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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芾寓居丹徒及丹徒墓址新探
文章来源:历史文化研究会 添加时间:2024-08-07 阅读数:
米芾寓居丹徒及丹徒墓址新探
乔长富
北宋米芾(1051-1107 年)是一位与润州(宋徽宗时改称镇江)丹徒(治地京口)关系密切的历史名人。他在世时曾多次寓居丹徒,去世后也安葬于丹徒。然而对于米芾寓居于丹徒的情况,米芾本人及有关记载虽多有记述,但相关记述零散杂乱,或含糊笼统,而且还有误解误说, 流传至今。 今人的有关说法也多有出入、疏漏和误解。这种情况,显然不利于对相关历史文化的了解和传承,因而需要作深入的探讨,弄清历史真实情况,以明辨是非,有利于正确地传承。有鉴于此,这篇小文拟根据米芾本人的记述及相关记载,探讨米芾寓居丹徒的真实情况,及形成米芾两处丹徒墓址的原因,希望有助于研讨。
一、治平三年(1067 年)前后,米芾初次寓居丹徒
对于米芾的初次居住于丹徒,论者大多依从《京口耆旧传》“米芾”所说“过润,爱其江山, 遂定居焉,作宝晋斋”,把米芾初次居住于丹徒的时间,拟定于元祐年间居宝晋斋(其实,米芾此次是居西山书院,宝晋斋只是西山书院的书斋。详下),却都忽视了米芾之子米友仁在《潇湘奇观记》中所说“先公居镇江四十年”(按: 此处“镇江”实指镇江所属的丹徒县)。今天,如果仔细思考并查证米友仁所说,就会看到,由于米芾不止一次居住和离开丹徒,所以米芾实际居住丹徒的时间并没有四十年,米友仁所说应该是指米芾一生居住丹徒的时间跨度大约有40 年。由此出发,如果依据米芾崇宁元年(1102 年)最后离开丹徒逆推,那么米芾当是在11 岁左右就开始寓居丹徒;如果按照米芾去世于大观元年(1107 年)逆推,那么米芾当是在16 岁左右就开始寓居丹徒。据此,今天可以推断,米芾当是在11 岁至16 岁这一区间内,就开始寓居丹徒。基于这一情况,再从米芾父母当时的境况看,据蔡肇《米元章墓志铭》说:“母阎氏,赠丹阳县太君。……初宣仁圣烈皇后在藩与丹阳君有旧,故公少长邸中。”从“少长邸中”看,米芾11 岁左右当仍在“邸中”,未至丹徒。再从他的父亲的情况看,《京口耆旧传》“米芾传”说米芾的父亲米佐“初家襄阳,未几迁丹徒”。又据《宋史全文》卷十载,治平三年(1066 年)宋英宗去世,宋神宗继位,神宗之母“宣仁圣烈皇后”的宫邸的地位自然也发生变化。在这种情况下,米芾当时年已16 岁,看来也不宜再居住于“邸中”,所以他当是由于这样的情况,于是到润州丹徒去投靠他的父亲米佐,从此与丹徒结下不解之缘。由此看来,米芾当是在治平三年16 岁时开始寓居丹徒。这是他初次居住于丹徒。而米芾早年的这段经历,对于他由于“爱其江山”后来定居于丹徒当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因此,《米元章墓志铭》等说米芾“过润,爱其江山,遂定居焉”,还只是说到了米芾后来选择“定居”丹徒的一个方面的原因。今天看来,米芾的父母都安葬于丹徒黄鹤山,以及米芾早年依从父亲寓居丹徒因而“爱其江山”,都当是他后来选择“定居”以至“卜老”丹徒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二、元祐年间(1086-1093 年),米芾“定居”丹徒,居“西山书院”
如果说米芾早年依从父亲寓居于丹徒,还没有打算长期固定居住于丹徒,因而还不能说是“定居”于丹徒,那么在元祐年间开始在丹徒自建住宅,准备长期固定地居住于丹徒,则是他“定居”于丹徒的开始。至于此次“定居”于丹徒,从以下记载中可以看到一些情况。
1. 苏轼《东坡志林》卷八载:“元祐四年六月十二日,与章致平同过元章。致平谓吾:‘公尝见亲发锁,两手提书,去人丈余,近,则輙掣去者乎?’元章笑,遂出二王、长史、怀素辈数十许帖子。”由此可见,米芾当时是在自己家中接待苏、章二人。再从苏轼行踪看,他元祐四年三月由汴京(今开封)前往杭州赴任,赴杭途中,必经润州丹徒。所以,苏、章二人此次会在润州丹徒拜访米芾。这一记载表明,米芾其时当已“定居”于丹徒。
2. 米芾《欧阳询度尚庾亮帖赞》称“元祐庚午冬至萧闲外舍装”。元祐庚午是元祐五年,可见米芾当时居丹徒。
3. 米芾有《元祐辛未上元后一日同周文之、刘瑞迈、章从矩游浮玉》诗,“元祐辛未”是元祐六年。此诗表明当时米芾是居于润州丹徒。
4. 元祐八年,米芾曾“权润州州学教授”。其子米友仁跋称:“元祐之末(按,元祐九年改元,故‘元祐末’是指元祐八年),先臣芾权润州州学教授。”可见米芾元祐八年前期仍“定居”于丹徒。
5.《东坡志林》卷五称:“元祐八年五月十四,雍丘县令米芾有书。”由此可见,米芾是元祐八年后期离开丹徒,出任雍丘知县。
15. 程俱《北山小集》“题米元章墓”称:“绍圣丙子,余初识公南徐。”绍圣丙子是绍圣三年(1096 年)。由此看来,米芾虽于元祐八年离开丹徒出仕,但有时仍会经过或回到丹徒家中,并未迁居。
16. 米芾的《敝居帖》是元符年间(1098-1100 年)米芾居丹徒时所作,文中说:“今十余年”。从元符元年(1098 年)又一次“定居”“卜老”于丹徒(详后)逆推“十余年”,时间当是元祐二年(1087 年)前后,由此出发,再结合上述情况逆推,则米芾开始“定居”于丹徒,当是在元祐二年前后。
综上所述,米芾此次“定居”于丹徒,当是始于元祐二年前后,止于元祐八年。他此次居丹徒,值得一提的是他曾“权润州州学教授”,这是他唯一一次任职于润州。至于此次“定居”于丹徒的住址,论者大多是说居于宝晋斋,但也有个别论者认为是居于海岳庵(详下)。个人以为, 这两种说法中,“海岳庵”说明显错误,不可信从(详后)。至于“宝晋斋”说,也并不恰切。理由是:今天如果查阅一下米芾本人的说法,你就会看到,米芾此次所居的住宅,其实是称“西山书院”,宝晋斋只是西山书院的一个书斋而已。请看以下米芾本人自己的说法:
1. 米芾《书异石》自称:“西山书院,丹徒私居也。上皇樵人以异石来告余,凡八十一穴,状类泗、淮山一品石,加秀润焉。余因题为洞天一品石,以丽其八十一数。令百夫辇至宝晋斋。”(《米芾集》“米芾集补遗”)
2. 米芾《敝居帖》自称:“敝居在丹徒行衙之西。脩闲堂、漾月亭、佳丽亭在其后。临运河之阔水。东则月台,西乃西山。故宝晋斋之西为致爽轩。环居桐、樱、椿、杉百十本,以药植之。今十余年,皆垂阴一亩,真一亩之居也。”(《光绪丹徒县志》卷七)
由上可见,米芾初次定居于丹徒的居宅,是称西山书院。宝晋斋只是西山书院的书斋。至于西山书院罕见论者述及,宝晋斋却名气远扬,当由于米芾经常提到宝晋斋,论者也多称宝晋斋,久而久之,西山书院的名声为宝晋斋所超过,以致后人多知宝晋斋而不知西山书院。今天,我们有必要弄清宝晋斋与西山书院的关系。
说到这里,论者会说:对于米芾的定居住址,南宋刘宰《京口耆旧传》说:“过润,爱其江山,遂定居焉。作宝晋斋。”这不是指米芾居住于宝晋斋么?其实,此处所说“定居”与“作宝晋斋” 是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回事。“西山书院”是此次米芾定居于丹徒的住宅的总的名称,“宝晋斋”只是西山书院的一个书斋。宝晋斋的名气大,《京口耆旧传》为了突出它,所以只提宝晋斋, 并不意味米芾所居的住宅总的名称就称宝晋斋。但这种说法确实容易引起误解。所以今天有必要指出并辨别清楚。
米芾所建的西山书院的地址,米芾自称是“临运河之阔水,东则月台,西乃西山”,元代俞希鲁《至顺镇江志》卷十二记载说:“礼部郎中米芾宅,在千秋桥西。有轩曰致爽,斋曰宝晋。其所著文号《宝晋山林集》。今併入丹阳馆。”
三、元符年间(1098-1100 年),米芾“卜老丹徒”,初居净名斋,后居海岳庵
米芾在“元符纪元八月”即元符元年(1098 年)八月所作《净名斋记》自称:“襄阳米芾字元章,将卜老丹徒。而仲宣长老以道相契。会内阁蒋公颖叔以诗见寄云:‘……为借文殊方丈地,中间容取病维摩。’于是宣公以其末句命名余居。”从这一记载可以看到,米芾之所以借居甘露寺住宅是由于甘露寺仲宣长老相借寺中“方丈地”即居宅,之所以称“净名斋”则是由于蒋颖叔寄诗因而仲宣长老相命名。如上所述,米芾在上次“定居”丹徒时,曾建有西山书院,那么此次为什么不住于西山书院,却借居于甘露寺呢?从上引《敝居帖》可以看出,当是由于建于元祐年间的西山书院,到元符年间已成为“敝居”即破旧房屋,不宜居住,宝晋斋也成为“故”即旧的书斋,所以米芾此次准备“卜老”即卜居养老于丹徒时先要借居于甘露寺的“净名斋”。
米芾后来居住于海岳庵,当是在海岳庵建成之后。对于海岳庵的建造时间,论者未见有具体说法,米芾本人也未见有明确说法,但从他的《甘露寺悼古》诗序所说,今天还是可以推知海岳庵的建成时间,当是在元符三年(1100 年)八月甘露寺遭遇火灾之前。诗序说:“甘露寺有张僧繇四菩萨、吴道子行脚僧。元符末,一旦为火所焚,……今所存唯卫公铁塔、米老庵三间。”文中所说“米老庵”当即海岳庵。由此可见,海岳庵当是建成于元符三年八月甘露寺失火之前,米芾由净名斋迁居海岳庵也当是在此时之前,海岳庵的房屋有“三间”。由此又可见,《京口耆旧传》“米芾”说“北固既火,结庵城东,号海岳”,给人的印象仿佛是米芾在甘露寺失火之后才迁居海岳庵,并不符事实。退一步讲,即使米芾当时尚未完全由净名斋迁居海岳庵,海岳庵在甘露寺失火之前也当已建成,并且存放于净名斋的物品也当已迁至海岳庵存放。否则,甘露寺失火不会不殃及净名斋,如果米芾尚居于净名斋或物品尚存于净名斋,不会不言及其事。由此可见,米芾当是元符三年甘露寺失火之前,已由净名斋迁到海岳庵。
米芾此次不再居于海岳庵,从他崇宁元年(1102 年)所书《陈群墓志铭》系衔自称“奉议郎充江淮荆浙等路制置发运司管勾文字武骑尉赐绯鱼袋米芾”看,可见他当时已离开海岳庵出任江淮荆浙等路发运司官员。
对于米芾之建造海岳庵,《光绪丹徒县志》卷七载:“芾以研山与苏仲恭家易甘露园地,营此庵。”海岳庵的地址,《至顺镇江志》卷十二“居宅”说:“海岳庵故址在东利涉门里南山上。”“城池”说:“郡城……东北曰利涉(去府治一里)。”再从米芾所作《登米老庵呈天启学士》诗看,诗中说:“我居为江山,亦不为象法(引者按:指佛门)。劫火色相空,未觉眼界乏。屹然留西庵,使我老境惬。卫公精爽在,千古对岌嶪(指山势高竣)。公来不可作,登临浩相接。”由此可见,海岳庵当在北固山东南山上。因此,《光绪丹徒县志》卷七说“海岳庵,在山南麓”,把海岳庵说成是在北固山南部山下,并不妥当。同书又录明代赵昌期《重修海岳庵记》说:“庵中有净名、宝晋二斋所藏晋唐墨迹、法书、名画无数。”由此也可见海岳庵是建成于宝晋斋和净名斋之后。今人或据《米元章墓志铭》说米芾“过润,爱其江山,遂定居焉。作庵城东,号海岳”,就认为米芾最初是定居于海岳庵。其实,《米元章墓志铭》只是就米芾最后的居住之地而言之,本意并不在说米芾从开始到最后都是居于海岳庵,更不是说先居于海岳庵,后居于宝晋斋。但文中这种“苟简”,确实也容易引起误解。所以今天应该给以正确解读,不应再以讹传讹,影响到对相关历史事实的正确认识和相关历史文化的正确传承。
最后,说点题外话,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8 年版《米芾集》中,卷五《涟水军唐王侍御庙记》有“丹阳米芾”句,当是“襄阳米芾”之误。理由是:米芾集中所录其他文章,均自称“襄阳米芾”。“襄阳”是米芾父籍所在,故当以“襄阳”为是。
四、米芾丹徒墓址的三种说法探述
米芾去世以后是安葬于丹徒,相关记载众所公认,并无异议。问题在于,对于米芾安葬于丹徒的具体墓址,却有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安葬于丹徒长山下,第二种说法是安葬于五州山,第三种说法是安葬于黄鹤山。今天看来,第一种说法是出于米芾友人蔡肇所作《米元章墓志铭》,应该是正确可信的。第二种说法见之于南宋程俱《北山小集》,显然是把长山误当成五州山,错误明显,不为论者所信从。第三种说法是始见于南宋刘宰《京口耆旧传》“米芾传”说“葬黄鹤山”,卢宪《嘉定镇江志》也信从其说。第三种说法虽然错误,但影响不小,至今仍流传于世,有待厘清。
今天看来,米芾安葬于黄鹤山说的产生,当是由于刘宰以至卢宪误解误读蔡肇《米元章墓志铭》所致。之所以如此说,理由是,《米元章墓志铭》是最早全面叙述米芾生平事迹的传记,《京口耆旧传》和《嘉定镇江志》不会不“参考”这篇墓志铭。而且,《京口耆旧传》《嘉定镇江志》所记述的一些米芾的事迹,也显然是取材于蔡肇所作的《米元章墓志铭》。特别是《嘉定镇江志》说“中书舍人蔡肇铭”,以及“过润,爱其江山,遂定居焉”之类语句,更显示该书曾取材于蔡肇所作的“墓志铭”。既然如此,《京口耆旧传》和《嘉定镇江志》为什么会说米芾葬黄鹤山呢? 今天看来,个人以为,这当是由于刘宰、卢宪误读《米元章墓志铭》所致。
之所以如此说,从蔡肇所作的“墓志铭”看,它篇幅较长,全篇将近一千五百字。而且它所记内容又比较复杂。它先叙写米芾的仕历及所受朝廷的恩宠,又叙写米芾一生的成就、声名、交游等。然后叙写米芾父母的情况,并说他的父母葬黄鹤山。接着又叙写米芾葬于丹徒长山。最后叙写对米芾的知遇之感,并作铭称颂米芾。全篇洋洋洒洒,不加标点,不分段落,读起来如不深入,很容易产生误解,以至“张冠李戴”。特别是蔡肇此文在叙写米芾父母葬黄鹤山以后, 隔了一段文字,才写米芾本人葬于长山,更容易引起误解,误认米芾也葬于黄鹤山。这样的长篇文章,本身读起来就容易引起误解。如果是刻于墓碑之上,更易引起误解。在这种情况下,刘 宰《京口耆旧传》说米芾葬于黄鹤山,当是误解蔡肇碑文,误把米芾父母的葬地,看成米芾本人的葬地所致。而卢宪《嘉定镇江志》在采用刘宰误说的同时,又说米芾的父母“皆葬于此山”,这就无意之间泄露了卢宪《嘉定镇江志》以至刘宰《京口耆旧传》说米芾“葬黄鹤山”的“天机”,是在于他们是误解蔡肇所作的《米元章墓志铭》所致。
米芾葬黄鹤山说虽始于南宋,但黄鹤山有米芾墓却始于明朝。对此,《光绪丹徒县志》卷八所录“嘉庆志”说:“芾于大观二年葬丹徒长山下。明吕宦某有墓在黄鹤山,郡奸民因耸宪使米万钟与吕构迁吕墓立元章墓碑。后遂递相传误。”他们这样做,坐实了刘宰等人的说法,以致米芾葬黄鹤山说流行于世。今天看来,这种说法虽然是误解,但从米芾本人说,他在世时喜爱黄鹤山,经常至黄鹤山,并且曾说死后要做鹤林寺的伽蓝神,所以葬米芾于黄鹤山说也算是符合他的意愿。何况从米芾的父母说,他们都安葬于黄鹤山,因此葬米芾于黄鹤山说,也算是让他恪尽孝道。再从这种说法本身说,它起始于南宋,流传至今也有八九百年,自然也应予以注意。而且黄鹤山米芾墓始建于明朝,至今也有好几百年,而长山的米芾墓久已难以寻觅。今天从纪念米芾的角度说,保存米芾墓于黄鹤山,也是有重要意义的事情。所以这样做与正确了解米芾墓的始建地点,可以并行不悖。自然,今天当我们在保护黄鹤山的米芾墓的同时,也需要了解米芾墓在长山的这一段历史真相。这样做,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和两全其美的做法。
参考文献
①北宋. 米芾.《米芾集》.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8 年版.
②南宋. 刘宰.《京口耆旧传》. 江苏大学出版社.2016 年版.
③南宋. 卢宪.《嘉定镇江志》. 江苏大学出版社.2014 年版.
④清. 杨履泰等纂.《光绪丹徒县志》. 光绪五年刊本.
(作者为镇江高等专科学校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