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以水兴 水以城旺

——试论大运河对镇江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徐 徐

京杭大运河，它南北纵贯，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这5条纬线方向的自然河道联结起来。镇江雄踞长江与大运河的十字交汇处，沟通东南西北，启闭浙西门户。这种格局的形成，使镇江成为水运枢纽，漕运咽喉，有力提升了镇江城市地位，推动了镇江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一、水运枢纽的形成，使镇江成为漕运咽喉和富庶望州  

春秋时，镇江已有徒阳运河和徒儿浦入江口。秦时，在丹徒镇西北又凿新的入江口，使丹徒水道的入江口向西移了十多里，改善了长江南北渡口以及江南入淮的航线，连结了太湖、淮泗水系。三国孙权开凿镇江市区的京口运道，使京口成了重要的军事重镇。“永嘉之乱”后，北方居民大批南渡，宋武帝在永初二年（421年），为北方避乱南来的大批士民侨置了南徐州，治所在京口。当时，北方移民超过本地居民。一方面带来了先进生产技术，一方面也涌进了大批人才，使京口成了六朝时期著名都会。《宋书·文帝纪》云：“京口襟带江山，表里华甸，径途四达，利尽淮海，城邑高明，土风淳壹，苞总形势，实唯名都”。

隋统一之后，为满足京师粮食供给和江南财赋的进贡，大业六年（公元610年），隋炀帝开筑了大运河，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北到河北通州，南接邗沟、江南运河，直达杭州，成了中国南北交通的大动脉。镇江作为江南运河的起点，雄踞长江与大运河的十字交汇处，成了南北交通的枢纽。因此镇江也成为漕运之咽喉和江南繁荣富庶的地区。唐初，朝廷对南方粮食依赖不大。唐玄宗以后，“国用渐广，漕运数倍，犹不能支”，至“开元二十五年运米一百万石”（《旧唐书·食货志下》），江南漕运渐具较大规模。此后，经镇江北上的东南漕路日益重要。太湖、钱塘江流域的漕粮、贡赋均由此北上，大规模的官办漕运成了镇江水运的主体。开元年间，由于瓜洲伊娄河的开凿，越江漕路更为便捷，镇江也成了江南漕运之咽喉。

此外，江南运河还输送各地的土贡。润州是江南道浙西观察使的治所，其所辖的润、常、苏、杭、湖、睦六州的土贡都在润州集结北运，唐代江南运河在浙江境内可与通广东的水道相连，广东、海南至关中的漕粮、贡赋也通过大运河转输。润州已成为南北漕运的必经之路。天宝十四年（755年）爆发了“安史之乱”，北方社会经济遭受严重破坏。唐王朝依赖江南漕米支撑。租庸盐铁、江淮粟帛，集结润州，再溯江而上，由沔州（今武汉）入汉水，经襄阳至商州，运往长安。

安史之乱被平后，愈演愈烈的藩镇叛乱，使润州的漕运地位变得更为重要。润州漕运的集运，对唐王朝的命运有着生死攸关的影响。当时镇海军节度使韩滉充江淮转运使，韩滉发运关中的军粮还采用了武装押送。元和年间，润州也是输供江南财富的敛集中心，从贞元年间到唐末，润州刺史、镇海军节度使（治于润州）常兼诸道转运使。吕祖谦在《历代制度详说》中说：“唐时漕运大率三节：江淮是一节，河南是一节，陕西至长安是一节，……此三节最重者京口，……京口是诸郡咽喉处”。这是对润州漕运地位的客观评价。唐会昌年间（841-846年），武宗便把润州各县先后升为“望县”（唐代县分为赤、畿、望、紧、上、中、下七个等级，“赤”和“畿”为京城长安及洛阳、太原等重镇所治和周围的县，“望”是指人口众多、经济发达的县），润州成为望州，是全国经济实力雄厚、地位重要的州府。

唐末运河漕运复萎，北宋建立后，润州运河漕运又重新活跃，年定漕米达800万石，其中两浙发运漕粮经镇江的就达400万石。南宋时，镇江是军事防卫的前沿重镇，江南运河尤其重要，是各路物资经运河到临安的必经之路。南宋经镇江转运临安漕粮每年约为319万斛（每斛五斗），占各路漕粮总数的68%，这关系到南宋政权的命脉。

元代，海运兴起，运河地位下降。明成化八年（1472年），定漕粮为400万石，其中浙江及苏、锡、常、镇输粮183万石，占总数的45%以上，大部分均由镇江段河道转输北上。

清代漕运已发展到顶峰，由于实行海禁，每年江西、湖广、浙江、江苏四省的南粮就合计408万石，都经镇江转运北上。仅镇江府每年交纳漕粮就达10.5万石，比明代10.2万石还多。

因此，水运枢纽的形成，使镇江成为漕运咽喉，有力地提升了镇江的城市地位，使镇江成为江南实力雄厚的富庶地区和地位重要的州府。

二、水运的发达，使镇江成为手工业和商业繁盛的都市   

随着水运的发达，镇江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也逐步兴盛起来。东吴建国后，孙权颇为重视江南农田开垦，京口当时已是东吴钱币铸造地和军械生产地，军械生产和屯备规模都很大。六朝时，酿酒业兴盛，《至顺镇江志》云：“晋桓温云：‘北府酒可饮’，谢元度曾莅此镇，与亲旧书称：‘京口酒美可饮’”。《舆地志》：“京口出酒，号曰京清，埒于曲阿”。唐诗人李白诗云：“南国新丰酒，东山小妓歌”。可见六朝时，镇江的美酒是很出名的。

唐代镇江手工业比较发达，商业也很繁荣了。手工业以金银器、铜器及钱币制造业、丝织业为主，另外还有酿酒业和造船业。精美的金银器为皇室所宠爱，伏牛山铜器、方纹绫等皆为上乘的贡品。

镇江是唐代皇室“宣索”金银器的主要地区之一。据《旧唐书·李德裕列传》云：“去二月中奉宣令进盝子，计用银九千四百余两。其时贮备都元二三百两，乃诸头收市，方获制造上供。昨又奉宣旨，令进妆具二十件，计用银一万三千两，金一百三十两”。润州不产金银，这些巨额金银原料，都是“差人于淮南收买”。很显然这些银妆具都是在润州制造的，其进奉的数量也是惊人的，一年就要近万两，唐代的年产银量也只有二十余万两。镇江还是唐代六大冶州之一，位列第三。全国“银、铜、铁、锡之冶一百六十八，陕、宣、润、饶、衢、信五（疑为“六”之误）州，银冶五十八、铜冶九十六、铁山五、锡山二、铅山四”（《新唐书·食货志》）。伏牛山铜器，唐时被列为贡品，主要为铜镜。除铜镜之外，润州还生产杯、盆、瓶、佛象等多类铜器，其造型、工艺都非常精湛。

唐代润州丝织业也著称于时，当时进贡特殊丝织品，在江南道中，润州占有六个品种，仅次于越州、宣州，在全国名列第三。在数量上也很可观，唐敬宗宝历年间，一次就令润州进奉“罗纱袍段及可幅盘条缭绫千匹”（《旧唐书·李德裕列传》），而且是专供皇帝使用的“立鹅、天马、盘条、掬豹”等“文彩怪丽”（《新唐书·李德裕列传》）的丝织品。

润州造船业也很有名。唐贞元年间，朱泚、李怀光叛乱时，德宗移居奉天（今陕西凤翔），时驻润州的镇海军节度使韩滉，“造楼舰三千柁以舟师，由海门大阅，至申浦乃还”（《新唐书·韩列传》）。在很短的时间内造三千艘楼船，可以想见润州造船业的生产规模和技术力量是非常可观的。

当时润州商业也很繁荣。不仅有大市、小市的专营场所，而且在穿越市区中心的市河（关河）两岸，列肆设店，形成沿河商业带。当时的渌水桥（今四牌楼）附近，已是非常繁华的商业中心，杜牧诗云：“渌水桥边多酒楼”，陈辅诗云：“渌水桥边驻短篷”，李白诗也云：“云阳上征去，两岸饶商贾”，这些都反映了润州当时商业的繁荣景象。

宋代，小京口河道和甘露港河道穿城而过，“民居商肆，夹渠而列”（《嘉定镇江志》）。其时，造船等手工业也得到进一步发展，其种类有战舰、马船、扬子江船、多桨战船等。其中大船可载2000人，而且工人造船技术水平较高，据《宋会要辑稿》载：“临安之浙江、龙山、绍兴之西兴、渔浦四渡，舟船仿镇江都统制司所造扬子江见用渡船样打造，以便往来，仍乞下镇江都统制司，时暂差借高手工匠20人应付差使。所有材料、工食、往来之费，乞于本司椿管钱内支出”。其它与造船相关的缆索、桐油、木材加工等行业也很兴盛。

元代镇江城中已形成了大市、小市、米市、马市、菜市五大集市，并形成了五条街、上河街、税务街等七个著名的商业街市。据《至顺镇江志》记载：官府一年征收的商税，仅酒、醋课两项就多达“三十九万八十四贯六厘”中统钞。至元二十四年，实征“竹木课二千七十八贯一厘”。从商税的征收也可侧面反映当时镇江商业繁盛的状况。由于镇江漕运发达，明代允准漕丁随船携带土宜的政策，使镇江同全国各地土特产交流频繁。

清代，手工业主要还是以丝织业、造船业为主，丝织业已出现了大型手工工场。造船业已成规模，特别是制造海上战船，相对集中于镇江。据乾隆《镇江府志》记载：“京口战船为防海而设，原系江宁、苏、松、常、镇、扬州六府三十六州县承造承修。缘修造事务弊害多端，康熙十年，允工科给事中李宗孔请于六府府佐及八旗官员内，各委廉能官一员，在镇江驻防之地修造。通计‘沙船’‘唬船’三百只，建厂高资港地方”。另外，印刷业、毡袜业、百花酒、香醋、高资大理石盆、丹阳工艺丝灯等都名闻名遐迩。宁波、广东、山西、陕西等商业行帮都在镇江设立了会馆。本帮行栈商号也逐步发展，并形成了资金雄厚、生意兴隆的绸布业、江绸业（京江绸）、木材业、江广业（南北杂货）、钱庄业等五大行业。

由于镇江水运的发达，相继衍生出与水有关的手工业，如酿酒业、造船业、丝绸业等，以及衍生的发达交通，使得镇江的商业也非常繁盛，并有力推动了镇江社会经济的发展。

三、海运的开通，使镇江成为商贸和文化交流的口岸

在以舟楫为路的历史年代，水运是各国人民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大运河作为与沿海港口的衔接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唐时，以其对外开放政策，吸引了各国使者、学问僧、留学生和商人。镇江由于是江、河、海运输网上的枢纽，也吸引了大批波斯、阿拉伯人前来经商。他们信奉伊斯兰教，带来了传统习俗和文化。唐贞观二年（628年），润州城中仁安坊阜民街就建有清真寺。同时，西亚的祆教（也称拜火教）也传到了润州，在朱方门里（今东门坡）就建有火祆庙。这时，处于江河要津的润州，民族融合得到了加强，中西文化开始受到了影响。

宋代更加倚重海上交通与域外各国开展经济文化往来，宋代输出海外的产品主要是丝绸、瓷器。由长安、洛阳沿运河南下，入江南运河由镇江经杭州等而到广州，出海到东南亚，大运河沿线的杭、苏、润等城市成为繁荣的商贸交易场所。

元代海运兴起，使镇江与欧亚各国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日益频繁。镇江已成为一个重要的口岸和工商业发达的城市。特别是海运开启了国内外海上运输的大门，为商品流通开辟了众多的国内外市场。各族人民相互往来，通商贸易。马可·波罗在《马可·波罗游记》里写道：“所见有富商大贾，野味及适于生活之百物皆饶”。当时经营的主要商品有粮食、茶叶、盐、酒、鱼、竹木、绸缎和珠宝。这里有大市、小市、米市、马市、菜市等。南方的各种粮食作物、丝麻棉织品、笔墨纸张、桐油、各色水果等等；北方的红枣、柿饼、芝麻等等，应有尽有。江南地区的商品，以各种丝织品为大宗，包括镇江地产的丝绸还外销高句丽等。

元代镇江的学校，除儒学外，特设有蒙古字学。宗教庙宇，除原有的佛寺、道观外，又有了新建的喇嘛庙名帝师寺，基督教第二次在中国得到了传播，城内外兴建了大兴国寺等七座基督教教堂，当时称教徒为“也里可温”。对中国古典诗词有着深厚造诣的朝鲜诗人李齐贤陪同留居大都的前高丽王南下杭州，往返都经过镇江，游览了镇江的名胜古迹，留下了许多歌颂镇江的优秀诗词。

明代日本画家雪舟先后两次游金山，宪宗成化八年（1472年）画了一幅《大唐扬子江心金山龙游禅之图》。日本使臣中心叟来游金山，作有七律《吊郭璞墓》。这些都成了镇江中外文化交流的佐证。当时在中国与日本之间已开辟了两条固定的交通航线，一为“中国路”，一为“南海路”（王辑五《中国日本交通史》），而镇江正处于这两条航线的交叉点，成了一个重要口岸，镇江的商品也开始源源流入国外市场。随着商品数量的增多，商业资本也非常活跃，镇江是各地商贾云集之地。他们组成各种商帮，从事长途贩卖，也使镇江成为一个重要的商品集散地。

清末，镇江辟为商埠后，镇江交通格局发生变化，铁路、轮船、公路等先进运输方式相继兴起，镇江成了长江中下游的通商大埠，有“银码头”之称。外国洋行接踵而至，大量倾销洋货；英、美、德、日等国先后在镇江设有洋行、商栈，并建有码头。他们在此经营江海航运，进行江海贸易。据1903年镇江海关报告，有11个国家的轮船来往镇江贸易，当时长江航线上，“通商各国船只之多，固以上海为巨擘，其次当以镇江为最”。由于交通的便捷，镇江也成了全国办理转口贸易业务的最大口岸，根据镇江海关资料统计，进出口贸易最盛的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营业额曾超过3500万两白银。

经镇江进口的外商洋货主要是洋药（鸦片）、棉布、棉纱、洋糖、玻璃、煤油等，而经镇江出口的主要是生丝、红枣、芝麻、桐油、牛皮、猪鬃、金针菜、大豆和花生等农副产品。1870年这些农副产品出口量比开埠前增长了1倍。在镇江历年输入的洋货中，洋药（鸦片）进口一直占有很大比重，1875年至1884年间，鸦片进口一直在1万担以上，在全国31个口岸中仅次于广州、上海。最高年份是1883年（光绪九年），达11514担，占当年全国进口数的17%。1875年，经镇江转口的洋糖占全国进口总数的一半。煤油输入量也很大，1896年美国输入的煤油就达300多万加仑。

镇江开埠后，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也不断传入。各国派来了一批批的传教士、医生、教师。1884年（光绪十年）美国教会开办了妇幼医院，后又开办了镇江女塾（崇实女中前身），1903年又办了润州学堂。他们给我们带来了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促进了镇江科学文化的发展。美国著名作家赛珍珠出生4个月后即被身为传教士的父母带到镇江，在镇江生活了18年之久。她把镇江称为“中国故乡”，镇江文化也对她产生了深刻影响，其获诺贝尔奖的主要作品就是反映中国文化的《大地》，美国总统尼克松评价她是“一座沟通东西方文明的人桥。”

综上所述，镇江有着独特的地理位置，长江与大运河交汇的十字黄金水道，造就了镇江这座城市，提升了镇江城市的地位，镇江是城以水兴，水以城旺。因此，大运河对镇江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