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宋多项政策促进京口文化发展

范　然

宋武帝刘裕(公元363－422年)，字德舆，小字寄奴，晋彭城县绥舆里人。“晋氏东迁，刘氏移居晋陵丹徒之京口里”。刘裕执掌朝政后，吸取东晋政权灭亡的教训，注意集权于中央，打击豪强，整顿朝纲，重用寒微，继续实行“土断”，抑制兼并，整顿赋役制度，减轻百姓困苦。武帝对政治、经济的整顿，进一步打击了腐朽、黑暗的贵族豪强势力，既奠定了南朝政治的雏形，也为后来的元嘉之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武帝第三子文帝刘义隆，“义熙三年（公元407年）生于京口”，即帝位后，继承宏业，任用人才，官爵不滥，集权中央，纲维备举，发展生产，保障安定，重视文教，改善风化，“内清外晏，四海谧如”。他认识到：“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故一夫辍稼，饥者必及。仓廪既实，礼节以兴。”在位的30年间（公元424－453年），百姓粮食富足，安居乐业，出现了一个“小康”局面。沈约《宋书》赞曰：“昔汉氏东京常称建武、永平故事，自兹厥后，亦每以元嘉为言，斯固盛矣。”因刘义隆称帝年号为元嘉，所以史称“元嘉之治”。刘宋多项政策推动了京口文化的勃兴。

一、镇守京口，议创国学

刘裕“家本寒微”，住京口时贫陋过甚，曾以伐荻、卖履为业，略识文字，“楚音未变，雅道风流无闻”，颇“为乡闾所贱”。他在京口举义，戎马倥偬之际，认识到儒学教育的重要性，开始酝酿援引经师，兴办学校。在镇守京口时，发现由于战争连年，国学废弛，礼乐中息，十分痛心，就写信给妻兄臧焘，向他表达了希望恢复国学的心愿，并期望臧焘能肩负起这一重任。臧焘，东莞莒（今山东莒县）人，少好学，善《三礼》，其先世在永嘉南渡中迁至京口。晋武帝太元中，卫将军谢安立国学，徐、兖二州刺史谢玄曾荐举臧焘为助教。京口举义时，刘裕任命臧焘为太学博士，参右将军何无忌军事，刘裕镇京口，臧焘随府转镇南参军。臧焘受命后，在恢复国学、推行礼教方面作了很多努力。刘裕称帝后，臧焘位居九卿之首的太常卿，管理的下属机构有太史、太乐、太祝、太宰、太卜、太医六令丞，还有博士祭酒等。

义熙末，刘裕随着代晋进程的加快，对创办儒学的倡导也加大了力度。周续之为晋宋之际著名的经师，刘裕先后三次将其延请至建康讲学，促成了玄儒交融的学术热潮。刘裕代晋称帝后，于永初三年（公元422年）正月下诏：“古之建国，教学为先，弘风训世，莫尚于此；发蒙启滞，咸必由之……今王略远届，华域载清，仰风之士，日月以冀。便宜博延胄子，陶奖童蒙，选备儒官，弘振国学。主者考详旧典，以时施行。”他任命范泰为国子祭酒，征裴松之为国子博士，并制定了具体的实施措施，可惜未及实施，便病故了。

二、宫藏农具，倡导俭素

刘裕称帝后，严禁骄奢，倡导俭素。《宋书》称赞刘裕：“清简寡欲，严整有法度，未尝视珠玉舆马之饰，后庭无纨绮丝竹之音。”“财帛皆在外府，内无私藏”。　

义熙十二年（公元416年）八月，刘裕北伐后秦时，宁州人献琥珀枕，光色甚丽。刘裕知道琥珀能治伤，便将琥珀枕捣碎分给将士。义熙十四年（公元418年）六月，刘裕进封为相国宋公，朝廷管事大臣上奏要把东西堂施局脚床，钉银涂钉，而刘裕只同意用直脚床，钉铁钉。他睡觉的床，床头挂的是土布做成的帐子，墙壁上挂着布做的灯笼，麻绳做的拂灰扫把。刘裕以“俭正率下”，皇后“恭谨不违”。刘裕非常怕子孙“骄奢不节”，为告诫后人牢记本色，他命人将年轻时“躬耕于丹徒”时种田用过的耨耙之类的农具藏于丹徒宫中。宋武帝厉行节约的作风，影响了吏治。对此，《宋书·良吏传序》云：

高祖起自匹庶，知民事艰难，及登庸作宰，留心吏职，而王略外举，未遑内务。奉师之费，日耗千金，播兹宽简，虽所未暇，而绌华屏欲，以俭抑身。左右无幸谒之私，闺房无文绮之饰，故能戎车岁驾，邦甸不扰。

这里阐明，刘裕由于“绌华屏欲，以俭抑身”，为朝廷吏治清明，改变世风奠定了基础。

三、“四学”并建，雅风盛烈

宋文帝刘义隆曾下诏云：“吾少览篇籍，颇爱文义，游玄玩采，未能息卷。”史料表明，刘义隆确实喜爱读书，正因为他自身有较好的文化素养，所以对经史学术颇为重视。元嘉十五年（公元438年），刘义隆召雷次宗在京城鸡笼山开设“儒学馆”讲学，与玄、文、史三学合为四学。

刘义隆“四学并建”，在中国学术文化史上影响深远。《南史》载：“上好儒雅”，其置学兴教，“江左风俗，于斯为美，后之言政治者，皆称元嘉焉。”元嘉二十二年（公元445年），国子学正式开学，太子在国子学讲《孝经》，曾侨寓京口的何承天与侨寄句容的颜延之“同为执经”。皇太子到国子学行释奠礼，文帝亲自参加。次年九月，文帝再次亲临国子学策试诸生，受答问者共59人。十月下诏对学生的回答表示满意，评价“庠序兴立累载，胄子肄业有成”，“诸生答问，多可采览，教授之官，并宜沾赍”，因而对学生和教授予以奖励。宋文帝元嘉年间对经学文化教育的提倡，形成了朝野浓郁的崇儒文化氛围。

四、京口谒陵，关爱桑梓

京口是南朝刘宋的桑梓故里，绸缪大业的发祥地。刘裕临终曾立下遗诏：“京口要地，去都邑密迩，自非宗室近戚不得居之。”刘义隆继帝位后，曾于元嘉四年二月乙卯和二十六年二月己亥两次行幸丹徒，谒京陵。所谓京陵，即宋武帝刘裕的父亲孝皇帝刘翘的兴宁陵、母亲孝穆赵皇后的兴宁陵、孝懿萧皇后墓；宋文帝刘义隆母亲章皇太后的熙宁陵，均在京口谏壁雩山。文帝先后四次下诏，表达对家乡的眷恋、关爱之情；蠲复田租，慰问百姓，关爱孤鳏六疾不能自存者，并飨宴家乡故老。

南朝宋，京口得到进一步开发，经济起飞，文化兴盛。文帝在《幸丹徒谒京陵诏》中盛赞：“京口肇祥自古，著符近代，衿带江山，表里华甸，经涂四达，利尽淮、海，城邑高明，土风淳一，苞总形胜，实维名都。故寐光宅灵心，克昌帝业。……皇基旧乡，地兼蕃重，宜令殷阜，式崇形望。可募诸州乐移者数千家，给以田宅，并蠲复。”

五、重视修史，成果丰硕

宋文帝对史学撰述很重视。《三国志》作者陈寿死后百余年，三国史料大量出现。文帝认为《三国志》太过简略，就诏令裴松之作注。裴松之收集各家史料，弥补《三国志》记载的不足，刘义隆看后赞叹曰：“此为不朽矣！”元嘉十六年（公元439年），以出生京口的何承天为著作佐郎，撰国史。文帝还重视前朝正史的撰著，范晔的史书《后汉书》也于元嘉年间完成。由于文帝重视修史，京口史家辈出。刘义庆撰《后汉书》五十八卷；臧荣绪撰《晋书》一百一十卷；刘谦之撰《晋纪》二十卷；徐广撰《晋纪》四十五卷；檀道鸾撰《续晋阳秋》二十卷；山谦之纂《南徐州记》《丹阳记》等；刘损撰《京口记》。

六、教育、文艺和科技勃兴

(一)私学兴盛，著述之风兴起。晋宋间，动荡不已的社会环境使官学兴废无常，而众多的流民迁徙则使稳定的办学制度难以建立。在纷乱之中，京口的私学兴盛起来。臧荣绪（公元415-488年），祖籍东莞莒（今山东省莒县）人，其先世南渡居于京口。他幼年时父亲去世，从小便挑起生活的担子，浇灌田园，以供祭祀。他自幼纯笃好学，特别喜爱读《五经》，自号“披褐先生”，与朋友关康之一起隐居京口，教授生徒。他蓬庐守志，安贫乐道，穷本溯源，著书立说，写成了《晋书》十函。在臧荣绪编撰《晋书》之前，有17家《晋书》。这些晋史或失之于太略，或不是全史。真正囊括两晋，做到各体俱备，内容翔实，成为一代之典的，便是臧荣绪的《晋书》。后来，唐太宗李世民主持，房玄龄等名家参加撰写《晋书》，仍然以臧荣绪的《晋书》为主，参考其它晋史、杂说编纂而成，人称贞观《晋书》。

关康之（公元415－477年），字伯愉，南朝宋河东杨（今山西省洪洞）人，“世居京口”。少而笃学，不近官场，以读古书为务，40年杜门不出，独处一室，读书写作，连妻子也很少见面，更不与宾客往来。关康之刻苦读书，学问博洽，满腹经纶。赵绎以文义见称，特与颜延之等名士10多人入山等候关康之，看到关康之散发披黄布帊，席松叶，头枕白石而卧，对来人了不相顾，颜延之等只好长叹而退。晋陵郡的顾悦之诘难王弼的《易经》释义四十多条，关康之为王弼辩护，其论述更合乎情理。又作《毛诗义》，对经籍中疑难费解的地方有很多论述解释。关康之曾从佛僧支僧纳学习算术，深通其妙。竟陵王刘义宣从京口转镇江陵，邀关康之一同前往，他没有从命。元嘉年间，宋文帝刘义隆听说关康之颇有学问义理，任命他为武昌郡中军将军，免除他的租税。江夏王刘义恭、广陵王刘诞到南徐州，征用他为从事、西曹，都不接受。他守志闲居，隐居不出。因病卧床二十多年。一有空闲，便躺着谈论文章义理。关康之学问博洽，尤善《左氏春秋》。齐高帝萧道成在宋为领军时，素好此学，送本与关康之，关康之亲手点定，又造《礼论》十卷相送，萧道成十分赏爱。宋顺帝升明元年，关康之去世，时年63岁。

臧荣绪与关康之埋头执教做学问，世人称为“京口二隐”。

（二）刘义庆与《世说新语》。刘义庆（公元403-444年），字季伯，祖籍南朝宋彭城（今徐州市）人，世居京口（今镇江市）。宋武帝刘裕之侄，长沙景王刘道怜次子，其叔临川王刘道规无子，即以刘义庆为嗣。刘义庆自幼才华出众，爱好文学，喜纳文士。在诸王中颇为出色，很为武帝刘裕赏识。常曰：“此我家丰城也。”永初元年（公元420年）袭封临川王，任侍中。文帝刘义隆也很看重刘义庆，给其写书信，“常加意勘酌。”元嘉六年（公元429年），刘义庆在丹阳尹之外，兼任尚书左仆射，参与朝政，因惧怕有不测之祸，便乞求外调。刘义庆“性简素，寡嗜欲，爱好文义”，在江州招聚文学之士，如袁淑、陆展、何长瑜、鲍照等，都成为他的佐史或国臣。

据《宋书》本传记载，刘义庆曾撰《徐州先贤传》10卷，又仿照班固《典引》著《典叙》。此外，沈约所著的《南史》本传还记载刘义庆著有《世说》10卷，撰《集林》二百卷。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里说：《世说新语》“乃纂缉旧文，非由自造”；《宋书》言义庆“才词不多，而招聚文学之士，远近必至，则诸书或成于众手，未可知也”。刘义庆的《世说新书》后改称《世说新语》，是中国古代志人笔记的代表作。全书共36篇1130则，主要记载了东汉末年至刘宋初年近三百年间的人物故事，内容包罗万象，涉及政治、经济、文学、思想、习俗、民生等诸多方面，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历史资料。《世说新语》以文笔简洁明快、语言含蓄隽永著称于世，往往只言片语就可以鲜明地刻画出人物的形象和性格特征。《世说新语》的文学成就极高，历来被视为我国古典文学名著之一。

(三)天才诗人鲍照。刘宋一代，号称文学盛世。元嘉（公元424－452年）文学的代表者有谢灵运、颜延之和鲍照。胡适说：“鲍照是一个有绝高天才的人；他二十岁时作《行路难》十八首，才气纵横，上无古人，下开百代。”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云：“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郑振铎也说：“鲍照却是一位真实的有天才的作家，其对于后来的恩赐是远过于颜、谢的；齐、梁之间，照名尤著，然其险狭之处，挺逸之趣，则继轨者无闻焉。”鲍照诗歌所反映的社会生活比谢灵运要丰富得多；在艺术上可谓各有千秋。至于颜延之则根本不足以和他相提并论。鲍照被称为“上挽曹、刘之逸步，下开李、杜之先鞭”的诗人，其诗“汰去浮糜，返于浑朴”，诗风“俱兆唐人轨辙矣。”也就是说，他直接继承了建安传统，对后世李白、杜甫等有较大影响。

鲍照（公元414？－466年），字明远。其先原籍上党（今山西长治市东北），流寓东海（今山东郯城县），东晋时其先世南渡，迁居于京口（今镇江市）。家世寒微，自称“北州衰沦，身地孤贱”，又云“家世本平常”，“田茅下第”。曾为古乐府，文甚遒丽。元嘉中，河济俱清，当时以为吉祥美瑞之兆，鲍照作《河清颂》。鲍照起初拜谒刘义庆，有人阻止云：“郎位尚卑，不可轻忤大王。”鲍照勃然大怒云：“千载上有英才异士沉没而不闻者，安可数哉？大丈夫岂可遂蕴智能，使兰艾不辨，终日碌碌，与燕雀相随乎！”于是就去谒见刘义庆，贡诗言志。刘义庆十分惊奇，赐帛二十匹，擢为国侍郎，很为知赏。又迁为秣陵令。宋文帝刘义隆选为中书舍人。宋文帝刘义隆其时正以文章自高，鲍照恐惧，其作品不敢尽其才，便以鄙言累句自污，时谓才尽。钟嵘评论鲍照的诗：其诗渊源于张协、张华。他善于写形容情状描绘物貌的诗作，继承了张协的奇异，融汇了张华的绮靡，骨力强于谢混，奔逸过于颜延年，兼有四家之长而独专其美，跨宋、齐两代而独立标举。钟嵘说：“嗟其才秀人微，故取湮当代。”钟嵘又引羊曜璠的话，说颜延之“忌鲍之文，故立休鲍之论。”所谓休者，言惠休也，颜延之轻视惠休的诗，说“惠休制作，委巷中歌谣耳。”颜延之如此轻视惠休，却又扯上鲍照类比，可见鲍照在当时颇受当权者和一班传统文人的妒忌与排挤。钟嵘也作不公允之论：“贵尚巧似，不避危仄，颇伤清雅之调。故言险俗者，多以附照”。天才的鲍照，不但“取湮当代”，而且身后还蒙着“险俗”的批评。鲍照确实很不幸，后为宋孝武帝子荆州刺史临海王刘子顼的前军府记室参军。到荆州后，又任刑狱参军。刘子顼在内战中被杀，鲍照也为乱兵所害，年五十余。鲍照受乐府民歌影响最大，故他的少年作品多显露出模仿乐府歌行的痕迹。他模仿乐府歌辞竟能“巧似”，故当时的文人嫌他“颇伤清雅”，说他“险俗”。直到三百年后，乐府民歌的影响已充分地被人们感觉到了，终于有李白、杜甫一班人出来发扬光大鲍照开辟的风气。杜甫说“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三百年的光景，“险俗”竟变成“俊逸”，可见鲍照是一个开风气之先者。当时，在颜、谢的诗风笼罩之下，鲍照的“俊逸”却正是对症之药。鲍照的诗以乐府诗为最有特色，其中《拟行路难》十八首，几乎首首都是爽脆之至、清畅之至的妙作，历来被读者所传颂。鲍照在写山水诗方面也有其特长，他善于写山路的险峻，以衬托旅人的愁苦。如《行京口至竹里》。

鲍照的诗歌，以乐府诗为多。他从汉魏以来的乐府民歌中汲取营养，丰富了作品的思想内容和文学语言，形成了自己的豪迈风格。他写了很多七言诗，在这方面努力，推动了此后七言诗的进一步发展。

鲍照的著名代表作，还有《芜城赋》。另外有两篇文章《登大雷岸与妹书》及《瓜步山揭文》，也很脍炙人口。

鲍照死后，所著诗文大部分散失，直到南齐武帝永明（公元483－493年）年间，才由虞炎奉文惠太子萧长懋之命，搜集遗文，编成《鲍照集》。据虞炎说，当时所能搜罗到的作品，也仅半数。钱仲联的《鲍参军集注》是目前最详善的注本。

鲍照的妹妹鲍令晖也擅诗。鲍令晖的诗留传不多，《玉台新咏》录其诗七首。清代钱振伦注《鲍参军集》，附注其诗。近人钱仲联《鲍参军集注》附有鲍令晖的诗集。梁代诗歌理论批评家钟嵘认为，宋、齐两代能诗文的女子，只有鲍令晖、韩兰英两人。她所作多为恋歌。

（四）乐府民歌《华山畿》。六朝文学最伟大的成就之一，便是新乐府辞的产生。晋、宋、齐三代，乐府诗采自民间。南朝乐府民歌多辑入《乐府诗集·清商曲辞》，其余在《杂曲歌辞》与《杂歌谣辞》之中。南朝乐府民歌可分为“吴歌”与“西曲”。吴歌曲目少而歌辞集中，今存曲目24种，诗歌326首，出于以建业为中心的江南地区。西曲曲多而歌辞少，今存曲目34种，诗歌142首，出于荆、郢、樊、邓一带。南朝乐府民歌的内容，绝大部分属男女恋情；它的风格深婉缠绵，清新艳丽，也是迥异于汉乐府民歌的。

南朝乐府民歌中最感人的诗篇，是叙写生死不渝的《华山畿》二十五首。《古今乐录》云：“华山畿者，宋少帝时，南徐一士子从华山畿往云阳，见客舍有女子年十八九，悦之无因，遂感心疾。……气欲绝，谓母曰：‘葬时车载，从华山度。’母从其意。比至女门，牛不肯前，打拍不动。女曰：‘且待须臾。’妆点沐浴，既而出。歌曰：‘华山畿，君既为侬死，独活为谁施？欢若见怜时，棺木为侬开。’棺应声开，女透入棺，家人叩打，无如之何，乃合葬，呼曰神女冢。”自此，有《华山畿》之曲。《华山畿》诗中有云：

啼著曙，泪落枕将浮，身沈被流去。（其七）

不能久长离，中夜忆欢时，抱被空中啼。（其十七）

相送劳劳渚，长江不应满，是侬泪成许。（其十九）

奈何许，天下人何限，慊慊只为汝！（其二十）

爱得专一执着，方能以死殉情。《华山畿》的爱情悲剧，与《孔雀东南飞》是有同等意义的。

在《华山畿》与祝英台的以较研究中，我国著名民俗学家顾颉刚先生与钱南扬先生共同发表于《民俗周刊》上的《华山畿与祝英台》一文，从华山畿、祝英台、梁山伯的介绍中，也认定“乐府有《华山畿》，本此，事与祝英台同”的结论。由于《华山畿》和梁祝故事都是表现古代“同冢”与“阴配”的悲剧婚姻心态——“生不能共罗帐，死也要同坟台”，因此，可以说《华山畿》就是梁祝故事的雏形。

（五）祖冲之的“祖率”和《大明历》。祖冲之（公元429－500年），字文远，南北朝范阳遒县（今河北省涞水县北）人。他“少稽古，有机思”，以惊人的毅力专攻数术（数学），搜练古今，博采众长，年纪不大，便博学而有名气了。祖冲之于宋孝武帝大明五年（公元461年），在宋朝皇族、南徐州刺史刘子鸾属下任南徐州（治京口，今镇江市）从事史、司徒府公府参军。他的两项最重要的科学成就“圆周率”和《大明历》都是在南徐州担任幕职期间完成的。

《宋书·律历志》载：“大明六年（公元462年），南徐州从事史祖冲之上表曰：‘古历疏舛，颇不精密，群氏纠纷，莫审其要’”，要求“更创新历”。他经过刻苦的计算和观察，于宋孝武帝大明六年（公元462年）编成《大明历》。

《隋书·律历志》载：“宋末，南徐州从事史祖冲之更开密法，……指要精密，算氏之最者也。” 祖冲之算出了当时世界上最精确的圆周率。首次将“圆周率”精算到小数点后的7位。

祖冲之的儿子祖暅之，对数学、天文学的研究也颇有成就。他对《大明历》作了进一步的修订，并一再上书朝廷请求颁布采用，终于在梁天监九年（公元510年），即祖冲之逝世后10年，被梁武帝萧衍正式颁布采用。

（作者为镇江市政协原教卫文体委主任、市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