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美德的印记 运河文化的瑰宝

——镇江七通善行义举名碑赏析

王玉国 连小刚

【摘要】 镇江是历代碑刻资源十分丰富的地域，其中，与善行义举有关的碑刻为数不少，本文介绍的七通是其中的珍宝，它们的时代从清代至民国，较为全面系统地展示了镇江境内大运河段历史悠久的“善”“义”文化的内涵及传承。这些碑刻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代意义。

【关键词】 善行义举、运河石刻、重要意义。

江苏镇江是京杭大运河的重要流经地和重要辐射区域，是江南运河的起点，是长江与运河交汇之处。自隋代开凿大运河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里，运河水绵延不断，沟通了南北物资、交通、经济、文化、习俗等方面的交流，创造了丰富深刻的运河文化，留下了鲜活独特的历史遗迹。镇江亦是历代碑刻资源十分丰富的地域，如有名闻遐迩的焦山碑林，其中有被尊为“大字之祖”的瘗鹤铭。镇江境内运河沿岸散布的碑刻门类众多，其中，与善行义举有关的碑刻为数不少，本文介绍的七通是其中的珍宝，它们的时代从明代至民国，较为全面系统地展示了镇江境内大运河段历史悠久的“善”“义”文化的内涵及传承。

一、“善”与“义”的文化内涵

“善”与“义”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基因之一。“善”文化与“义”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词源学的角度来看，“善”的本义是“吉祥”“美好”，“恶”是与之相对的词。许慎在《说文》中曾有如下解释：“善，吉也；从言从羊，此与义（繁体作‘義’）美同意。篆文从言从羊，隶书省作善，二言有相善，君子之言吉，其嘉祥谓善”。许慎的这一解释也可从上古的典籍中得到印证，如《尚书》有“彰善瘅恶”之句。孔子亦云：“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后来，“善”被引申为友好亲善，品行高尚。所谓“善气迎人”，亲如弟兄；恶人迎人，害于戈兵”。从孔子所说的“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即与之化矣”，我们似更能体会到善的伦理道德价值所在。后人也因之将节操高超、乐于助人的人称为善人、善士。（《中国慈善简史》）

“义”是中国古代一种含义极广的道德范畴，指公正、合理而应当做的一种文化概念。（《前童古镇与中国义文化》）“义”强调的是每个社会成员的精神境界和行为准则，“义”文化指的就是建立在正义、大义、博义基础上的精神境界和行为准则，与建立在个人、集团利欲基础上的“义气”“侠义”有本质区别。（《从比干崇拜的嬗变论中原“义文化”之源流》）

“善”与“义”的本质属性与共同特征是“利他”。心地良善，心存善念，才能有向善之心；心中无“小我”，心中有“大众”，才会有利他之举。“善”是“义”的基础，“义”为“善”的升华。

二、“善”文化与“义”文化的生动体现

本文介绍的七通碑刻以大运河为纽带，串联起了运河沿岸的“善行义举”，丰富了镇江地区的“善”文化与“义”文化。根据碑文所体现的不同内容，可分为以下五种类别。

（一）义渡类

1.“京口创设义渡碑记”

该碑刻原址在镇江市焦山，现存镇江焦山碑林，年代为光绪二年（1876年），碑高126cm、宽70cm。

“京口创设义渡碑记”记述了清同治年间京口、瓜洲间创建义渡的缘由、经过等内容。碑文开篇即载“镇江西门外大小码头与瓜洲六、七濠口为南北往来要道”，反映了镇江、瓜洲间的重要交通地位。据碑文可知，创建义渡的原因有二：一则是因为江面风涛险恶，行船非常危险，二则是因为有不少外省被遣散的士兵无家可归，流落在江面上以小划艇载客渡运为生。由于这些船民良莠不齐，不乏有人见财起意，谋财害命，过江商旅深受其害。同治年间，在魏昌寿的牵头下集资建造大型帆船，方便行人渡江。此举得到常镇道道员沈秉成、镇江知府赵某的大力支持，他们带头捐资，发起倡议。同治十一年四月，魏昌寿将船只建成。“渡船十只，粉艄画月编号。以四船泊南岸总局码头，四船泊北岸七濠码头，两船泊瓜洲码头。给筹轮流装载，不取分文，上灯止渡。仍恐各船户有懈惰偷安私揽多装情事，另立禁约八条，发交船户永远遵守。”在筹资济渡这一善事的促成过程中，地方绅商和官府始终是一支重要的力量。在他们的倡导及实际行动下，镇江义渡总局得以成立，南北两岸码头相继修成，十艘大船往来长江，免费载运南北旅客，长江两岸众多穷苦百姓因而得以受惠。

2.“捐造义渡碑记”

该碑刻原址为丹阳市陵口镇上栅口村西南，京杭大运河东侧30米，现仍在原址，年代为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碑长210cm、宽95cm、厚45cm。

古时碑立之处有栅口古渡。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时，此地居民曾造船济运，方便百姓往来。到嘉庆后期时，渡船朽坏严重，亟需修补。在僧人普信等人的倡议下，沿河两岸诸村庄的百姓纷纷捐资助力。碑文记载的就是当时募集资金的缘由、资金的使用（造渡船、石碑的工钱与石料、置田、租船等）、剩余资金的存放及用途、捐资百姓的姓名与数额等信息。碑文提到，老百姓募集的资金有一部分用于置田买地。这就相当于一项投资，确保能获得长期稳定的收入。这笔收入一则用来支付船工的工资，一则用于将来修理渡口、渡船，反映了募捐召集者的长远见识。

（二）救生、义冢类

“焦山玉峰庵救生红船捡埋枯骨碑记”

该碑刻原址在镇江市焦山，现保存在镇江焦山碑林，年代为乾隆十一年丙寅八月（1746年），碑高47cm、宽93cm。

碑文记载赞扬了清乾隆年间维扬汪公捐产在焦山建造救生红船用于江上救生，并置买山地三十二亩五分，雇人捡埋枯骨遗骸的义举，同时记录了焦山当时的地理水文状况。

（三）救济类

1.“公善堂先后所立普仁堂公庄地界附条款碑”

该碑刻原址在镇江市银山坊课桑局东首，现存镇江焦山碑林，年代为清光绪七年（1881年），碑高160cm、宽71cm。

此碑详细记录了油麻业公所普仁堂的界址和条规，条规内容为筹建资金以备扶济同业孤孀度日之需，并建造堂屋五间，门首立公善堂匾额，以备同业抱病进堂调养之用。

2.“冬赈局祀李长两观察记碑”

该碑刻原址在镇江市，现存镇江焦山碑林，年代为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碑高47cm、宽115cm。

此碑记载了清光绪年间，镇江历经战火和灾荒之后，百姓“衣不蔽骭则寒，寒不得饱则斃，为银山门之观音洞等处，日倒于路者，不知凡几。”沈仲复制军、长氏、李叔彦观察等几位官员为了缓解此状况，先后捐产创设课桑局（后改为冬赈局）赈济灾民的一段感人史实。此碑由陈任晹撰并书丹，陈任旸，字寅谷，宜兴人，以廪贡生注籍教职，同治间综理焦山救生局，客居焦山达40年。有《京口三山志》等，生平词章、考据、金石、书画皆卓然可传。

（四）划区管理 和谐相处

“核定瓜镇义渡总局镇扬芦滩地亩碑”

该碑刻原址在镇江市焦山，现存镇江焦山碑林，年代为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碑高138cm、宽75cm

该碑记述了光绪三十二年，府宪承核定瓜镇义渡总局将镇扬芦滩地亩按号划分并明确地域及面积，即第一号芦滩坐落江都县境佛感洲，第二号芦滩坐落江都县境，第三号芦滩坐落丹徒县境里核钉洲，第四号芦滩坐落丹徒县境连城洲，第五号船厂滩地坐落丹徒县境金山新河。划分之后，镇扬两地各守其土，和谐相处。

（五）弘扬公益 济民除恶

“油麻业公所建普仁堂碑记”

碑高160cm、宽71cm，立于清光绪八年（1882年），碑刻原址：镇江市，现存镇江焦山碑林。

“油麻业公所建普仁堂”碑记记载了清光绪八年正月镇江府丹徒县正堂告示，创建公善堂，以备油麻杂货业东伙，凡属家居江北，有病不及送归者，暂租棲住调养，应纳房租，量力付交，倘有无知之徒来堂藉情滋扰，及同业不安本分之人紊乱堂规，致妨善举的行为以凭提究，决不姑宽。

三、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本文介绍的七通碑刻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实物见证，也是对镇江“善行义举”历史和史料的重要佐证，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镇江官方民间建立普及慈善组织的见证

《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一书是日本著名学者夫马进研究中国善会善堂史的力作。本书有大量篇幅记载了明末至民国时期江苏善会善堂史及举行善举活动的情况。书中写到：善会善堂主要设置于长江下游地区和珠江下游地区，即江苏省、浙江省和广东省；在江苏省和浙江省，各种善堂都得到普及，而且从清初开始就得到了比较顺利的发展。而本文第一类“弘扬公益 济民除恶”中的“油麻业公所建普仁堂”碑刻正是以上历史状况的见证。

（二）镇江义渡局和救生红船的见证

镇江西津古渡北对瓜洲，江面开阔达四十余里，“每遇疾风卷水，黑浪如山，樯倾楫摧，呼号之声惊天动地。”唐天宝十年（751年），狂风与海潮一起兴起，渡江船数十艘沉没大江。明万历十年（1582年）十月，大风吹翻了漕舟、民船千余艘。因西津渡交通和军事地位的重要，自唐代起，官府便严格加强了对西津渡的安全管理。宋代乾道年间，镇江西津渡便创设救生会。此后，代代相承。到了元代，西津渡口监渡官吏中有人滥用职权，敲诈勒索，致使渡江人取道私渡。但是，私船主大多为无业游民，载客船常常驶抵江心，故意停航，威胁旅客交钱。延祐至泰定年间，镇江路总管段廷珪下令在西津渡新增救生渡船15艘，又在渡船上添设1名艄工，9名水手，要求各船竖立旗号，并标明艄工姓名。船工、水手全由官支粮米，不许向旅客索要渡钱。明正统年间，巡抚侍郎周忱建造了2艘救生专用船，并招募水手30余人驾船济渡救生。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京口蒋元鼎、朱用载、蒋尚忠等15乡绅牵头，在西津渡观音阁成立“京口救生会”。救生会还立下章程：“救助人员凡是救活一人，救生会赏给白银一两；对被救人员中无家可归者可在会中留养；对有家者则根据路程远近贴给路费，帮助其返回家乡；遇难而死者，由会中打涝沉尸，置棺装殓，葬于镇江牌湾义塚之内。英国皇家救生艇协会（现在世界上最大的专业救助机构）执行总裁安德鲁·弗里曼特尔先生指出：世界上最早的专业人命救助机构在中国，这个机构就是江苏镇江西津古渡救生会。明末崇祯年间，兴化绅士李长科，出资在镇江玉山下建造“避风馆”，后来，又募捐建造了10艘“红船”用作救生。清初，金山寺僧和邑中士绅集资在金山脚下建造了多艘救生红船。救生红船船体为红色，大船船头挂有虎头牌，表示十万火急，性命关天之意。红船起锚出渡救生时，船夫“当当当”敲起大铜锣，渡口各船都要让道。十分威武壮观。凡有事至此及往来旅客中的官绅，如乘坐救生船都要捐赠资财，以供建造救生船只，或购买田产与房屋，这些不动产用来出租，租金用作救生开支。康熙皇帝得知救生红船的义举后，大为赞扬，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在金山寺设立《御制操舟说》碑，以表彰其救人的功德。“红船”的出现，促进了清朝官府对人命救生的重视。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清政府责令沿江官府文武官员关注过往船只安全，如遇到大风，江心船只不能靠岸的要给予救助，并动用国库银钱打造了10艘护航船分布在沿江两岸，船只遇难，立即救援。救生红船与京口救生会的诸多善举，对官府影响很大。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江苏巡抚奏请皇上建造救生红船12艘；乾隆四十三年（1778），城濠又增设8艘救生红船。镇江府则征集租用民船补充。乾隆五十年（1785年），镇江绅士吴北海捐助救生会添置红船，并严格订立章程，规定红船渡人不得逾额超载。道光六年（1826年），镇江绅士包良丞打造大型救生船只使镇江沿江的救生力量得到加强。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和二十九年（1849年），长江沿岸数省连遭水灾。他又在汉口镇倡导设立“红船”救生。本文中的“京口创设义渡碑记”“焦山玉峰庵救生红船捡埋枯骨碑记”“捐造义渡碑记”3通碑刻正是以上救生、义渡、红船历史状况的见证。

四、保护和宣传善行义举碑刻的现代意义

2014年2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精髓，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努力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我们体会，确实如此，优秀的传统文化与鲜明的时代精神一脉相承，就连《诗经》中所说的“小康”、《礼记》中所说的“大同”，都可以与我们的奋斗目标相衔接。本文介绍的七通善行义举碑刻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重要表现，对推动时代精神、当代文化的发展意义重大，其中最为重要的有两点：

一是展示了大运河文化的内涵。京杭大运河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又是世界文化遗产，大运河沿岸的文化遗产博大精深，而本文介绍的七通善行义举碑刻是运河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京口创设义渡碑记》记述了清同治年间京口、瓜洲间创建义渡的缘由、经过等内容，《捐造义渡碑记》碑文记载的就是募集资金造渡船的内容，《焦山玉峰庵救生红船捡埋枯骨碑记》记载的是焦山建造救生红船用于江上救生的内容，这些均与大运河有直接的关联。《焦山玉峰庵救生红船捡埋枯骨碑记》同时记录了焦山当时的地理水文状况。习近平总书记对综合保护大运河高度重视，指出大运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流动的文化，强调保护大运河是运河沿线所有地区的共同责任，要求统筹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我们要响应习总书记的号召，把这批善行义举碑刻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

二是核心价值观的源泉。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2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时指出“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而本文介绍的七方善行义举碑刻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京口创设义渡碑记》《捐造义渡碑记》《焦山玉峰庵救生红船捡埋枯骨碑记》讲的募资造船建岸、义渡救生、捡埋遗骸，就是弘扬的中华民族重民本、尚和合的精神；“油麻业公所建普仁堂”碑记记载了赈济灾民的一段感人史实，这些就是弘扬的中华民族讲仁爱的精神；《京口创设义渡碑记》亦记载了有些船民人见财起意，谋财害命，为防止过江商旅深受其害决定共同集资建造大型帆船，方便行人渡江的内容，这些就是弘扬的中华民族守诚信、崇正义的精神；“核定瓜镇义渡总局镇扬芦滩地亩”碑表现了中华民族各守其土，和谐相处的精神。

建议有关部门大力宣传以上七通善行义举碑刻，如果政府建造“镇江运河文化博物馆”，可将其列入其中。

（作者王玉国为镇江市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副会长、原镇江市文化局副局长、文博研究员；连小刚为镇江博物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