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江漕运文化的历史考察

张永刚

        【摘 要】 镇江处江河交汇之地，为南北联结水路要冲，因其地利之便，漕运起始较早，历代递嬗，形成因漕而兴的城市形态，以及与镇江其他文化多元共生的漕运文化形态，诸如交通文化、渡口文化、商贾文化、救生文化、宗教文化、移民文化、文人文化、民俗文化等，丰富了镇江文化的内涵，成为镇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文化元素，不仅见证着镇江漕运的发展历史，也彰显着镇江文化的繁荣发展，是厘清和定位镇江文化的宝贵精神财富。

        【关键词】 镇江 ；漕运文化 ；历史考察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云:“漕，水转谷也。一曰 ：人之所乘及船也。”[1]237 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则曰:“车运曰转, 水运曰漕。”[2]1422 由此观之,“漕运”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诠释，汉代特指以水运谷 ；唐代则水运皆可称“漕”，并未明确运输何物。明代的丘濬指出 ：“自古漕运陆、河、海三种皆有。”[3]309 因此，对漕运还不能简单地理解为运粮，且水运亦有河运、海运、河海联运等形式，对漕运的客观理解，应置于历史长河中去观照。镇江漕运因其地利起始甚早，且呈现出不同的历史状貌，在中国漕运发展史上应有一席之地。

        一、河海联运的漕运交通文化

        镇江漕运不止涉及河运，更有一种河海联运的方式。历史上的镇江曾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门户，有“海门”之称。《嘉定镇江志》卷三“攻守形势”记载 ：“京城因山为垒，望海临江，缘江为镜”，卷六“地理•山川”记载 ：“焦山，在江中，去城九里。旁有海门二山。”卷六“地理•水”记载 ：“京江水，在城北六里。东注大海。”[4]《至顺镇江志》云 ：“焦山，或亦谓之浮玉山，上有罗汉岩，旁有海门二山。”[5]270 多位诗人在此留下了临江望海的诗词歌赋，体现了镇江的

        “海门”形胜。唐代王昌龄《宿京江口期刘昚虚不至》：“霜天起长望，残月生海门。”李涉《润州听暮角》：“惊起暮天沙上雁，海门斜去两三行。”南唐李中《秋日登润州城楼》：“水接海门铺远色，稻连京口发秋香。”北宋王安石《次韵平甫金山会宿寄亲友》“天末海门横北固，烟中沙岸似西兴。”唐宋时，海船已经可以直达北固山下的甘露渡，江海通道得以打通。南宋时，镇江通江达海的交通港口地位日渐重要。《宋会要辑稿•食货五十》载，建炎三年（1129）三月四日，有官员指陈 ：“自来闽广客船并海南番船，转海至镇江府买卖至多。”[6] 直接反映了当时镇江河海贸易联运的盛况。元明以后，随着运河的全线贯通，承载了更多的漕运功能，镇江漕运枢纽的地位亦愈加重要。黄仁宇在《明代的漕运》中说 ：“明代宫廷对它 ( 运河) 的依赖程度是前所未有的，远远超过了以前的历代王朝。”[7]15

        二、江河交汇的漕运渡口文化

        镇江地处江南，隔江北望扬州，是南北交通中转的必经之地。王安石曾有《泊船瓜洲》“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描绘了当时由瓜州渡船到京口，再到钟山这样一条交通线路。不仅如此，扬州到镇江这段过江通道，也是西北到江南大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史学家白寿彝指出，“上都—华州—潼关—虢州—东都（洛阳）—郑州—汴州—宿州—泗州—楚州 —扬州—（瓜洲渡—蒜山渡）—润州—常州—苏州—杭州—越州—明州”这条线路是唐代六大交通干线之一。扬州一侧称为瓜州渡，镇江一侧，在“唐时亦曰蒜山渡。宋置西津寨于此，俗谓之西马头，即江口也。亦曰京口港”。[8]110 更为重要的是江河在此交汇，“南唐徐知诰尝游蒜山，除地为广场，大会僚属，其下为漕渠所经。宋庆历中，疏蒜山漕渠达江”。交通的便利带来了南北往来贸易的繁荣，“乐史宋人，撰《坐知天下记》及《太平寰宇记》曰 ：京口西距汉沔，东连海峤，为三吴襟带之邦，百越舟车之会。”[9] 卷二十五 ：西津渡地处长江与京杭大运河的交汇处，是漕运干线的必经之道。唐宋时期，京口以漕运为主体的水运进入鼎盛时期“唐时漕运……最重者京口”，“京口江淮之粟所会，是诸郡咽喉处”。[10] 卷十六 ：故西津渡有“七省粮道”“漕挽咽喉”之称。每到春季，漕船如过江之鲫，一片繁忙。自唐起，西津渡著称于东南运河线上直至清代。

        三、门类多样的漕运商贾文化

        隋炀帝大业六年(610 年) ，长江以南运河古道被重新疏通拓宽，形成江南运河“，自京口至余杭郡八百余里，水面阔十余丈，筑堤树柳”，自此以后“，大江以南，黄河以北，转输无阻”。[11]201镇江作为江南运河的起点，贯通长江南北，漕运转输功能大大增强。唐开元二十二年（734 年），润州刺史齐澣“于京口埭下，直趋渡江二十里，穿扬州伊娄河二十五里，于江口设埭立斗门以通漕运”，至于“岁利百亿，舟不漂溺”。[11]202 出于商品转运的需要，朝廷在京口设立常平仓， 用于存储商货与调节市场，设置众多机构征收贸易税，诸如榷货务、江口税务、都商税务、都酒务、都仓厅、江口税关厅、转般仓监厅、大军仓官厅、织罗务、贡罗务等。商贸大宗往来，促使镇江出现了“大市、小市、马市、米市、菜市”，形成了专门市场，如“玻璃巷、木场巷、石灰巷、斗笠巷、腰带巷”[5]15 等，体现了商业种类多和专门化的趋势。

        四、蔚然成风的漕运救生文化

        因西津渡“北对瓜洲，东连海口，江面广阔，金山屹立中流，盘涡旋激，……险恶尤甚”，且江上常有劫财不义之徒，“视人性命轻若蝼蚁”，对客旅“邀阻横索”，又“民间以小船渡载, 每遇风涛, 必有覆溺之患。”[5]47 唐天宝十年(751), 大风驾海潮，渡江船数十艘覆于江。宋绍兴元年(1113)，西津渡一渡船载44 人，离岸还没有到金山，风作舟没，旅客和篙工无一生还。明万历十年(1582), 大风坏漕舟、民船千余艘。为加强对西津渡的安全管理，宋乾道年间，镇江郡守蔡洸在西津渡“命置巨舫五，仍采昔人遗制，各植旗一，以‘利、涉、大、川、吉’为识，其受有数，其发有序。又别浮轻舫以送邮传，故鲜有风涛之患”, 这是兼具官渡与救生性质的水上机构。[5]46 明正统年间，巡抚侍郎周忱“作舰二，佥水二三十余，以济渡”。[12] 康熙二十六年(1687), 清政府“责令江镇道督率文武官,……催护过江。如遇大风，督令标兵操舟预备，如有江心船只不能近岸收口者，设法挽救”，并仿效民间救生船的成式，官造护漕船10 艘, 分泊于长江南北两岸，漕船遇风，出救护。康熙四十二年（1703），京口蒋元鼐等15 人力“劝邑中输钱，救涉江复舟者”，共捐白金若干，在西津渡观音阁成立“京口救生会”。[13] 其后官私救助蔚然成风，道光年间，焦山救生总局成立。清代阮元曾写《宗舫》诗二首，序云 ：“予旧造红船，取宗悫长风之义，名曰 ：宗舫，为金山上下济渡救生诸用，三面使风，最为稳速。”

        五、复杂多元的漕运宗教文化

        漕运往来，带动了人员交流，推动了宗教信仰的传播。如妈祖信仰原本为福建沿海渔民祈求出海平安的地方信仰，与镇江相去甚远，但到南宋淳祐年间，镇江已修建了祭祀妈祖的天妃庙，拥有了为数不少的信众。宋朝淳祐年间，太学博士李丑父对此做出解释 ：“妃为莆明神，庙于京口之循，且十余年，迁于江口土山龙津之西侧。淳祐辛亥（1251）闰十月既望，越一日壬申，经始京口，距莆三千里，祭不越望，山川犹然，况钟山川之奇，为人之神乎？妃林氏，生于莆之海上湄洲……金、焦之间，龙君水府所宫，妃之庙于此又宜。浙、闽、广，东南皆岸大海，风帆浪舶焉依，若其所天。比年辇下江潮为患，赖妃竟弭。”[5]333《镇江志》卷七载 ：长江中下游分为上、中、下三个水府 ：马当为上水府宁江王，采石为中水府定江王，金山为下水府镇江王。宋代祥符年间，金山下水府庙被赐额“显济”。嘉定二年（1209），镇江大旱，守臣史弥坚于此庙中祈祷，有灵验，故重修此庙。西津渡更因江阔浪险成为宗教景观丛生之处，为祈求平安渡江，自唐起， 先后在这里建有寺观教堂，如铁柱宫、观音洞、昭关石塔等，其中以昭关石塔最为突出。塔本是佛教建筑，而此塔有一定的喇嘛教色彩，是一座机佛塔，外观呈圆瓶形，体现了文化的融合。

        六、历史悠久的漕运移民文化

        地处长江南岸的镇江，由于区位的原因，是移民历史较早和较多的城市。自隋唐大运河开凿以后, 镇江成为漕粮集散中心和转运枢纽的地位日益突出，逐渐形成“舸帆林立，商业繁盛的景象, 有‘银码头’之称”[14]210，吸引了大量的人员往来，商贾辐辏，使得有些客商成为了移民，定居此处。明清时期，由于镇江漕运更加繁荣，政治经济地位更加重要，吸引了大量驻军。清顺治元年，清兵占领镇江后，“强圈旗营，驻扎旗兵，称为京口驻防，郑成功北伐失败后，京口驻扎改为蒙古八旗，兵力加强，旗兵的家属和后代称为旗人”。[14]210 这些人及其后裔也留在了镇江。咸丰十一年（1861）5 月10 日，镇江开埠通商，北方漕船大量“由山东、苏北沿北运河南驱镇江，又由河北、皖北经淮河渡洪泽湖, 再取北运河向镇江集中”[15]6，随之而来的客商，在镇江形成了“北五省会馆”，包括河南、河北、山东、山西、安徽五省，其中“河南帮和山西帮在淮河、运河沿线，所设贩运北货的商号，如保泰昌、丰冶通、锦丰焕、三合成、两宜昌等十余户， 都在四合公挂牌设社。”[15]104

        七、星光熠熠的漕运文人文化

        隋大业六年（610），隋炀帝杨广“敕穿江南河，自京口至余杭八百余里，广十余丈，使可通龙舟，并置驿宫、草顿，欲东巡会稽”。[16]5652 京口成为连接长江与运河的交通枢纽，呈现出一派“舳舻转粟三千里，灯火沿流一万家”的繁华景象。王侯将相、达官贵人、迁客商贾、文人雅士，南北往来皆需以西津渡为通津，待渡时便登山临水，抒怀吟咏。许浑在西津渡留下了数首送别之作。如《京口津亭送张崔二侍御》：“爱树满西津，津亭堕泪频。素车应渡洛，珠履更归秦。水接三湘暮，山通五岭春。伤离与怀旧，明日白头人”，表达了送别友人时的离愁别绪。张祜移居丹阳曲阿之地筑室隐居，从扬州途经润州时，因江面风大浪险未能过江，写下了“金陵津渡小山楼，一宿行人自可愁。潮落夜江斜月里，两三星火是瓜洲”的千古佳作。唐开元十三年（725），孟浩然赴京口途中，被大风阻于渡口，写有《扬子津望津口》：“北固临京口，夷山对海滨。江风白浪起，愁杀渡头人”，表达了因浪高风急无法渡江而产生的焦虑心情。

        八、卓有影响的漕运民俗文化

        明清以后，随着漕运的繁荣，运河沿岸市镇的商业也出现空前繁荣的局面，商品交易往来频繁，促成了江南庙会的日臻成熟与普及。镇江的都天会兴起于康雍年间，是本地最盛大的庙会之一，是为崇祀被清朝皇帝敕封为都天大帝的唐代睢阳太守张巡。庙会由各商业行会出资举办，时间在每年四月中旬，会期开始前，各家会堂都要有仪仗相随，在街上演会游行，抬着神像到都天庙“参庙”。如船业抬出的神灵是杨泗将军（道教水神），救生打捞业供奉的是晏公

（妈祖部下），而依赖江河转运的木业则信奉龙王。都天会行会往往长达一月，期间各路客商云集而来，本地商人借机交易，谋取巨额利润。仅木材、京广杂货、洋货、五金、五洋等几个行业的洽谈贸易总额，便可达五六百万两。近代都天会高峰时，赴会者不下20 万人，旅馆、公所人满为患，繁荣的景象可见一斑。道光十八年（1838），龚自珍辞官南归，在镇江都天庙逗留数日，应邀作祈雨诗一首，即著名的《己亥杂诗》：“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丰富多元的漕运文化是镇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见证着镇江漕运的兴衰和文化的发展，对新时代弘扬和繁荣镇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4] 东汉•许慎 ：《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 年版。

        [15] 西汉•司马迁 ：《史记》，中华书局，1959 年版。

        [16] 明•丘濬 ：《大学衍义补》，京华出版社，1999 年版。

        [17] 宋•卢宪 ：《嘉定镇江志》，宣统二年（1910），丹徒朱氏金陵复刻包氏本。

        [18] 元•俞希鲁 ：《至顺镇江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 年版。

        [19] 清•徐松 ：《宋会要辑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版。

        [20] 黄仁宇 ：《明代的漕运》，新星出版社，2005 年版。

        [21] 白寿彝 ：《中国交通史 》，团结出版社，2009 年版。

        [22] 明•顾祖禹 ：《读史方舆纪要》，中华书局，2005 年版。

        [23] 南宋•王应麟 ：《困学纪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版。

        [24] 郑肇经 ：《中国水利史》，商务印书馆，1998 年版。

        [25] 清•张九徵等 ：《康熙镇江府志》，康熙十三年（1674），刻本。

        [26] 清•冯泳 ：《京口救生会叙》，辑自冯夔飏 ：《乾隆镇江府志》，清乾隆十五年（1750），增刻本。

        [27] 王骧 ：《镇江史话》，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 年版。

        [15]《镇江文史资料》（15 辑）, 镇江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9 年版。

        [16]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 年版。

（作者为镇江市高等专科学校教授，发展规划处处长、学报编辑部主任、职业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