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志军

      1938 年春，按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新四军第一、二支队从皖南出发东进苏南敌后，通过胜利的战斗、模范的群众纪律、广泛而深入地推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逐步建立了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敌后抗日根据地。新四军茅山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发展、壮大，犹如“插入敌人心脏的一把尖刀”，为坚持和发展华中敌后抗战，夺取全国抗战的最终胜利，做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

      纵观历史，新四军创建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是新四军在苏南敌后正确执行了中共中央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时中国正处于急剧变革的社会实际相结合的结果； 是新四军在党的领导下与苏南人民群众正确施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充分激发出中华民族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敢于在亡国灭族的危难之际凝聚优秀传统文化力量与精髓，逐步形成苏南敌后抗日斗争局部上军事优势的政治策略，是积小胜为大胜的具体实践。中共二十大之后的新《党章》中，对于“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论断，在新四军发展壮大的历程中可以找到清晰的文化脉络与基因符号。

      一、中共的政治（战略）定力是靠牢牢抓住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实事求是）来实现的

      一个政党以及该政党所领导的武装力量在依靠军事斗争和手段来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方向、目标、计划时，敏锐的政治判断力和政治定力是该政党获得源源不断充沛生命力的不竭源泉。

      自1931 年“九• 一八”事变发生至1937 年“七• 七”卢沟桥事变六年时间以来，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已经由原先的国、共两党军事集团激烈武装斗争的矛盾上升为侵略民族与被侵略民族图存救亡之间的矛盾，而且不可调和。此时国、共两党的政治集团对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彻底而激烈的转变，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政治认知与判断。

      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即便面对中国东北沦陷、华北已危的急迫局面，置民族危亡于不顾，依然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抉择，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三、四、五次“围剿”，决心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

      而此刻的中国共产党在做什么？1931 年“九• 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共敏锐地发现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彻底转变，即便中共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此时正在进行反“围剿”的艰苦军事斗争，在面对国民党即将发动的第四次“围剿”苏区（1932 年6 月）前，依然指令鄂豫皖等根据地派出了一批了解东北地区、有组织能力的优秀的党的干部及人员，前往中国东北率先恢复并建立党的组织——中共满洲省委，领导东北人民开展了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一系列斗争，组织东北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建立东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独立领导东北地区的抗日武装力量，给日伪殖民统治以沉重打击。东北抗日联军由此诞生，杨靖宇、赵一曼、赵尚志等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人物。

      1933 年初，日本侵略军大举入侵华北，中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1933 年9 月25 日至1934 年10 月，蒋介石调集约100 万兵力，采取“堡垒主义”新战略对中共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围剿”。由于此刻中共党内执行王明错误的“左”倾路线，一年苦战却未取得反“围剿” 的胜利。但在红军保卫苏区的这一年时间里，中共更加清晰地认识到，中华民族当前的社会主要矛盾是侵略民族与反侵略民族之间的矛盾。因此，就在国民党军队向中央苏区腹地全面推进的严峻时刻，1934 年7 月根据中共中央决定，以红七军为基础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新四军的前身一部），坚持北上开展抗日民主运动，发展群众游击力量，试图建立新的根据地。出发前，中央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准备了160 余万份宣传材料，同时发 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

      由此可见，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基本原理的中国共产党，始终与中国社会当时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始终坚持和把握当时社会主要矛盾的发展方向为根本方略，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而制定路线、方针、政策，以高度的政治定力和战略执行力来适应本党根本任务的时代课题与社会需求。

      二、中共所指挥的新四军及其地方武装力量在苏南敌后抗战中的初心与使命，是以不折不扣、严以律己的群众纪律执行来体现的处于苏南敌后的新四军，需要随时随地参与战斗，严明的纪律与政治规范使其表现的精神面貌、底蕴气息获得了当地民众支持。

      新四军是由南方八省十四个地区红军游击队改编而来，从南方各地崇山峻岭之中来到富庶的大江南北两岸开展敌后游击斗争，新环境、新条件、新形势给新四军广大将士带来了新的考验。

      江南，在当时是全国有名的“温柔乡”，城镇林立、商贾遍布、经济发达，社会民众普遍对于“当兵的人”几乎没有好反响，甚至传有“好人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说法。同时江南地区还留存有各式各样的奢靡腐败的顽疾，比如大小村镇遍地都是烟馆、赌场、妓寮，即便在农村，社会风气颓废萎靡，与红军游击队原先在南方各省各地所遇到的氛围有着极大的不同。因此，当新四军部队开往江南各地时，对于自身队伍的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

      1939 年8 月，在新四军第一次党代会决议中提出：“揭开一些倾向和企图，打击个别堕落腐化的现象。”为预防“最易为声色货财诱惑动摇，以致腐化堕落”，新四军内部加紧了对每一个指战员的提醒与教育。根据新四军史料记载，从1938 年10 月到1939 年年底，在皖南军部的党组织中，每个县每月平均进行两次反贪污、反腐败的斗争教育。各地各支队严格按照上级党组织的指令开展反腐化、反堕落、反贪污、反敌特的针对性教育，警示与提醒队伍中的每一位同志。

      当时一些伪组织，不管碰到什么样的队伍，一律拉拢并“金钱美女引诱与收买”。随着新四军队伍发展壮大，有很多农民、知识分子加入，遇到如此境况，没有很好的思想教育与政治定力，抗日的队伍就有很快变质、腐败的风险。新四军一支队司令员陈毅率队东进，就曾规定：所有人员必须坚持进入苏南的“三不政策”，即“不拉夫、不派款、不扰民”，“天王老子也不允许进民宅”。所有进入苏南地区的新四军及地方党组织工作人员都必须严格遵守群众纪律，做到对苏南百姓的利益秋毫无犯，由此在苏南以及茅山地区的老百姓心中树立了与其他党派及武装人员完全不同的形象和口碑。同时，新四军政治部要求各部队除了对人员开展教育之外，还相应出台了《新四军十条军规》《新四军经济制度》《新四军财经人员守则》《关于招待客饭的规定》等一系列防止与惩治腐败的内部管理规范和条例，要求各部队因地制宜的开展各种训练班、培训班，教导已经进入江南的新四军及地方党组织人员如何与地方士绅、地方商贾、地方名流打交道、做朋友，更重要的是如何防止腐败。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在军部会议上严肃指出在新环境、新形势下的会产生堕落现象的根源，明确表示“我们并不反对在有了好的环境时过些好的生活，但决不能在现在艰苦抗战中脱离十年苦斗的传统”，要求所有敌后游击斗争一线部队，牢记并坚持红军时期的优良传统，持续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

      由此可见，一支军队、一级组织，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新四军敌后抗战实际所遇到的问题相结合，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向心力，形成了严格的组织规矩和群众纪律，不仅确立了在斗争环境中的行为规范与准则，更重要的是让江南社会民众及其他社会名流、头面人物看到了新四军队伍不是一般的草莽流寇，而是一支敢于抗日、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敢于对自己硬碰硬有高度政治修养和优秀传统文化品质的队伍，为赢得苏南地区的民心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中共所领导的新四军获得最终的胜利，是其在斗争中发挥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精髓、创造性地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取得的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就是要“把自己的朋友搞得多多的，把自己的敌人搞得少少的”，以文化人、凝聚共识、赢得民心。

      新四军在以茅山为中心苏南抗日根据地模范地、创造性地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是新四军发动社会各个阶层凝聚抗日力量，夺取抗战胜利的重要法宝之一。以刘少奇、陈毅、粟裕、谭震林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率领新四军在苏南、苏北乃至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巩固和发展的过程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以高度的灵活性、开创性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策略，教育引导社会底层群众，争取团结社会上层爱国力量，分化中间力量，孤立顽固反共势力，在波澜壮阔的抗日洪流中，艺术地展现了共产党统战法宝的威力，对现今社会仍有诸多借鉴的现实意义。

      新四军从组建到发展壮大的进程中，共产党和新四军始终高举民族统一战线大旗, 同地方爱国地主、开明士绅、民族资本家、地方实力派、封建帮会、宗教人士和社会各阶层，以及国民党上层和军队中的部分力量以及国际上支持中国抗战的友好国家和人士，甚至同日军、伪军中的进步力量，都结成了广泛的抗日民主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开辟广大的敌后战场，坚持持久战、敌后游击战和有条件的局部运动战， 并在广大农村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建立统一战线性质的“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针对地方上个人“两面派”人物制定了“一二一”政策、“一一零”政策，有条件的根据地或小区域内争夺与日伪舆论和宣传的主导权，扩展共产党新四军的施政主张，进一步扩大新四军的影响力，同时积累共产党局部执政的经验，积极争取抗战胜利成果的最大化。

      新四军第一、二支队先后在江南大地上站住了脚跟后，坚持“杀一批、稳一批、帮一批”策略，积极鼓励工、农、商恢复生产，公平交易；严厉打击和惩处地方上欺男霸女、地痞流氓、汉奸走狗恶势力，匡扶了正义，在根据地内逐步形成公平、公正、公道的社会氛围；对一些地方实力派、民族资本家从抗战大局出发，积极引导其支持抗战、关注社会、多担责任，支持其“开大门、走正道”，在维护其合法权益的同时，激发其民族大义。      新四军维护社会公道、公义，树立了“铁的军队”正义形象，凝聚了人心，激发了社会民众抗战的信心，得到了敌后抗日根据地民众真心支持和拥护，为队伍的进一步发展争取了极大空间。新四军第一、二支队科学合理地坚持中共中央毛泽东指示精神，坚持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凭借着全体指战员执行模范的群众纪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及进入苏南后不断取得胜利的战斗，逐步恢复了自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以来苏南社会民众针对抗战失利而形成的低迷情绪和抗战到底的信心。

      由此可见，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革命事业之所以能够取胜的重要法宝。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所面对的统战对象通常是社会各阶层、各团体或个人，他们的利益诉求、关注事项、意识倾向、价值追求等各个方面，能够产生共鸣或统一它们的，往往不是激烈的军事斗争和冲突，而恰恰是柔风细雨、沁润无声、角色互衬式的自然流淌，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互影响、相互融合而最终达到胜利目标的社会实践方式。

（备注：本文所用史实事例、文件资料等内容均来源于茅山新四军纪念馆的《新四军苏南抗日斗争历史基本陈列展》《新四军廉政建设史实展》）

（作者为茅山新四军纪念馆馆长、书记）