白文大方印，末页天头处钤“信天主人”朱文圆印，板框内正中上方钤“圆明园宝”白文大方印。另钤“吴兴刘氏嘉业堂藏书印”、“刘承幹字贞一号翰怡”诸印。［15］民国时期曾经湖州刘承幹嘉业堂所藏。

    2、《明史》，卷九至十三，一册，现藏广东中山图书馆朱丝栏，版框高22厘米，广15.2釐米。每半叶8行，行21字。书上钤有“文源阁宝”、“圆明园宝”、“信天主人”、“古希天子”诸印。《四库全书》编纂工程尚未告竣之时，因清廷下令对原来的《明史》进行修订，此已抄好的文源阁本《明史》即成为需要重修之本，书中的校雠标记和签条，正是修订留下的痕迹。当修订完成之后，收入《四库》的是另行缮写的版本。是书虽然未能作为正式的《四库》典藏在文源阁之中，但作为文源阁四库抄录，是清修《明史》定本之前的一个修改底本，仍然有其独特的文献价值，其残存的内容和校雠签条中正有清高宗下令修订《明史》上谕中指出的章节，审视其修订前后内容之不同，既可印证我国古代最后一部官修正史的编纂经过，又显示了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

    3、《南巡盛典》，卷一百一至一百三，一册，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书册高31.5厘米，宽20厘米。朱丝栏，版框高22.2厘米，广15厘米，开化纸。每半叶8行，行21至22字。红绫书衣，包背装。封面题签“史部卷一百一至一百三”，书首贴黄签，书“详校官主事臣谈祖绶”。钤“古希天子”、“文源阁宝”、“圆明园宝”、“信天主人”诸印。此册1996年6月现身于北京翰海古籍拍卖专场上，被中国国家博物馆购藏。

    4、《南巡盛典》，卷二十至二十二，一册，现藏日本东洋文库，朱丝栏，版框高22.3釐米，广15.2厘米。橙红色绢面书衣，包背装。册首副叶签条为“详校官主事臣丁堦”，册尾副页黄签题“总校官候补中书臣潘有为 校对官主事臣陈文枢 謄录监生臣胡瑛”。书上钤“古稀天子”、“文源阁宝”、“信天主人”、“圆明园宝”诸印。书衣尚存泥水污染痕迹，应是圆明园浩劫焚余流散时所致。此册原为东京藏书家和田纖四郎收藏，有“云村文库”印记。

    5、《南巡盛典》，卷二十八至二十九，一册，现藏日本恭仁山庄，朱丝栏，版框高22.3釐米，广15.2厘米。橙红色绢面书衣，包背装。册首副叶签条为“详校官主事臣丁堦”，册尾副页黄签题“总校官候补中书臣潘有为 校对官主事臣陈文枢 謄录监生臣陈韶”。书上钤“古稀天子”、“文源阁宝”、“信天主人”、“圆明园宝”诸印。此册亦原属和田纖四郎所藏，有“云村文库”印记。以上3册《南巡盛典》残本，应是自一部书散出。

    6、《草庐集》，十卷，九册，现藏日本东洋文库，朱丝栏。册首副页签条为黄签题“详校官郎中臣徐大榕”，无覆核官。册尾副页黄签题“总校官庶吉士臣仓圣脉”，校对官、謄录监生各册不一。提要尾题“乾隆四十八年恭校上”。每册钤“古稀天子”、“文源阁宝”、“信天主人”、“圆明园宝”诸印。《草庐集》不见于现存各阁《四库全书》，此文源阁本或为撤换之本，因而躲过了圆明园大火。［16］

    此外台湾“国家图书馆”（原中央图书馆）还藏有精抄卷子本《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其上钤有“文源阁宝”朱文方印，亦是文源阁劫余之物。

 参考文献：

    1、张恩荫主编、圆明园管理处编著：《圆明园百景图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年版。

    2、张书才主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作者系清华大学科学技术史暨古文献研究所 副研究员。该文获“文宗阁与中国藏书文化”全国有奖征文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