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英姿

        【摘 要】 作为古代漕运咽喉和镇守东南的军事重镇，镇江随大运河体系的发展而兴盛， 造就了大运河镇江段漕运文化历史积淀的深厚和文化遗产的丰富。镇江应利用大运河文化带建设这一时机和机遇，做好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与利用，发掘出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对城市的带动作用和新时代大运河精神对镇江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书写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壮美新篇。

        【关键词】 大运河 ；镇江 ；漕运文化 ；新时代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镇江市目前正全力推动大运河文化带建设， 镇江作为古代造船业重要基地，具有得天独厚的历史和区位优势，应当抓住机会，深入挖掘镇江漕运文化研究，推进保护与漕运文化相关的历史遗存和大运河生态长廊建设，为启动和推进大运河文化博物馆的建设提供理论支持，更进一步推动大运河的保护、利用和开发。

        一、“国家命脉攸关”的漕运

        漕运作为中国古代的经济命脉，最早可追溯到秦始皇时期，而漕粮之制起于两汉。公元605 年隋炀帝下令开凿的一条贯通南北的大运河, 致唐宋漕运大兴。清代视“漕粮为天庾正供， 俸米旗饷，计口待食，为一代之大政”1。作为“国家命脉攸关”的漕运，不仅促进了南北方人们的交流，也是推动运河绵延千年发展的蓬勃动力。漕运的兴衰则是古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晴雨表，也是古代中国人技术创新的重要坐标。

        镇江是古代漕运咽喉和镇守东南的军事重镇，通过考察漕运文化遗产的传承，不仅体现了其对镇江经济、社会、科技和城市建设等物质形态方面的影响，而且显现了对镇江的民俗风情、生活艺术和制度文化等非物质形态方面带来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为研究镇江运河文化、城市发展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提供了宝贵的实物例证。

        二、历史上的镇江漕运

        早在秦代，运河就在镇江这片土地上萌芽。秦凿“丹徒漕渠”与吴王夫差开凿的运河相连， 大大缩短了入江口与邗沟的距离，减少了舟行的危险。“漕河自江口至南门九里，又南至丹阳九十里，水道经大小夹冈，上下有京口吕城二闸”2，因此“丹徒水道入通吴会，孙权初镇之”3。丹徒漕渠在“隋大业中穿而广之，拟通龙舟”4，这说明秦代开凿的这段人工河水道为后来江南运河北段的雏型，也成为后世开凿大运河打下坚实的基础。

        孙吴时期，孙权定都建业后，江南运河开始担负起漕运吴会物资以供京师的任务，遂命“岑昏凿丹徒至云阳，而杜野、小辛间皆斩绝陵袭[ 垄]，功力艰辛” ；又“遣校尉陈勋将屯田及作士三万人凿句容中道，自小其至云阳西城”2，“以通吴、会船舰，号破岗渎，上下一十四埭，通会市，作邸阁”3。西晋末年，陈敏有割据江南之志，也曾在曲阿遏马林溪筑练湖，作为调节运河水量的水库。练湖是中唐以前江南运河上著名的水利枢纽。“晋元帝子裒镇广陵，运粮出京口， 为水涸，奏请于丁卯港立埭”4。江南运河经过历代整治后，镇江已是长江下游的重要渡口和干线道路必经之地，使江南运河北段初步建立了由挡潮引水、节制堰坝、调蓄水柜组成的航运体系，成为六朝时期联系京师与东部边境的重要水道。

        江南地区农业发达，唐宋以来是历代王朝主要的漕粮供给之地，南粮北调渐成定制，大批漕米、土产和手工业，经镇江古运河水道转运往京部和关中。宋室南迁后，镇江成为粮食仓储和转运中心，南北货物也在此集散，古运河使镇江成为通商大埠。隋大业六年（610）开挖了“自京口至余杭八百余里”5 的江南运河，镇江作为江南运河的最北端，开启了沟通南北之间经济、文化等方面重要联系的航程。隋朝后来在京口设丹徒镇，扼江南大运河入江之口，作为当时东南交通和漕粮北运的枢纽，出现了“公家运漕，私人商旅，舢舻相继”6 的盛景，加快了南北贸易物资的相互交流。自此，新的漕路代替了地势较高的旧京口（润浦），漕运兴起给城市带来新的生机和活力，镇江成为商货中转港口，步入了我国古代大城市的行列。在唐代，镇江成为江南漕粮转运的重要枢纽。“唐时，漕运大率三节 ：江淮是一节，河南是一节，陕西到长安是一节……此三节最重者京口，初，京口济江淮之粟所会于京口，京口是诸郡咽喉处。”7 漕运是京口港承担的首要任务，京口“自唐为漕挽咽喉之所……江淮之粟所会”8。

        镇江是唐代长江下游的重要产粮区，从东都洛阳含嘉仓城出土的砖铭中得到证实。含嘉仓是隋唐大运河上的全国枢纽, 也是隋唐使用的“建设用地”规模最大、最重要的官仓，在其第48 号窖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两块“刻铭砖”，其中一块是完整的，墨书正楷，记录润州开元十四年（726）租糙米壹万壹仟壹□肆硕贰□叁□，开元十五年（727）七月十六日输纳含嘉仓9，这充分印证了在江淮租米的北运中，润州成为洛阳含嘉仓众多南北漕粮的来源地之一。

        “京口居淮浙之冲，故转般仓非京口不可立。甘露港又居京口，贯通淮浙之冲，故转般军粮非甘露港不能快”，“引注大江，贯注镇江府城中，直达上河”。江南运河最北端的京口闸一段可引长江水。“吴人置京口闸以通江南之粟，是皆凿山成池，掘地通流，以济人力之不及。”“大江之入京口者，其道有四”，即京口闸、海鲜河、鳝鱼港和甘露港，船只可由此入运河。设置闸门以调节水势，“镇江城外可五六里有闸名京口闸，镇江城内转般仓东北隅又有闸为则水闸。京口闸在外以限江水之入，则水闸在内以制河水之出”。后来，“唐撤闸置堰”1。唐开元二十五年（737），齐澣迁任润州刺史，“州北距瓜步沙尾，纡汇六十里，舟多败溺。澣徙漕路由京口埭，治伊娄渠以达扬子，舟得无虞”，进一步改善了漕船过江航道，使润州成为运河与长江沿岸的重要商业港口。

        唐代宗广德二年（764），转运使刘晏改革漕运，改变“故时转运船由润州陆运至扬子”，“命囊米而载以舟”, 使漕船能自润州直达扬州，使“斗米费钱十九”变为“减钱十五”。这说明润州在当时漕粮的陆运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江淮漕运经常阻断，为保证粮道畅通，建中二年（781），唐政府在润州设镇海军节度使，保证漕运的畅通。

        南宋时期，建都临安，“纲运粮饷，仰给诸道，所系不轻。水运之程，自大江而下至镇江则入闸，经行运河，如履平地，川、广巨舰，直抵都城，盖甚便也”；“自临安至于京口，千里而远舟车之轻从，邮递之络绎，漕运之转输”，这说明当时从京口至都城临安的江南运河成为国家的生命线，镇江一跃成为漕运交通枢纽。正如《嘉定镇江志》云 ：“京口当南北之要冲, 控长江之下流。自六飞驻跸吴会, 国赋所贡，军须所供，聘介所往来，与夫蛮商蜀贾，荆湖闽广江淮之舟，凑江津，入漕渠，而径至行在，所甚便利也。”南宋时, 镇江是长江中上游及淮南各路漕粮贡赋的集纳港和分输港, 要直接将两湖、江西的漕船在京口港过船驳运两淮和送往临安。宋高宗绍兴三十年（1160），“命户部于镇江、建康各别储米百万斛，以备水旱、助军食。其后镇江所储至九十五万余，建康所储至六十二万余。” 镇江仓储丰裕，“以备水旱、助军食”，发挥了重要的仓储和漕运功能。宋孝宗淳熙五年（1178）闰六月“壬寅，置镇江、建康府转般仓”，“京口转般仓尤两淮军馕襟喉”，显示京口转般仓转运的这些粮米对于两淮前线军队的重要性。宋孝宗淳熙八年（1181），“浚行在至镇江运河。时都临安，尤以漕渠为先务也”。

        元代漕粮以海运为主，河运量虽然不大，但仍中转镇江“九千四百三十三石六升正”、常州“一千七十石正”共约10503 石的香糯米。元时，转般仓改为大军仓，“大军仓在程公下坝北，前临潮河，后枕大江，即旧转般仓也”。2009—2010 年，考古工作者在镇江双井路发现数座宋元时期的古代粮仓，是目前大运河沿线经考古发现的规模较大的一处仓储基址遗迹，这是镇江作为是京杭大运河漕运枢纽的重要实物见证，这一发现入围了当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明清时期，长江和运河构成的黄金水道，保证了占据江南运河入江通道的镇江长期享有粮食和物资储运中心的地位。明代“漕运十二总计用官军十二万有奇，船一万二千有奇，运粮四百万石”。万艘漕船云集京口，“南去挟枲丝，北来收果核”。在“京口水涸，漕挽愆期”，则

        “运道必出京口”。明惠帝建文年间（1399—1402），“京口闸废，转漕者道新河出江，舟数败”。自永乐（1403—1424）以后，京口水道时浚时淤，漕舟不得不“往往兼取孟渎、德胜两河，东浮大江”。明成化八年，“准定额本色米四百万石”，其中浙江及苏、松、常、镇四府岁输粮约181 万石，占漕粮总额的45% 以上，因此，南方各省漕船大多自江南运河过镇江北上而转运四方，前往各自目的地。

        清代视“漕粮为天庾正供，俸米旗饷，计口待食，为一代之大政”。雍正间，浙闽总督高其倬奏称 ：“若江西谷石用大船由长江载至镇江，再到苏州一带，用海船载至福建之福兴泉漳四府，秋间北风时起，半月可到。”这种“便捷”的水运粮食路线，充分说明镇江承担了清朝重要的漕运任务，成为漕粮北运和南运的中转之地。

        《康熙江南通志》记载道，当时镇江“四方商贾，群萃而错处，转移通物，以通有无”。由于镇江是漕运咽喉，运河上每年都有九个月左右往来粮船不断。顺治二年（1645），“户部奏定每岁额征漕运四百万石11，平均１艘漕船年运粮不过600 多石，载重量为几十吨，后来又规定：“凡漕船载米，毋得过五百石。”“东南漕米百余万石，由镇江轮船溯江而上，三日而抵汉口，又二日而达京城”。顺治十六年（1659），驻防镇江的镇海大将军刘之源在上疏中说 ：“京口百川汇流，江南财赋自此挽运北输”。

        清代实行海禁，运河更为繁忙，镇江成为湖广、浙江、江西尤其是苏、松、常、嘉湖地区漕粮入江的中转要地。清代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总督河道提督军务臣张鹏翮奏称“京口地方为七省咽喉，舟车锁钥”。至道光年间（1835 年前后）运河淤塞，漕粮以海运为主。清代仍恢复漕舟由京口入江，金山原在京口西北江心，至同治八年（1869），金山“南面无沙。涨沙直连南岸，山南竟不通舟楫”。西津渡也见证了大运河的兴衰。大运河上往来的漕船和商船都要从西津渡出发渡过茫茫大江，也要从西津渡启程驶入江南运河，正是长江和运河两条水路上的客旅商货共同造就了西津渡的繁荣。“江水自高资历洪信港而下为西马头汛。镇江之马头有二，玉山之西为西马头，象山之东为东马头，皆镇江守御之地。东至京口闸为漕艘出江总会之路，银山、金山对峙于南北，望瓜洲江涛汹涌”。西津渡闻名于世的救生会红船，在清代曾被称作“护漕救生船”，可见西津渡虽是长江渡口，却也是大运河漕运水路中的重要节点，它是江南运河的“北门”，是名副其实的“江南运河第一渡”。清末以来，金山沙涂继续向东北扩展， 与仪征润州连成一片，京口入江水道遂被堵塞。今江南运河不得不改自谏壁镇新运口入江。同治十一年（1872），用海轮运漕粮，停止河运，加上铁路开通，镇江古运河段的漕运功能在清末民初基本结束，宣告了镇江完成了南粮北运的历史使命。

        三、大运河镇江段漕运文化的新时代意蕴

        镇江随大运河体系的发展而兴盛，造就了大运河镇江段漕运文化历史积淀的深厚和文化遗产的丰富，我们理当保护好、传承好与利用好。

        （一）进一步挖掘镇江古代漕运相关的史籍记载、考古资料和遗址、遗存

        镇江运河沿线的物质文化遗产有镇江英国领事馆旧址、元代昭关石塔、虎踞桥、江河交汇处、新河一条街、西津渡古街、宋元粮仓遗址等。唐朝的闸（堰）、北宋的木作与夯土的结合、南宋运河边的商道和店铺建筑的散水……尤其是京口闸（埭）、西津渡、练湖等是古代运河中的重要标志性设施，能充分说明我国古代建筑与治水工程技术已具备相当高的水平，而宋元粮仓、元代石拱桥、明清驿站和衙署等，是镇江作为运河漕运枢纽的实证，向人们展示着镇江这个重要的历史价值，更向人们传达着沉甸甸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

        镇江漕船制造业在大运河研究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镇江造船技术肇始于新石器时代，中经三国两晋南北朝、唐代和宋元时期造船业的发展，直至明清时期造船业达到鼎盛。通过对现有史籍记载和考古资料等的分析，不仅可以管窥镇江在各个朝代中造船业的重要性， 而且也体现了镇江古代漕船制造的科技水准。

        同时，挖掘和整理与漕船制造业有关的街巷的资料，留给人们一段值得铭记的地域记忆。对一些发掘的古代漕船文献资料、遗址等进行艺术化处理，选定其中有代表性的历代漕船和渡桥等样式进行提炼和综合，将它与现在的船体和桥体等样式有机地结合，再现古代镇江人民修造漕船的场景，创造出一个既具有新意又有历史感的新景观，使人们从中既看到了数百年前漕船的历史遗韵又看到现代社会的发展。这些为镇江大运河文化博物馆中古代漕船和漕运史的研究和建设提供了十分宝贵的资料。

        （二）镇江漕运文化的活态多样性丰富了大运河研究的内涵

        镇江地处江河交汇之处，清代便有“镇江的木客”之说，见证着镇江漕运文化和商贸文化的辉煌 ；大运河沿线汇聚了津渡文化、驿站文化，也有很多与运河有关的古地名、民间故事以及香醋、黄酒等非遗文化。运河是镇江饮食文化的承载者和传播者、借助运河之水的千年滋养，使得镇江形成自身特色显明的本地饮食，使其独具风貌。

        依托大数据技术对镇江的漕运文化相关水利技术文化、漕运制度文化、社会生活文化等进行汇总梳理、科学分析，找出大运河镇江段和古运河水系在现代化山水花园城市建设目标中的历史地位与现实价值，找出大运河文化与镇江历史文化之间的关联性，凸显镇江元素、讲好镇江故事、树好镇江特色，进一步扩宽大运河文化研究的丰富内涵。

        （三）用文化导向加强后申遗时代镇江大运河文化的发掘、研究、传承和创新

        回望镇江境内的大运河河道与入江口的变迁史，发现它正是在传递着大运河精神 ：百折不挠、代代相传、生生不息。深入挖掘大运河的精神价值、文化价值，推动大运河从“地理空间” 向“文化空间”延伸拓展，将漕运文化打造为镇江典型的历史文化符号，同时，通过优化旅游结构的方式，将京杭大运河的文化与镇江城市文化相融合，打造专属镇江特色的大运河旅游文化，以满足游客个性化的旅游消费需求。依托大运河遗产文化内涵进一步开发三山、西津渡等景区，通过整体规划、亮化工程等项目再现“舳舻转粟三千里，灯火沿流一万家”的盛景，建设一批体现镇江运河文化特质的展示载体，建设与大运河文化展示相关的博物馆、展示馆等， 打造一批凸显运河特色的会展、演艺、民俗等品牌活动，创作一批反映运河文化的精品力作， 让大运河文化带形神兼备、焕发光彩。

        5 月12 日，江苏省政府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发行江苏省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专项债券，这是全国首只用于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镇江古运河（上段）综合整治工程募得4.14 亿元，镇江可利用这一机遇，推动大运河文化旅游发展基金和专项债券相互合作，探索股债联动模式，创新多元化投融资机制，撬动更多社会资本参与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谱写好镇江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新篇章。

（作者为江苏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