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江南乡傅姓与董永传说中的“傅员外”

——兼析槐荫村（庙）传说的形成

裴　伟

由中宣部、文化和旅游部主办的新年戏曲晚会，是一年一度的戏曲界最高规格盛宴。2019年12月31日晚，丹剧《槐荫记》首次登上这个最高戏曲展示舞台。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现场观看了演出。“槐荫”故事在镇江地域的传承又一次引发了公众注意。

镇江市丹徒区上党镇北，民国时期为上党区生圩乡（村），1957年更名槐荫村，解放后长期属上党乡（公社、镇），2007年划属谷阳镇（原西麓乡）。槐荫村一度名向阳大队，1981年县政府发文更原名。现村辖张傅等4个自然村，村委会驻张傅，全村人口2100人，区域面积3.48平方公里。

相传，槐荫村因著名的“董永与七仙女的传说”而得名，张傅村东有槐荫庙。据回忆，庙原两进六间，前进三间，后进三间大殿。东殿供奉观音、送子娘娘等；西殿供奉眼光菩萨和痘花老爷，中殿供奉文昌帝君和关公，在两神之间，供奉一段用红布包的老槐树段子，约三尺。前后进有走廊连接，东廊下供地藏王菩萨，西廊下是正门，门南首有铁碑。《丹徒寺观》载此碑为“光绪间董心元立碑志之”。庙于清咸丰十年（1860年）被太平军焚毁，同治九年（1870）重建。村民傅增伟（1932年生）回忆，庙原名槐荫庵，末任主持明理。

1958年政府改庙为槐荫小学。庙在“破四旧”运动中拆除。2009年农历七夕，由村民自发集资修葺槐荫庙（禅寺）竣工，寺庙占地近10亩，建筑面积数百平方米，有新建天王殿一座及综合楼。现每年七夕日为槐荫庙会，香客游人踵接，槐荫村还会上演爱情民俗活动。

现村内有称“槐荫七景”的七仙桥、七仙池、土地庙、上天台、相门、织锦楼、槐荫庙等建筑，并新建七仙女广场、七仙女与董永雕塑等景点。庙内楹联“忠孝美德朝暮永存语槐荫，天地良缘古今相传在人间”。

一、槐荫传说的互文异文

槐荫村不见于旧志，但口述情况保存于地方志工作者以及民间文学的记录。

丹徒区史志办公室徐培鸿记录的，也有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名誉主席吴林森整理的“槐荫村”条目。此外，还有原县统战部赵桢如编辑的《丹徒县历代宗教活动场所名录》.有“槐荫庙，遗址在上党镇北槐荫村。庙、村皆以董永、七仙女做媒的老槐树为名”。介绍故事情节与前两则大同小异，唯一不同是董永“卖身葬父偿工在丹徒上党生圩地主家”。（丹徒县政协文史委、丹徒县委统战部编印《丹徒寺观》，275页）

现村口是村委会新建“相门”，下有2011年新设石刻，刻有本村故事传承人傅增伟（1932— ）口述文字：董永卖身傅家，就是这座相门的引荐。董永为治病，船山采草药，回家路上，饥寒交迫，经过此处，见门楼高大，挡风遮雪，就依墙根席地而坐，只是想歇脚养神而已。没有想到，恰巧碰上傅员外家雪地赈饥放粮，董永凑巧领到一碗热粥、一斗米、十贯钱，董永背米回家过了个好年。年后，董父病故，除卖身外别无他法。董永首先想到的是傅家，傅家待人厚道，决定卖身傅家为奴，既为葬父，也为报雪地赈饥之恩。

二、南乡傅姓的仙缘不清

笔者认为，开展槐荫庙文化的研究，必须从当地主要姓氏“傅”姓由来切入。

傅姓之起源，史书均说出自殷高宗武丁的名相傅说。丹徒傅姓人士知多少？丹徒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丹徒县志》（江苏科技出版社，1993）公布了当地《姓氏户数统计表》“傅姓505户”，位居全县第47名。（注：在许多地名、姓氏中“付”是“傅”字的乱简化的错别字。）

在槐荫村及周边共有6个傅姓自然村：张傅（谷阳镇槐荫村，傅姓村民近半数）、傅家（谷阳镇金河村）、大傅家边（原名傅家边，上党镇墅山村）、小傅家边（上党镇墅山村）、曹傅（上党镇墅山村）、傅家村（润州区南山风景区回龙村）

以上村落的傅姓村民均互称“本家”。槐荫村傅姓村民集资新修的《槐荫傅氏宗谱》没有说清傅姓的来源。封面为“兴殷阁”匾额，似是“缅怀殷商名臣傅说”。《谱例》说：“傅氏谱系处于濒危状态。傅家是有背景的。董永卖身葬父在傅家，七仙女织锦缎在傅家，土地公公开口说话在傅家。傅家有七景。傅家是七仙女董永住过的家。傅家谱系应与七仙女董永爱情故事一样代代相传。傅家祖先中有一个傅员外（傅华）”“谱系是按金、水、木、火、土偏旁轮回编排的。明代天启年间排定的20字班辈直传至今。是镇、治、本、焕、在、錄、衍、相、勳、增、鉷、永、椿、灸、佳，鋕、淑、懋、为、周。现在已经见到灸字辈的人，也就是第十四代人。”

笔者对村民的口述族谱将信将疑，为此专门查阅上海图书馆收藏的丹徒傅氏谱牒。

同治九年（1870）傅炳梓纂修《（重修）傅氏宗谱》16卷，今残存卷1、5、7、9、14、15。谱载一世祖傅尧俞，北宋大臣，世居须城谷城山，建炎南渡迁义乌，十一世孙胜霖，避元兵入侵复由豫章西洛村迁居润州城南塔山（笔者按，即傅家边），为始迁祖。《宗谱》前版残册（下迄乾隆嘉庆），载谱序、行略、传赞、诗文集序、寿文、祝文、家规等。

傅尧俞（1024—1091）北宋名臣。字钦之，本郸州须城（今山东东平）人，徙居孟州济源（今属河南）。未及20岁即举进士，入仕初由县官渐至殿中侍御史、右司谏，因反对新法被贬，一度削职为民，宋哲宗时，官拜给事中御史中丞、吏部尚书兼侍讲等。元祐四年至六年，官拜中书侍郎。为官三十载，为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重臣。司马光赞之：清、直、勇三德，人所难兼，吾于钦之见焉。有《傅献简集》7卷已佚，存《草堂集》1卷（藏日本东京大学图书馆）。《宋史》卷341有传。傅尧俞“胸无城府”，与苏轼、刘攽、王晢均有唱和，刘攽《傅尧俞草堂歌》以“汉朝名臣有傅伯，谏诤由来犯颜色。兰台下笔不自休，义阳封侯勇无敌来”称赞他。《全宋诗》收其诗2首和1句。著名蒙学教科书《幼学琼林》说：“傅尧俞，宋后称为金玉君子”。

史书所述傅尧俞家世谱系不详，此前仅溯至唐末，祖上为大名府内黄县富家，从其高祖之父思进“始读书为儒”，世系为“思进—凝—世隆—钰—立—尧俞”。

北宋名臣、金玉君子傅尧俞是镇江南乡傅姓共同祖先，是千百年来傅姓的杰出人物。这有谱可证！

今槐荫庙所在地张傅，原地名“生圩”。村民世代相传，村边道路为镇江岘山顶通往茅山的驿道，有古石拱桥“大桥”，高出地面两米多，毁于1991年上游山洪。2016年村委会筹资按原样修复。修复时发现石刻文字“大桥，顺治十四年季春月重建，在城录首任应太、本村录首傅燡垹、塾立”。据查《王仁堪赈款出入清折》，此桥即傅家大桥，为1892年镇江府用赈款支修，开支1300347文。今村民称桥之上游麒麟坝，下游凤寓田，视古桥为全村瑰宝。

三、傅员外积善多名

流传至今的董永遇仙故事中董永一角是来源于历史人物还仅是传说人物？文献虽倾向于董永为历史人物，但苦无实据。董永是东汉以来不断创造丰富的文学形象，其传说在全国许多地方均有流传，传说故事中董永籍贯以及围绕他和七仙女从结合到分离为中心事件的人物身份、称谓、姓名，都是随着历史推移而不断发展和变化。

故事中的买董永者，由无姓而衍变为有名姓，是传说特色的一个重要方面。富主就是后世作品中傅长者的原型（宋代话本《董永遇仙记》），此后的傅华（明代《织锦记》），亦由此而来。地方戏和明清说唱文学中的傅员外，无官无爵却家资殷富。傅员外这个人物由“富”而立，“既富行其德，乐为仁义主”。“傅”从无到有，从模糊到清晰，最后在戏曲故事中是一位乐善好施、慷慨大方的长者。最后还将女儿傅赛金嫁给了董永。在整个故事系统中，他对董永的“孝行”起到较好参照和衬托作用。而以“傅员外”为代表的乡村富户，一直是民间说唱文学产品的主要消费者。（弹词《董永卖身张七姐下凡织锦槐阴记》中有不少笔墨美化了“万贯家财无后根”的傅员外。）

乡村社会承续光大了敬业、诚信、友善的道德传统，这样，槐荫村和当地的地形、地名、村落、姓氏等要素相当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了。新中国成立后，戏曲改革做了大的改动，加强了夫妻二人生活的描写。戏曲高潮在“槐荫之别”，故事发展到此发生重大转折，由孝子故事正式转变为了一个爱情悲剧。

安徽剧作家洪非对传统黄梅戏《天仙配》（青阳腔《七仙女下凡》）重新改编，债主傅员外变成一个唯利是图、狡诈刁恶的守财奴形象。1955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根据洪非之改本，由桑弧改编，拍摄黄梅戏第一部电影《天仙配》。1956年参照电影剧本进行舞台演出本之改编，1957年洪非再次改编，对其中足以体现舞台演出特点，充实生活气息乡土风韵的部分均予以恢复。如恢复“卖身”；恢复“路遇”一场，董永、七仙女、土地三者之间有关包裹、雨伞、白扇开展的细节及其表演语言；恢复大姐较为夸张的诙谐风趣表演和语言；恢复“织绢”的唱词及舞蹈；恢复打击乐的应用：将家院还原为傅公子；变更实体槐树景及其地位。）

在这个问题上，傅员外的继承者和乡村社会青年男女，对待“槐荫村”的认识是不一样的。

这里不得不说说，民间说唱文学中还有一位更高大的“傅员外”。相比董永故事，民间戏《目连救母》影响力更大。目连故事源于佛经，西晋时传入中国。唐代中期产生说唱形式的《大目犍连冥间救母变文》。北宋时汴梁出现杂剧《行孝道目连救母》。傅天斗员外，为人忠厚谦恭、修心积善、乐善好施。年过五十之后，他看破红尘、皈依佛门、信佛吃素、修心行善、救济贫困、扶助孤寡。他尽心做好事，尽意行善事。最后得道升天享福。目连救母题材在各地舞台上广泛盛演，并借助民间宗教礼仪的力量日益炽盛，形成中国戏曲史上特殊的目连戏现象。戏中那个一生好善、斋僧布施，终于升入天官，被赐封为劝善太师的傅长者傅相。戏中目连在台上叩拜苍天，后台齐念傅长者持斋布施，竖旗幡账济饥食。戏台两边也用长杉木绑起两面招魂幡，上书着“傅长者施斋布施，竖旗幡赈济饥民”。此类在类似乡间社戏演出的简单布景下，一开场，一僧一道一尼上场，特别能体现中国人的宗教世界——佛道共存，只要能保佑众生，大家是不在乎你是佛家还是道家。

地藏菩萨也有入地狱救母的传说，与目连救母的故事类似，故民间常会将目连与地藏菩萨混淆，将目连指认为地藏王或者地藏王弟子，这样地藏王是目连的师父，也是佛的代表，民间七月十五（中元节）盂兰盆开始一直到三十日，地藏庙会有唱目连戏。现槐荫庙供奉的地藏菩萨似可证明目连救母故事的影响。

四、传说信仰的多元图景

明清以来董永故事的戏曲、曲艺广泛流传，个别情节有所丰富和发展，其基本情节沿袭宋元话本故事。《清平山堂话本》是现存刊印最早的话本小说集，它真实保存了宋元明三代话本的原始面貌，由明代洪楩编印，原名《六十家小说》。至于《董永遇仙记》，后世的戏曲、传奇都以它为蓝本。书中点明董永的籍贯（润州府丹阳县董槐村）、务工地（离董槐村10里之外的傅长者家），以及仙女求婚的理由（奴是句容县人。公婆父母皆丧。不幸先夫过世，难以营生，欲嫁一个好心之人，甘当伏事）。

丹阳、丹徒两县毗邻，上党镇（古为长乐乡）位于丹徒、丹阳、句容三县交界，在唐宋之间的延陵县域。镇内东潭（东贪）有道教著名宫观明真观，为丹徒县城（镇江市区）从陆路至茅山的中转站，北宋时名闻一时，宋元以来，这一代自然成为董永传说传承的核心圈。

上党其东有丹阳延陵遗迹，其南有金坛直溪遗迹，前者申报的董永传说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扩展项目名录（2011年），后者申报的董永传说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推荐项目名录（2008年）。其实延陵、直溪、上党三镇都是在10-20公里范围的故事传播文化圈，多地出现董永七仙女传说，与明清两代盛行乡村的说书、戏曲演出有着明显关联。

镇江南乡地区历史上宗教活动场所很多，截至解放初期，西麓14处、上党有50处。据《光绪丹徒县志》今槐荫村所在的长乐乡（丹徒西麓、上党一带）附近村落有“仙姑庙，在南庄村”“洞仙庵，在倪巷”“汝庵，在生圩村东”，此外还有“奉仙庵、通政庵”。由上看，槐荫庙及其前身槐荫庵是原汝庵之所在，应为佛道和民间信仰为主的集合体场所。

原槐荫小学女校长丁可明，1949年生，是邻乡三山乡张巷村（今属丹徒区宜城街道）人，1976年嫁到槐荫村后一直住在这里，她讲了这么一则故事：

董永到傅员外家上工后，傅员外要他饲养一头瘦骨嶙峋的病牛。董永看到病牛可怜的模样，就想到自己刚刚病死的父亲，爱怜之心油然而生。他冬天牵牛晒太阳，夏天牵牛到池塘里洗澡，帮牛赶蚊子、拍蜢子，晚上也睡在牛棚里，几个月……牛郎把织女接到家中，牛房暂且成了洞房。不久就生了一男一女一对双胞胎，一家子幸福无比。多年后，老牛死了，牛郎、织女掩埋了老牛，还给老牛修了一圈土塘，名叫“牛家坟塘”，老牛常去吃水、洗澡的地方叫“牛山湾”，这两处都在现在槐荫村八组的地盘上，在七仙池、仙女桥的西南方向，相距150米左右。丁可明说，这个故事是她小时候听老奶奶讲的，而且承认她自己有“稍带加工”的部分。1988年，丁可明自编小戏《仙女重游槐荫庄》并演出。

其实，牛郎织女传说与董永七仙女传说在各地都有叠合，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具有丰富文化蕴含的人神鬼恋故事，不仅与原生态的牛郎织女神话故事相映生辉，而且还通过各种“沟通的基点”互为影响，衍生整合。由于农耕社会向工业化社会转型，使牛郎织女传说丧失了叙事的土壤。这个传说没有实现与戏曲音乐的互动，没有借助通俗文艺强大的传播力量提升自己的生命力。

镇江是纺织业的著名城市，清代“京（镇江）芜（芜湖）梭布”为著名品牌。镇江盛产各种丝织品，清代后期统称“江绸”，为出产之大宗，开设行号者十余家，赖织机为生活者数千口。号主不设工场，委托机房加工，最盛时机房3000余户，集中于南门一带。据《光绪丹徒县志》载“云锦宫，在城南张王庙旁，机业祭祀织女处。道光初建，毁于寇，同治初重建”。这是一所丝织工商业的公共神社，镇江民间有“七夕看巧云，祭云锦娘娘”的说法。机业徒工初学会织5寸绸就敲锣打鼓到云锦宫进香叩头。每年端午节，张王庙与云锦宫送符给机坊业主，业主以猪头三牲敬祖师。机业、车主在二月、九月到张王庙烧香，九月初一云锦宫唱戏半个月（称庙集）。光绪十八年（1892）镇江知府王仁堪择在鹤林门外张王庙为丹徒县南乡冬、春两季放赈之所，而“云锦宫道人”为参与放赈工作的人员，拿到散赈香资（算是误工误餐补贴）190050文。云锦宫作为南乡农户领取政府户赈、牛赈、工赈的集中公共场所，织女信仰文化对南乡的辐射自然而然。南乡周边与其他地域存在差异的特殊的“织女信仰”（汉族地区丝绸业、纺织业及裁缝业祀嫘祖、机神伯余、云机娘、黄道婆）。

五、几点结论和揣想

民间传说主要以特定的人物、事件、自然物和人工物等为对象，民众进行传说的创作，“往往将本地区的历史文化遗迹同历来的口头传承结合起来，编讲故事，因而许多传说常常把本地的历史、民族、宗教的因素综合在一起，使民间传说具有地方特色，其中人物传说主要是关于特定的人的口头故事，“以人物为中心，记叙其事迹，包含着民众对这些传说人物的评价”。

正因民间传说具有这种动态传播特质，传说中的仙女（包括传说故事互文原型织女）的形象与人格总是在不断变化，在不同时代、不同场景中她扮演了不同的女性角色，民众将自己对于女性的各种美好想象都集中到她身上。在民众眼中，仙女既可是活泼大胆的少女，敢于违抗玉帝王母的命令和天庭的天规下凡游玩，甚至与人间男子结亲，也是慈爱庄严的母亲，怜爱人世间的儿童，更是神通广大的女神，拥有法力。

董永和七仙女既神圣又世俗的特性，对当地民众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具有很大的影响，存在着社会整合、道德教化、精神慰藉、发展经济的多种功能。

槐的最早记载见于周代，《神农本草经》始称“槐树”。古人对槐充满崇拜心理。因为槐与“怀”谐音以及其地域分布特点，对于那些因各种原因流寓南方的北方人来讲，槐树自然成为思乡情感的触媒与载体，其深层意蕴不仅与其自然地理因素相关，还与人文地理因素相关，“槐荫”的文化怀想自然种种而生。

笔者认为镇江南乡槐荫村的故事，是丹阳延陵董永传说向周边县、镇辐射和衍化，虽然槐荫庙故事史籍无征。这是丹徒南乡以傅姓为主体的村民，在历经太平天国战争之后，他们依靠祖先崇拜中残存的类似“怀殷堂”“宰相门”之类记忆讯息孑余，就地取景，因树成文，借助弹词、戏曲等口头文学的巨大传播力量，移花接木，较顺利地完成了家族祖先历史的重构（“记忆修补”），又主动适应民间信仰的特殊需求，塑造神祇，竖立祠像，把董永和七仙女传说在狭窄的乡村村落“坐实”，从而获取家族的一份文化自信和社会尊严。

（作者为《镇江教育》编辑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