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苏

      摘 要：《四库全书》成书后，珍藏北京紫禁城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河北避暑山庄文津阁、东北盛京故宫文溯阁、扬州大观堂文汇阁、杭州圣因寺文澜阁和镇江金山寺文宗阁，不仅是中国藏书史上的大事，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大事。尤其是《四库全书》的巨大影响，以及七阁“从水立义”的远见，将文化之源和长江文化与运河文化串联起来，选择江河交汇处镇江、扬州设立双阁，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我们应该把双阁及其《四库全书》研究纳入研究长江下游文化和大运河文化关注的内容，凸显其原有的地位和作用，在长江文化带和运河文化带文化展示中清晰地标注其位置。

      关键词：《四库全书》江河交汇 文宗阁 文汇阁

      《四库全书》在中国文化史上享有盛名，对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有着重大影响。《四库全书》全面总结和系统整理了三千年来中国封建文化的学术成果，保留了丰富的典籍，是对中国古代文化的一大贡献。可以说“《四库全书》承载了中华民族文明，是中华民族的宝藏，是世界性巨制。《四库全书》是中华文化精粹、文献大成，是文献化的民族精神，反映了中华文化的连续性、传承性、自觉性”。〔陈晓华. 四库学（第三辑）李铁映《四库全书》是中华民族之宝藏[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第1 页〕

      乾隆皇帝对《四库全书》极为器重，称之“薈萃古今载籍，至为美备”。（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纂修四库全书档案，谕内阁著江浙督抚等谆饬俟所属全书排架后许士子到阁抄阅，[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2189）他不仅亲身参与和领导了《四库全书》的编纂工作的全过程，还对《四库全书》的保存和利用亲自谋划，精心布局，决定设北京紫禁城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河北避暑山庄文津阁、东北盛京故宫文溯阁（北四阁）、扬州大观堂文汇阁、杭州圣因寺文澜阁和镇江金山寺文宗阁（南三阁）收藏《四库全书》，期望此书能妥善保管和使用，像京杭大运河水一样永流不息，在维护大清思想统治，传播中华文化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一、《四库全书》的魅力和京杭运河的关联

      （1）七阁“从水立义”串联江河文化

      乾隆皇帝曾撰文解释七阁以水立义的原因。他在《文源阁记》中写道：“文之时义大矣哉！以经世，以载道，以立言，以牖民，自开辟以至于今，所谓天之未丧斯文也。以水喻之，则经者文之源也，史者文之流也，子者文之支也，集者文之派也。流也，支也，派也，皆自源而生。故吾于贮四库之书，首重者经，而以水喻文，愿溯其源。”（李希泌. 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第一章第一节 [M] 北京：中华书局，1996）乾隆皇帝借“渊”“源”“津”“溯”等字，以水立义，期望《四库全书》像“水”与“文”之源的对应关系那样，水流不息，文脉不断。

      文宗阁不含“水”旁，亦实有水意。近现代学者张崟（字慕骞，瑞安人，原浙江省图书馆采编室主任）在《文澜阁〈四库全书〉浅说》中说：“案四库七阁名字均取水傍，虽镇江文宗，外似独异，而细籀其涵意，则固寓‘江河朝宗于海’之意。”（李希泌. 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第一章第一节 [M] 北京：中华书局，1996）与乾隆皇帝以水喻阁的意思相符。

      七阁“从水立义”，将文化之源和大运河文化带串联起来，把北方的文渊阁和江南的文宗阁、文汇阁、文澜阁分布在京杭大运河的起点、重要的江河交汇节点和终点，是精心安排的结果，而不是巧合。

      （2）“文宗”“文汇”因江河交汇而择

      乾隆四十七年（1782）七月八日皇上诏令内阁御旨所云：“因思江浙为人文渊薮，朕翠华临蒞，士子涵濡教泽，乐育渐摩，已非一日，其间力学好古之士、愿读中秘书者，自不乏人。兹《四库全书》允宜广布流传，以光文治。如扬州大观堂之文汇阁、镇江金山寺之文宗阁、杭州圣因寺行宫之文澜阁，皆有藏书之所，著交四库馆再缮写全书三份，安置各该处，俾江浙士子得以就近观摩誊录，用昭我国家藏书美富、教思无穷之盛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纂修四库全书档案，谕内阁著江浙督抚等谆饬俟所属全书排架后许士子到阁抄阅，[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1589）乾隆皇帝设南三阁的理由是“江浙为人文渊薮，”与“江浙人文甲天下”的现状相符。放一部在浙江杭州，杭州的“人文渊薮”代表性和城市的显著地位毋庸置疑，但选择放二部《四库全书》在地缘上“近在咫尺，不过四十里之隔”的扬州和镇江，而不是南京和苏州，似乎不好解释。

      虽然镇江、扬州符合“人文渊薮”的条件，但不代表两座城市就是江苏最具“人文渊薮”的极致地。清代苏州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地位均明显高于镇江、扬州。对全省的影响力更不如两江总督所在地的江宁（南京）。南京是六朝古都、明朝皇城，是全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镇江和扬州在城市地位和“人文渊薮”的代表性方面难与江苏南京和苏州争雄，可为什么镇江、扬州得到赐藏《四库全书》的“殊荣”，这只能是两座城市在京杭大运河中所处的特殊节点位置决定的。

      二、“文宗”“文汇”双阁的历史价值

      （1）书赖阁存的文化传承作用

      《四库全书》在古籍的保存和传承方面功不可没。两百多年来，中华大地战乱不断，如果没有集众书于一身的《四库全书》，古籍势必大量散失，从而造成无可弥补的损失。

      《四库全书》囊括了先秦至乾隆之前中国历史之主要典籍，有“典籍总汇，文化渊薮”之美誉，在传承中国优秀文化传统方面发挥了作用。许多久已亡佚之书，从《永乐大典》中被辑出， 据统计，“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得失传文献516 种，其中388 种被收入《全书》，128 种列为总目存目。

      早在乾隆三十九年（1774）六月，《四库全书》尚在编纂之中，乾隆皇帝就想到了如何使编成之书“以垂久远”的方法。他听说范氏天一阁藏书楼“纯用砖甃，不畏火烛，自前明相传至今， 并无损坏，其法甚精”，（王重民辑：《办理四库全书档案》，乾隆三十九年六月二十五日谕，国立北平图书馆1934 年排印本。）就派杭州织造曹寅著赴杭州，查明天一阁的构造、建制等情况禀告朝廷。乾隆下令“爰依《永乐大典》之例，概行抄录正本，备天禄之储”，仿照天一阁规制，兴建藏书之所，用来安置《四库全书》。

      七阁与《四库全书》的关系乾隆皇帝也做过诠释。他在《文溯阁记》中说：“文者理也，文之所在，天理存焉。文不在斯乎？孔子所以继尧、舜之心传也。世无文，天理泯，而不成其为世， 夫岂铅椠简编云乎？然文固不离铅椠简编以化世，此四库之辑所有亟亟也”。（李希泌. 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第一章第一节 [M] 北京：中华书局，1996）他解析北四阁的名称：

      “皆冠以文，而若渊、若源、若津、若溯，皆从水而立义者，盖取范氏‘天一阁’之为，亦既见于前记矣。若夫海，源也。众水各有源，而同归于海，似海为其尾而非源，不知尾闾何泄，则仍运而为源。原始反终，大易所以示其端也。津则穷源之径而溯之，是则溯也，津也，实亦迨源之渊也。水之体用如是，文之体用顾独不如是乎？恰于盛京而名此名，更有合周诗所谓‘溯涧求本’之意， 而予不忘祖宗创业之艰，示子孙守文之模，意在斯乎！意在斯乎！”（李希泌. 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第一章第一节 [M] 北京：中华书局，1996）可见乾隆十分重视《四库全书》的传承作用。另在乾隆皇帝《再题文宗阁》：“四库全书抄四部，八年未蒇费功勤”和《再题文汇阁》：“身体力行愧何有？还淳返朴念常勤”诗句中，也表达了期望子孙能读书明理，让祖先创下的基业永久延续的意思。

      （2）双阁在传播文化方面的积极作用

      乾隆四十七年（1782）七月八日，乾隆皇帝下旨：“兹《四库全书》允宜广布流传，以光文治。如扬州大观堂之文汇阁、镇江金山寺之文宗阁、杭州圣因寺行宫文澜阁，皆有藏书之所，着交四库馆再缮写全书三份，安贮各该处，俾江浙士子得以就近观摩誊录。”（李希泌. 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第一章第一节 [M] 北京：中华书局，1996）

      乾隆四十九年（1784）二月，乾隆皇帝又谕旨：“原以嘉惠士林，俾得就近钞录传观，用光文治。第恐地方大吏过于珍护，读书嗜古之士无由得窥美富、广布流传，是千缃万帙徒为插架之供，无俾观摩之宝，殊非朕崇文典学、传为无穷之意。将来全书缮竣，分贮三阁后，如有愿读中秘书者，许其陆续领出，广为传写。”（李希泌. 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第一章第一节3. 北京：中华书局，1996）

      在乾隆的大力倡导下，《四库全书》正式向社会开放，通过二阁，在江南、江北加速了文化的传播，为读书人提供了读书和研究的便利，在传播文化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清代文士完颜麟庆文汇阁读书后，在《鸿雪因缘图记》中绘了一幅《文汇读书图》，题记中写道：“《四库全书》告成，高宗垂念江浙人文渊薮，特命多缮三分，颁贮浙江文澜、金山文宗，与此阁为三，江南实得其二。典司出入，掌自盐臣。寻又恐徒供插架，无裨观摩，诏许愿读中秘书者，就阁传钞。嘉惠艺林，旷古未有！谢奎以书目呈，随坐楼下详阅，得钞本《满洲祭天祭神典礼》《救荒书》《熬波图》《伐蛟捕蝗考》《字孳》等书，嘱觅书手代钞。”（清李斗著《扬州画舫录》卷四[M] 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 1984）乾隆皇帝的多次督办也促使双阁对读书人开放的规则得到很好的落实。清大学士阮元上过奏章，说他曾“奉命直文渊阁事，又籍隶扬州，扬州大观堂所建阁曰文汇，在镇江金山者曰文宗。每见江淮人士瞻阅二阁，感恩被教，忻幸难名。”（杨家骆. 四库大辞典文献抄印 [M]. 南京：中国图书大辞典馆 1935. 概1-3-6）虽说给皇帝的奏折中难免不带有恭维的成分，但也证明了江淮读书人到双阁看书的经历。

      乾隆力推双阁成为当地阅览图书的场所，是一种适合古代社会形态与文化需求的运作形式，在当时应该属于先进的文化形态管理模式，对文化传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双阁的设置，使江淮士子得以就近赴阁检视、抄校秘籍，为他们借阅传抄提供了方便。以至于抄校秘籍者渐多，社会上出现了“传抄阁本”这一新的图书形式。如江苏著名藏书家、常熟铁琴铜剑楼主人瞿绍基、瞿镛父子，以及长洲（含吴县）顾氏艺海楼，就以收藏“传抄阁本”而闻名于世。

      （3）在古籍整理和校刊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库全书》在古籍整理的方法上，尤其在辑佚、校勘、目录学等方面给后人诸多启示。以文宗阁典书官、著名学者汪中校勘《四库全书》为例：据嘉庆进士李兆洛《汪容甫精法楼校书记》说，“汪中不但典校文宗阁的藏书，还兼任扬州文汇阁校书职务，他校书的成绩，是写成‘条记二十余万言’”。“先生当时以泛览为精研，第举而综贯之，紬绎其余绪，冥合手会归成一家言，庸不为学者盛业，而不可易言也”。（见《养一斋文集》）汪中的儿子汪喜孙也说：“先君检理本书，是正文字，竭二年之力，校勘始毕”；“尝自撰楹帖，有‘身典金山秘书’之语。”（见《汪容甫年谱》）”。

      清代著名学者刘逢禄在《容甫先生遗书叙》中说：“先生尝䌷校文澜、文宗二阁《全书》，绳愆纠谬，不下数百万言。”汪中留下的文宗阁校书相关著作，有《文宗阁杂记》《文宗阁杂记续编》和《文宗阁杂记三编》。

      （4）在促进藏书文化的发展方面影响深远

      南三阁的创办，对江浙藏书文化的影响是很大的。清代名臣阮元对乾隆皇帝编辑《四库全书》分藏七阁的动机心领神会，不仅亲自作了不少《四库全书》的补录工作，还积极倡导了杭州灵隐书藏和镇江焦山书藏的建设，促进了江浙藏书文化的发展，扩大了南三阁的影响，泽被士林，名垂后世，嘉庆十四年（1809），阮元鉴于“好学之士，半属寒酸。购书既苦无力，借书又难。其人坐此孤陋寡闻无所成就者不知凡几”的状况，在灵隐寺大悲阁建立书藏，并制定《书藏条例》，加强藏书管理、方便诸生阅读。灵隐书藏的设立得到了士子的欢迎和称许，其动机和管理方式与南三阁相同，足为范式。嘉庆十八年（1813），阮元又在镇江焦山西麓海西庵内建楼五楹，作藏书之所，名曰“焦山书藏”。书藏建立后，对天下的读书人开放，历史上不少著名的学者都来这里读书做学问，如康有为，梁鼎芬，陈庆年等。

      三、“文宗”“文汇”双阁复建的现实意义

      清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入镇江，文宗阁及与所贮《四库全书》被焚。咸丰四年（1854）扬州大观堂文汇阁遭遇同样命运，阁及书被焚。因为曾经收藏《四库全书》的魅力，双阁一直被人们仰视，百余年来，复建之声不绝。以文宗阁为例：先有江苏学政溥玉岑提议重建；王先谦视学江苏，又提出“拟修复镇江文宗阁钞藏”；王仁堪出任镇江知府后，又订修复文宗阁之计，可惜都没有成功。于是吴寄尘在云台山建“绍宗国学藏书楼”，以表绍继规复文宗阁之意。扬州文汇阁的复建也受到关注。韦明铧、王虎华、钱玉荣、赵昌智、祝庭龄、钱小平、成国平、李孟星、任杰等政协委员在扬州市政协六届一次会议上联名提出第207 号提案《关于复建“文汇阁”的建议》，呼吁重建文汇阁，恢复文化地标，赓续历史文脉。

      （1）重树江河交汇处文化标志

      《四库全书》藏于文宗、文汇双阁，不仅是镇江、扬州历史文化名城的荣光，也是长江文化和运河文化中值得一书的盛事。其复建百年过程的追慕，伤感，还有企盼之情难以言表，说明了传统文化传承的艰难与不易。2011 年10 月，文宗阁复建完成并再现金山。2023 年4 月，文汇阁也复建完成正式开放。双阁重新成为江河交汇处重要的文化标志，恢复了《四库全书》七阁江苏独占其二的特色，也促进了两地和长江文化、运河文化的发展与研究。文宗阁建成开放后，对传承城市历史文化、提升旅游品质都有着重要的影响，为镇江旅游业发展增添了一个不可多得的文化景观。

      同样，扬州文汇阁复建完成对外开放，通过数码技术复制的《四库全书》入藏文汇阁，也让扬州再现“古阁重现、书阁合一”的胜景。修复后的文汇阁，在做好收藏、研究、展示和传播《四库全书》的基础上，丰富古籍利用、书店经营、非遗体验、研学活动等功能，扩充了传承历史文脉的物质载体。扬州文史专家韦明铧认为：文汇阁对于扬州来讲，是一个文化高地，也是一个文化标志。

      （2）重现双阁与《四库全书》研究的热潮

      2023 年6 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了中国国家版本馆，他来到兰台洞库，参观了汉藏蒙满文大藏经雕版合璧”和“《四库全书》合璧”库展后指出：在我们这个历史阶段，把自古以来能收集到的典籍资料收集全、保护好，把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继续传承下去。他还强调，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四库全书》和《四库全书》七阁的谋划及布局，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着密切关联，也与大运河文化的传承与弘扬密切相关。对于大运河江苏段来说，双阁不仅在江南、江北加速了文化的传播，为读书人提供了读书和研究的便利，推动了江南文化的发展，也在长江与运河的重要节点上树立了文化标志，与《四库全书》具有同样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我们应该把其研究纳入长江下游文化和大运河文化关注的内容，并在长江文化带和运河文化带文化展示中清晰地标出其位置。

      当历史烟云散尽，世事飘若尘埃的时候，没有什么比卷帙浩繁的典籍更能让后人读懂文明演进的历程。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才将《四库全书》视为同万里长城、大运河相并列的中国古代三大工程。双阁的复建，是《四库全书》和中华传统文化的感召，也是我们提升江苏文化自信的举措。

      我们要“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坚持守正创新的正气和锐气，赓续历史文脉，对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通过进一步挖掘《四库全书》和双阁与运河文化的内在联系，分析双阁在助推尚读风气形成的历史作用，并研究江苏全民阅读活动和尚读风气的传承关系，以增强文化自信，促使江苏运河文化研究和全民阅读活动走在全国的前列。要利用双阁的平台和《四库全书》，开展更加多元的读书活动，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的产品，谱写当代江苏文化的华章。

      参考文献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王重民辑：《办理四库全书档案》，国立北平图书馆1934 年排印本杨家骆辑：《四库大辞典》文献抄印 [M]. 南京：中国图书大辞典馆 1935 李希泌辑：《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M] 北京：中华书局，1996

      陈晓华辑：《四库学》（第三辑）[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徐苏著：《文宗书韵》[M]. 镇江：江苏大学出版社，2011

（作者为镇江市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副会长，镇江市图书馆原副馆长、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