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研究会
图文推荐
试论镇江地域文化的核心和特质
文章来源:历史文化研究会 添加时间:2018-06-15 阅读数:
试论镇江地域文化的核心和特质
徐 徐
江苏因地理条件差异,地域界限不分明,跨区域文化融合度较高,因此学界对江苏文化区域的划分和命名一直存在争议。现在一般认为江苏主要有金陵文化、吴文化、淮扬文化、楚汉文化等。而镇江文化则包含在金陵文化范围内,或称宁镇文化;也有人认为镇江文化“是江苏地域文化的重要亚区之一”。本文试就镇江地域文化的核心和特质,谈谈对此问题的看法。
笔者认为镇江地域文化,可命名为京口文化。京口是六朝时期镇江的名称,而六朝时期是镇江地域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且京口也是长期以来为历史典籍和人们所常用的称谓。《元和郡县图志》云:“按京者,绝高丘也。……京上郡城,城前浦口,即京口。”此说也正是镇江“一水横陈,连岗三面”独特地理形势的最好概括。所以用京口文化命名镇江地域文化比较确当。
京口文化是以先吴和吴国文化为基础,后经历代,特别是六朝、唐代、以及明清的成长、发育而形成。由于镇江地处长江和大运河的交汇处,也使京口文化处于南北文化与中西文化的交汇点上,在其成长、发育的过程中,不断融入外来文化的元素,体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方向,并逐步形成了京口文化的核心和特质。
一、江河文化是京口文化的核心
地域文化一般是指特定区域内,源远流长、独具特色、传承至今,仍发挥作用的文化传统。它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与环境相融合,因而打上了地域的烙印,并具有独特性。所以要谈京口文化的核心,首先要看镇江的地理环境和地理环境对文化发展的影响。
镇江位于长江中下游,江苏省中部的长江南岸,南面三面环山,北面大江横陈,京杭大运河在此与长江交汇,形成江河交汇的十字“黄金水道”。这独特的地理位置,必定会对京口文化的孕育、发展产生一定影响,京口文化也一定会打上这独特地域环境的烙印。事实上镇江这座城市经济、文化的发展,离不开这独特的地理环境,特别是大运河的开发,镇江水运枢纽的形成和发展,有力推动了镇江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以及城市地位的提高,因此镇江是城以水兴,水以城旺。
春秋时,镇江是一军事重镇,处于吴头楚尾,在吴楚争战中,在镇江发生过多次战争,镇江重要的军事地位已经初步形成。秦时,改善了长江南北渡口以及江南入淮的航线,联结了太湖、淮泗水系。东吴时孙权十分看重镇江的战略地位,把都城从吴郡迁至京口(即今镇江市区),并以水军立国。东晋后期,京口成为诸水之汇。这种水运枢纽格局的形成,促进了京口经济进一步发展,农业增产,手工业发达,商业和交通运输业活跃,京口成了六朝时期著名都会。《宋书·文帝纪》云:“京口襟带江山,表里华甸,径途四达,利尽淮海,城邑高明,土风淳壹,苞总形势,实唯名都”。
隋唐时期,朝廷出于对东南财赋的依赖,重视开发水运,随着大运河的贯通,镇江成了江河交汇的十字黄色水道。中唐以后,又成为水运枢纽,漕运咽喉。唐代镇江还是江浙政治、军事中心。元和年间,镇江辖丹徒、丹阳、金坛、延陵、上元(今江宁)、句容,取代了南朝旧都(今南京)的地位。南宋时,镇江是军事防卫的前沿重镇,也是江、河、海运输网上的枢纽,是各路物资经运河到临安的必经之路,关系到南宋政权的命脉。
元代由于海运的兴起,使镇江与欧亚各国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日益频繁。镇江已成为一个重要的口岸和工商业发达的城市。
清代,京口是长江中下游重要的物资集散地,有“银码头”之称。1861年,镇江辟为商埠后,经济社会和文化发生了重大变化,外国洋行接踵而至,国内各地商帮也纷至沓来。镇江成了长江中下游的通商大埠。
晚清和民国期间,镇江交通格局发生变化,铁路、轮船、公路等先进运输方式相继兴起,使镇江交通运输结构渐趋合理,一个以港口为枢纽,以水陆运输相衔接的长江中下游近代港口逐步形成。
从上述镇江这座城市的历史传承来看,长江和大运河形成了镇江独特的地理环境,促进了镇江社会经济的发展,推动了镇江地域文化的进步,也孕育了镇江这座城市的繁荣。诚如原镇江市委书记钱永波在《江河要津》一书的引言中所说:“镇江的自然特色是灵山大川,水运优势在江河交汇,纵观镇江的历史进程,可以说是在长江边起步,从江河走向繁荣,通向海洋。”因此镇江独特的地理风貌使京口文化打上了江河文化的深深烙印,也使京口文化孕育、形成了江河文化这一有别于其他地域文化的核心。
二、开拓、包容、创新、大爱是京口文化的主要特质
京口文化由于受本地江河交汇的地理环境影响,多种文化,不同时期,在此不断交流、碰撞、融合,并逐步形成了自身的文化特质,其主要特质可概括为四个方面。
1. 开拓进取。六朝时期的帝王,除东晋外,他们的兴起,均与镇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无论是东吴开国皇帝孙权,还是宋武帝刘裕,京口是他发迹、举事的龙兴之地。陈朝的开国皇帝陈霸先也长期镇守京口。他们许多建功立业的重大事件都与京口息息相关,可以说,京口是他们霸业的发祥地。他们早期对镇江及江南地区的开发,以及他们的开拓进取精神,也促进了这一地区经济的繁荣和文化的发展。
东晋时,政府为加强北疆的防守,在京口设置了北府军府。谢玄在京口组成了一支著名的北府兵,北府兵是骁勇之士,英勇善战,他们开拓进取,所向披靡,是各派政治集团所倚重的军事力量。
镇江不仅在政治、军事领域,而且在其它各个领域也出现了一些开风气之先的大家巨擘,在文学方面。梁昭明太子萧统选编的《文选》、刘勰的《文心雕龙》、徐陵的《玉台新咏》、刘义庆的《世说新语》等,对后世的文学创作和发展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在诗坛,出现了象鲍照、颜延之、江淹、何逊等一些很有创作成就的诗人。
六朝时期,镇江所取得的成就是划时代的,其开拓进取精神是其取得成功的关键,同时对其后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都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如宋代沈括在镇江编著了一部名垂千古的《梦溪笔谈》。大书画家米芾得之于镇江山水之助,用“泼墨”法,以水墨点染,创造出“米氏云山”。
清代,特别是镇江开埠后,钱庄业、金融业兴旺发达,也培养了不少人才。民国时期我国金融业的巨头有不少都是镇江籍人:如陈光甫、唐寿民、赵棣华、胡笔江、徐国懋等,都是金融界开拓性的人物。由此可见,孙权、刘裕等一代枭雄的开拓进取精神,对镇江各个时期、各个领域产生了巨大影响,并取得辉煌成就,也使京口文化彰显了其开拓进取的特质。
2.开放包容。镇江地处南北要冲,东西通衢,古来就有“吴头楚尾”之称,且是吴国早期政治、经济中心,太伯、仲雍奔吴,他们带来了周族先进的农业生产方式和文化,和土著人一起开发富饶的江南。他们既积极吸收先进的中原商周文化,又融入了自身的土著文化,在文化融合中逐步形成了先吴文化。
“永嘉之乱”后,北方居民大批南渡,迁居今江苏境内的,十有八九都定居京口,使京口人口激增。北方移民超过了本地居民,他们一方面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加快了经济发展,同时也涌进了不少人才,扩大了南北文化的交流,他们互相取长补短,相互包容。这一时期,世居、侨居、宦居、隐居的名人辈出。如郗鉴、刘裕、刘义庆、刘勰、鲍照、何逊、祖冲之、葛洪、陶弘景等,由于他们的贡献,使得镇江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艺术、科学等方面得到迅速发展。
镇江不仅南北文化在此交流、融合,而且也包容了其它民族的文化。唐代,润州成为江淮转输的要地。由于通商贸易,吸引了大批波斯及阿拉伯人前来经商,并常年居住。他们信奉伊斯兰教,带来了传统习俗和文化,回族的清真食品和菜肴为镇江人民所喜爱。元朝,镇江及所属各县主要官员都由蒙古人和色目人担任,当时少数民族人口超过任何一个朝代。这些都促进了镇江地区民族的融合和文化的交流。
元明时海运的兴起,使镇江人民同欧亚各国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得到日益加强。中外人民相互往来,通商贸易,促进了镇江商业的发展。马可·波罗在《马可·波罗游记》里写道:“所见有富商大贾,野味及适于生活之百物皆饶。”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镇江辟为商埠,西方近代文明不断输入镇江,镇江经济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外国洋行接踵而至;国内各地商帮也纷至沓来。镇江成了全国办理转口贸易业务的最大口岸。同时西方各国派来了一批批的传教士、医生、教师,他们先后在镇江开设教堂、医院、学校,带来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镇江人认真吸取西方的近代文明,从西方近代工商业的发展中得到启示,促进了镇江近代民族工商业的兴起与发展。
美国著名作家赛珍珠出生4个月后即被身为传教士的父母带到镇江,在镇江生活了18年之久。她把镇江称为“中国故乡”,镇江文化也对她产生了深刻影响,其获诺贝尔奖的主要作品是反映中国文化的《大地》,美国总统尼克松评价她是“一座沟通东西方文明的人桥。”
由此可见镇江这座城市,是个开放、包容的城市,它能够吸收、融合南北文化、中西文化特长,形成镇江特有的地域文化,使京口文化彰显了开放包容的特质。
3. 崇尚创新。镇江古代劳动人民在对水道的开凿、修浚中,充分发挥了他们的聪明才智,征服了自然、改造了自然,并迸发出伟大的创造力。
孙权定都建业后不久就着手开凿破冈渎,从内地沟通太湖和秦淮河。开凿的破冈渎,翻山越岭,横亘茅山丘陵冈地。为解决航道水源,孙权在江宁、句容两地间的赤山附近,筑赤山塘(今赤山湖),引水为湖,积水济源。破冈渎长32里,航道沿途共筑有14座埭,上七埭入古延陵县境,下七埭入江宁界,平均每2.2里设埭一座。通过这一系例堰埭分段节制、拦蓄水源,提高水位,又使水落差分散于各河段之间,形成一组大规模的梯级航道。这两座埭是见诸于文献记载的中国最早的埭,是中国航道工程技术史上的伟大创举,这种水运方式在当时也是世界上最先进的。
隋唐时期,长江岸线的变迁对于镇江运河入江口影响巨大,润州刺史齐澣在瓜州上开挖了伊娄河。伊娄河的开通,大大缩短了渡江的距离,提高了安全性,同时齐澣还在伊娄河设计制造了二斗门船闸。同时代诗人李白有诗赞曰:“齐公凿新河,万古流不绝。两桥对双阁,海水落斗门。”李白诗中三、四两句即是对二斗门的描述,其型制和工作原理已类似现代船闸。这是江苏境内已知的大运河上最早的平水船闸的雏型,体现了唐代河工技术的最高水平。
南宋镇江郡守史弥坚主持重修了京口澳闸,将归水澳和甘露港相连,并在甘露港修上下闸,形成一组复式船闸,形成一个以澳为中心的两个通江口、两组船闸的更为完善的澳闸系统。它兼有蓄水、引水、引潮、通航、分溜、避风、码头、仓储等多种作用,成为中国船闸史上的一大杰作,这也是南宋时大运河镇江段治理中最杰出的成就,在当时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
这些镇江古代劳动人民在大运河的浚治中的伟大创举和杰作,突显了镇江古代劳动人民崇尚科学的创新精神。在镇江不仅劳动人民有创新精神,而且在各个历史时期还出现了著名的科学家。
宋、齐之间就有杰出的科学家祖冲之,他求出的圆周率,已达小数点后的七位数;他还把岁差应用于历法,制定了大明历。他儿子祖暅求出了计算球体积的公式。东晋葛洪和梁陶弘景都是著名的医学家,他们在长期炼丹实践中掌握了多种矿、植物的化学性能,观察并记载了众多的化学现象,曾对古代的实验化学作出了杰出贡献。
宋代,有著名的天文、药物学家苏颂,他主持制作了水运仪象台以及成书于润州的《新仪象法要》。水运仪象台中有多项发明创造在当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新仪象法要》一书中共绘有恒星1462颗,而西欧在14世纪文艺复兴前观察的星数是1022颗。因此,早于欧洲近400年,并且多440颗星。我国历史上博学多才的科学家沈括,晚年也定居润州梦溪园,完成了科学巨著《梦溪笔谈》。
镇江历来就非常重视文化教育,官府设府州县学,地方设书院,家族设私塾义学,形式成了一套完备的教学系统。而科学技术最出成就的时期,也是镇江最重视文化教育的时期。如六朝时,刘裕称帝前后,对内出台了一系例进步政策。还给其妻兄臧焘写信,要他主持复兴本地的教育事业。宋代也非常重视教育,“宋庆历中,令诸路、军、州,各立学,学者二百人以上,更置县学。教授之职,则委运司及掌吏择幕僚,州、县官或举人有德艺者充”(《至顺镇江志》)。范仲淹知润州时,曾亲立学校,赐闲田作为教育经费,礼聘处子李觏以教士子。辛弃疾知镇江时,也非常重视文化教育,拔薛村的官田作为学校经费。
所以镇江劳动人民在浚治运河中的伟大创举和各个时期出现的杰出科学家,使京口文化彰显了其崇尚创新的特质。
4. 大爱之心。由于镇江北临大江,西津渡是长江下游著名的古渡,这里“江阔而险,每遇疾风卷水,黑浪如山,樯倾楫摧,呼号之声惊天动地”。大运河入江口及运河沿岸渡口星罗棋布,仅大运河入江口就绵延数十里,“民间以小舟渡载,每遇风涛,必有覆溺之患”。 为了能避免这种悲剧的发生, 早在南宋时,郡守蔡洸建造了5艘抗风能力很强的大型摆渡船,各船分别竖立“利、涉、大、川、吉”作为标志,并限定载客人数,摆渡船“身兼两职”,既渡人又救人,这就是首次见诸于史册的官渡和救生性质的渡船。此后一段时间,西津渡口很少发生人命事故,即便水上救急,百姓也不再担惊受怕了。
到了元代,延佑至泰定年间,镇江路总管段廷圭下令在西津渡新增救生渡船15艘,每船配备艄工1名、水手9名,要求竖立旗号,并标明艄工的姓名,实行“实名上岗”,接受老百姓的监督,同时严查私渡小船。他还规定,各渡船摆渡费由官方统一收取。江面上常年派出巡逻船监督,发现官方渡船不插旗号,严加处罚,对私渡船则予以坚决打击。泰定三年十月,他又取消了西津渡官渡船的渡费,受到了百姓拥戴。
明正统年间,巡抚侍郎周忱打造2艘救生专用船,并向社会招募水手30余人“济渡救生”。这是长江水域最早出现的救生专业队伍。
明末清初,金山寺僧和邑中土绅集资建造了多艘救生红船。如同现代执行公务的警船,红船的出现,促进了清朝官府对人命救生的重视。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京口蒋元鼎、朱永载等15人捐白金若干,在西津渡观音阁成立了“京口救生会”。这是世界救生组织的滥觞,这些都体现了镇江人民的大爱之心。
除了在江上进行救生外,镇江的义士在市内大运河上也设立义渡。清乾隆后,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官府的支持鼓励,尚义观点渐渐普及开来。义士们进行修桥造路,同时他们还经常捐资出力,兴修水利,疏通河道,义举得到较大发展。为树立更广泛的社会性效应,义举者除了造桥修路、兴修水利外,还举办义学、消防救火、赈灾济贫,保婴育婴等,有的还建立组织,如育婴堂、保婴局、水龙会、义扛会等,使积善兴德之风盛行。这些都反映出镇江民众固有的互助精神和大爱之心。所以从江上救生生发开的慈善事业,也使京口文化彰显了其大爱之心的特质。
综上所述,这些主要特质都是由江河文化所孕育出的,也是有别于其他地域文化的重要标志。
如果要把京口文化纳入金陵文化的范畴,两者就应该有相同的核心,试问金陵文化的核心是什么?据悉是古都文化,古都文化与江河文化风马牛不相及,怎么能把江河文化纳入古都文化的范畴呢?这样有着独特地域文化核心和特质的京口文化又怎能作为“亚区”文化呢?
因此,京口文化是以镇江为中心,有着独特地理风貌特征和历史传承的地域文化。其江河文化的核心和开拓进取、开放包容、崇尚创新、大爱之心的特质是其他地域文化所包含不了的,它应与金陵文化、吴文化、维扬文化等,同属江苏重要的地域文化。
(作者为镇江市农业发展银行客户服务处原处长)
徐 徐
江苏因地理条件差异,地域界限不分明,跨区域文化融合度较高,因此学界对江苏文化区域的划分和命名一直存在争议。现在一般认为江苏主要有金陵文化、吴文化、淮扬文化、楚汉文化等。而镇江文化则包含在金陵文化范围内,或称宁镇文化;也有人认为镇江文化“是江苏地域文化的重要亚区之一”。本文试就镇江地域文化的核心和特质,谈谈对此问题的看法。
笔者认为镇江地域文化,可命名为京口文化。京口是六朝时期镇江的名称,而六朝时期是镇江地域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且京口也是长期以来为历史典籍和人们所常用的称谓。《元和郡县图志》云:“按京者,绝高丘也。……京上郡城,城前浦口,即京口。”此说也正是镇江“一水横陈,连岗三面”独特地理形势的最好概括。所以用京口文化命名镇江地域文化比较确当。
京口文化是以先吴和吴国文化为基础,后经历代,特别是六朝、唐代、以及明清的成长、发育而形成。由于镇江地处长江和大运河的交汇处,也使京口文化处于南北文化与中西文化的交汇点上,在其成长、发育的过程中,不断融入外来文化的元素,体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方向,并逐步形成了京口文化的核心和特质。
一、江河文化是京口文化的核心
地域文化一般是指特定区域内,源远流长、独具特色、传承至今,仍发挥作用的文化传统。它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与环境相融合,因而打上了地域的烙印,并具有独特性。所以要谈京口文化的核心,首先要看镇江的地理环境和地理环境对文化发展的影响。
镇江位于长江中下游,江苏省中部的长江南岸,南面三面环山,北面大江横陈,京杭大运河在此与长江交汇,形成江河交汇的十字“黄金水道”。这独特的地理位置,必定会对京口文化的孕育、发展产生一定影响,京口文化也一定会打上这独特地域环境的烙印。事实上镇江这座城市经济、文化的发展,离不开这独特的地理环境,特别是大运河的开发,镇江水运枢纽的形成和发展,有力推动了镇江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以及城市地位的提高,因此镇江是城以水兴,水以城旺。
春秋时,镇江是一军事重镇,处于吴头楚尾,在吴楚争战中,在镇江发生过多次战争,镇江重要的军事地位已经初步形成。秦时,改善了长江南北渡口以及江南入淮的航线,联结了太湖、淮泗水系。东吴时孙权十分看重镇江的战略地位,把都城从吴郡迁至京口(即今镇江市区),并以水军立国。东晋后期,京口成为诸水之汇。这种水运枢纽格局的形成,促进了京口经济进一步发展,农业增产,手工业发达,商业和交通运输业活跃,京口成了六朝时期著名都会。《宋书·文帝纪》云:“京口襟带江山,表里华甸,径途四达,利尽淮海,城邑高明,土风淳壹,苞总形势,实唯名都”。
隋唐时期,朝廷出于对东南财赋的依赖,重视开发水运,随着大运河的贯通,镇江成了江河交汇的十字黄色水道。中唐以后,又成为水运枢纽,漕运咽喉。唐代镇江还是江浙政治、军事中心。元和年间,镇江辖丹徒、丹阳、金坛、延陵、上元(今江宁)、句容,取代了南朝旧都(今南京)的地位。南宋时,镇江是军事防卫的前沿重镇,也是江、河、海运输网上的枢纽,是各路物资经运河到临安的必经之路,关系到南宋政权的命脉。
元代由于海运的兴起,使镇江与欧亚各国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日益频繁。镇江已成为一个重要的口岸和工商业发达的城市。
清代,京口是长江中下游重要的物资集散地,有“银码头”之称。1861年,镇江辟为商埠后,经济社会和文化发生了重大变化,外国洋行接踵而至,国内各地商帮也纷至沓来。镇江成了长江中下游的通商大埠。
晚清和民国期间,镇江交通格局发生变化,铁路、轮船、公路等先进运输方式相继兴起,使镇江交通运输结构渐趋合理,一个以港口为枢纽,以水陆运输相衔接的长江中下游近代港口逐步形成。
从上述镇江这座城市的历史传承来看,长江和大运河形成了镇江独特的地理环境,促进了镇江社会经济的发展,推动了镇江地域文化的进步,也孕育了镇江这座城市的繁荣。诚如原镇江市委书记钱永波在《江河要津》一书的引言中所说:“镇江的自然特色是灵山大川,水运优势在江河交汇,纵观镇江的历史进程,可以说是在长江边起步,从江河走向繁荣,通向海洋。”因此镇江独特的地理风貌使京口文化打上了江河文化的深深烙印,也使京口文化孕育、形成了江河文化这一有别于其他地域文化的核心。
二、开拓、包容、创新、大爱是京口文化的主要特质
京口文化由于受本地江河交汇的地理环境影响,多种文化,不同时期,在此不断交流、碰撞、融合,并逐步形成了自身的文化特质,其主要特质可概括为四个方面。
1. 开拓进取。六朝时期的帝王,除东晋外,他们的兴起,均与镇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无论是东吴开国皇帝孙权,还是宋武帝刘裕,京口是他发迹、举事的龙兴之地。陈朝的开国皇帝陈霸先也长期镇守京口。他们许多建功立业的重大事件都与京口息息相关,可以说,京口是他们霸业的发祥地。他们早期对镇江及江南地区的开发,以及他们的开拓进取精神,也促进了这一地区经济的繁荣和文化的发展。
东晋时,政府为加强北疆的防守,在京口设置了北府军府。谢玄在京口组成了一支著名的北府兵,北府兵是骁勇之士,英勇善战,他们开拓进取,所向披靡,是各派政治集团所倚重的军事力量。
镇江不仅在政治、军事领域,而且在其它各个领域也出现了一些开风气之先的大家巨擘,在文学方面。梁昭明太子萧统选编的《文选》、刘勰的《文心雕龙》、徐陵的《玉台新咏》、刘义庆的《世说新语》等,对后世的文学创作和发展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在诗坛,出现了象鲍照、颜延之、江淹、何逊等一些很有创作成就的诗人。
六朝时期,镇江所取得的成就是划时代的,其开拓进取精神是其取得成功的关键,同时对其后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都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如宋代沈括在镇江编著了一部名垂千古的《梦溪笔谈》。大书画家米芾得之于镇江山水之助,用“泼墨”法,以水墨点染,创造出“米氏云山”。
清代,特别是镇江开埠后,钱庄业、金融业兴旺发达,也培养了不少人才。民国时期我国金融业的巨头有不少都是镇江籍人:如陈光甫、唐寿民、赵棣华、胡笔江、徐国懋等,都是金融界开拓性的人物。由此可见,孙权、刘裕等一代枭雄的开拓进取精神,对镇江各个时期、各个领域产生了巨大影响,并取得辉煌成就,也使京口文化彰显了其开拓进取的特质。
2.开放包容。镇江地处南北要冲,东西通衢,古来就有“吴头楚尾”之称,且是吴国早期政治、经济中心,太伯、仲雍奔吴,他们带来了周族先进的农业生产方式和文化,和土著人一起开发富饶的江南。他们既积极吸收先进的中原商周文化,又融入了自身的土著文化,在文化融合中逐步形成了先吴文化。
“永嘉之乱”后,北方居民大批南渡,迁居今江苏境内的,十有八九都定居京口,使京口人口激增。北方移民超过了本地居民,他们一方面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加快了经济发展,同时也涌进了不少人才,扩大了南北文化的交流,他们互相取长补短,相互包容。这一时期,世居、侨居、宦居、隐居的名人辈出。如郗鉴、刘裕、刘义庆、刘勰、鲍照、何逊、祖冲之、葛洪、陶弘景等,由于他们的贡献,使得镇江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艺术、科学等方面得到迅速发展。
镇江不仅南北文化在此交流、融合,而且也包容了其它民族的文化。唐代,润州成为江淮转输的要地。由于通商贸易,吸引了大批波斯及阿拉伯人前来经商,并常年居住。他们信奉伊斯兰教,带来了传统习俗和文化,回族的清真食品和菜肴为镇江人民所喜爱。元朝,镇江及所属各县主要官员都由蒙古人和色目人担任,当时少数民族人口超过任何一个朝代。这些都促进了镇江地区民族的融合和文化的交流。
元明时海运的兴起,使镇江人民同欧亚各国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得到日益加强。中外人民相互往来,通商贸易,促进了镇江商业的发展。马可·波罗在《马可·波罗游记》里写道:“所见有富商大贾,野味及适于生活之百物皆饶。”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镇江辟为商埠,西方近代文明不断输入镇江,镇江经济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外国洋行接踵而至;国内各地商帮也纷至沓来。镇江成了全国办理转口贸易业务的最大口岸。同时西方各国派来了一批批的传教士、医生、教师,他们先后在镇江开设教堂、医院、学校,带来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镇江人认真吸取西方的近代文明,从西方近代工商业的发展中得到启示,促进了镇江近代民族工商业的兴起与发展。
美国著名作家赛珍珠出生4个月后即被身为传教士的父母带到镇江,在镇江生活了18年之久。她把镇江称为“中国故乡”,镇江文化也对她产生了深刻影响,其获诺贝尔奖的主要作品是反映中国文化的《大地》,美国总统尼克松评价她是“一座沟通东西方文明的人桥。”
由此可见镇江这座城市,是个开放、包容的城市,它能够吸收、融合南北文化、中西文化特长,形成镇江特有的地域文化,使京口文化彰显了开放包容的特质。
3. 崇尚创新。镇江古代劳动人民在对水道的开凿、修浚中,充分发挥了他们的聪明才智,征服了自然、改造了自然,并迸发出伟大的创造力。
孙权定都建业后不久就着手开凿破冈渎,从内地沟通太湖和秦淮河。开凿的破冈渎,翻山越岭,横亘茅山丘陵冈地。为解决航道水源,孙权在江宁、句容两地间的赤山附近,筑赤山塘(今赤山湖),引水为湖,积水济源。破冈渎长32里,航道沿途共筑有14座埭,上七埭入古延陵县境,下七埭入江宁界,平均每2.2里设埭一座。通过这一系例堰埭分段节制、拦蓄水源,提高水位,又使水落差分散于各河段之间,形成一组大规模的梯级航道。这两座埭是见诸于文献记载的中国最早的埭,是中国航道工程技术史上的伟大创举,这种水运方式在当时也是世界上最先进的。
隋唐时期,长江岸线的变迁对于镇江运河入江口影响巨大,润州刺史齐澣在瓜州上开挖了伊娄河。伊娄河的开通,大大缩短了渡江的距离,提高了安全性,同时齐澣还在伊娄河设计制造了二斗门船闸。同时代诗人李白有诗赞曰:“齐公凿新河,万古流不绝。两桥对双阁,海水落斗门。”李白诗中三、四两句即是对二斗门的描述,其型制和工作原理已类似现代船闸。这是江苏境内已知的大运河上最早的平水船闸的雏型,体现了唐代河工技术的最高水平。
南宋镇江郡守史弥坚主持重修了京口澳闸,将归水澳和甘露港相连,并在甘露港修上下闸,形成一组复式船闸,形成一个以澳为中心的两个通江口、两组船闸的更为完善的澳闸系统。它兼有蓄水、引水、引潮、通航、分溜、避风、码头、仓储等多种作用,成为中国船闸史上的一大杰作,这也是南宋时大运河镇江段治理中最杰出的成就,在当时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
这些镇江古代劳动人民在大运河的浚治中的伟大创举和杰作,突显了镇江古代劳动人民崇尚科学的创新精神。在镇江不仅劳动人民有创新精神,而且在各个历史时期还出现了著名的科学家。
宋、齐之间就有杰出的科学家祖冲之,他求出的圆周率,已达小数点后的七位数;他还把岁差应用于历法,制定了大明历。他儿子祖暅求出了计算球体积的公式。东晋葛洪和梁陶弘景都是著名的医学家,他们在长期炼丹实践中掌握了多种矿、植物的化学性能,观察并记载了众多的化学现象,曾对古代的实验化学作出了杰出贡献。
宋代,有著名的天文、药物学家苏颂,他主持制作了水运仪象台以及成书于润州的《新仪象法要》。水运仪象台中有多项发明创造在当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新仪象法要》一书中共绘有恒星1462颗,而西欧在14世纪文艺复兴前观察的星数是1022颗。因此,早于欧洲近400年,并且多440颗星。我国历史上博学多才的科学家沈括,晚年也定居润州梦溪园,完成了科学巨著《梦溪笔谈》。
镇江历来就非常重视文化教育,官府设府州县学,地方设书院,家族设私塾义学,形式成了一套完备的教学系统。而科学技术最出成就的时期,也是镇江最重视文化教育的时期。如六朝时,刘裕称帝前后,对内出台了一系例进步政策。还给其妻兄臧焘写信,要他主持复兴本地的教育事业。宋代也非常重视教育,“宋庆历中,令诸路、军、州,各立学,学者二百人以上,更置县学。教授之职,则委运司及掌吏择幕僚,州、县官或举人有德艺者充”(《至顺镇江志》)。范仲淹知润州时,曾亲立学校,赐闲田作为教育经费,礼聘处子李觏以教士子。辛弃疾知镇江时,也非常重视文化教育,拔薛村的官田作为学校经费。
所以镇江劳动人民在浚治运河中的伟大创举和各个时期出现的杰出科学家,使京口文化彰显了其崇尚创新的特质。
4. 大爱之心。由于镇江北临大江,西津渡是长江下游著名的古渡,这里“江阔而险,每遇疾风卷水,黑浪如山,樯倾楫摧,呼号之声惊天动地”。大运河入江口及运河沿岸渡口星罗棋布,仅大运河入江口就绵延数十里,“民间以小舟渡载,每遇风涛,必有覆溺之患”。 为了能避免这种悲剧的发生, 早在南宋时,郡守蔡洸建造了5艘抗风能力很强的大型摆渡船,各船分别竖立“利、涉、大、川、吉”作为标志,并限定载客人数,摆渡船“身兼两职”,既渡人又救人,这就是首次见诸于史册的官渡和救生性质的渡船。此后一段时间,西津渡口很少发生人命事故,即便水上救急,百姓也不再担惊受怕了。
到了元代,延佑至泰定年间,镇江路总管段廷圭下令在西津渡新增救生渡船15艘,每船配备艄工1名、水手9名,要求竖立旗号,并标明艄工的姓名,实行“实名上岗”,接受老百姓的监督,同时严查私渡小船。他还规定,各渡船摆渡费由官方统一收取。江面上常年派出巡逻船监督,发现官方渡船不插旗号,严加处罚,对私渡船则予以坚决打击。泰定三年十月,他又取消了西津渡官渡船的渡费,受到了百姓拥戴。
明正统年间,巡抚侍郎周忱打造2艘救生专用船,并向社会招募水手30余人“济渡救生”。这是长江水域最早出现的救生专业队伍。
明末清初,金山寺僧和邑中土绅集资建造了多艘救生红船。如同现代执行公务的警船,红船的出现,促进了清朝官府对人命救生的重视。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京口蒋元鼎、朱永载等15人捐白金若干,在西津渡观音阁成立了“京口救生会”。这是世界救生组织的滥觞,这些都体现了镇江人民的大爱之心。
除了在江上进行救生外,镇江的义士在市内大运河上也设立义渡。清乾隆后,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官府的支持鼓励,尚义观点渐渐普及开来。义士们进行修桥造路,同时他们还经常捐资出力,兴修水利,疏通河道,义举得到较大发展。为树立更广泛的社会性效应,义举者除了造桥修路、兴修水利外,还举办义学、消防救火、赈灾济贫,保婴育婴等,有的还建立组织,如育婴堂、保婴局、水龙会、义扛会等,使积善兴德之风盛行。这些都反映出镇江民众固有的互助精神和大爱之心。所以从江上救生生发开的慈善事业,也使京口文化彰显了其大爱之心的特质。
综上所述,这些主要特质都是由江河文化所孕育出的,也是有别于其他地域文化的重要标志。
如果要把京口文化纳入金陵文化的范畴,两者就应该有相同的核心,试问金陵文化的核心是什么?据悉是古都文化,古都文化与江河文化风马牛不相及,怎么能把江河文化纳入古都文化的范畴呢?这样有着独特地域文化核心和特质的京口文化又怎能作为“亚区”文化呢?
因此,京口文化是以镇江为中心,有着独特地理风貌特征和历史传承的地域文化。其江河文化的核心和开拓进取、开放包容、崇尚创新、大爱之心的特质是其他地域文化所包含不了的,它应与金陵文化、吴文化、维扬文化等,同属江苏重要的地域文化。
(作者为镇江市农业发展银行客户服务处原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