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中医文化 增强镇江记忆

徐伟珍

镇江是一座底蕴深厚的历史文化名城，有着悠久而灿烂的中医文化源脉，杏林门派众多，名家宗师辈出，葛洪、陶弘景等历史地位显赫，蒋宝素、沙书玉、朱良春等家喻户晓，“江南何氏”、“大港沙氏”名扬大江南北。自唐代润州医学博士杨损之及其编著的《删繁本草》见载于史籍，至现代著名医史学家陈邦贤及其所著的我国第一部《中国医学史》，历代不乏名医、名著。1985年出版的《江苏历代医人志》，记述的镇江名医有116人，医药论著110余部。历代名医以其高尚的医德、高超的医术为人们口口相传、代代称颂。

中医药是中华文明的瑰宝，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与疾病作斗争积累下来的宝贵财富。习近平总书记曾形象地把中医药比喻为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镇江中医药文化也是镇江名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应该学习和传承中医药文化，弘扬悬壶济世、救死扶伤、普济苍生、呵护生命的精湛医术和高尚品行，彰显镇江历史文化名城的深厚底蕴，进一步强化镇江城市记忆。

学习传承中医名家弘扬传统、悬壶济世的文化自信。中医药博大精深，有着深厚的文化根基，是蕴含着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和人文精神的传统文化。中医符合自然之道、养生之道，《黄帝内经》等中医经典，文言精辟，哲理深奥，处处闪烁着医学与自然浑然一体的智慧之光。中医药的整体观、系统论、辨证论治和预防保健“治未病”等，愈来愈得到人们的广泛认同。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己将中医药作为传统医药向全球推广。中国作为中医药的发源地，我们应树立文化自信，传承和发展好中医药文化。我市中医药历史悠远，屠呦呦在诺贝尔医学奖的获奖感言中感谢众多前辈，其中的葛洪，就是镇江句容人。

葛洪（公元284－364年），字稚川，号抱朴子，三国方士葛玄重孙，世称小仙翁。葛洪在茅山修道期间，发现了茅山的青蒿有治疟的作用，在《肘后备急方》里记载“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当时他用青蒿为当地百姓治病，民间广为流传。青蒿种类繁多，有些可入药，有些可以食用，直到现在，山乡人家还有将可食用的青蒿叶子做团子的习俗，而他面对大茅峰，背倚二茅峰的炼丹处也被后人称作“抱朴峰”。正是葛洪记载的几句青蒿治疟的方法，给予屠呦呦很大的启发，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最终突破了科研瓶颈，成功地提取了青蒿素，挽救了全球数百万人的生命，并获得诺贝尔医学奖。屠呦呦在获奖后坦言，在青蒿素发现过程中，葛洪给了她灵感。如果东晋时期就有诺贝尔奖的话，葛洪应该是中国获此殊荣的医者之一。

除了《肘后备急方》外，葛洪还著有许多有影响的著作，《抱朴子》最具代表性，这部综合性的著作分内篇20卷，外篇50篇，其中《金丹》《仙药》《黄白》等部分总结了我国古代炼丹术，《钧世》《尚博》《辞义》说的是人间得失、世道好坏等事情。《肘后备急方》三卷中，不仅记载的症状、病理分析翔实，其临床经验也十分丰富，尤其对结核病的观察和研究，比国外研究还早了1000多年。在世界医学史上，葛洪还首次记载了对天花和沙虱热（即恙虫病）的确诊和防治，其记载天花的时间比阿拉伯医生雷彻斯还早500多年，比美国的帕姆早1000多年。葛洪还首创了“以毒攻毒”治疗狂犬病，比法国的巴斯德试验成功的方法，早了1500多年。

葛洪不仅医学造诣深厚，文学底蕴也非常深厚，写下多篇经典的传世之作。习近平在2015年金砖五国领导人会议上发表演讲时就引用了葛洪所言，“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认为正是“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图共赢”的共同愿望，让来自四大洲的金砖国家走到了一起。我们要学习名中医们继承我国传统的文化自觉，弘扬我市中医药文化的特色和亮点，使之成为彰显我市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一道靓丽风景、一张独特的城市名片。

学习传承中医名家大医精诚、一心为民的工匠精神。中医看病，“望、闻、问、切”，拉近了医患双方的距离，并且“简、便、廉、验”，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信赖和欢迎。孙思邈的《大医精诚》篇，论述大医修养的两个方面:精与诚。精，指专业熟练；诚，指品德高尚。中医所提倡的这种以人为本、仁心仁术的医学精神，大医精诚、德技双馨的医学理念，对促进和谐医患关系的建立具有现实意义。

如国医大师朱良春，字默安，号伦。1917年8月出生于镇江丹徒县，系朱熹第二十九代孙，18岁师从清代御医马培之后马惠卿习医，后随沪上名医章次公先生临诊。偏于一隅而名闻天下者，朱良春也。“朱良春现象”是中医界称道的话题。他的老师章次公送他一方印章“神仙手眼，菩萨心肠”，是朱良春一生的追求和写照。中医界治风湿病素称“南朱北焦”，即指南通朱良春和北京焦树德。而朱良春验方“益肾蠲痹丸”是目前唯一能修复骨膜破坏的中药制剂，很多癌症患者在朱良春这里绝处逢生。90多岁时的朱良春仍有着骄人的精力和体力，气度儒雅，虽然一脸平和与安然，但其纵贯古今之学识、浩荡之胸怀、仁善之心肠，总让人生出无限敬意。朱良春虽久居南通，却成为一代国医大师，不以位高职显，而是真正以德服人，以术服人。

据医史学家马伯英考证，朱良春是为我国最早撰文提出辨证、辨病相结合的学者。朱良春指出，“证”和“病”不可分割，但不能为追求统计学意义，就始终使用一个处方治疗，这样会把中医的辨证论治的“活法”庸俗化、机械化，要防止把辨证与辨病相结合的方法引入歧途。而对于一度迷惘、困惑的中医学子，朱良春不管在学术上还是在信仰上都让人看到希望。对于中医发展，朱良春一语中的：“一个是保持中医特色，一个是要有信心。”“经典是基础，师传是关键，实践是根本。”很多人曾请教朱良春诊治疑难病的诀窍，朱良春总是倾囊相授：“怪病多由痰作祟，顽疾必兼痰和瘀”“久病多虚，久病多瘀，久病入络，久必及肾”“上下不一应从下，表里不一当从里”。准确辨证之后，采取相应的扶正、培本、涤痰、化瘀、蠲痹、通络、熄风、定痉等法，再配合虫类药，很多时候都可明显提高疗效，这是朱良春70年从医生涯的心得，屡试不爽。

朱良春认为：世上只有“不知”之症，没有“不治”之症。事实上大部分病症还是可辨可治的，关键是找到“证”的本质。如果说不能治，那是我们尚未认识许多确有疗效的“未知方药”的缘故，但总会找到。这不仅是一个人治病水平的高低反映，也是一个人看待世界的根本观念。朱良春对中医充满了信心，并敢于去攻克疑难重症，这种信念产生出巨大的力量。

朱良春虫类药的应用对后学也颇多启迪：20世纪60年代，朱良春首创的“复肝丸”，以扶正化瘀立法，用红参、紫河车配山甲、鸡内金、地鳖虫、三七等，开中医药抗肝纤维化先河（2003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就有“扶正化瘀法在抗肝纤维化的作用”的内容）。1963年朱良春在杂志上连载《虫类药的临床应用》文章，在水蛭条下曾明确提及，治胸痹心痛，配全蝎、蝉衣、地鳖虫等虫类药，收到常规药难以达到的效果。这对后来以虫类药为主治疗冠心病心绞痛的思路和方药，深有启迪。

朱良春常说：“中医不仅是一种谋生手段，更是一种仁术。”我们要学习名中医们严谨、耐心、精益求精、淡泊名利的工匠精神，一丝不苟、敬业为民，增进医患互信，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

学习传承中医名家薪火相传、接力发展的责任担当。“传、帮、带”是中医带徒的传统方式，师傅言传身教，徒弟耳濡目染，其形式和效果一直被人们所认同。“传、帮、带”既是方式和方法，更是氛围和风气，如获得“江苏省医师终身奖”的名中医沙一鸥，沙一鸥乐于提携后进，对带教实习生总是耐心细致的讲解，倾囊相授。他常说：“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不亦乐乎！”

沙一鸥1916年生于镇江东乡的大港西街。他是镇江鼎鼎大名的“沙氏中医”的传人，到他这儿已有十余代了。据光绪《丹徒县志》记载：“沙书玉，字石安，精内外科，医学甲一郡，声振大江南北，著《医原纪略》《疡科补苴》等书，皆自抒心得，能发前人所未发。”1992年出版的《丹徒县志》在《人物传》中浓墨重彩写道：“沙书玉，原籍武进孟河。祖父晓峰，在常州开诊所；父景韶，行医于大港镇而迁居寓地，入丹徒籍。沙书玉承继世业，在家行医。因其治病疗效好，治愈率高，声誉日起，名闻大江南北。”“沙氏中医”经几代传承，握有独门绝技。《镇江市卫生志》记载：“以大承气汤挽救垂危，为沙门独得之秘。其于外症，外疡初期，以内服药消散；排脓引流，擅用火针；外用药末合成简单，疗效显著。”

1956年，毛泽东主席发出“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后，沙一鸥带领徒弟风雨无阻，走遍全县21个乡镇3000多个生产队。当时交通条件落后，他不会骑车，到村组都靠两条腿，一天走几十里路是常事。凭着一份执着，他始终奔走在高桥、世业、江心等血防一线，“沙一鸥”的名字在这些地方可谓家喻户晓。经过多年努力，总结出“西药利尿，中药扶正，扶正治本，逐水治标”的一整套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法，在报刊杂志上发表了十数篇论文，为发掘和弘扬祖国医学作出了贡献。由此造就和培养了一大批专业人才。

目前中医药专业人才相对短缺，而人才是中医药事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后继乏人是最大的危机。我们要学习名中医们言传身教的责任担当，高度重视中医药人才的培养，加快中医药人才队伍建设。同时，要建立完善符合中医药行业特点的评价和激励机制，激发中医药工作者的从业热情，为中医药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

杏林一脉传千年，中医中药贯古今。当前，随着扶持和发展中医药事业政策的密集出台，《中医药法》立法加速推进，中医药发展迎来“天时、地利、人和”的大好时代，大卫生、大健康观念的确立，以治病为中心的理念正向以健康为中心理念转变，健康服务业得到蓬勃发展，中医药其独特的健康服务价值正在重现，在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的健康服务中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作用。学习传承中医药文化，不仅能为传承镇江地域文化助力，而且能进一步增强对镇江城市的美好记忆。

（作者为镇江市政协原文史委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