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阳葛城吴国古城试析  
杨 宝 成

　　丹阳葛城遗址位于丹阳市珥陵镇东南约6公里处。遗址地处长江下游冲积平原西部，周边地势平坦，河流纵横，很适于古代人类生存栖息。
　　应丹阳市文化局邀请，镇江市博物馆于2007年7月至8月对该遗址进行了勘探和试掘［1］，同年秋至翌年春，南京博物院文物考古研究所又对该城址展开了更大规模的钻探与发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引起国内考古学界的关注［2］。作者有幸参加了该遗址的考古工作，在这里打算利用手头所掌握的资料，以及发掘过程中的观察与思考，谈谈对该城址的几点认识。
一、城址布局及其构筑特征
　　葛城遗址座落于一土台上，土台高于周边地面约4-5米，呈北高南低斜坡状，据勘探发掘可知，该遗址为一座城址，其东西南北四个方位的城墙皆已找到。现地面残存城墙最宽处24米，最高处距地面约7米。该城址呈不规则长方形，南北向，方位角为北偏西100，城东北角略内收，形成一转折角。整个城址南北长约200米，东西宽约180米，总面积约36200平方米。
　　城墙四周有护城河环绕，河道宽10-20米，深2-3米。其中东侧城濠原状尚存，南城壕与西城濠由于农民开挖鱼塘，原 状已遭到破坏，北城壕因上世纪70年代在北面开挖新鹤溪河，而被填塞，但昔日城濠遗迹仍清晰可见。
　　护城河既有水利功能，防御功能，亦是重要的交通通道。葛城古城东护城河有一水道通向东面的丁义河，丁义河向南与鹤溪河相通，这表明当年这座古城的水上交通是很发达的。
　　葛城古城的筑城方式与武进淹城古城一样，均采用泥土堆筑法。这种非水平层的堆筑法，是吴国人筑城技术一大特色，它十分适用于江南地区湿度大、粘性强的土壤。其建筑工艺有二大特点：其一是不挖基槽，平地起建，其二是既不夯打，也不夹板，而是将泥土一层一层向上垛起。T2所解剖的北城墙采用平堆法，用黄褐色、浅灰色、浅黄色土，一层一层依序向上垛起来，部分地段可能踩踏、拍打过，各层厚度在20-40厘米之间。堆筑前对原地面未作任何处理，故墙基下叠压有草木灰、红烧土层。T3所解剖的西城墙则是分别在不同地点向上堆垒泥土，然后再填平补齐。该段城墙层次极其复杂，可细分为13层，多呈倾斜状，各层厚度在15-45厘米之间。筑城用土是当地的原生土，而且大部分是取自挖护城濠的土。该地原生土含水量大、粘性强，加上高大城墙的重力沉降，使得城墙十分坚固。
与其它吴国城址一样，葛城城墙墙基较宽，这应与当地土壤特征和筑城方法有关。葛城城墙残高约6-7米，墙基宽20余米，其宽与高之比约为3：1。而中原地区商周时期城墙宽高之比约在2：1以上，乃至3：2。这是因为中原地区原生土为沉积黄土，含沙量大，筑城大都采用夯 筑和版筑法。用这种方法所筑之墙体既坚固，又易成型。江南地区的泥土柔软、湿粘，这类泥土不适于夯打。因此在筑城墙时，必须加宽墙基，才能提高墙体的高度。
二、时代分析
　　目前考古学界对吴文化的考古学分期，已经有了较一致的认识。丹徒断山墩、丹徒团山、丹阳凤凰山等遗址的发掘，从层位学和陶器类型学二个方面，为吴文化分期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依据。邹厚本、肖梦龙、刘建国、张敏等同志在吴文化分期方面做了较系统和深入的研究。这就为丹阳葛城遗址的时代分期，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葛城遗址中出土陶器的陶质可分为夹砂红陶、泥质红陶、泥 质灰陶、泥质黑陶、印纹硬陶以及原始青瓷等。陶器器类有鬲、甗、鼎、豆、碗、罐、坛、瓮、簋、盆、盘、尊等。纹饰主要有绳纹、云雷纹、回纹、叶脉纹、席纹、菱形纹、方格纹、刻划纹、波浪纹、米字 窗格纹、羽鸟纹等。纹饰制法主要采用拍印法，模制、刻划者少。夹砂红陶除少数施绳纹外，大多为素面。泥质陶器或施纹饰，或素面、或磨光。印纹硬陶大都拍印纹饰，一件器物上有施单纯一种纹饰的，也有兼施二种甚至三种纹饰的。依据陶器的器类组合、器形及纹饰的发展演变规律，结合地层关系，可将葛城遗址大致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期  T2⑤、⑥，T3②—○13
　　第二期  T1④、⑤，F1
　　第三期  T1②、③，H1、H2
　　第一期，以夹砂红陶、泥质红陶居多，泥质灰陶、泥质黑陶及印纹硬陶次之，有少量原始青瓷。出土有方唇折沿宽分裆深袋足截锥足跟 鬲、按窝纹束腰袋足甗、孤肩深腹盆、敞口鼓腹矮圈足簋、直口高领耸肩鼓腹印纹硬 陶罐、圆唇孤壁粗圈足豆。该期所出土的刻槽盆是较早的器形，它渊源于中原地区商时期的同类器。所出土的异形石钺，可以从当地湖熟文化遗址中找到它的祖型。本期常见纹饰有绳纹、方格纹、叶脉纹、云雷纹、重菱纹、折线纹、刻划纹等。
　　第二期，夹砂红陶及泥质红陶较多，泥质灰陶与泥质黑陶减少，印纹硬陶数量增多，有少量原始青瓷。常见器形有圆唇折沿宽分裆袋足乳突状足跟鬲、素束腰袋足甗、圆唇敛口弧肩深腹盆、溜肩鼓腹硬陶罐、平沿折腹细圈足豆等。常见陶器纹饰有绳纹、回纹、云雷纹、折线纹、席纹、重方格纹、三角填线纹、米字窗格纹、波浪纹等。纹饰多组合，主题纹饰内盛行加点和线。
　　第三期，泥质红陶多于夹砂红陶，泥质灰陶与泥质黑陶减少，印纹硬 陶和原始青瓷增多。该期主要器形有圆唇卷沿矮分裆浅袋足鬲、釜式甗、折腹盆、浅盘孤壁矮圈足豆、浅盘直壁矮圈足盘、青瓷碗等。陶器纹饰主要有方格纹、重菱纹、回纹、波浪纹、折线纹、麻布纹、米字窗格纹、羽鸟纹等。
综上所述，葛城遗址出土的陶器的整体风格与丹徒断山墩［3］、丹徒团山［4］、丹阳凤凰山［5］吴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极其相似。该遗址一至三期的陶器器形与组合一脉相承、连续发展，中间没有缺环。因此，葛城遗址应属典型的吴文化遗存。
　　从时代上看，葛城遗址第一期陶器与丹徒断山墩第二期、丹徒团山第四期及丹阳凤凰山第二期的陶器特征相似，特别是刻槽盆、鼓腹簋颇具有商晚周初的陶器风格，该期的时代应属西周中晚期。葛城遗址第二期陶器与丹徒断山墩第三期、丹徒团山第五期及丹阳凤凰山第三期的陶器特征相似，其时代属春秋前期。葛城遗址第三期与丹徒团山第六期及丹阳凤凰山第四期的陶器特征相似，其时代应为春秋后期。
　　遗址中未发现战国时期文化遗存，它说明该城址是遭突发事件而被废弃的，这应与越灭吴的战争直接有关。因此该城的废弃时间应在公元前473年越王勾践灭吴以后。
三、葛城吴城发现的学术意义
　　通过对葛城城址中出土的文化遗物内涵特征的分析，可知该城址应属吴国城址。该城始筑于西周中期，废弃于春秋末 期，曾延续使用长达五百年，经历了吴国绝大部分的历史进程，在目前已发现的吴国城址中，葛城古城是使用时间最长的一座。
　　现已发现的吴国城址中，除安徽南陵牯牛山古城约始建于西周时期外，其它如高淳固城、无锡阖闾城、武进淹城、胥城、留城以及浙江湖州下菰城等，基本上都属春秋时期所筑［6］，由此可知，丹阳葛城是目前所发现的最早的吴国城址。
　　据文献记载，与两周时期诸侯列国一样，吴国的都城曾经多次迁移，既有政治、经济方面的原因，亦与军事目的相关。
　　西周时期吴国的城址数量少，规模小，反映了当时吴国尚处在草创阶段，国力尚弱，势力范围尚小。考古资料表明，镇江丹徒至大港沿江一带是吴国早期的核心地区，是当时吴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吴国从西周初期立国，经过二百余年的艰辛创业，国力逐渐强盛起来，并开始向周边开拓疆土。春秋早期，吴国开始向太湖流域扩张，与越国争霸，而丹阳葛城古城则是吴国向南扩张的重要据点。
　　丹阳葛城城址面积较小，城墙周长不到800米，其主要功能还是政治和军事性的，经济功能尚未成熟。在该城址中部偏西北的T1内，发现一座大型房基，据钻探该房基面积超过200平方米。房基面较平整，房基下系用红烧土铺垫。从遗迹现象观察，该房基不是一般的民居，而应是吴国贵族用以进行政治宗教活动的礼仪性建筑。该建筑的发现，对于揭示葛城古城的性质与地位，有重要的科学价值。
　　丹阳葛城遗址的钻探发掘成果表明，葛城古城是江苏境内所发现的时间最早，使用时间最长，保存比较完整的吴国城址。该城址的发现，对于吴文化考古与吴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我们这次在丹阳葛城所做的考古工作，主要目的是了解遗址的性质、分布范围以及保存状况。由于工作时间短，发掘面积小，所获得的资料是局部的、零星的。对于这么一座重要的城址来说，所做的工作还仅仅是初步的，认识是很肤浅的。要全面、准确了解该城的结构、布局及其文化内涵，并对其展开深入系统的研究，还有待做更进一步的工作。
注 释：
［1］镇江博物馆考古队：《丹阳葛城遗址勘探试掘简报》，《江汉考古》2009年第3期。
［2］李则斌等：《丹阳吴国城址：吴国考古的重大发现》，《中国文物报》2009年5月29日。
［3］邹厚本  宋建  吴绵吉：《丹徒断山墩遗址发掘记要》，《东南文化》1990年第5期。
［4］团山遗址考古队：《丹徒赵家窑团山遗址》，《东南文化》1989年第1期。
［5］凤凰山考古队：《江苏丹阳凤凰山遗址发掘报告》，《东南文化》1990年第1、2期。
［6］毛颖  张敏：《长江下游的徐舒与吴越》，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
［7］张敏：《关于吴文化的几个问题》，《南京博物院集刊》第9辑，江苏美术出版社，198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